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道原及其《景德传灯录》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先后从朝鲜发现久佚的《祖堂集》，在山西赵城发现《金藏》和日本发现《宝林传》之前，宋道原《景德传灯录》是盛行于世的最早的一部禅宗灯史。此后相继出世的灯史有：北宋临济宗居士李遵勖撰《天圣广灯录》、云门宗惟白撰《建中靖国续灯录》、南宋临济宗悟明撰《联灯会要》、云门宗正受撰《嘉泰普灯录》，史称五灯；南宋普济将五灯删繁就简，编为《五灯会元》。

    禅宗标榜直承佛、西土诸祖直至菩提达磨及中土列祖之法，师师相传，“以心传心”；灯能照暗，以法喻灯，谓代代传法如同传灯，故称这类史书为“灯史”；又因以记述语录为主，也可称之为“灯录”。这种史书与以往的梁慧皎《高僧传》、唐道宣《续高僧传》和宋赞宁《宋高僧传》等分类编撰僧人传记体史书不同，一是只收编禅宗僧人的传记和语录，二是严格按照禅法世系编录，可以称之为以记言为主的谱录体禅宗史书。

    《景德传灯录》三十卷的作者道原，也作道源、道元，属法眼宗，是上承法眼文益的天台德韶的弟子之一。

    一  永安道原

    在唐末五代先后成立的禅门五宗当中，法眼宗成立最晚。法眼宗创始人文益(885—958)在立宗传法过程中得到南唐国主的大力支持，门下的得力弟子有60多人，其中最有名并且影响最大的是天台德韶(890—971)。德韶受到吴越国主钱弘俶的崇信，被封为国师，门下有著名弟子49人，其中最著名的是以撰《宗镜录》、《万善同归集》著称的永明延寿。道原作为法眼宗的禅僧，在《景德传灯录》第二十五卷至第二十六卷中对法眼宗法系的禅僧的传记语录作了最大篇幅的记述，然而在德韶的嗣法弟子中却找不到他的名字。为什么呢?看来他是遵照中国古来修史的传统，在自撰的史书中不为自己立传。

    在《景德传灯录》出世20多年之后，李遵勖编撰的《天圣广灯录》卷二十七载有“台州天台山德韶国师法嗣”五人传录，其中载有道原的传录。全文不长，转录如下：

    苏州承天寺永安院道原禅师

    上堂。有僧问：如何是佛?师云：咄，者(这)旃陀罗。进云：学人初机，乞师方便。师云：汝问什么?学云：问佛。师云：咄，者旃陀罗。

    又僧问：如何是佛法道理?师云：与蛇画足，为鼠穿逾(按：当为穴)。进云：还报国恩也无?师云：不唯负国，兼乃谤吾。

    又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云：问者如牛毛。进云：请师答牛毛之问。师云：师(狮)子咬人不逐块。进云：恁么即学人造次也。师云：一等学问，罕有阇梨。

    问：莲花未出水时如何?师云：馨香菡萏。进云：出水后如何?师云：绝消息。

    问：如何是学人自己?师云：十字街头寻不见，乐桥亭下问船翁。进云：恁么即一切皆是也。师云：演若(按：《楞严经》卷四所载狂走寻找己头的演若达多)之狂未是狂。

    问：承古有言，向上一路，千圣不传。如何是向上一路?师云：盘山太无端。进云：未审千圣还垂慈也无?师云：也与盘山不较多。

    这里记述的全是语录，看不到道原的生平事迹，自然也没有记载他曾编撰《景德传灯录》。然而可以明白无误地知道道原上承法眼宗的天台德韶，传法的地方是苏州承天寺永安院。在北宋云门宗僧契嵩(1007—1072)所编撰的《传法正宗记》卷八记载大鉴(慧能)之十一世“天台山德韶国师”的法嗣弟子五十一人，最后一位是“苏州承天道原”。

    上面所引就是他与参禅者之间关于禅法的问答。在禅宗南宗盛行后，各大丛林盛行参禅问道，禅师与参禅僧众之间通过各种机智的问答表述对空与有、真谛与俗谛、烦恼与菩提、修行与解脱、众生与佛等的见解。然而，禅宗认为引导达到解脱的至高真理和觉悟境界是不能用语言文字正面表达的。禅师对于诸如上引“如何是佛”、“佛法道理”、“祖师西来意”、“学人自己”(本来面貌)、“向上一路”(菩提之道)等问题，一般都不作正面回答，往往采取回避，或用问东答西、反诘语来搪塞过去，甚至以棒喝等动作来应付，目的是启示参禅者自修自悟。道原对弟子的提问也是这样对待的。

    正是这位道原禅师，是《景德传灯录》的真正作者。

    二  从《佛祖同参集》到《景德传灯录》

    《景德传灯录》书名中的“景德”是取自宋真宗的年号，自公元1004年至1007年。此书卷三、卷四所载“东土六祖”的传录在记述他们去世的年代之后，都特别注明此时至“皇宋景德元年甲辰”的年数，例如在菩提达磨传后载：“师自魏丙辰告寂，迄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得四百六十七年矣”，在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传录之后皆有类似记述。因此一般皆以景德元年(1004)作为《景德传灯录》的编撰年代。然而从实际情况考虑，全部《景德传灯录》的最后完成应在此年之后。

