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朝鲜佛教和日本佛教的建立(7—11世纪)/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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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佛教传入朝鲜及其早期阶段

    朝鲜是中国的近邻,自古与中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很古的时候起,中国北方居民不断移居到朝鲜,在朝鲜的经济、文化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秦末汉初,燕人卫满率移民到朝鲜,在今平壤一带建立卫氏政权。汉武帝时发兵侵入朝鲜,灭卫氏,建立乐浪、玄菟、临屯和真番四郡。此后除乐浪郡外,其他三郡或撤或移入辽东。公元3世纪以后兴起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经过长时期兼并争夺,至7世纪中叶新罗在唐王朝支持下灭高句丽、百济,建立了统一的王朝。新罗王朝存在260多年,后被高丽王朝取代。

    在朝鲜三国时代,佛教开始从中国传入,到新罗、高丽王朝时期达到极盛。佛教在朝鲜的流传发展过程中形成带有朝鲜民族特色的宗派,对朝鲜古代的历史和文化发生过深远影响。

    一  佛教传入朝鲜

    朝鲜佛教是通过中国传入的。开始于三国时代位于半岛北部的高句丽。高句丽于公元前1世纪立国,原是个部落联盟,长期流行原始巫教信仰。《三国志》卷三〇《乌丸鲜卑东夷传》载,十月国中举行“东盟”大会,祭天神;国东部有一个大隧穴,也于十月迎隧神祭祀之。高丽僧一然《三国遗事》卷三载,高句丽小兽林王即位二年(372),前秦王苻坚派使者和僧顺道到高句丽,送佛像经文;四年(374),前秦僧阿道到高句丽传教。王为顺道建肖门寺,为阿道创伊弗兰寺。一般认为这是佛教传入朝鲜之始。实际上,早在东晋支遁(314—366)时,即与“高丽道人”有书信往来。

    此后中国佛教又传入百济。百济在公元3世纪兴起于半岛西南部马韩的故地。百济以汉山城(京畿道)为中心逐渐征服马韩其他部落,4世纪占领带方郡,与北方高句丽进行争斗。百济国小势弱,国都一再南移,474年移都熊津(在今公州),538年又移至泗沘(今扶余),其统治者曾借助东晋南朝政权和日本的势力对抗高句丽和新罗,国内亦盛行天地鬼神信仰。《三国志》卷三〇《乌丸鲜卑东夷传》载,韩人每年五月播种之后,“祭鬼神,群聚歌舞,饮酒昼夜无休”,十月秋收之后也举行祭鬼神仪式;“信鬼神,国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天君”。据《三国遗事》卷三记载,百济枕流王即位之年(384),东晋的胡僧摩罗难陀到达百济,被迎进宫内受到礼敬。第二年在汉山州创立佛寺,度僧十人。

    新罗位于半岛东南部,北隔高句丽与中国北方相接,西与中国南方的水路因受阻于百济,佛教传入最晚,传入的时间也有不同的说法。《三国遗事》卷三载,第十九代讷祇王(417—458在位)时,沙门墨胡子从高句丽来到新罗,住于一善郡毛礼家。当时梁朝使者赠给王的礼品中有衣物和香,君臣不知香名及使用方法,遍问国中,墨胡子介绍说,焚香可以“达诚于神圣,神圣来过于三宝,若烧此发愿,则必有灵应”。还有一种说法,谓第二十一代毗处王(一作“炤知王”,479—499在位)时,有位叫作我道(或阿道)的和尚来到一善郡,住于毛礼家数年而死,其侍者三人常与人讲读佛经,有人开始信奉。但亦有说,墨胡子与我道实是一人。到第二十四代的法兴王(516—539在位)时佛教有较大发展,王于京城庆州建立兴轮寺等七寺。

    新罗国发源于半岛东南部辰韩部落联盟中的斯卢部落,从公元4世纪以后以都城庆州为中心不断向周围扩张,原斯卢六个氏族的贵族成为新罗的统治集团,朴、崔、金三姓是最大的王族。5世纪以后,新罗建立了系统的政权机构,社会农耕经济有较大发展,在对外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562年消灭日本在半岛南部设的据点任那。660年新罗联合唐军灭百济。668年又联合唐军灭高句丽,于675年文武王在位时统一朝鲜。新罗是朝鲜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王朝,经济文化发展迅速,与唐王朝交流密切,佛教也普及到全社会。

