第三节 元代社会和佛教、禅宗
一 元代社会
11—13世纪，蒙古族在北方逐渐兴起。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族各部，建立蒙古国，此后连年对外用兵，远至中亚、欧洲地区，期间灭西辽、西夏，并不断进攻以燕京为都的金，迅速形成以和林(在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上游的哈尔和林)为国都的横跨欧亚的辽阔的汗国。在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蒙古兵围攻金都燕京，金被迫迁都开封。翌年，蒙古兵攻占燕京，并相继攻占黄河以北大部分地区。1227年成吉思汗率西征军东返，死于六盘山，由窝阔台(元太宗)继承大汗之位，1233年灭金。此后蒙古一再出兵侵扰、攻占南宋统治地区，蒙哥(元宪宗)在即位后的第三年(1253)，派忽必烈攻占大理、吐蕃(今西藏自治区)。
在蒙哥死于进攻四川的战阵的第二年，即1260年，忽必烈即位于开平城(今内蒙正蓝旗东闪电河北)，是为元世祖，建元“中统”。至元八年(1271)他接受僧子聪(刘秉忠)的建议定国号为元，正式建立元朝，改中都(原燕京，现北京)为大都，并建都于此。元世祖在至元十三年(1276)攻占临安，十六年(1279)灭南宋，统一中国。自元世祖开始经历十一帝，至1368年朱元璋率兵攻入大都推翻元朝，前后经过98年。
元朝大体继承宋金政治制度，同时也有创新。在中央设中书省统管全国行政，置中书(今宰相)及左右丞相等官；设枢密院掌管军事，置枢密使、枢密副使等；设御史台管监察。并且设置宣政院(一度改为总制院)管宗教及兼管西藏政务，规定正使以下以僧为副使。在元攻占临安(今杭州)之后，在那里设立“释教总统所”，直属宣政院，任命“江南释教总统”，管辖江南佛教事务。在河南、陕西……江浙、江西、湖广等路设立“行中书省”(简称“行省”、“省”)，置行中书省丞相，掌地方军政。
元世祖收拢汉人学僧、儒者担当政治顾问、助手，例如，僧子聪(刘秉忠)、儒者赵壁、姚枢、许衡、张文谦、王恂、张易、郭守敬等人，都在建元过程中或以后的政治、文教乃至天文、历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元朝同时执行严厉残酷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在统一全国后，将居民分为四等：蒙古人地位最高，其次是所谓色目人，即原来西夏人、回回及来自西域、欧洲的居民；第三是汉人，包括原来的契丹人、女真人和在金统治下北方的汉人；第四是南人，即原来生活在南宋的汉人和其他民族的居民，地位最低。在政府机构中掌握重大权力的是蒙古人和色目人，其次才是汉人。元朝借此分化和压迫民众，以巩固统治。
元朝任用汉儒发展文教事业，提倡程朱理学。元世祖任赵复、王恂、姚枢、许衡等儒者，在兴文教、办太学、推行理学教育中贡献很大。元代继宋之后，在杂剧、书法、绘画等方面也有新的成就。
一 元朝的佛教概况
元朝对各种宗教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流行的宗教有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基督教(也里可温教)，以及民间宗教白莲宗、白云宗等。
元朝的佛教有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传播情况大致经历两大阶段：
(一)蒙古建国至元世祖建立元朝期间(1206—1260)
蒙古建国后不断向南扩展，先攻占金朝占据的黄河以北地区，后扩展到江北广大地区。蒙古统治者开始对佛教并不太了解，在成吉思汗西征过程中，从在河北的“太师、国王”木华黎派人送的报告中得知将禅僧海云印简及其师中观沼禅师安置赤城，并请示如何处理时，立即传旨，说他们“实是告天的人，好与衣粮养活者,教作头儿，多收拾那般人在意，告天不拣阿谁，休欺负”(《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一)①，命令好好照顾他们，并给予“达里罕”(享有免罪及受优遇特权)的封号。