    自唐朝以来，佛教图书只有得到朝廷批准才能在社会上合法流行。自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在太平兴国寺置译经院(后改传法院)以来，组织翻译佛经成为朝廷的一项重大事业，任命大臣担任润文官，后以宰辅为译经使兼润文官主持译经事务，按期将新译佛经及中国佛教撰述呈献皇帝，然后才诏编入藏。道原在完成《景德传灯录》之后，便将此书进献朝廷。

    此书在刚刚完成时并非称《景德传灯录》，而是称《佛祖同参集》。①杨亿《佛祖同参集序》说，随着禅宗的盛行，“诸方大士各立宗徒，互显师承，迭存语录”，唐代圭峰(“圭山”)、宗密曾“合会众说”，撰写《禅源诸诠集》(《禅诠》)，融通诸家，然而此书久已遗失，仅存《禅源诸诠集都序》。在这种情况下，道原出来编撰《佛祖同参集》，书成之后请杨亿写序。序谓：

    东吴道原禅师，乃觉场之龙象，实天人之眼目。慨然以为，祖师法裔，颇论次之未详；草堂②遗编，亦嗣续之孔易。乃驻锡辇毂，依止王臣，购求亡逸，载离寒暑，自饮光尊者(按：迦叶)，迄法眼之嗣，因枝振叶，寻波讨源，乃至语句之对酬，机缘之契合，靡不包举，无所漏脱，孜孜纂集，成二十卷。理有未显，加东里③润色之言；词或不安，用《春秋》笔削之体。或但存名号而蔑有事迹者，亦犹乎《史记》之阙文；或兼采歌颂，附出编联者，颇类夫载籍之广记。大矣哉，禅师之用心，盖述而不作者矣。④

    大意是说，道原认为以往的禅宗史书对历代相承的祖师传记的论述和编次不够周详，宗密的《禅源诸诠集》(此当指仅存的《都序》)在记述师资传法世系上也过于简单，于是便居留京城，在王公大臣的支持下，购求亡逸典籍资料，编撰《佛祖同参集》，记述从迦叶开始的西土列祖至东土历代祖师，直到法眼文益的法系，广泛收录历代禅师的机缘语句，该润色的润色，该简略的简略，没有机缘语句者仅录其名，还收录偈颂签歌之类编于书后，共二十卷。这里是说“二十卷”有两种可能：或是“三十卷”之误，或许原书本有二十卷，在进献朝廷前后改编为三十卷。

    《景德传灯录》前所载宋杨亿的序，与前序相应的部分是：

    有东吴僧道原者，冥心禅悦，索引空宗，披奕世之祖图，采诸方之语录，次序其源派，错综其辞句，由七佛以至大法眼之嗣，凡五十二世，一千七百一人，成三十卷，目之曰景德传灯录，诣阙奉进，冀于流布。⑤

    说道原参阅历代祖师世系，采集诸方语录，按照禅宗派系，编录传法语句，从过去七佛、西土二十八祖、东土六祖(菩提达磨为西土二十八祖兼东土初祖)、曹溪慧能下一世南岳与青原、青原下十一世(法眼文益下三世)，共五十二世，1701人，书成30卷，奉献朝廷。应当说，此书就是前面提到的《佛祖同参集》，大概在进献朝廷前才改名为《景德传灯录》。杨亿等奉真宗诏对此书加以“刊削”、“裁定”，序称此书为“旧录”。杨亿此前已看到道原《佛祖同参集》并且应请作序，也许道原向朝廷献书是由杨亿引荐的。

    《景德传灯录》是道原所撰的最有力的旁证是由宋真宗钦定的经录《大中祥符法宝录》。此录由译经僧惟净等多人编于大中祥符四年至八年(1011—1015)，而署名“奉敕编修”的是当时的兵部侍郎、译经润文官赵安仁、翰林学士杨亿。此录在社会上早已佚失，1933年在山西赵城广胜寺发现《金版大藏经》时，从中也发现此录和北宋另两个经录《天圣释教总录》、《景祐新修法宝录》的残卷，后被收入《宋藏遗珍》之中。近年由中华大藏经局编纂的《中华大藏经》第73册也收有《大中祥符法宝录》。此录卷二十〈东土圣贤著撰二之三〉在提要介绍《景德传灯录》三十卷各卷内容之后说：

    右此录者，诸祖分灯，随方化导传法徒侣，记诸善言也。谈无遣有，焕乎方便之奥枢；即色明空，寂尔灵源之妙指。纪斯法印，以示禅流。

    有东吴僧道原，采摭成编，诣阙献上。乃诏翰林学士左司谏知制诰杨亿、兵部员外郎知制诰事维、太常丞王曙同加刊定，勒成三十卷。大中祥符四年诏编入藏。

    这与《景德传灯录》前面所载杨亿撰写的序完全一致，并且提供此书是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编入大藏经的信息。

    直到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云门宗僧惟白编撰《大藏经纲目指要录》时，对于道原是《景德传灯录》的作者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卷八录目《景德传灯录》三十卷，谓：

    东吴僧⑥道原集录上进真宗皇帝，敕翰林学士杨亿作序，入藏流通，赐逐年圣节(按：皇帝生日)度僧一名，今苏州承天寺永安院恩泽是也。⑦

    这里又提供一个新的信息：道原献书之后，宋真宗赐他原在的苏州承天寺永安院每年可以度僧一人。

    然而此后经过不到30年，有人公开对此提出异议。后世最流行的源于元延祐三年(1316)刻本《景德传灯录》的后面，附有南宋绍兴壬子(绍兴二年，公元1132)郑昂写的跋，称：