    二  三国时代的佛教

    有关三国时代佛教的状况,史书的记载甚少。大体是这样的:

    佛教传入高句丽后传播较快,到广开土王三年(394)平壤已建佛寺九所。因高句丽与中国北朝关系密切,所以多受北朝佛教影响。据《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记载,高句丽国大丞相王高德派僧到北齐国都邺,向昭玄统法上(495—580)问一些佛教问题,其中有:释迦文佛涅槃以来至今多少年?佛法何时传到汉地?齐、陈佛法传承情况如何?《十地经论》、《大智度论》等的传承关系和内容怎样?由此可见高句丽佛教在公元6世纪的发展水平。其中《十地经论》是北朝地论学派研习的基本经典。一些高句丽僧还过海到日本传教,6世纪有慧便、慧慈,7世纪有僧隆、云聪、昙徵、慧灌等。他们除传教外还介绍大陆的文化技术。其中慧灌住奈良元兴寺,传三论宗,被后世奉为日本三论宗始祖。

    百济佛教受中国南朝的影响最大。在阿莘王在位时(392—404)曾下令“崇信佛法求福”。说明在当时统治者心目中,佛教能给他们带来福乐。在圣王十九年(541)时派使臣渡海入梁朝贡,并求《涅槃经》等义疏、《毛诗》博士及工匠、画师等,梁朝满足了这些要求。法王即位(599)下令禁止杀生,焚毁渔猎工具。第二年创建王兴寺,度僧30人。百济佛教对隔海的日本有直接影响。据《日本书纪》记载,在日本钦明天皇十三年(552),百济圣明王派使者到日本献金铜佛像、幡盖、经论等。此事被认为是佛教传入日本之始。①此后僧道深、日罗、丰国、慧聪、观勒、慧弥、道欣、道藏等人都从百济到达日本传教,主要弘传三论宗和成实学理论。观勒在602年到日本,带去历书和天文、地理以及遁甲、方术等书,对当时日本文化有一定影响。道藏撰《成实论疏》,为研习成实学的学人所重。

    新罗在三国中传入佛教虽晚,但发展较快,由于它是灭高句丽、百济而完成朝鲜统一的,有关它的各种史料也多。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一然《三国遗事》及唐代中国佛教史书中关于新罗佛教记载都比较多。

    新罗真兴王(540—575在位)时佛教有很大发展。他在庆州建皇龙、祇园、实际等寺,派使者入梁迎请佛舍利和经书,为管理僧尼仿照中国北朝僧官制度设“国统”、“大都维那”等。他在晚年剃发着僧衣,号“法云”,命王妃也做尼僧住永兴寺。从他开始,王室经常为祈祷国泰民安、五谷丰登而举行百座讲经会,请僧人讲读《仁王般若波罗蜜经》等护国经典,并为战死的将士举行八关斋会等佛教法会。此后以奉佛著称的还有真平王(579—631在位)、善德女王(632—646在位)、真德女王(647—653在位)等。在真兴王时新罗贵族中有称作“花郎”的组织出现,带有浓厚的氏族亲兵制的色彩。花郎由青年贵族担当,每个花郎组织有几百人到几千人不等,在对外战争中起很大作用。在思想上,花郎受中国儒释道三教的影响,尤以佛教影响最大。据《三国史记》记载,新罗统一的功臣金庾信15岁即加入花郎集团,并是“龙华香徒”。据考察,花郎组织接受《弥勒下生经》的思想,相信弥勒菩萨在未来将下生人间在龙华树下成佛。花郎集团把日常修养和训练与弥勒下生信仰结合起来,培养忠于国家和勇敢尚武的精神。②