在定宗、太宗二朝，任命印简(1202—1257)主管全国佛教事务。此后，蒙古贵族对佛教逐渐有了更多的认识，对佛教，特别是禅宗表示理解和支持。原在金朝燕京传法的曹洞宗禅师万松行秀受到元朝廷重视，他的弟子雪岩福裕(1201—1275)被召到和林，继印简之后担任“僧都”、“总领释教”，致力恢复佛教，并奏告道教伪造经典，诽毁佛教，强占寺院等不法事实，奉旨组织僧人与道教进行辩论。
在和林建有太平兴国禅寺、北少林寺等，在燕京承自金朝的大庆寿寺、仰山栖隐禅寺、报恩洪济寺等。在福裕主管佛教事务后，在各地修复废寺237所，安置僧众管理寺院，开展法务活动，对战乱后汉传佛教的恢复和发展有很大推动作用。
(二)元世祖建元之后(1260—1368)
忽必烈在元宪宗三年(1253)底攻占大理后迅速北归，令部将兀良合台继续征服未附诸部，并分兵招抚吐蕃(分布在今西藏自治区和青海、四川部分地区)的部分部落。吐蕃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法王八思巴(1235—1280)②前往开平会见忽必烈，受到尊崇，被尊为师。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尊他为国师，赐予玉印，命主持宣政院，掌管全国佛教和西藏军政事务。八思巴在至元七年(1270)奉诏制蒙古新字颁行全国，被尊升“大宝法王”。他为太子真金讲述佛教的宇宙观、社会历史观和佛法基本知识，此即《彰所知论》③。八思巴去世后，据《元史》卷二○二〈释老传〉记载，直至天历二年(1329)藏传佛教僧人相继任帝师者有9人。帝师权力很大。宣政院的副使必须由帝师推荐的僧人担任，“总其政于内外者，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统摄。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皇帝、后妃、公主、太子皆要从帝师受戒，对他顶礼膜拜。帝师在朝廷各种场合受到特别尊崇。
元朝出于笼络西藏贵族和民众的需要，特别扶持藏传佛教，使藏传佛教在都城和内地得到迅速传播。然而同时，鉴于佛教在汉民族文化传统和日常生活中具有重大影响，并且由于建元前后在朝廷政教建设和处理日常政教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居士耶律楚材、僧人印简、福裕、子聪(刘秉忠)等人的解释和引导，元朝对汉传佛教也予以支持。因此，虽然在藏传佛教僧人(喇嘛)中确实存在飞扬跋扈、仗势欺人的现象，然而，从整体上看，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之间没有发生严重的冲突。④
元建国初期，以丘处机(1148—1227)及其弟子李志常(1193—1256)为首的全真道在元朝廷的支持下急剧发展，伪造《混元上德皇帝明威化胡成佛经》(简称《老子化胡经》)和《老子八十一化图》贬低和攻击佛教，美化道教。甚至屡屡侵占佛教寺院和财产，遭到佛教方面强烈反对。在元宪宗和元世祖时期，佛教与以全真道为首的道教之间进行过激烈斗争，双方在皇帝、朝廷高官的直接参与和主持下进行过三次辩论，以佛教得胜而告终。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全国有户籍的人口59848964人、“游食者”429118人，共有佛寺42318所，僧尼213148人(《元史》卷十六〈世祖纪〉)。据此，僧尼约占有户籍人口的0.36%。
元代的汉传佛教有禅宗、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和净土宗(寓于各宗)。
天台宗僧中著名的有玉冈蒙润(1275—1341)，出家后从古源永清法师、竹堂传法师学习天台止观(隋智*(左岂右页)《摩诃止观》等)、湛然《金刚錍论》、《十不二门论》等，先后住持海盐当湖德藏寺、杭州南天竺演福寺，宣讲《法华经》及天台宗教义，晚年退至龙井风篁岭的白莲庵专修念佛，著有《四教仪集注》等。