    右《景德传灯录》，本住湖州铁观音院僧拱辰所撰。书成，将游京师投进。途中与一僧同舟，因出示之。一夕，其僧负之而走，及至都，则道原者已进而被赏矣。此事与郭象窃向秀《庄子注》同⑧。拱辰谓：吾之意欲明佛祖之道耳。夫既已行矣，在彼在此同，吾其为名利乎!绝不复言。拱辰之用心如此，与吾孔子“人亡弓，人得之”⑨之意同。其取与必无容私。又得杨文公(按：杨亿谥号)具择法眼以为之删定，此其书所以可信。⑩

    意谓《景德传灯录》作者是湖州拱辰，在携书进京的途中与道原同舟，道原将书窃走先行到京进献朝廷受赏，拱辰不与计较，从此世上认定道原是《景德传灯录》的作者。这一说法曾产生实际影响。(11)

    然而此跋所说没有事实根据，是不足凭信的。

    首先让我们将其中涉及的人物和事实搞清楚。陈垣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提出：

    拱辰者，金山昙颖之嗣，李遵勖之侄禅师也。金山颖、西余辰之名，始见《建中靖国录》四及八。道原之名见《天圣录》，又见《传法正宗记》，先于《建中靖国录》者凡八十年。《景德录》十三、《正宗记》八，记临济之嗣，皆止于拱辰之前二代，尚未有金山颖之名，拱辰更无论矣。

    道原、拱辰确实卒年无考，然两家先世卒年幸存，亦略可比较。韶国师卒于开宝五年壬申，年八十二，道原当生于五代之时。金山颖卒于嘉祐五年庚子，年七十二，后韶之卒，凡八十九年。则辰与原实不相接，何由有同舟相遇之事乎!(12)

    事实已经清楚，这里想再稍加说明。

    郑昂跋中所谓与道原同舟的湖州西余山拱辰，属临济宗禅僧，著有《祖源通要》(也称《禅源通录》)三十卷(《五灯会元》卷十二)。其师是达观昙颖(989—1060)，上承首山省念—石门蕴聪的法系，曾著《五家宗派》，在宋惠洪《禅林僧宝传》(1116年成书)卷二十七有其传，明确记载他“年十三依龙兴寺为大僧”，时间应是公元1001年，即宋真宗咸平元年；十八九岁游京城，此后参谒曹洞宗大阳明安(警玄，943—1027)，然后到襄州石门山参蕴聪禅师，并为其弟子。他此时当在二十岁以上，时间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之后。拱辰为其弟子，再早也不会早于此时。然而道原编撰《景德传灯录》是景德年间(1004—1007)在京城(杨亿《佛祖同参集序》所谓“驻锡辇毂”)完成的，既不可能与拱辰同舟，甚至也不可能与他会面。

    陈垣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还指出，郑昂可能听信当时的谣传才在跋文中说道原窃取拱辰的书稿的。造谣者出于宗派之见，看到拱辰撰有《祖源通要》三十卷与《景德传灯录》“体制相类”，便造出此谣以攻击法眼宗。现在已发现新的资料可以对此完全澄清。

    宋神宗时曾任参知政事的张方平(1007—1091)，自称“乐全居士”，在熙宁四年(1071)为拱辰所撰《禅源通录》二十四卷撰序。序文中说：

    ……自宾钵罗窟诸圣贤众相结集多罗等藏(13)，其纪述之来尚矣。至于中华，则有萧梁《续法》，元魏《付法藏传》，以至于唐《宝林》、《心要》、《祖堂》等集，国朝《传灯录》，时代师承，本末详备。近吴兴有具寿僧拱辰，道意纯熟，禅寂为乐……阅上以来诸传集录，正其差讹，揽其精要，推明统本，总括横枝，若网在纲，条目不紊……彻照今古，乃无尽灯。又续法眼之后，至治平(按：宋英宗年号，1064—1068)之末，达磨法嗣通十有九世，凡二十四卷，题曰禅源通录。(14)

    序中提到的佛教史书有：《续法》，是梁宝唱撰《续法轮论》(15)；《付法藏传》，传为北魏吉迦夜与昙曜共译；唐代《宝林》，即智炬编《宝林传》，久佚，20世纪30年代先后从日本、中国赵城《金藏》中发现七卷残本；《心要》，当为唐裴休集编黄檗希运的语录而成的《传心法要》；《祖堂》即五代南唐静、筠二禅僧编《祖堂集》，中国久佚，20世纪20年代从朝鲜发现；国朝《传灯录》自然是指道原编撰《景德传灯录》。序文最后提到的是拱辰编撰的《禅源通录》。因为此书是收集以往“诸传集录”，“揽其精要”而成，所以也被称为《禅源通要》，原有二十四卷，大概以后才扩展为三十卷。(16)可见，拱辰的《禅源通录》或《祖源通要》与道原的《景德传灯录》完全是两回事。

    据以上所述，郑昂跋文所谓道原窃书之说可以永远休止了。

    三  杨亿、李维、王曙对《景德传灯录》的刊削、裁定

    道原编撰的《景德传灯录》在进献朝廷后，真宗诏翰林学士左司谏知制诰杨亿、兵部员外郎知制诰李维、太常丞王曙同加刊削裁定，编为三十卷，直到大中祥符四年(1011)才诏编入大藏经，得以流传全国。