    新罗统一朝鲜前的名僧有圆光和慈藏。

    圆光(532—630),俗姓朴(或云姓薛),25岁时渡海到南朝陈学佛法,兼习儒术,曾师事成实论师僧旻的弟子,对《成实论》、《大涅槃经》等最有心得,后到虎丘讲《成实论》与《般若经》,名声渐闻于世。隋初到国都长安,又讲习《摄大乘论》,为时人所重。新罗王闻名请他回国。受到真平王的崇信,尊之为师,常咨以军政事宜。他常向国王和大臣讲大乘佛经。在高句丽、百济发兵攻打新罗之时,他应国王之请向隋朝作乞师表,请隋帝派兵援救。他在新罗外抗高句丽、百济,内谋发展的形势下,变通佛法戒律,提出“世俗五戒”的说法:“一曰事君以忠,二曰事亲以孝,三曰交友有信,四曰临战无退,五曰杀生有择。若等行之无忽。”不难看出,其中多是为治国用兵需要的儒家伦理。在新罗谋求武力统一全国的时候,“事君以忠”与“临战无退”有着特殊意义。他还在皇龙寺设百座道场,请名僧讲经,以《占察善恶业报经》为人预卜吉凶。

    慈藏,俗姓金,出身新罗贵族,《续高僧传》有传。唐贞观十二年(638)率门人僧实等10余人入唐巡拜佛迹,学习佛法。贞观十七年(643)带着唐朝所赐藏经一部及佛像等物回国,得到国王的欢迎,受任“大国统”,管理僧尼事务。慈藏常住京城的芬皇寺,应请入宫讲《掇大乘论》,在皇龙寺讲《菩萨戒本》。在慈藏及其弟子的努力之下,新罗的佛教发展很快,道宣于其本传中说:“一代佛法,于斯兴显。”在慈藏的提议下,真德女王三年(649)下令全国服唐朝衣冠,第二年奉唐正朔,用“永徽”年号。慈藏卒于唐永徽年间(650—655)。著有诸经戒疏10余卷及《观行法》1卷。

    三  新罗统一王朝时期的佛教

    新罗统一全朝鲜后,各方面受到唐朝的影响。在佛教领域,前期盛行法相宗和华严宗,后来又传入密宗和禅宗,净土宗也日渐流行。由于新罗历代国王都崇信佛教,造寺度僧数量日增,劳动力和兵源减少,给国家财政经济带来极大负担。由此佛教受到国家的限制,这是新罗后期佛教衰落的原因之一。

    (一)元晓、义湘和朝鲜华严宗

    元晓(617—686)的神异传说很多。据《宋高僧传》卷四、《三国遗事》卷四及朝鲜《高仙寺誓幢和上塔碑》等碑刻资料,俗姓薛,幼名誓幢,新罗湘州人,29岁于皇龙寺出家,随师学佛法,后慕唐朝玄奘、窥基之名,与义湘结伴入唐,半路遇雨宿于墓地之中,悟“心生故种种法生,心灭故龛坟不二”,“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心外无法,胡用别求”,决定携行李回国。此后言行狂悖,或入酒肆娼家,或持金刀铁锡,或为《华严经》制疏以宣讲,或游山水坐禅。国王请为《金刚三昧经》作疏,疏成开讲,“王臣道俗,云拥法堂”,由此名闻当世。这里所说的《金刚三昧经》疑即是元晓本人的编纂;他并撰有《金刚三昧经论》进行注疏,在唐佛教中很有影响。又著《大乘起信论疏》2卷,也称“海东疏”,唐法藏撰《大乘起信论义记》多引用之。其他著作还有很多,重要的有《华严经疏》10卷、《涅槃经宗要》1卷、《十门和诤论》2卷、《无量寿经宗要》1卷以及中观三论、瑜伽唯识等论疏80余种,现存20余种。元晓的华严宗也称“海东宗”、“法性宗”、“芬皇宗”,以主张融会、“和诤”为基本宗旨。