华严宗僧中著名的有文才(1241—1302)，自幼学习儒家经史，尤精理学，出家后深究华严之学，曾说：“学贵宗通，言必会意。”(《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⑤奉元世祖之诏住持洛阳白马寺，学者云集门下。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经帝师迦罗斯巴推举，诏命任新建五台山大万圣佑国寺第一代住持，赐予“真觉国师”号。师居岁余去世。著有《悬谈详略》、《肇论略疏》、《惠灯集》等。弟子中了性最有名。
了性(1271—1321)，出家后遍游北方各地访师问学，然而最钦敬并从学最久者是精通华严之学的文才法师，说：“佛法司南，其在兹乎?”在文才奉诏住持五台山大万圣佑国寺时，他随侍前往。文才死后，他北游蓟燕，隐于京城。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在京城建成大天寿万宁寺，命他住持。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皇太后在五台山所建大普宁寺完工，奉诏出任第一代住持，在此十年而殁。为人刚毅，虽居官寺，但不取悦巴结权贵。《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载：“时国家尊宠西僧，其徒甚盛，出入骑从，拟迹王公，其人赤毳峨冠，岸然自居。诸名德辈，莫不为之致礼，或磬折而前，抠衣接足，丐其按顶，谓之摄受。”⑥然而他遇见藏僧，仅作长揖而已，绝不做屈膝谄佞之事。
法相宗僧英辩(1247—1314)，年二十五师事柏林寺谭法师，后住持秦州(治今甘肃天水市)景福寺，弘传唯识之学，为人慈善，常将所受施舍用来建寺和救济贫困之人。元世祖曾降旨嘉奖。
元世祖至元(1264—1294)年间降诏组织学僧在弘法寺刻印《弘法大藏经》，期间对汉藏佛经同异进行比较，由庆吉祥撰成《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在史书方面，著名的有念常编的编年体佛教史书《佛祖历代通载》、觉岸编《释氏稽古略》；清规方面有东阳德辉奉诏编《钦定百丈清规》、省悟编《律苑事规》、自庆编《增修教苑清规》。
三 元代的禅宗
元代佛教诸宗中以禅宗最有影响。禅宗分临济宗和曹洞宗。
(一)临济宗
宋代临济宗从汾阳善昭—石霜楚圆的法系形成黄龙慧南的黄龙派和杨岐方会的杨岐派两大禅系。前者虽曾盛极一时，然而在进入南宋后逐渐衰微，而杨岐派迅速发展为临济宗内的主流禅派。宋末元初在社会上最有影响的是出自杨岐派三世五祖山法演门下弟子的两个法系：一是天目山齐(或作“济”，全名不详)禅师的法系，二是圆悟克勤禅师的法系。
天目齐禅师下五世有中和璋，在燕京传法，弟子海云印简曾受到蒙古朝廷的尊崇，在元定宗贵由、元宪宗蒙哥时两度受命主管佛教事务。在元世祖建元前后，刘秉忠(1216—1274)作为他的得力军政顾问，在元朝政治体制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他长期保持僧人的身份，史书称之为“僧子聪”，原在印简身边任侍者，在法系上也属于临济宗。
在圆悟克勤的法系，最有影响的是大慧宗杲和虎丘绍隆两大法系。大慧下四世有径山妙高(1219—1293)，元初曾进京代表禅宗与教僧辩论；五世有笑隐大欣(1284—1344)，文宗时受封大中大夫，后加封“释教宗主兼领五山寺”，奉诏校正裁定江西百丈山东阳德辉所编《钦定百丈清规》。虎丘绍隆传应庵昙华，应庵传密庵咸杰，门下有松源崇岳，松源下三世有古林清茂(1262—1329)，撰《宗门统要续集》。
密庵咸杰的再传弟子中以无准师范最有名。无准的弟子中有雪岩祖钦(约1218—1287)，雪岩门下有在杭州附近天目山传法的高峰原妙和高峰的弟子中峰明本，都是元代活跃于江南的著名禅僧。松源和无准两法系中有不少人在宋末元初东渡日本传临济宗。
高峰原妙(1238—1296)在元代禅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禅法改变以往看话禅着重参扣赵州和尚“狗子还有佛性也无?无”中的“无”字话头，特别提倡参究以往公案中某一问话所引发“疑团”的看话禅，在丛林间影响很大。
原妙弟子中峰明本(1263—1323)继续提倡参究“疑团”的看话禅，同时倡导以“唯心净土，本性弥陀”思想为前提的禅净双修，将净土念佛引入禅宗修行之中。弟子很多，其中有的来自回鹘，有的来自云南，将临济宗传到云南，也有的来自日本。
