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雪庭福裕、林泉从伦和元前期的佛道之争
在蒙古建国号“大元”之前(1206—1271)及建国号的初期，佛教与以全真道为首的道教之间进行过激烈斗争，双方曾在朝廷的直接干预和主持下进行过辩论。在这个过程中，曹洞宗著名高僧万松行秀的两大弟子少林福裕、林泉从伦，都是佛教方面直接参与这一事件的重要人物。
一 少林雪庭福裕与佛道论争
关于记述福裕的资料，比较可信用的有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程矩夫奉敕撰文，赵孟頫书写的《大元赠大司空开府仪同三司追封晋国公少林开山光宗正法大禅师裕公之碑》(下简称《元裕公禅师碑》)①和清超永编《五灯全书》卷六十一、《五灯会元续略》卷一<福裕传>等的记载。
福裕(1201—1275)，字好问，号雪庭，因曾住持和林(也称上都，蒙古建国早期的国都，在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上游的哈尔和林)北少林寺，晚年归隐住持嵩山少林寺，放曾称“和林上都北少林寺嗣祖雪庭”，也称“少林雪裕”，尊称“少林长老”。俗姓张，太原文水(在今山西)人，九岁入学，以聪明著称。
金宣宗贞祐元年(1213)，蒙古军围攻金的中都(燕京，今北京)并攻占金朝原占据的河东、河北及山东等地；翌年，再次围攻并占领中都及其他地区，金宣宗被迫迁都开封。在这期间，福裕的父母死于战乱之中。他当时十四五岁，孤苦无依，某日路上碰到一位老比丘，劝他投身佛门，说如果“诵得一卷《法华经》，则一生事毕”。他反问，佛教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向上消息在否”?这位老比丘感到他与别的幼童不同，便带领他去“仙岩”参见休林和尚。休林接受福裕为弟子，为他剃发授戒。福裕在休林身边学法和做杂务七年。(《五灯会元续略》卷一<福裕传>)
福裕后听人说燕京报恩寺行秀的名望，便独自北上参谒行秀。据清纪萌《宗统编年》卷二十五记载，福裕见行秀的时间是南宋嘉定十五年(元太祖十七年，壬午，1222)。行秀一见便许他为入室弟子，问他：“子从何得个消息，便恁么来?”语中含有禅机。福裕没有从正面回答，却说：“老老大大，向学人纳败阙(按：当是在学人面前败露)作么?”行秀立即问，自己错在什么处。他巧妙地答：“学人且礼拜，暂为和尚葢覆却(按：意为为和尚掩盖过错)。”据载，行秀听后十分高兴，对于他的回答予以印可。福裕在行秀身边十年。金哀宗开兴元年(壬辰，1232)，元军攻破金都开封，二年后亡。行秀退居报恩寺从容庵之后，福裕受命继任万寿寺住持。然而在战乱之际，寺院荒芜。
在元太宗窝阔台、元定宗贵由、元宪宗蒙哥三朝，临济宗僧海云印简受到重用，并在后两朝期间受命掌管释教事务。②福裕经印简和万松行秀的推荐，出任少林寺住持。据《元裕公禅师碑》，当时正值少林寺遭遇火灾之后，他暂住缑氏县永庆寺，在主持少林寺复建的同时，还“训徒说法”，据称前来援助复建少林寺工程的施舍者多“如丘山”，归到他门下的徒众“如归市”，致使少林寺很快得以“金碧一新”。
元太宗死后，乃马真后临朝称制四年(乙巳，1245)，福裕应请为尚未即位的忽必烈亲王(即位后为元世祖)在少林寺举行规模盛大的资戒法会。③元定宗三年(戊申，1248)奉诏北上住持上都和林的兴国寺。元宪宗蒙哥即位(辛亥，1251年)后，曾召福裕至驻跸的帐殿问法，得到赞许，此后奉诏在和林建北少林寺。他此寺为中心传法，声望渐高，时人称他为“少林长老裕公”，他有时自称“和林上都北少林寺嗣祖雪庭”。
大约在元宪宗七年(丁巳，1257)四月印简去世以后④，福裕受任“僧都”，“总领释教”。在他统领下，从各地得到废寺237所，安置很多僧尼居住，得以恢复修行和传法活动。
