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北宋文学家杨亿和禅宗

    北宋承唐、五代之后，以皇帝为首的中央集权空前强大，虽经常受到来自北方的辽、西北的西夏的武装威胁和进犯，然而，以京城开封为政治中心的北方中原地区和广大江南地区却是长期处于比较稳定的局面，农业和手工业取得长足的进步，以运河为通贯南北重要动脉的社会经济相当繁荣。在此基础上，社会文化也有很大发展，无论在教育、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新的成果。占据正统地位的儒家在吸收佛教、道教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以研究、阐释天道性命为中心的道学，将儒学推向新的阶段。在宗教方面，佛教、道教十分盛行，并且适应时代取得新的发展。

    北宋虽承五代后周实行限制削弱佛教政策之后，然而从宋太祖开始，几乎历朝都是保护和支持佛教传播的。朝廷对佛教的发展影响较大的举措有两个：一是宋太宗下诏建立译经院(后改传法院)组织来自印度的学僧和中国的学僧翻译佛经，相继任命大臣乃至宰相担任润文官和译经使，从而有力地提高了佛教的社会地位，并且扩大了佛教在儒者士大夫中的影响；二是鼓励和扶持禅宗在京城和全国传播，对禅宗迅速发展成为宋代佛教的主流派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

    在这当中，北宋儒者士大夫中有很多人表现十分突出。文学家杨亿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人物之一。杨亿是北宋初期文坛上所谓“西昆体”的主要代表人物，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佛教有着较深的关系，先是作为翰林学士奉诏参与修订著名的禅宗灯史《景德传灯录》，又为新译佛经润文，后来正式信奉正在迅速兴起的禅宗，经常参加参禅活动，并且与很多禅僧保持密切的往来。鉴于以往学术界对杨亿与佛教关系的专题没有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对此试作较全面的考察和论述。

    一  “一代之文豪”杨亿

    杨亿(974—1020)，字大年，建州浦城县(在今福建省)人。七岁能作诗文，被视为神童，有诗：“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①为世人传诵。

    雍熙初(984)，杨亿十一岁，宋太宗闻其名，诏江南转运使张去华面见杨亿测试诗文，所作诗中有“愿乘清忠节，终身立圣朝”②的句子。他被送到京城，受到宋太宗召见，试诗赋五篇，下笔立成。太宗十分赏识，命内侍送杨亿到中书拜谒宰相，他当即赋诗一首，宰相也深为赞赏。据《宋史》卷二百一十<宰辅表>，当时的宰相是宋琪和李昉。宋琪以处理对辽事务见长，而李昉以史学、文学知名，《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和《文苑英华》是他奉敕领衔编修的。在宰相见过杨亿的第二天，太宗下制称赞他“文字生知”，并对他深有期待，说“越景绝尘，一日千里，予有望于汝也”。授之以秘书省正字(官名，掌订正典籍讹误)，特赐袍笏。不久杨亿父亲亡故，服除后往依知许州的从祖杨微之。他勤于学习，常昼夜不息。

    淳化(990—994)年间，杨亿进京献文，授任太常奉礼郎，后献《二京赋》，命试翰林，赐进士第，迁光禄寺丞。此后经常被太宗召至身边赋诗著文，先后命为直集贤院、著作佐郎。当时公卿的表疏多请杨亿撰写。宋真宗即位前，征他为府中幕僚之首，真宗即位拜为左正言，参与编纂《太宗实录》，真宗称其史学之才。不久判史馆，与王钦若辑编《册府元龟》。景德三年(1006)十一月七日召为翰林学士③。大中祥符初(1008)加兵部员外郎、户部郎中，杨亿身体羸弱，大中祥符五年(1012)有病，真宗派太医前往诊治。后因病请解官，授太常少卿，分司西京，许就居所医疗。大中祥符七年(1014)杨亿病愈，八月以秘书监知汝州(治今河南汝州市)。翌年应召回京，知礼仪院，判秘阁、太常寺，官至工部侍郎。

    天禧四年(1020)，宋真宗患中风，久居宫中不能正常视事，枢密使丁谓勾结刘皇后(死后谥“章献明肃”)擅权，宰相寇准与杨亿密议奏请皇太子监国，并让杨亿代草密诏，但因谋泄，寇准被罢相，由丁谓、曹利用代为宰相。据说因丁谓爱杨亿之才，没有降罪于他。然而杨亿就在此年十二月(已进入公元1021年)病逝，年仅四十七岁，仁宗即位后赐谥曰文。

    杨亿在朝廷以善文史，“文格雄健，才思敏捷”著称，并且娴习典章制度，喜奖掖后进，重交游，尚名节，在朝野文士中声誉很高。北宋中期政治家、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欧阳修(1007—1072)所著《归田录》卷一称杨亿“有知人之鉴”，说官至兵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的仲简，官至兵部员外郎的谢希深(名绛)，最初皆得益于杨亿的赏识与提携。④杨亿性耿直，在编书中唯与李维、路振、刁衎、陈越、刘筠友善。当时文士以得到他的褒奖为荣，而遭到他贬议者则多怨谤。他还“留心释典禅观之学”，曾奉诏为新译佛经润文，并且后来信奉禅宗，喜与禅僧交游。⑤