明本弟子中有天如惟则(?—1354)，继承明本禅法思想和风格，提倡看话禅，教参禅者从所参话头上起疑情，说“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所著《净生或问》对明本提倡的禅净双修思想作了较大发展，将包括口称念佛在内的一切净土念佛法门吸收到禅宗之中，形成所谓“净土禅”或“念佛禅”，在当时和后世有较大影响。
中国明清以后的临济宗主要出自圆悟克勤弟子大慧宗杲和虎丘绍隆两大法系，而雪岩祖钦—高峰原妙—中峰明本—千岩元长这一支，可以说是虎丘法系中流传时间最长和最有影响的法系。
(二)曹洞宗
元代曹洞宗中最有影响的是金末元初万松行秀的法系。行秀的嗣法弟子中以元初雪庭福裕、林泉从伦等禅师以及士大夫耶律楚材最有名。
福裕(1201—1275)，号雪庭，经印简和万松行秀的推荐，住持嵩山少林寺，因应请为忽必烈举行规模盛大的资戒法会，受到元朝廷的器重，奉诏北上在蒙古上都和林建北少林寺并任住持，自称“和林上都北少林寺嗣祖雪庭”。印简去世以后，元宪宗命福裕继任“僧都”，主管佛教事务。在元初佛教与以全真道为首的道教之间进行的三次辩论中，福裕是前两次辩论的主要组织者和参加者之一。福裕的弟子很多，曹洞宗正是由少林福裕—嵩山文泰这一法系传到明清以后的。
从伦在正式建元的第二年(1261)被召入大都入宫为元世祖说法，国师八思巴在座。他讲“禅为万德之源”、“众生迷悟之源”及理、事等道理，对元世祖、八思巴等了解禅宗，扩大禅宗在朝廷的影响有积极作用。元宪宗八年(1258)在和林举行的佛道二教的辩论中，佛教代表有17人，其中就有从伦。他是以燕京药师院长老的身份应召参加的。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有人上告道教没有遵照朝廷指令焚毁“伪经板本、化图”，世祖敕佛道领袖集中大都长春官(今白云观)辨别真伪道教经书，后下令除保留《老子》外，其余文字及板本化图，一律集中悯忠寺(今法源寺)焚毁。从伦又是奉命点火焚烧道书者之一。从伦著有《空谷集》，是对宋代曹洞宗僧投子义青颂古百则所作的评唱；又著《虚堂集》，对丹霞子淳的颂古百则进行评唱。
耶律楚材(1190—1244)，号湛然，出身辽朝贵族，在金朝官至开州同知、留守燕京尚书省左右司员外郎。元太祖成吉思汗十年(1215)攻陷燕京，投降元朝，后随成吉思汗西征，担任占星、司医等事。在元太宗朝，官至中书令(相当宰相之位)，在制定规章制度、恢复社会生产、发展文教等方面，建树很多。耶律楚材尊万松行秀为师，虔诚学佛参禅，认为三教一致，主张以儒家之道治天下，以老子之道养性，以佛教之道修心，对于佛教中出现的“异端”、“邪教”教派采取坚决批判态度，并且反对全真道侵占寺院、侵犯佛教利益的做法。现存《湛然居士文集》及记述随元太祖西征经历的《西游录》。
在元代与宋代一样，不少儒者士大夫喜欢接近禅宗，与禅僧保持密切的往来。
元代佛教、禅宗对促进入住内地的蒙古族接受汉人文化，加深各兄弟民族彼此之间的理解、沟通和融合，进一步充实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① 《大正藏》卷49，第703页上。
② 若据《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一所载八思巴卒于至元十七年(1280)十一月二十二日，年四十二岁来推算，应当生于1239年，但按藏传资料，是生于1235年。见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五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③ 在《佛祖历代通载》卷一载有沙罗巴译《彰所知论》的〈器世界品〉、〈情世界品〉，据说还有道、果、无为三品。
④ 请参考日本野上俊静《关于元代佛教的一个问题——喇嘛教和汉人佛教》，载其《元史释老传的研究》，野上俊部博士颂寿纪念刊行会1978年版。
⑤ 《大正藏》卷49，第725页中。
⑥ 《大正藏》卷49，第733页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