    对朝鲜华严宗建立影响最大的是义湘。关于义湘的生平,《宋高僧传》、《三国遗事》以及崔致远的传说等,不很一致。大体是这样的:义湘(625—702),俗姓朴(或云姓金),出家后与元晓同行入唐求法,元晓中途折回,义湘渡海经登州(山东文登)到长安终南山,师事智俨(602—668),与后来创立中国华严宗的法藏同学,研习《华严经》。回国后奉旨在太伯山建浮石寺,并聚徒讲《华严经》。著有《华严十门看法观》、《一乘法界图》、《入法界品钞记》、《阿弥陀经义记》等。其中《华严一乘法界图》最有代表性;此书吸收智俨的思想,据《华严经》和《十地经论》论述华严宗的基本教义。法藏曾托新罗的胜诠给义湘书信及著作多种。信中对义湘归国宣传华严教义表示赞赏,说:“仰承上人归乡之后,开演华严,宣扬法界无碍缘起,重重帝纲,新新佛国,利益弘广,喜跃增深。”所赠的书有《华严经探玄记》、《一乘教分记》、《起信论义记》、《十二门论疏》等。义湘将《华严经探玄记》等传送十寺讲授。义湘的弟子很多,著名的有悟真、智通、表训、真定、真藏、道融、良圆、相源、能仁、义寂。义湘在后世被尊为海东华严宗的初祖。

    (二)圆测、大贤和新罗法相宗

    圆测(613—696),出身新罗王族,名文雅,是唐玄奘得力的弟子之一。据《金石萃编》卷一四六《圆测法师佛舍利塔铭》及《宋高僧传》卷四《圆测传》等载,圆测3岁出家,15岁游学中国长安,从法常、僧辩学佛教经论,住元法寺学《毗昙》、《成实》、《俱舍》等论书。后从玄奘学《瑜伽师地论》及《成唯识论》等。显庆元年(656),被召为西明寺大德,撰《成唯识论疏》、《解深密经疏》、《仁王经疏》等。在唐高宗后期和武周时期被选入译经馆,助天竺地婆诃罗译《大乘密严经》、《大乘显识经》等。其间新罗神文王曾召请圆测归国,但遭到武则天的拒绝。据《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及《东域传灯目录》等载,圆测的著作有18种,其中关于法相唯识教义的除前述者外,还有《成唯识论别章》、《二十唯识疏》、《百法论疏》、《观所缘缘论疏》等多种。他的著作大多已佚,现存有《解深密经疏》以及《般若心经赞》、《仁王经疏》等。

    圆测的《解深密经疏》原本10卷,第九卷后遗失,1971年南京金陵刻经处据新罗道伦的《瑜伽伦记》补成第十卷,此后日本稻叶正就又从藏文大藏经所收法成的译本中把第十卷译出还原。近年中国释现空亦据藏文本还原全部遗缺部分(即40卷本中的后六卷)。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多处引用真谛的译文,形成了与窥基所传不甚相同的唯识学说。

    圆测虽然没有归国,但他对新罗佛教有很大影响。继承圆测法系的新罗学僧有道证、胜庄等。道证,武周长寿二年(693)由唐归国,著有《成唯识论要集》、《辩中边论疏》、《因明理门论疏》、《因明入正理论疏》等,均佚。胜庄著有《成唯识论诀》、《杂集论疏》、《梵文戒本述记》等。

    道证是维护圆测思想的主力,他的嫡传弟子则是太贤。太贤的生平不详。《三国遗事》卷四说他是新罗瑜伽之祖,自号“青丘沙门”,曾应请为景德王讲《金光明最胜王经》,以南山茸长寺为中心传播唯识教义,为时人所重。据日本学者考察,太贤著书50余部100多卷,现仅存5部,其中《成唯识论学记》是他的代表作,还有《起信论内义略探记》以及《梵网经古迹记》等。

    新罗的法相唯识学者还有道伦(亦作“遁伦”)。他是窥基的弟子,所著《瑜伽伦记》(对《瑜伽师地论》的注释)今存,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此外,曾师事玄奘,留学中国未归国的还有法海寺沙门神昉,著有《成唯识论要集》等。

    当时,玄奘的名声誉满朝鲜半岛,研习法相者遍及各种学僧。有新罗顺憬者,标榜“法相大乘了义教”,抨击《华严经》关于“发心便成佛”之说。又据因明批评玄奘的“真唯识量”,而立“决定相违不定量”,于唐高宗乾封年间(666—668),因使臣入唐附至长安。他主张:“真故极成色定离眼识(宗);自许初三摄,眼所不摄故(因);犹如眼根(喻)。”这个比量的做法,受到窥基的批评,但其敢于向权威挑战的精神,得到好评,在客观上则揭示出佛教因明的某些局限。顺憬在本国的一些著述,也有流传到中国来的。