    著作很多，现存者有：

    (1)《武夷新集》二十卷。据杨亿序，景德三年(1006)十一月为翰林学士，翌年将十年来的诗文编为此集，其中诗(格律体)五卷，杂文(颂、记、序、碑、墓志、行状、策问、表状等)十五卷。

    (2)《西昆酬唱集》二卷。杨亿在序中说，他在“景德中”(此当指从景德三年任翰林学士之后)，“忝佐修书之作”(奉诏编修《册府元龟》和国史)，闲暇经常与钱希圣(钱惟演)、刘子仪(刘筠)等人以诗交游，“更迭唱和，互相切劘”。他将参与唱和的15人(集中署名者实为17人)的250首诗(实248首)编为一集，取“玉山策府之名”(西昆仑)⑥，称之为《西昆酬唱集》。其中收录最多的是杨亿、刘筠、钱惟演的诗，此外有李宗谔、陈越、李维、晁迥等人，乃至丁谓的诗。

    (3)《谈苑》，杨亿口述，由杨亿门下黄鉴笔录，宋庠整理，改称《杨文公谈苑》，分为二十一门，明清之际散佚，现有李裕民据群书的辑校本。涉及内容包罗万象，上起唐、五代，下迄宋初，以人事、诗文居多，旁及科学技术、宗教、艺术、典章制度，等等。⑦

    另有《括苍集》、《颍阴集》、《韩城集》、《退居集》、《汝阳集》、《蓬山集》、《寇鳌集》、《刀笔集》、《别集》、《銮坡遗札》等，皆已不存。⑧

    杨亿在北宋早期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杨亿作诗虽宗学唐朝李商隐，然而却在形式上过于追求词藻华丽，对仗工稳，音律谐婉，并且多用典故，缺乏反映现实生活的感受和内容，带有相当程度的浮靡色彩。因他编有诗集《西昆酬唱集》，这种诗体被称之为“西昆体”。刘筠(971—1031)，《宋史》卷三百五有传，以文学知名，曾得到杨亿的识拔，深受杨亿诗文风格的影响。钱惟演(962—1034)，《宋史》卷三百一十七有传，是五代吴越王钱俶之子，博学善文，文辞清丽，参与编《册府元龟》，奉诏与杨亿分为之序。他们二人是以诗与杨亿唱和最多的人。西昆体在北宋文坛曾风靡三四十年。

    欧阳修提倡古文，对韩愈的诗文倍加赞赏，所著《六一诗话》称赞他的笔力“无施不可”，“叙人物，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在提到杨亿、刘筠代表的西昆体时作了如下介绍：

    自杨、刘唱和，《西昆集》行，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交，谓西昆体，由是唐贤诸诗集几废而不行。

    杨大年与钱、刘诸公唱和，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而先生老辈患其多用故事，至于语僻难晓，殊不知自是学者之弊。

    可见，以杨亿为代表的西昆体在北宋初期诗坛上影响之大。然而，欧阳修并不反对作诗用典，认为用典不用典不是造成诗句难懂的原因所在，问题出在作者本人身上。他还特地引述刘筠(子仪)用典与不用典的诗句加以说明，称其“雄文博学，笔力有余，故无施而不可”。⑨欧阳修对杨亿、刘筠主要表现于诗歌方面的文风并没有加以完全否定，甚至说：“先朝杨、刘风彩，耸动天下，至今使人倾想。”⑩对杨亿才思敏捷，挥笔成文的表现十分赞赏，称他是“一代之文豪”。(11)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1039—1112)在《汝州杨文公诗石记》中对杨亿也提出很高的评价：

    公以文学鉴裁，独步咸平、祥符间，事业比唐燕、许无愧，所与交皆贤公相，一时名士多出其门。(12)

    将杨亿看成是主持自宋真宗咸平(998—1003)至大中祥符(1008—1016)之间约20多年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认为可以与唐代文坛的“大手笔”燕国公张说、许国公苏颋相比，在朝野公卿文士中享有盛誉。

    然而，以杨亿、刘筠等人代表的具有形式主义倾向和浮艳色彩的西昆体文风，受到提倡“道统”，重视经义和实务的儒者的批评。在儒学史上被称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1005—1045)，鼓吹韩愈《原道》提出的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孟的道统和仁义之道，特别反对佛教、道教，同时还激烈批判杨亿的文风，提倡“文以载道”的古文。所著《怪说》将杨亿的文风与文武周公孔孟之道、儒家五经对立起来，说：“今杨亿穷研极态，缀风月，弄花革，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使天下不为《书》之典、谟、<禹贡>、<洪范>，《诗》之雅、颂，《春秋》之经，《易》之繇、十翼”，表示誓死反对。(13)