    下面，先将他们的生平略作介绍。

    杨亿(974—1020)，字大年，自幼善诗文，淳化(990—994)年间命试翰林，赐进士第，迁光禄寺丞、直集贤院，后迁著作佐郎。真宗即位，拜左正言，历任左司谏、知制诰、判史馆。景德三年(1006)十一月召为翰林学士。大中祥符初(1008)加兵部员外郎、户部郎中。七年(1014)，以秘书监任汝州知州，官至工部侍郎。以善文史，娴习典章制度著称，并“留心释典禅观之学”。大中祥符四年至八年(1011—1015)，杨亿与兵部侍郎、译经润文官赵安仁奉敕编修《大中祥符法宝录》。杨亿在知汝州期间常参问临济宗首山省念弟子广慧元琏(951—1036)。杨亿承赵安仁担任润文官之后，在天禧四年(1020)与丁谓先后被任为润文官。著有《杨文公谈苑》、《武夷新集》、《西昆酬唱集》等。年四十七卒，谥曰文。(《宋史》卷三百五〈杨亿传〉、《景祐新修法宝录·总录》等)(17)

    李维，举进士，真宗时宰相李沆之弟，历任户部员外郎、中书舍人、兵部员外郎、知制诰、翰林学士、史馆修撰，仁宗时迁工部尚书。曾出使契丹，并多次受诏接待契丹使者。以文章知名，参与编修《真宗实录》、《续通典》、《册府元龟》和修订《七经正义》。(《宋史》卷二八二〈李维传〉)在天禧三年(1019)宰相丁谓任译经使兼润文时，李维与晁迥同为润文官；在乾兴元年(1022)再任润文官；天圣二年(1024)宰相王钦若任译经使时仍任润文官。与杨亿友善，曾劝杨亿留心佛教，“勉令参问”，在杨亿知汝州时曾致书给他述其师承广慧元琏禅师的始末。(18)

    王曙，真宗咸平(998—1003)年间经举贤良方正科策试中式入仕，历任太常丞、尚书工部员外郎、龙图阁待制、以右谏议大夫为河北转运使、权知开封府。其妻是寇准之女，景德三年(1006)二月寇准遭贬罢相，他也受牵连一再遭贬。仁宗时召为御史中丞兼理检使，在玉清宫遭火灾后奏请不再修复，并请罢诸祷祠，以尚书工部侍郎参知政事，因疾请罢，改户部侍郎、资政殿学士，知陕州、河南府，再经吏部侍郎至枢密使、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喜浮屠法，斋居蔬食，泊如也。”与曹洞宗大阳警玄(943—1027)有交往，警玄(避讳改警延)死前寄给他一首偈，曰；“吾年八十五，修因至于此，问我归何处，顶相终难睹。”(《禅林僧宝传》卷十三〈大阳延禅师传〉)王曙有文集40卷，撰《周书音训》、《唐书备问》、《庄子旨归》、《列子旨归》及编《两汉诏议》等。(《宋史》卷二八六〈王曙传〉)据《景祐新修法宝录·总录》，景祐元年(1034)诏吕夷简任译经使兼润文，王曙同润文。

    可见杨亿、李维与王曙三人虽经历不同，但都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对佛教都有相当的造诣。他们奉诏刊定《景德传灯录》的时间，应在景德三年(1006)十一月杨亿任翰林学士之后。据杨亿序文“迄兹周岁，方遂终篇”，当在景德四年(1007)底或大中祥符元年(1008)完成。然而据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一记载，直到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正月庚辰(二十四日)，经杨亿等人上书，才“刻板宣布”。

    此后三人都曾担任译经润文官，参与过佛经翻译。杨亿虽与僧人有广泛接触，但最后师承临济宗的广慧元琏禅师。李维、王曙对禅宗也有相当了解。从他们的经历看，可能杨亿、李维二人始终参与裁定《景德传灯录》的工作，王曙因岳父寇准在景德三年遭贬而未能参加到底。

    那么，杨亿等人是如何刊定《景德传灯录》的呢?下面根据杨亿的序加以说明。

    首先，杨亿等人对原著的基本宗旨和风格表示赞赏，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变动。序谓：“考其论撰之意，盖以真空为本，将以述曩圣入道之因，标昔人契理之说。机缘交激，若拄于箭锋；智慧发光，旁资于鞭影。诱导后学，敷畅玄猷。”是说《景德传灯录》以禅宗主要依据的融会大乘空有理论的“真空妙有”思想为本，揭示以往圣贤达到觉悟的原因，载录前人契合菩提之道的语句，记述禅师学人之间针锋相对的问答，通过实例表明引发智慧需要师友的启示和鼓励，以此来诱导后学，弘扬玄奥的佛法。

    其次，认为书中记述历代禅师开示禅法的语录，既有不少糟粕，也有精华可寻，虽学人理解不同，但皆可从中得到启发，为保持原来语句的宗旨和风格，皆一仍其旧，不再加以润色。序谓：“捃摭之来，征引所出，糟粕多在，油素可寻。其有大士示徒，以一音而开演，含灵耸听，乃千圣之证明，属概举之是资，取少分而斯可。若乃别加润色，失其指归。既非华竺之殊言，颇近错雕之伤宝。如此之类，悉仍其旧。”

    他们对原书(“旧录”)所做的刊削、修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为使全书叙述连贯，语句通畅雅致，所载人物事迹翔实，对原书中前后记述矛盾之处和表述粗俗的语句，所载儒臣居士的问答语句和他们的姓氏爵位有不符合历书纪年和史书者，皆加以删除。所谓：“事实纪实，必由于善叙；言以行远，非可以无文。其有标录事缘，缕详轨迹，或辞条之纷纠，或言筌之猥俗，并从刊削，俾之纶贯。至有儒臣居士之问答，爵位姓氏之著明，校岁历以愆殊，约史籍而差谬，咸用删去，以资传信。”