    (三)新罗禅宗和禅门九山

    传说最早传禅宗到朝鲜的是新罗法朗。法朗入唐从黄梅的道信受禅法,归国后传神行。神行入唐,从普寂(651—739)弟子志空学禅,归国传北宗禅法,但影响不大。最流行的是南宗马祖道一系统的禅法。实际上不同时期许多僧人分别到唐朝参学,回国后各在一方以某一寺院为中心传禅说法,所以禅系颇多,到新罗亡(935)前形成八个支派,至于王氏高丽(918—1392)初则发展为九个派别,称“禅门九山”。其中除一派传北宗禅,一派传南宗石头门下曹洞禅之外,其他七派皆属马祖禅系。

    (1)迦智山派。创始者道义,俗姓王,宣德五年(784)入唐,巡礼五台山,在广州宝坛寺受戒,到曹溪拜祖师塔,后到洪州开元寺从马祖的弟子西堂智藏(735—814)受禅法,又投百丈怀海(720—814)门下参学,在唐37年回国。因当时华严、法相二宗盛行,禅宗不受欢迎,道义隐于雪岳山陈田寺,传禅于廉居,廉居传体澄。体澄居迦智山宝林寺举扬道义的禅法。

    (2)实相山派。创始人洪陟,入唐亦在马祖门下智藏处学禅,归国后住南岳传马祖禅法,主张“无修无证”,受到兴德王(826—835在位)和宣康太子的信奉,在智异山创实相寺。洪陟被尊为海东禅宗的初祖。弟子秀彻在密阳开创莹原寺,国王皈依,影响较大。后来慧照(774—850)也入唐学禅,归国后创玉泉寺,设六祖慧能影堂。

    (3)曦阳山派。创始人智诜(824—882),俗姓金,原学华严宗,后师事传北宗禅的慧隐,按禅宗传法世系,此派的传承是道信(东山法门)—法朝—神行—慧隐—智诜。智诜后应请到曦阳山建凤岩寺传禅,弟子有杨孚、性蠲等人。

    (4)桐里山派。惠哲,俗姓朴,曾到浮石寺学华严宗,宪德王六年(814)入唐师事西堂智藏,受传心印。智藏死后,又西行到西州(当今新疆吐鲁番)浮沙寺,留住三年读大藏经。文圣王元年(839)归国,在武州桐里山的大安寺传禅,受到国王尊信。这个禅系出了允多、道诜、庆甫等著名僧人。

    (5)凤林山派。玄昱(787—868),俗姓金,新罗贵族,兴德王二年(828)入唐,投马祖法嗣怀晖之门,后随王子金义宗回国,住南岳实相寺,受到闵哀、神武、文圣、宪安诸王的礼敬,以师待之。弟子审希(855—923)继其禅法,在今庆尚南道的昌原郡建凤林寺传法。此后有璨幽等继世。

    (6)圣住山派。无染(800—888),武烈王八代孙,曾到浮台寺从释澄学华严宗,公元821年随王子金昕入唐,到长安终南山至相寺学华严宗义,后到洛阳从马祖弟子如满受禅法,又参蒲州的麻谷宝彻,受其印可。在唐20余年回国,将熊州乌合寺重修,改名圣住寺,在此弘传禅法。受历朝王室礼遇,弟子达2000余人,著名的有询叉、圆藏、灵源、玄影等人。

    (7)阇崛山派。创始人梵日(810—887)出身望族,兴德王(826—835在位)时与王子金义琮结伴入唐,在马祖弟子盐官齐安的门下参禅得悟,并向石头门下药山惟俨问法。会昌灭佛(844)隐于商山,后到曹溪参拜祖师塔。归国后受到国王礼遇,被任为国师,以江陵五台山崛山寺为传禅基地。弟子有开清、行寂,先后任国师。行寂曾入唐巡礼五台山,875年到成都净众寺拜无相(金和尚)的影堂,此后又从石霜庆诸受青原一系禅法。