    然而，这种批评失之于偏颇，不能看作是客观公正的评价。北宋承唐末五代之后，自然要受前代文化、社会风气的影响，杨亿的诗文中具有形式主义倾向和浮靡色彩是事实，然而并非他的一切文章著作皆是如此，例如，他通晓古今典章制度，参与编撰的《太宗实录》、《册府元龟》是史书，既不属“浮华”、“淫巧侈丽”之文，也不是反先王孔孟之道之书；他一生不离翰墨，“手集当世之述作，为《笔苑时文录》”，自然也不会是离经叛道的著作；至于他自己及代别人起草的大量奏章，自然是针对时局提出的种种对策，想必不是“缀风月，弄花草”的作品。

    二  北宋的译经和杨亿为新译佛经润文

    北宋朝廷效仿隋唐的做法，将佛经翻译作为国家的事业置于朝廷的直接管理下进行。宋太祖(960—975在位)派太监到益州(治今四川成都)雕造大藏经版，是宋代雕印大藏经事业的开创者。宋太宗(976—997在位)太平兴国七年(982)在开封太平兴国寺置译经院(后称传法院)组织翻译佛经，并继续雕印大藏经，雍熙三年(986)为新译佛经写《新译三藏圣教序》。宋真宗(997—1022在位)对儒、释、道三教都很尊崇，曾撰《崇释论》，将儒家的“五戒”比附儒家的“五常”，说二者“异迹而道同”(14)，咸平二年(999)继太宗之后作《继圣教序》。

    宋朝在组织翻译佛经初期只任命朝廷官员担任润文官，宋真宗晚年开始任命身居“宰辅”的高官担任“译经使兼润文”(或称“译经润文使”)的官职，以此显示译经的崇高神圣地位。杨亿从汝州回京城后的第六年，即天禧四年(1020)，与丁谓相继被任为润文官。

    北宋继承前代为译经编纂目录的传统，相继编修了《大中祥符法宝录》、《天圣释教总录》和《景祐新修法宝录》。(15)《大中祥符法宝录》记载北宋太宗、真宗两朝翻译的大小乘经律论和西方圣贤集传222部413卷的目录、译者、内容提要和翻译缘起等，还载录包括宋太宗、真宗等人著作在内的“东土圣贤著撰”的目录。由译经僧惟净等多人编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至八年(1011—1015)，署名“奉敕编修”的是当时的兵部侍郎、译经润文官赵安仁和杨亿。杨亿当时的官衔是“翰林学士、通奉大夫、行尚书户部郎中、知制诰、同修国史、判史馆事”，未任润文官。(16)

    按照《景祐新修法宝录·总录》的记载顺序，杨亿、丁谓二人的润文的新经目录应载于《景祐新修法宝录》卷五，然而，此卷已经不存，参照《天圣释教总录》最后所附的经录推测，当为《大乘宝要义论》1部10卷。杨亿就在此年十二月去世。

    三  杨亿刊定《景德传灯录》后的参禅活动和《汝阳禅会集》

    杨亿自幼博读儒家经史，然而对佛教却知之甚少，在朝廷为官不久，看见一位同僚在读《金刚经》，竟加以责怪，认为天下没有任何可以与孔孟之书相比的书。然而，他在拿到《金刚经》读了几页之后，不由得对佛教产生了“敬信”的念头。他在朝廷与尊奉禅宗的李维过往密切，受到李维不少影响。

    大约在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或二年，法眼宗禅僧道原将《佛祖同参集》上献朝廷。真宗诏翰林学士左司谏知制诰杨亿、兵部员外郎知制诰李维、太常丞王曙同加刊削裁定，编为三十卷，署名《景德传灯录》，敕许刊印流传全国。杨亿为修订和推广《景德传灯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这期间，杨亿对禅宗历史和宗旨有了比较全面深入的认识。(17)

    此后，杨亿在知汝州期间正式拜临济宗元琏禅师为师，与当地很多禅师交往甚密，经常参加参禅活动，回京以后又与虔诚信奉禅宗的士大夫保持密切往来。

    (一)嗣法于临济宗广慧元琏

    大中祥符七年(1014)，杨亿病愈之后，八月以秘书监的身份出知汝州。他到任不久，就尽早访问广慧寺，参谒临济宗元琏禅师。

    元琏(951—1036)，泉州晋江(在今福建)人，俗姓陈。嗣法于临济宗汝州首山省念禅师，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应请住持汝州广慧寺。(18)宋代晓莹《罗湖野录》卷上<广慧琏章>介绍了元琏与王曙、许式、丁谓等士大夫交游的情况，评论说：“景德(按：1004—1007年)间，宗师为高明士大夫歆艳者，广慧而已。”杨亿不仅是元琏的朋友，而且是他的正式嗣法弟子之一。