金末元初，道教除正一道之外，又兴起全真道。全真道是由金朝王喆(字世雄，号重阳，自称害风，1112—1170)在宁海州(治今山东牟平)创立，主要弟子有马钰、谭处端、丘处机、刘处玄、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称“七真”。全真道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不尚符箓和烧炼，也奉“无心”、“忘言”及“识心见性”等思想为宗旨，道士须过出家生活。丘处机(1148—1227)，号长春真人，在元太祖十四年(1219)应成吉思汗召请，率弟子随同西征，劝成吉思汗“敬天爱民”、“清心寡欲”，受到赏识，十八年回燕京，受命掌管天下道门事。从此全真道迅速兴起，经常发生侵凌佛教事件。李志常(1193—1256)，号真常真人，是丘处机的弟子，继丘处机、尹志平之后掌管道教，声势显赫，急于扩大教势，纵容道教在各地强占佛寺、山林、水土达482处，改寺为道观，毁佛菩萨像改立道教神像，甚至破坏儒家孔庙，并将最初由西晋道士王浮伪造《老子化胡经》及所谓《老子八十一化图》等雕版印行四处散发。
元宪宗五年(乙卯，1255)年八月，福裕看到以李志常为首的全真道教团将“谤讪佛门”的《老子化胡经》和《老子八十一化图》等道书大量雕印，在朝野广为散发，便通过学士安藏将道书上报阿里不哥大王(成吉思汗之孙)，由他转奏蒙哥皇帝，告道教“破灭佛法，败伤风化”。蒙哥皇帝不详真伪，召少林福裕及道教掌教者李志常等入宫，与丞相、贵戚、大臣等当面听他们辩论。福裕抓住《老子八十一化图》中所说太上老君(老子)生于“五运”⑤等明显与史书不同的地方，指出道教“伪妄”，并且联系道教强占佛教寺院土地的事实进行控告。现据元代祥迈《辩伪录》卷三记载，将福裕斥责道教的部分言论摘引如下：
道士欺负国家，敢为不轨。今此图中说李老君生于五运之前，如此妄言从何而得?且《史记》老子与孔子同时出衰周之际。
道士欺谩朝廷辽远，倚着钱财壮盛，广买臣下取媚人情，恃方凶愎，占夺佛寺，损毁佛像，打碎石塔……占植寺家园果梨栗、水土田地。大略言之，知其名者可有五百余处。今对天子，悉要归还。
据载，当时李志常推说雕印《化胡经》、《八十一化图》等皆是“下面歹人做来”，自己并不知情，对于各地道教强占寺院土地的事，也表示愿意退还。最后，福裕向蒙哥皇帝提出：“此《化胡》、《图》本是伪造，若不烧板，难塞邪源。”蒙哥表示：
我为皇帝，未登位时，旧来有底，依古行之；我登位后，先来无底，不宜添出。既是说谎道人新集，不可行之。
这是明确表示同意将道教的《老子八十一化图》等伪经书焚毁。对此，李志常不敢提出异议。
翌日，福裕自称“和林上都北少林寺嗣祖雪庭野人”，又上书蒙哥皇帝，主要内容有三点：
第一，简要介绍佛教的由来和教理，说佛教可以辅助教化民众，安定社会，所谓：“学其道者，持五戒则备于五常；修十善则杜其十恶，存者安于王道，亡者托于人天，其大则顿息生死之源，独出圣凡之表也。”
第二，承认古代老子确有其人，对以往奉老子《道德经》的道家、道教给予基本肯定的评述，说：“学其道者，虚心实腹，游于道德，黜于聪明，高蹈烟霞，迥出尘世，声利不能屈，刑势莫能移，虽二圣贤(按：指佛与老子)时有先后，教有浅深，观其圣贤之心，未尝有间也。”在正面肯定的同时，也蕴含佛教优于道教的观点。
第三，攻击的主要矛头指向全真道，说：“自我皇朝圣祖开辟大统以来，兵烬之际，有学者兴肇起其门，是曰全真，冠伯阳(按：老子名李耳，字伯阳)之衣冠，称伯阳之徒党。弃伯阳之宗庙，悖伯阳之道德，浸漫四方，不可胜数。毁拆寺宇，摧灭圣像，伪兴图籍，妄设典章，肆其异端，以干时惑众，残贼圣人之道，辄以无稽之言，自雕入藏目之为经，良可笑也。”然后批判全真道新集的《老子八十一化图》、《化胡经》等的虚假伪妄，并抨击在许昌所建“三教碑”上的圣人像将老子像居中，佛与孔子像置于左右的做法。⑥