    (2)为别于以往以记述僧人传法感应事迹和参游经历为主的“僧史”(《唐高僧传》、《宋高僧传》等)和唐宗密的《禅源诸诠集》，强调突出以“传灯”为喻的本书宗旨，着重记述历代禅师如何因材施教，以巧妙而凌厉的机锋语句，开示学人领悟自己本有的清净真心，阐释佛法中“苦、空”之深理的；保留“旧录”记述的传法世系，以标明师承关系；对于因取舍失当，未能将精善部分收录的内容，只要其他文集、史书有记载，则广加搜寻予以补充。所谓：“自非启投针之玄趣，驰激电之迅机，开示妙明之真心，祖述苦空之深理，即何以契传灯之喻，施刮膜之功?若乃但述感应之征符，专叙参游之辙迹，此已标于僧史，亦奚取于禅诠。聊存世系之名，庶纪师承之自。然而旧录所载，或掇粗而遗精，别集具存，当寻文而补阙，率加采撷，爰从附益。”

    (3)为防止书后附编过于冗长，原书所载录序、论及非古代高僧之文，皆予以削除。所谓：“逮于序论之作，或非古德之文，间厕编联，徒增楦酿，亦用简别，多所屏去。”(19)

    可见，杨亿等人为刊削、修订《景德传灯录》也付出艰辛努力，是功不可没的。

    四  《景德传灯录》的版本

    大藏经也称“一切经”，是总汇佛教典籍的丛书，原来是用手抄写，在北宋开宝四年(971)开始用木版雕印，太平兴国八年(983)完成，称《开宝藏》，此后陆续有增补和修订。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下诏将《景德传灯录》编入大藏经，此后历代刻印的大藏经，例如，宋代的私版《崇宁藏》、《毗卢藏》、《碛砂藏》，元代的私版《普宁藏》，金朝的私版《赵城藏》(广胜寺本)，明代的官版《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私版《嘉兴藏》，清代的官版《龙藏》，近现代的《频伽藏》、《普慧藏》等，皆收编此书。此外，日本的《弘教藏》、《大正藏》等也收编此书。(20)此外还有一些《景德传灯录》的单行本。

    在这些大藏经所收编的《景德传灯录》中，以宋本为主流，其次是源于元代延祐三年(1316)湖州道场禅幽庵的刻本(简称延祐本)。

    现存金《赵城藏》(部分残缺)基本是以宋《开宝藏》(包括增补)为底本刻印的。近年由以任继愈教授为首的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编纂，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大藏经》就是以《赵城金藏》底本，以《高丽藏》、《房山石经》、《资福藏》、《碛砂藏》、《普宁藏》、《永乐南藏》、《龙藏》等藏校补完成的。其第74册所收《景德传灯录》除卷四、十四、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六是补自《碛砂藏》本外，皆是《赵城藏》本，可以认为它基本保留了道原、杨亿旧本的原貌。全书分为“三帙”，每帙十卷，每帙前均有目录一卷，称“上帙目录”、“中帙目录”(今缺)、“下帙目录”，分别置于卷一、卷十一、卷二十一之前。这与《大中祥符法宝录》所载此书有目录三卷是一致的。此书卷首有杨亿写的〈刊修景德传灯录序〉，卷一题“僧道原纂”，卷末没有任何附录。此后明、清诸藏所收《景德传灯录》没有单列三卷目录，只在每卷首部刊载本卷目录，无杨亿序，每卷末有“音释”，其他基本相同。

    此外，商务印书馆1936年编印《四部丛刊》三编所收《景德传灯录》据称是影印三种宋本合成，卷首增有〈西来年表〉(菩提达磨来华年表)，据陈垣考证，此本已非道原、杨亿旧本。理由有二：一是其中记事以宋契嵩《传法正宗记》所记达磨来华和示灭年代为证，而契嵩此书完成于嘉祐六年(1061)；二是宋在景德年间撰《册府元龟》时纪年尚以南朝宋、齐、梁、陈为闰位，而以北朝为正统，直到司马光在光丰七年(1084)编出《通鉴》才改过来，然而此表纪年已同《通鉴》，故为后出。(21)

    据俄国孟列夫《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卷上记载，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德堡分所收藏的汉文写经中有抄写于11世纪的《景德传灯录》第十一卷(首缺)，云是“黑水城(按：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黑城)遗物”。书后附有此卷尾部的照片，在〈筠州末山尼了然章〉的正文间有小注：“禾山代云：争得到者里。”(22)禾山即唐代禾山无殷(?—960)是青原下六世，上承石霜庆诸。在小注中记载唐代禅僧的代语、别语等，是宋本的特色之一