    据《嘉泰普灯录》卷二十三<杨亿章>记载，杨亿初次参谒元琏便问：“布鼓当轩击，谁是知音者?”意为来到贵寺，击响佛堂之前护栏内的法鼓，谁是知音呢?这是一种试探。元琏机智地回答：“来风深辨。”表示已经知道来者的风采和用意了。杨亿再问：“恁么则禅客相逢只弹指也。”元琏答：“君子可入。”“可入”二字，既可理解为可进入此门，也可理解为可入禅道。于是，杨亿连声答应(“公应喏喏”)。然而元琏却说：“草贼大败!”按照丛林参禅的一般惯例，这是表示抓住了对方禅语或动作的漏洞时的用语，大概是对杨亿作出正面回应的反应。当天晚上二人交谈得十分投机。元琏问杨亿，过去曾与什么人谈过禅。他答，过去曾向“云岩谅监寺”问过：“两个大虫(按：老虎)相咬时如何?”谅回答他：“一合相。”意为二虎相争是二合一相。他请元琏谈谈对这一答语的见解，作“别一转语”。元琏表示自己不同意这一答语，在用手作出拽鼻子的姿势之后说：“这畜生，更蹦跳在!”据载，杨亿听了以后“脱然无疑”，立即作偈表达自己的悟境，曰：

    八角磨盘空里走，金毛师子变作狗。

    拟欲将身北斗藏，应须合掌南辰后。

    其中“将身北斗藏”的典故出自《云门语录》，五代时云门宗创始人文偃在有人问：“如何是透法身句?”曾以“北斗里藏身”作答。(19)杨亿的四句偈所述皆为不可能的事：石头制成的磨盘不可能在空中走，狮子也不能变成狗，到北斗藏身只是幻想，在南极星之后合掌也是想象。然而这种回答按照当时丛林参禅的风尚却属于“活句”，是能够给人更多想象空间和发挥余地的禅语。此后，杨亿便礼元琏为师，成为他的嗣法弟子。

    翌年，杨亿特地写信给在京城的李维，叙述自己决定嗣法于元琏的缘由。《天圣广灯录》卷十八<杨亿章>及《禅林僧宝传》卷十六<元琏传>皆载此信。现将两者对照进行介绍。

    (1)“病夫夙以顽蠢，获受奖顾，预闻南宗之旨，久陪上都之游，动静咨询，周旋策发，俾其刳心之有，诣墙面之无，惭者诚于席间床下矣。”杨亿因长年多病因而自谓“病夫”，说自己在京城时从李维处得知南宗禅的旨要，经常请教，受到启发，从而能够清除心中对“有”的执著而体悟空无的道理。因此，自己原本是受法于李维的。

    (2)“又故安公大师，每垂诱导。自双林灭影，只履弗归，中心浩然，网知所旨，仍岁沉痼，神虑迷恍。殆及小间，再辩方位。又得谅公大士，见顾蒿蓬。谅之旨趣，正与安公同辙，并自庐山归宗、云居而来，皆是法眼之流裔。”其中的“双林灭影”，原指释迦佛在双林入灭；“只履弗归”是指菩提达磨穿只履西归的传说。杨亿以两句借喻安禅师去世。这段话是说他又前后跟来自庐山归宗寺、云居寺的两位云门宗禅师学禅：一位是安禅师，然而他不久去世，使自己心中空虚，不知宗旨，再加上患病，精神恍惚。直到稍微痊愈，才又得以明辨行止方位；另一位是谅禅师，当即前面杨亿对元琏所说的“云岩(按：疑为‘居’字)谅监寺”，他曾亲临杨亿的住所，为他说禅。

    (3)“去年假守兹郡，适会广慧禅伯，实承嗣南院念，念嗣风穴，风穴嗣先南院，南院嗣兴化，兴化嗣临济，临济嗣黄檗，黄檗嗣先百丈海，海嗣马祖，马祖出让和尚，让即曹溪之长嫡也。”这是讲述广慧元琏的传承法系：曹溪慧能—南岳怀让—马祖道一—百丈怀海—黄檗希运—临济义玄—兴化存奖—南院慧颙—风穴延沼—南院省念(20)—元琏。

    (4)“斋中务简，退食多暇，或坐邀而至，或命驾从之，请叩无方，蒙滞顿释。半岁之后，旷然弗疑，如忘忽记，如睡忽觉，平昔碍鹰之物，曝然自落；积劫未明之事，廓尔现前，因亦决择之洞分，应接之无蹇矣。”叙述自己在汝州与元琏交往及参禅得悟情况。谓自己的住处布置简朴，经常邀请元琏来访，有时驾车到其寺院参谒，经多次参禅叩问，迷执顿消，半年之后心中疑团皆无，“如忘忽记，如睡忽觉”，平常堵塞心胸的烦恼一下子就除去了，长期不明之事立即就明白了，从此能够清楚地明辨事理，灵便地应对事务。