此后，蒙哥皇帝降旨对道教造伪经，毁坏佛菩萨像、改塑老子像者要治罪惩罚，并勒令退还佛教寺院37所，然而道士拒绝归还。
元宪宗八年(戊午，1258)七月，蒙哥皇帝命忽必烈召请各地僧、道两宗，并包括儒者在内所谓“九流名士”到上都和林的皇宫聚会，围绕道教的《老君八十一化图》、《化胡经》等进行辩论，命福裕代表为佛教方面的“头众”，全真道的“权教”张志敬(张真人)为道教方面的“头众”，佛道两方各出十七名代表进行辩论，参加集会的僧人三百多人，道士二百多人，担当“证义”的丞相、大臣及儒者共二百余人。在僧人当中有地位显赫的掌管佛教事务的那摩国师⑦、八思巴(拔合斯八，吐蕃僧)国师、西蕃国师等人。
代表佛教方面出面辩论的十七人是：燕京圆福寺长老从超、奉福寺长老德亨、药师院长老从伦、法宝寺长老圆胤、资圣寺统摄至温；大明府长老明津；蓟州甘泉山长老本琏、上方寺长老道云：滦州开觉寺长老祥迈；北京(在今内蒙古宁城西)传教寺讲主了询；大名府法华寺讲主庆规；龙门县杭讲主行育；大都延寿寺讲主道寿、仰山寺律主相叡、资福寺讲主善朗；绛州唯识讲主祖珪；蜀川讲主元一。其中燕京药师院长老从伦，是万松行秀的弟子，福裕的师弟；滦州开觉寺长老祥迈在元世祖二十八年(1291)奉敕编撰《辩伪录》，将元初的佛道冲突和论争作了详细记载。
道教方面参加辩论的十七名代表中有十二名来自燕京天长观(今北京白云观)，其他来自真定府、西京(当为今山西大同)、平阳及代阳、抚州。
辩论由忽必烈亲自主持，他提议双方辩论围绕《老君八十一化图》、《化胡经》及其他“谤佛”道书进行，并提出如果僧人输了要留发当道士，道士输了要剃头为僧。在辩论中，僧人方面紧紧抓住《化胡经》是否老子所说?何为佛?老子有无到天竺“化胡成佛”?道士能否持咒做到“入火不烧，或白日上升，或摄人返魂，或驱妖断鬼，或服气不老，或固精久视”?让道士答辩。忽必烈、拔合斯八国师也亲自向道士提出质难，乃至辩论。据载，道士或“无答”，或“不曾闻得”，或“不敢持论”，最后表示认输。
于是，那摩大师命“西京明提领、燕京定僧判、玉田张提点、德兴府庞僧录及随路僧官”等人，将出面辩论的十七名道士押送燕京，将他们道冠、道服挂在长竿之上，让远近民众知晓。又命道教将所强占的佛教寺院、山林、土地四百八十二处，皆归还佛教；《老君八十一化图》等道经及雕版，皆令烧毁；相关碑刻和塑画之像，予以清除。据载，由少林福裕提议，佛教方面仅将四百八十多处寺院山林土地中的二百零二处收回，其他皆让给道教方面。⑧
蒙哥皇帝、忽必烈虔信佛教，在辩论中的倾向十分明显，道教所持的《八十一化图》、《化胡经》破绽明显，漏洞百出，辩败是在意料之中的。
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称元“中统”，赐福裕以“光宗正法禅师”之号，命在他的故乡建报恩寺，赐给田地以供僧需。他又应请住持燕京万寿寺，并负责在和林、燕蓟、长安、太原、洛阳五地建立五少林寺。⑨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春，诏全国佛僧入燕京会集，福裕法系的僧众竟达三分之一。
福裕熟读佛典，并博通群书，生前上堂说法，门下记录已达几十万言，然而他不许雕印，说此皆“一时游戏所发，安可以形迹为哉”。
福裕住持燕京大庆寿寺长达十四年，后因年老疲于接待，归隐于嵩山少林寺。由于他声望卓著，影响很大。《元裕公禅师碑》描述他归少林寺的情景是：“如初祖师(按：菩提达磨)再出世，倡道垂教于天壤间，如鼓雷霆而揭日月”。福裕住持少林寺，对少林寺的恢复和发展、地位的提高，起到极大推动作用。因此，后世称福裕为“少林中兴之祖”是有道理的。
福裕于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七月病逝，年七十三。