    现在最流行的版本是源于元延祐三年刻本。19世纪80年代日本编印《弘教藏》(也称《缩刷藏》)，所收《景德传灯录》为元延祐本。1913年上海频伽精舍以日本《缩刷藏》为底本刊印《频伽藏》，其《景德传灯录》自然也是元延祐本。此后日本编印《大正藏》所收《景德传灯录》直接取自《弘教藏》本，自然也是元延祐本。近代以来这些版本比较常见，被佛学界广泛使用。延祐本卷首是杨亿的序，其次是〈重刊景德传灯录状〉，叙述元延祐三年(1316)湖州道场山护圣万岁禅寺僧希渭募捐将湖州路天圣禅寺所藏“庐山稳庵古册”(当为宋本的一种)重刊发行。此后是〈西来年表〉。正文三十卷，每卷前有目录，书后附有杨亿在知汝州任内“叙其始末师承”致李维的书信(出自《天圣广灯录》第十八卷)、元延祐三年希渭于道场禅幽庵重刊后记、南宋绍兴壬子(二年，1132)郑昂为福州大中寺知藏僧正再刊写的跋、天童宏智和尚为僧思鉴再刊写的疏、绍兴四年(1134)左朝奉大夫刘棐为思鉴再刊写的后序。可见，《景德传灯录》在元延祐本之前在民间已经有多次重刊。

    从现存各种《景德传灯录》来看，应当说各种刊本对三十卷正文没有什么改动，它们的差别除表现在前面提到的或增加〈西来年表〉，或增加重刊序跋文字之外，还表现在各卷正文行间的小注方面。根据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的提示，及笔者对全书小注作进一步的考察，得知本书小注有三种情况：

    (1)道原、杨亿旧注，此占绝大部分，除解释性的注文外，有补充性的，如卷三〈菩提达磨章〉后面有：“别记云：师初居少林寺九年，为二祖说法，只教曰：外息诸缘……更勿疑也。”还有大量禅话代语别语等，如卷六〈道一章〉载道一答某僧问，“乃画地一画云：不得道长短，答汝了也。”下有小注：“忠国师闻，别云：何不问老僧。”(23)再如卷十二〈义玄章〉的小注中载有很多沩山与弟子仰山禅语问答，等等。

    (2)宋刻本附注，如载录东西诸祖的传录中小注中，多引契嵩《传法正宗记》以纠正《宝林传》纪年之误，卷三〈达磨章〉后面小注在考证达磨入灭年代等后说：“凡此年代之差，皆由《宝林传》错误，而杨文公不复考究耳。”(24)

    (3)元延祐本附注，如卷六〈慧海章〉后注：“此下旧本有洪州百丈山惟政禅师章，今移在第九卷〈百丈山海和尚章〉下。”对所作改动进行说明。在卷十四〈天皇道悟章〉后小注大篇引宋代寂音惠洪《林间录》，谓据昙颖《五家宗派》引丘玄素碑等，认为有两个道悟，一为俗姓张氏的荆州天皇寺道悟，嗣石头；一为俗姓崔氏的荆州天王寺道悟，嗣马祖，其法系出了云门宗、法眼宗，称“今妄以云门、临济二宗竞者，可发一笑……”反映了注者欲以马祖—临济法系兼并石头—云门法系的宗派之见。

    《普慧藏》所依据的底本是民国八年(1919)常州天宁寺刻本，从全书校注看可能是源于某一宋本，而校之以上海涵芬楼影印宋本、宋碛砂藏本、金藏本《传灯玉英集》、元延祐本，明嘉兴藏本、清《龙藏》诸本，相当精审。

    五  《景德传灯录》的结构、内容和价值

    在中国禅宗发展史上，《景德传灯录》是中国第一部经皇帝钦定由国家发布流行的禅宗灯史。然而在它之前，已存在由民间禅僧编撰的禅宗灯史。唐代北宗禅僧净觉《楞伽师资记》、杜朏《传法宝纪》以及成都保唐禅派的《历代法宝记》，已初具禅宗灯史的性质，但篇幅较小，也很朴素，记述或以北宗为正统，或以成都保唐禅派为正统，后来随着这些禅派的消亡它们也从社会上迅速消失。以慧能为祖的南宗在8世纪后期迅速兴起，而马祖的法系和石头的法系在唐后期发展迅速，并且成为禅宗的主流派，到五代时从中形成禅门五宗。9世纪以后由这两大法系的禅僧撰写的灯史有智炬《宝林传》、玄伟《圣胄集》、惟劲《续宝林传》和五代静、筠二禅僧编撰的《祖堂集》等，是中国禅宗深刻演变历史的生动写照。《宝林传》现只存残本，《圣胄集》、《续宝林传》现已不存，《祖堂集》虽国内早已失传，但20世纪在韩国发现，现在国内也有印本。(25)从《景德传灯录》的结构和内容来看，它在编撰过程中特别是吸收了《宝林传》、《圣胄集》和《续宝林传》的内容。

    《景德传灯录》是以记言为主的谱录体禅宗史书，共三十卷，记述从佛教所尊奉的七佛到南宗慧能法系的后裔法眼法嗣，共52世(代)1701人的传承简历和语录。全书基本结构如下：

    (一)卷一至卷二

    过去七佛：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释迦牟尼佛；

    天竺二十七祖：从第一祖摩诃迦叶至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罗，还包括二祖阿难旁出末田底迦、第二十四祖师子尊者旁出达摩达等22人，共50祖师。

    七佛名称、从毗婆尸佛至迦叶佛的偈颂，释迦牟尼佛传法于大迦叶时的偈颂(传法偈)、从大迦叶到般若多罗的二十七祖名称和传法偈等与《祖堂集》相同。虽然现在难以证明《景德传灯录》编撰者知道和参阅过《祖堂集》，但参照现在残存《宝林传》(前六佛缺)，可以看出这部分是源自《宝林传》的。《宝林传》所编造的西天二十八祖传承世系、“佛祖传法偈”及“谶偈”等，为《祖堂集》、《景德传灯录》等共同继承。《景德传灯录》卷二〈第二十四祖师子比丘章〉原注：“事具《圣胄集》及《宝林传》。”也是证明。