    (5)“重念先德，率多参寻，如雪峰九度上洞山，三度上投子，遂嗣德山；临济得法于大愚，终承黄檗；云岩多蒙道吾训诱，乃为药山之子；丹霞亲承马祖印可，而作石头之裔。在古多有，于理无嫌。病夫今继绍之缘，实属于广慧，而提激之自，良出于鳌峰也。”这是解释自己之所以决定嗣法于元琏的理由。他列举往古禅师虽行脚到各地参访很多禅师，然而最后只选择嗣法于其中一人，例如，雪峰义存在成名之前曾九次上江西洞山参谒师事良价，三次到舒州投子山参谒大同，然而最后决定嗣法于德山宣鉴；临济义玄虽受法于高安大愚，但最后选择嗣法黄檗希运；云岩昙晟从道吾圆智受教很多，最后却嗣法于药山惟俨；丹霞天然得到马祖印可，但却嗣法于石头希迁。杨亿表示，既然如此，自己虽在以前从云门宗的安、谅二位禅师受过禅法，但现在决意嗣法于元琏，然而最早启迪自己奉持禅法的却是身为翰林学士(“鳌峰”，翰林之喻，指李维)的您啊!

    此信反映了宋代一位知名儒者信奉禅宗的心路历程和关于唐宋禅宗传承世系的情况，很有史料价值。在元代以后，此信也被编在《景德传灯录》的书后。

    (二)参禅与说法

    杨亿此后不仅礼师参禅，而且也向慕名前来的问道者谈论禅法。他的语录在《天圣广灯录》卷十八、《嘉泰普灯录》卷二十三的<杨亿章>有较多记载。这里仅择取几则介绍。

    杨亿曾问元琏：“寻常承和尚有言：一切罪业皆因财宝所生，劝人疏于财利。况南阎浮提众生以财为命，邦国以财聚人，教中有财法二施，何得劝人疏财?”(21)对于元琏常讲的劝人疏散财物的话提出质疑：人们生活离不开钱财，国家需靠钱财设官养兵，佛教所讲的施舍除“法施”(说法)之外尚有“财施”，怎么可以劝人放弃自己财产呢?对此，元琏回避正面回答，而以偈句答之曰：“幡竿尖上铁龙头。”龙头虽在高处，却是铁的，又在幡竿之上，可能喻义有二：一谓此是因缘合会，是无常的；二谓龙非真龙，岂有自由可言，表示拥有财宝既不可靠，也必然带来精神烦恼。杨亿似乎已经理解，立即作答：“海坛马子似驴大。”“海坛”不知所指，也许是在海边祭海之坛，“马子”当指铸造的马驹，虽是马，但长的个头却像驴。元琏又说：“楚鸡不是丹山风。”是说楚人虽称鸡为凤但不是凤。(22)杨亿说：“佛灭二千岁，比丘少惭愧。”谓此时已进入“末法”(佛灭1500年以后)时代，比丘只是相似的比丘。这些偈句与杨亿开始的问话如何联系呢?也许是暗示有财而不疏财，不是真正的富；出家人爱财则为“末法”时代的假比丘。

    杨亿也常向禅僧谈禅。曾对某僧说，“道不离人，人能弘道。大凡参学之人，十二时中长须照顾”；又引马祖弟子南泉普愿“三十年看一头水牯牛”的话，表示修道过程如同在田野放牛，不可分心，又如母鸡孵小鸡那样不可须臾离开。他的某些禅话中也含有哲学的思考，曾说：

    《肇论》云：会万物为己者，其唯圣人乎?(23)如今山河大地、树木人物纵地，是同是别?若道同去，是他头头物物，各各不同；若道别去，他古人又道：会万物为己。且恁生会?只如教中说：若有一人发真归源，十方虚空一时销陨。古德亦云：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此是甚道理?直下尽十方世界，是汝一只眼。一切诸佛、天、人、群生类，尽承汝威光建立。须是信得乃方得。(《天圣广灯录·杨亿章》)

    在这里他借引述《肇论·涅槃无名论》中的话发挥世界万物彼此会通图融的思想。大意是：世界上林林总总的种种事物，虽看起来各各不同，然而皆以贯通内外的心性(理)为本体、本原。因此天地同根，万物一体。从自己来说，一旦觉悟而回归法性(法身)，十方虚空便不复存在；体悟自性，便能晓悟三界唯心所造。杨亿告诉禅僧应当建立这样的气概：十方世界在你眼下，一切众生不过是你心识的产物。