福裕的弟子很多，分布在相当现在的河北、山西、山东、四川及蒙古国和林等地传法，其中有名的有西京嵩山灵隐寺文泰禅师、太原府报恩寺中林智泰禅师、泰安州灵岩寺足庵净肃禅师、成都昭觉仲庆禅师、和林北少林寺觉印禅师等人。⑩曹洞宗正是由少林福裕—嵩山文泰—还源福遇—淳拙文材的法系，传到明清以后的。
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福裕的弟子慧庆将福裕的撰述刻版印行，并向官府提出为师福裕立神道碑的请求，经集贤大学士、荣禄大夫陈颢的奏请，“封少林开山住持、光宗正法大禅师福裕制赠大司空、开府仪同三司，追封晋国公”之号，命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程钜夫奉撰神道碑，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赵孟頫书，由福裕弟子慧庆、建宣、少林寺住持普就立石，耶律德思镌刻，于延祐元年(1314)刻完竖立。(《元裕公禅师碑》)
二 报恩林泉从伦
从伦，俗姓、籍贯及生卒年龄不详。从万松行秀受法，先后住持燕京万寿寺、药师院。元世祖至元九年(1272)，是建国号为“大元”的第二年，从伦被召入大都(今北京)皇宫的内殿，世祖命他讲“禅”，帝师八思巴也在座。
八思巴(1235—1280)、也作发思巴、拔合斯八、八合思八，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元宪宗三年(1253)谒见尚未即位的世祖忽必烈，受到信任。世祖将他置在身边，从他受戒。忽必烈即位，尊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释教，至元元年(1264)领总制院(后改宣政院)，掌管全国佛教及吐蕃地区事务。世祖六年(1269)颁布他奉命所制蒙古文字，升任八思巴为帝师、大宝法王。可见，从伦被召见世祖时，是八思巴受帝师号的第二年。
从伦引据唐代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作答，说：“梵语禅那，此云思惟修，亦名静虑，皆定慧之通称也。禅为万德之源，故名法性。《华严经》说：亦是众生迷悟之源，故名如来藏。《楞伽经》说：亦是诸佛万德之源，故名佛性。”然后又引述说，禅有外道禅、凡夫禅、小乘禅、大乘禅、最上乘禅，亦名如来清净禅，“达磨以来，递代相传者，是如来清净禅也”。
元世祖听他说完之后，提出：过去向禅僧问禅，皆表示“无说”，为什么你却有说呢?从伦解释，“理本无说，今且约事而言”，好像吃蜜，蜜的颜色可说，而甜味不可描述，甜味相当“理”，颜色相当“事”。八思巴认为他所说的道理与教门中讲的“甚深般若”之理是一致的。此后，从伦又讲了一段六祖慧能当初至广州法性寺时对风动、幡动所说“非风幡动，仁者心动”的公案。帝师八思巴提出异议：实是风动、幡动，为什么说是心动?从伦巧妙地用藏传佛教也熟悉的心识理论加以解释，说：“一切唯心，万法唯识，岂非心动耶?”据载，直到傍晚，从伦才结束说法。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是灭南宋后的第二年。有人上告以往敕命焚毁道教的“伪经板本、化图，多隐匿未毁”。元世祖命枢密副使文谦、秘书监友直及释教总统合台萨哩、太常卿忽都于思等官员，到长春宫无极殿，命正一道天师张宗演、全真掌教祁志诚、真大道掌教李德和、杜福春等人，对道书进行考证，辨别真伪。据《辩伪录》卷五所载《圣旨焚毁诸路伪道藏经之碑》，最后的得出的结论是：
虽卷帙数千，究其本末，惟《道德》二篇为老子所着，余悉汉张道陵、后魏寇谦之、唐吴筠、杜光庭、宋王钦若辈，撰造演说。(11)
元世祖诏告天下：“道家诸经，可留《道德》二篇，其余文字及版本化图，一切焚毁，隐匿者罪之。民间刊布诸子医药等书，不在禁限。今后道家者流，其一遵老子之法，如嗜佛者，削发为僧；不愿为僧道者，听其为民。”当年十月，集百宫于燕京悯忠寺(今北京法源寺)，将从各地收缴来的道藏“伪经、杂书”等，皆予焚烧。