    (二)卷三至卷四

    天竺第二十八祖兼中华初祖菩提达磨；中华二祖(统称第二十九祖)慧可至五祖(第三十二祖)弘忍。在六祖慧能之前，一代只正传一人，其他弟子称为“旁出”。著录从达磨至弘忍历代的旁出203人之名，实际仅载录其中31人的传记语录，其他皆以“无机缘语录”不录。(26)以牛头宗创始人法融作为四祖道信的旁出弟子，载录从法融至慧忠六世及其法系的禅师传录。以北宗神秀作为五祖弘忍的旁出弟子，载至五世相承传录。中华五祖传录也有不少内容取自《宝林传》。从中国禅宗发展史来说，从达磨至四祖僧璨是禅宗的史前期，而至四祖道信、五祖弘忍时才正式形成作为隋唐佛教宗派之一的禅宗。

    (三)卷五

    中华第六祖(统称第三十三祖)、南宗创始人慧能及其法嗣43人，载录其中19人。慧能传录的资料或出自《六祖坛经》，或出自《曹溪大师传》，也有的可能出自《宝林传》(今残本中缺此部分)。在慧能传录后面，编撰者说：“得法者除印宗等三十三人各化一方，标为正嗣。其外藏名匿迹者，不可胜纪，今于诸家传记中略录十人，谓之旁出。”(27)可见，这里所说的“正嗣”已经不限于一人，而是拥有自己的寺院传法于一方者，其中有广州印宗、青原行思、南岳怀让、温州永嘉玄觉、司空山本净、婺州玄策、曹溪令韬、西京慧忠、荷泽神会等。“旁出”是姓名事迹不显者，有西印度堀多三藏、韶州法海、吉州志诚、江西志彻等人。

    (四)卷六至卷十三

    慧能弟子南岳怀让九世相承及慧能别出二世474人，载录222人，252人不录(仅在目录中载其名而不载其传录)。(28)《景德传灯录》实际以南岳、青原二支作为曹溪慧能的正嗣法系，而将神会、慧忠等人的二世以下皆作为“曹溪别出”的法系。南岳—马祖法系的禅师的传录集中载录于此八卷。唐后期马祖的法系兴盛，二三传后出了临济宗、沩仰宗。

    (五)卷十四至卷二十

    慧能弟子吉州青原(或作“清源”)行思六世相承376人，载录260人，116人不录。(29)《景德传灯录》编撰者道原属于青原—石头法系，记述这一法系的篇幅最大，这七卷所载录的是第一部分。自石头下经过二、三代至洞山良价、曹山本寂以及雪峰义存时，石头法系迅速兴盛。洞山、曹山法系形成曹洞宗。雪峰门下繁盛，一世嗣法弟子占卷十八、十九两卷，其中有云门宗创始人文偃。卷十九有雪峰弟子惟劲的传录，谓他撰《续宝林传》四卷，记贞元(785—804)之后“禅门继踵之源流”，又著《南岳高僧传》“皆流传于世”。可见《景德传灯录》也取材于这两种书。

    (六)卷二十一至二十六

    青原行思第七世至十一世相承507人，载录377人，130不录。(30)雪峰下二世的传录占卷二十一至卷二十二两卷，从罗汉桂琛门下出了法眼文益，其法系为法眼宗；云门二世人才济济，多达60多人。这一部分最后二卷所载是青原九世至十一世的传录，是法眼下一世至三世，皆属法眼宗。

    (七)卷二十七至卷三十

    记述历代有神异传闻和在禅法上有所造诣的僧人和居士的事迹，如南朝梁神僧宝志、善慧(傅大士)、陈南岳慧思、隋天台智*(左岂右页)、唐僧伽、五代布袋和尚等人的传记；著名的有代表性禅师的语录、公案；在丛林间被广泛引用的偈颂、歌赞等。《大中祥符录》卷二十说：“或举事照理，或接物随机，启迪初心，流传来裔，乃禅悦之香饭，法乐之正性也。”

    综上所述，《景德传灯录》既重传法世系，又重传法语句，主要内容包括：记述中国禅宗所尊奉的佛祖传承世系、祖师传说与事迹；唐代禅宗南宗的形成并发展为主流；唐五代禅师简历与传法语录；五宗形成与禅法。所依据的资料除前面提到的外，主要是流传于丛林间的语录、文集，还有历代禅师的行录、碑文、塔铭等。

    《景德传灯录》因为由宋真宗降诏由身居高位的著名儒臣杨亿、李维、王曙详加刊定，最后又诏入大藏经流通全国，影响很大。

    在《景德传灯录》出世后24年，即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吏部侍郎、知枢密院事王随将此书删节编为《传灯玉英集》十五卷，进呈仁宗，不久降敕入藏，由印经院雕版刊行，并受到奖谕。王随，《宋史》卷三一一有传，官至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性喜佛，慕裴休之为人”。《嘉泰普灯录》卷二十二载，他曾参谒临济宗首山省念禅师，据称“得言外之旨”。现残存赵城金藏本《传灯玉英集》卷十五有他写的后序，其中称《景德传灯录》是“圣代之奇书，为真乘之妙教，垂千劫而不朽，度群品而有赖”，并说：