    实际上，这是从大乘佛教的第一义谛的角度来讲的，以此强化禅僧对三界唯心和即心是佛、见性成佛的认识和信心。

    (三)编撰《汝阳禅会集》

    杨亿在汝州期间，与叶县归省(也嗣法于省念)的弟子宝应寺的法昭也有密切交往，互有禅语问答。他将与元琏、法昭二人之间的参扣禅语，“随时疏录”。有人将此语录传到襄州，引起当地丛林禅师的极大兴趣，也有随之附合酬唱答对者。杨亿后来又搜集到多位禅师的语录，于是将原录加以扩充，合编为《汝阳禅会集》十三卷，自己写序。其中新增的有襄州谷隐寺绍远、玉泉寺守珍(二人嗣法石门慧彻，属曹洞宗)，白马令岳(嗣法白马智伦，上承德山宣鉴法系)，普宁寺归道(嗣法德山缘密，属云门宗)，正庆寺惠英、鹿门山惠昭(二人嗣法云居道齐，属法眼宗)六人以及叶县归省等人的语录。杨亿在编集语录过程中，按语录的体例分为别语、代语、拈古、垂语、进语、辨语等项。(24)可以想象，这是宋代正在兴起的文字禅的重要著作，可惜久已不存。

    (四)杨亿与汾阳善昭、慈明楚圆

    临济宗首山省念的弟子中，以在汾州(治今山西汾阳)传法的善昭最有名。杨亿虽与善昭没有见面，然而在知汝州期间与他也有联系。

    善昭(947—1024)，俗姓俞，太原人。从省念受法后，大约在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到达汾阳大中寺(后称太平寺)太子禅院，在此传法近三十年，名扬远近。杨亿参与修订的《景德传灯录》第十三卷于“前汝州首山省念禅师法嗣”之下，载有善昭上堂说法的语录，其中有“三玄三要”、“四照用”和“四宾主”等。大约在宋真宗下诏将此书编入大藏经的第二年，即大中祥符五年(1012)，此书已经刻印并且流传各地了。善昭看到此书，曾与汾阳信众一起举办盛大斋会庆祝，上堂说法。(25)

    杨亿出知汝州并与禅僧密切交往的消息在丛林间迅速传播。善昭此时已六十八岁，得知这一消息后，便派弟子携带自己的书信到汝州杨亿处致意。《汾阳无德禅师语录》卷首所载杨亿的序作了这样的记述：

    师(按：善昭)遐遣清侣，躬裁尺讯，谓《广内集录》，载师之辞句，既参于刊缀；汝海答问，陪师之法属，且联其宗派。邈同凤于千里，遽授书之一编。法兴、智深二上人，飞锡实勤，巽床甚谨。述邑子之意，愿永南宗之旨，属图镂版，邈求冠篇……(26)

    其中的“广内集录”不知所指，也许就是指《景德传灯录》，此书在道原原编的基础上有所增广修订，收有善昭的语录。“汝海”是当时人对汝阳的另一种称法。“汝海答问”当指杨亿在汝州期间与首山法系的广慧元琏、叶县归省及其弟子法昭等人之间的参禅答问，语录载于杨亿整理的《汝阳禅会集》。大意是说，善昭派弟子携信拜谒杨亿，说《广内集录》载有他的语句，已经刊载；在汝州与您一起参禅的禅师中有自己的同宗兄弟，并且赠送自己的语录集一部，请杨亿写序，以便刊印时置于卷首。这一语录集即现存的《汾阳无德禅师语录》，前面杨亿的序就是他在知汝州期间撰写的。

    善昭弟子很多，最著名的是后在潭州(今湖南长沙)石霜山传法的楚圆(986—1039)，其次有大愚守芝以及琅邪慧觉、法华全举等人。杨亿与楚圆也有交往。

    杨亿与楚圆会见是在从汝州回到开封之后，当时他已经信奉禅宗，对禅宗通过含糊语言和动作传递禅机的做法有相当的了解。北宋惠洪《禅林僧宝传》卷二十一<楚圆传>记载，楚圆在善昭门下七年，后应请到并州(治今山西太原)智嵩住持的寺院。智嵩，或作唐明智嵩，或作三交智嵩。“唐明”、“三交”可能是他先后住持的寺院的名称。智嵩告诉楚圆：“杨大年内翰知见高，入道稳实，子不可不见。”于是，楚圆便到开封去参谒杨亿。《禅林僧宝传·楚圆传》对楚圆初见杨亿的描述充满禅趣，不妨全录如下：

    乃往见大年。大年曰：对面不相识，千里却同风。公(按：楚圆)曰：近奉山门请。大年曰：真个脱空。公曰：前月离唐明。大年曰：适来悔相问。公曰：作家!大年喝之。公曰：恰是。大年复喝。公以手画一画。大年吐舌曰：真是龙象。公曰：是何言欤?大年顾令别点茶，曰：原来是家里人。公曰：也不消得。良久又问：如何是圆上座为人句?公曰：切。大年曰：作家!作家!公曰：放内翰二十拄杖!曰：这里是什么处所?公拍掌曰：不得放过。大年大笑。

    又问：记得唐明悟时因缘否?公曰：唐明问首山佛法大意(27)。首山曰：楚王城畔，汝水东流。大年曰：只如此，语意如何?公曰：水上挂灯球。大年曰：与么则辜负古人去。公曰：内翰疑则别参。大年曰：三脚蛤蟆跳上天。公曰：一任蹦跳。大年乃又笑。馆于斋中，日夕质疑智证。因闻前言往行，恨见之晚。