从伦在元宪宗八年(1258)曾到和林参加与道教的辩论，是代表佛教方面的十七人之一。这次在悯忠寺焚道书，他与吉祥二人奉敕点火。从伦拈香举火谢恩，“祝延大元世主当今皇帝圣躬万岁万岁万万岁”，批评道教“造讹捏伪，盗窃释经言句，图谋贝叶题名，谤毁如来，赃诬先圣”，赞扬元世祖“辟邪归正，去伪存真”，最后用火炬打一圆相，说：“诸人者只如三洞灵文还能证此火光三昧也无?若也于斯会得，家有北斗经，枉教人口不安宁。其或未然，从此灰飞烟灭后，任伊到处觅天尊，急着眼看!”(12)
元朝对道教的合法地位一直是承认的，在元世祖以后，佛教、道教关系逐渐缓和，道教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然而全真道在受到打击后日渐没落，而正一派在元朝扶持下迅速发展，此外，上清、茅山诸派也有发展，以倡导三教一致、明心见性为共同的时代特色。
从伦编撰《空谷集》和《虚堂集》，各六卷。《空谷集》，全名《林泉老人评唱投子青和尚颂古空谷集》，是对宋代曹洞宗僧投子义青所著颂古百则所作的评唱，据卷首由从伦口述，居士陆应阳所书之《总序》，此书应完成于至元乙酉(1285)中元日(七月十五日)。所谓“向空谷中刚要传声，于虚堂内强来习听，以无说之说而说，更不闻之闻而闻乎闻”，标明书名的缘由，表示“说”(形诸文字)是出于不得已，反映的是禅宗的语言观。《虚堂集》，全名《林泉老人评唱丹霞淳禅师颂古虚堂集》，是对宋代曹洞宗僧丹霞子淳的颂古百则所作的评唱，卷首有姜端礼撰写的序，内有“以解脱为门，法空为座，号曰虚堂，我林泉老师而居焉……指空话空，横说竖说”，示意题目的含义。两者的结构与万松行秀的《从容录》一样，有“示众”、本则、颂古、著语、评唱，然而《空谷集》的著语是丹霞子淳作的。姜端礼的序标明的时间是元贞元年(1295)秋，既可以证明此书最后完成的时间，也可以证明从伦此时还在世。
从伦死年不详，弟子有顺天鞍山月泉同新禅师。
① 碑存少林寺。笔者所据碑文载无谷、刘志学编，书目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少林寺资料集》，取自清叶封《嵩阳石刻集记》，另刘青藜《金石续录》等书亦有载，郑州文博网上有录文。
② 据《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一，印简于元定宗二年(1247)“颁诏命师统僧”；《元史》卷三<宪宗纪>记载，宪宗元年(1251)被任命掌管释教事，道士李志常掌道教事。
③ 据《元裕公禅师碑》。
④ 元宪时印简主管佛教，因此福裕主管佛教理应在他之后。另据《辩伪录》卷三，元宪宗八年佛道论争时，奉命代表佛教的“头众”是福裕，代表道教的“头众”是张志敬，此当是福裕主管佛教的有力证明。
⑤ 纬书《易钩命诀》中称在天地生成之前须经“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极”五种形态和阶段。
⑥ 以上引文载《大正藏》卷52，第768—769页。
⑦ 《元史》卷一二五<铁哥传>记载，那摩是铁哥(世祖时官至中书平章政事)之叔，在宪宗时曾被尊为国师，授玉印，总天下释教。
⑧ 以上主要引自《辩伪录》卷三、卷四和卷五，载《大正藏》卷52，第767页下至第777页上。
⑨ 如前所述，福裕在和林时已建北少林寺，此时在和林建少林寺也许只是扩建。
⑩ 以上除注明出处外，福裕的传记部分主要取自《五灯全书》卷六十一<福裕传>，参考《元裕公禅师碑》及《五灯会元续略》卷一上<福裕传>。
(11) 《大正藏》卷52，第776页下。
(12) 同上书，第778页上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