    臣早已余暇，恭披是录，精究义谛，偶达宗旨，而又顾绲滕之重，卷帙稍广，谅参学之者，津携颇难。因思佛门律论，尚资纂钞；儒家史传，具存纪略，遂择乎精粹，撮其机要，删为十五卷，题之曰传灯玉英集。(31)

    可见王随鉴于《景德传灯录》分量太重(当时为卷子本)，卷帙过大，不便携带参阅，便删繁就简，编为原书一半篇幅的《传灯玉英集》。

    此外，据宋代晓莹《罗湖野录》卷上所载，宋神宗曾任参知政事的赵抃(1008—1084)参谒云门宗天钵重元，得受禅法，曾致书富弼，并送节本十卷。

    两宋期间，李遵勖编《天圣广灯录》、惟白编《建中靖国续灯录》、悟明编《联灯会要》、正受编《嘉泰普灯录》以及普济编《五灯会元》等灯史的相继出现，莫不受《景德传灯录》的影响。续编灯史和简编《传灯录》的现象，反映了宋代在进入宋真宗、仁宗二朝及其以后，禅宗在社会上广为盛行的事实。

    ①  日本石井修道著，大东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宋代禅宗史的研究》第一章“《景德传灯录》的历史性格”第二节“《佛祖同参集》与《景德传灯录》”，对杨亿《景德传灯录序》和《佛祖同参集序》两文做了对比，指出二者的相异相同的部分，探讨改编后的《景德传灯录》与“旧录”《佛祖同参集》侧重点的差异及其原因。笔者参考了此书。

    ②  草堂指宗密，他曾住圭峰下草堂寺。“草堂遗编”自然是指《禅源诸诠集》。

    ③  东里，是地名，春秋时郑国子产居此，负责为国书辞令润色。《论语·宪问》：“子曰：为命，禆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④  杨亿《武夷新集》卷七，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库全书》第1086册集部25。

    ⑤  《大正藏》卷51，第195页下。

    ⑥  僧，《大正藏》本作“传”。前引杨亿的两个序皆称道原是“东吴僧”，可见“传”乃“僧”之误。

    ⑦  《昭和法宝目录》第二册，第768页中。

    ⑧  此出自《世说新语·文学篇》。据《晋书·向秀传》，郭象《庄子注》是以向秀注为基础又加以发展的。

    ⑨  此语出自《公孙龙子·迹府第一》，谓楚王丢失弓，左右人打算寻找，楚王止之，说：“楚人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孔子听说后认为楚王尚未达到仁义境界，说：“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

    ⑩  《大正藏》卷51，第465页中。

    (11)  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曾举出《四部丛刊》三编本张菊翁跋谓；“著此书者名道原，而实拱辰也。”又，近代出版《频伽大藏经》在总目《景德传灯录》下特注：“旧题宋道原纂。”石井修道《宋代禅宗史》的研究第一章第三节举出日本圣仆义谛撰《禅籍志》卷上引郑昂之说，以为《景德传灯录》为拱辰撰。

    (12)  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7页。

    (13)  此指佛教史上在释迦牟尼去世后在王舍城毕钵罗窟由弟子大迦叶主持，阿难等比丘参与的佛经结集。“多罗”，即“修多罗”，是佛经梵文的音译。

    (14)  张方平《乐全集》卷三十三，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四库全书》第1104册集43。

    (15)  据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宝唱传〉。另，宋契嵩《传法正宗记》卷五“评曰”谓他“少闻耆宿云：尝见古祖图引梁宝唱《续法记》所载，达磨至梁当普通元年(按：520年)……”此仅为传闻，不可信。

    (16)  日本石井修道最早注意到张方平撰《禅源通录序》，曾撰《宋代禅籍逸书序跋考》(载1977年10月《驹译大学佛教学部论集》第八号)予以介绍，在《宋代禅宗史的研究》第一章第三节〈关于永安道原〉中又引述此文，认为据此可以解决以往对《景德传灯录》作者的疑问。

    (17)  关于杨亿，本书第七章设专节介绍。

    (18)  《天圣广灯录》卷十八、《五灯会元》卷十二。杨亿致李维的信，被元延祐本《景德传灯录》附于书后。

    (19)  以上所引杨亿序文，皆载《大正藏》卷51，第196—197页。个别字据《普慧藏》本加以校正。

    (20)  童玮编《二十二种大藏经通检》第372页，中华书局1997年版。

    (21)  陈垣《中国史籍概论》第95页。

    (22)  孟列夫(Л.H.缅希科夫)主编《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上、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23)  《大正藏》卷51，第119页下至第220页上、第246页中。

    (24)  同上书，第220页中。

    (25)  详见拙著《唐五代禅宗史》第九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26)  此据《大正藏》本，下同。《大中祥符录》卷二十在《景德传灯录》项谓旁出216人，有17人“不出世”(未任寺院住持传法)不录，在录199人，与此差距甚大。“不出世”即未任寺院住持传法，《景德传灯录》称“无机缘语句”者。

    (27)  《大正藏》卷51，第237页上。

    (28)  《大中祥符录》卷二十谓有513人，278人不录，载录135人。

    (29)  《大中祥符录》卷二十谓有379人，116人不录，载录263人。

    (30)  《大中祥符录》卷二十谓有546人，132人不录，载录414人。

    (31)  此书金藏残本收录于1935年上海出版的《宋藏遗珍》。蓝吉富编，台湾文殊出版社出版的《禅宗全书》第3册为此书复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