    二人的问答蕴含什么奥妙的禅机?外人是难以确切知晓的。这里仅试猜其大意。在引文的前一段，楚圆听杨亿说彼此“千里同风”，便告诉他自己最近应请将去住持山寺。杨亿称赞此为超脱之事，楚圆补充说，他是在一月之前离开唐明智嵩的。杨亿表示悔于相问，楚圆便称赞他是位“作家”(禅机敏锐善于应对的禅者)。杨亿以大喝一声来表示不敢当。楚圆认可。杨亿又喝一声。楚圆用手比划了一下，杨亿从中晓悟出来了什么，便称赞他是“龙象”(比喻学德出众的高僧)。于是杨亿对楚圆表示认同，称之为“家里人”。当他问楚圆“为人”宗旨应是什么时，他只简单地答了个“切”字。杨亿连连称他“作家”。楚圆说要打他二十棒，即使在他的邸宅也不放过，惹得杨亿大笑。

    第二段引文中，杨亿所问的“唐明悟时因缘”是指：当年智嵩参谒首山省念时问什么是“佛法大意”，首念以“楚王城畔，汝水东流”作答，智嵩当下大悟。楚王城就是楚城，这里是特指汝州的襄城，为旧汝州城，城外有汝水日夜长流。省念以此自然景观启示智嵩，佛法不离自然，就在自然之中。楚圆所谓“水上挂灯球”，意为如果在水上挂灯笼，那么水上的灯笼与水中灯影便交彻辉映，以此暗示省念的话是一句双关，既讲自然景观，叉喻禅理。当杨亿对此表示不以为然时，他便说如果怀疑，那就别参省了。“三脚蛤蟆跳上天”说的是不可能的事。杨亿大概借此表示对于什么是佛法之类的问题，本来是不能回答的。然而楚圆以“一任蹦跳”表示跳跳也无妨。最后二人关系融洽，杨亿不仅自己向他请教，并且郑重地把他介绍给同样尊奉禅宗的驸马都尉李遵勖。

    (五)杨亿与驸马都尉李遵勖

    杨亿与驸马都尉李遵勖皆信奉禅宗，彼此之间常有禅语交往。

    李遵勖(?—1038)，好为文辞，举进士，在宋真宗大中祥符(1008—1016)年间召对便殿，娶真宗妹万寿长公主为妻，授左龙武将军、驸马都尉，仁宗时官至宁国军、镇国军节度使。他远慕先后在襄州石门山、谷隐山传法的蕴聪禅师(965—1032)。在蕴聪晚年，特地派人把他接到京城，正式拜他为师，在他身边参禅学法前后约六年时间。蕴聪与杨亿之师元琏一样也是临济宗首山省念的弟子。因此，在临济宗内部，按辈数李遵勖与杨亿都是临济下六世，二人是叔伯兄弟。他与杨亿以及刘筠等名士因为皆倾心禅宗，成为“方外之交”。(28)他著有《间宴集》、《外馆芳题》，并继《景德传灯录》出世之后编撰禅宗灯史《天圣广灯录》三十卷，景祐三年(1036)奏上，受到仁宗的嘉奖并为其作序。(29)

    一日，杨亿问李遵勖：“释迦六年苦行，成得甚么事?”李遵勖答：“担折知柴重。”他没有回答释迦牟尼认识到修苦行不能使人解脱，改而到尼连禅河边菩提树下坐禅悟道等事，而只是说看见担子折断可以推测所挑的柴太重了。杨亿又问：“一盲引众盲时如何?”李遵勖答：“盲!”似答而非答。杨亿说：“灼然。”于是便结束彼此的禅谈。他们之间对话，都尽可能选择语意含糊的所谓“活句”，而避免使用问语与答语内容相应并且契合的“死句”。(以上据《天圣广灯录》卷十八<杨亿章>)

    杨亿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穿插着带有打诨色彩的禅机问答。他生病对，问在身边的环禅师：“某今日违和，大师慈悲，如何医疗?”环禅师答；“丁香汤一碗。”他便装出吐的样子。环禅师说：“恩受成烦恼。”在为他煎药时，他大叫：“有贼!”药煎好送到他面前时，他膛目视之，并且喊：“少丛林汉!”在病重时问：“某四大(按：地水火风，此指身体)将欲离散，大师如何相救?”环禅师没有回答，只是槌胸三下。他夸奖说：“赖遇作家!”环禅师立即说：“几年学佛法，俗气犹未除。”他说：“祸不单行。”环禅师作嘘嘘声。在这些对话和动作中，含有什么禅机呢?杨亿喊“有贼”，也许是指有病魔缠身；环禅师槌胸三下，当是表示病已无可挽救；杨亿说“祸不单行”，也许是表示自己已近死期；环禅师作出嘘嘘之声，大概是表示惋惜。到底如何，不敢确定。

    杨亿仿效禅僧的做法，在去世前写偈一首，并特别嘱咐第二天送驸马李遵勖。偈曰：

    沤生与沤灭，二法本来齐。

    欲识真归处，赵州东院西。(30)

    偈中的“沤”是水泡，《楞严经》以大海中流动的水泡(浮沤)比喻人生；“真”，当指识神，即灵魂；“赵州东院”是唐代南泉弟子赵州从谂和尚所住的观音院。此偈的大意是：生与死本来无别，如果想知道我死后灵魂的归处，就在赵州和尚东院的西邻(31)。

    通过对杨亿上述事迹的考察，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佛教在宋代的流行情况，也可以从中证实佛教特别是禅宗在宋代发展的重要社会原因之一是众多士大夫的尊崇和支持，并且可以从一个侧面加深我们对宋代士大夫的精神文化生活的了解。

    ①  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30页。

    ②  《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四，第430页。

    ③  参李一飞《杨亿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④  《归田录》卷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页。原载《欧阳文忠集》卷一二六。另可参考《宋史》卷三○四<仲简传>，卷二九五<谢绛传>。

    ⑤  以上除注明出处外，皆据《宋史》卷三○五<杨亿传>，并参考《宋史》卷二八一<寇准传>及卷二四二(章献明肃刘皇后传)、苏辙《龙川别志》卷上等。

    ⑥  玉山是《山海经》卷二<西山经>中所载西王母所居之山；策府为《穆天子传》卷二中所说藏书之“群玉之山”，皆指昆仑山。

    ⑦  《宋元笔记丛书·杨文公谈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⑧  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本《武夷新集》前的<提要>。

    ⑨  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六一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0、266页。原载《欧阳文忠集》卷一二八。

    ⑩  《欧阳文忠集·补遗·书简》<与蔡君谟帖五>。

    (11)  《归田录》卷一，第16页。

    (12)  《栾城后集》卷二十二。

    (13)  《怪说》上中下三篇，载《徂徕集》卷五。

    (14)  《佛祖统纪》卷四四，《大正藏》卷49，第402页上。

    (15)  这些经录佚失多年，1933年在山西赵城广胜寺发现《金版大藏经》时，从中发现这三个经录的残卷。1935年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和北京三时学会影印的《宋藏遗珍》收有这三个经录。近年中华大藏经局编《中华大藏经》第72、73册分别收有这三个经录的影印本。

    (16)  请见拙著《宋代的佛经翻译》，载杨曾文、方广錩编《佛教与历史文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

    (17)  关于杨亿奉诏刊定《景德传灯录》，请详见本书第二章第四节<道原及其景德传灯录>。

    (18)  元琏的生平，详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

    (19)  《大正藏》卷47，第546页上。

    (20)  省念，一般称首山省念。然而他是先住首山，再住广教寺，后住南院(即宝应寺)，因此也称南院省念。

    (21)  《续藏经》本《天圣广灯录·杨亿章》的“因财宝”作“困贼宝”；“南阎浮提”作“南阎”，据《五灯会元》卷十二<杨亿章>改。“南阎浮提”是佛教讲的四大洲之一，原指印度，后也泛指现实人间。

    (22)  宋延寿《万善同归集》卷上谓：“楚国愚人认鸡作凤，犹春池小儿执石为珠。”载《大正藏》卷48，第959页上。《禅林僧宝传》卷三十<洪英传>载，临济宗僧洪英说：“楚人以山鸡为凤，世传以为笑。”

    (23)  出自《肇论·涅槃无名论》。据影印宋嘉祐本《肇论中吴集解》，这段文字应是：“会万物以成己者，其唯圣人乎!”原文“树木人物纵地”中的“纵地”作“摐地”，不可解。“纵地”，意为并相存在。

    (24)  据《罗湖野录》卷下<杨亿章>，所述禅师的法系，参考《五灯会元》有关章节。

    (25)  善昭的传记及语录，请参考宋惠洪《禅林僧宝传》卷三<善昭传>、晦翁悟明《联灯会要》卷十一<善昭章>及楚圆编《汾阳无德禅师语录》、赜藏主《古尊宿语录》卷十<善昭语录>等。

    (26)  《大正藏》卷47，第595页中。

    (27)  原文“唐明”下有“闻僧”二字，据《联灯会要》卷十二<智嵩章>，二字当衍。

    (28)  《天圣广灯录》卷十七<蕴聪章>所载李遵勖<先慈照聪禅师塔铭>。

    (29)  《宋史》卷四六四<李道勖传>并《景祐新修法宝录》卷十四。

    (30)  《嘉泰普灯录·杨亿章》。

    (31)  唐代赵州从谂(778—897)虽在赵州东院(观音院)住，却自称住在“东院西”。《景德传灯录》卷十<赵州和尚章>载：“师出院逢一婆子，问和尚住什么处?师云：越州东院西。”见《大正藏》卷51，第277页中。可见，在这里，“赵州东院西”就是指东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