    (8)师子山派。道允(798—868),俗姓朴,入唐师事马祖弟子南泉普愿,归国后受到景文王的皈依。弟子折中(826—900)曾学华严宗,后应请住于师子山的兴宁禅院,接化四方参学者。

    (9)须弥山派。创始人利严(870—936),俗姓金,唐昭宗时(896)入唐,从洞山弟子云居道膺(?—902)受传心印,归国不久新罗灭亡。高丽王朝建立,受到太祖的皈依,后住开京(今开城)西北的须弥山广照寺。弟子有处光、道忍等。

    此外,僧顺之在858年入唐,在仰山慧寂门下学法,归国传沩仰宗。沩仰宗以圆相表悟的方法对朝鲜禅宗有很大影响。

    密宗和净土宗也前后传入新罗。最初明朗从唐传入杂密,后世称为“神印宗”。此后有惠通、明晓、不可思议、玄超等僧从唐传入密宗。至于净土宗,主要是西方净土信仰,得到许多僧人的提倡,慈藏的《阿弥陀经义记》、义湘的《阿弥陀经义记》、元晓的《无量寿经宗要》和《阿弥陀经疏》等,对传播净土信仰有较大影响。

    传说新罗入唐僧慧超(?—780),曾从金刚智学密教;金刚智在长安荐福寺译经时,他任过笔受,后为不空弟子,终于中国。但慧超之所以著名,是因为他继玄奘、义净之后成为东方最伟大的旅行僧。约8世纪初,他发自中国,历经中印、南印、西印、北印而远到波斯和土耳其斯坦,然后转游河间(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诸国,过帕米尔,于727年抵唐安西大都护府龟兹。所著《往五天竺国传》记载了当时印度、中亚和西亚的地理风情、政治文化及宗教信仰等状况,可与他先前西游者的记述相媲美。

    据前所述,新罗佛教属中国唐朝佛教的移植和向社会广泛普及的阶段。一些学僧入唐求法,带回大量汉文佛经和著述。华严宗和法相宗在新罗最为盛行,注重教义理论的研究和讲述,而在传法世系和组织上并不严格。禅宗中以南宗马祖禅法比较流行,由不同时期的僧人分别传入,分散各地,互不相属。佛教僧侣在传教过程中得到以国王为首的统治阶级的支持,佛教寺院遍于全国,义僧辈出,著作很多,随着僧侣的增多,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僧官制度,这都为以后朝鲜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新罗僧人对于唐佛教的建设也贡献很多,从教理到信仰以至禅宗实践,唐佛教中都留下了新罗僧人的痕迹,有的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中国佛教。

    四  高丽王朝前期(918—1105)的佛教

    公元9世纪时,新罗王朝政变频繁,社会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各地发生多次大小的农民起义,在群雄割据中,在百济、高句丽旧土建立后百济、后高句丽政权,与新罗鼎立,史称“后三国”。918年后高句丽的部将王建自立为王,改国号为高丽,建都松岳(今开城),此后灭新罗、后百济,于936年统一朝鲜。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可把高丽佛教分为前、中后两大阶段。从高祖即位到肃宗朝结束为前期(918—1105),是中国佛教的继续传入和在社会上深入普及时期;从睿宗即位至高丽灭亡为中后期(1106—1392),是朝鲜开始形成民族佛教宗派的时期。

    (一)诸王的崇佛和佛教势力的发展

    据传,太祖王建生前,桐里山禅派的僧人道诜曾向其父预言当生“圣子”,“统合三韩”。王建17岁时,道诜又向他讲授“出师置阵之地,望秩山川,感通保佑之理”③。王建登位之后,尊崇佛教,在国都松岳建立法王、慈云等十寺,此后又建大兴寺、开泰寺等。他在开泰寺落成典礼上亲制疏文,说自己之所以能用武力统一全国,是“上凭佛力,次仗玄威”,愿今后“佛威庇护,天力扶持”。他还常设八关斋会、百座讲经会,在新兴寺置功臣堂,画三韩功臣于东西壁,每年设无遮大会。临终前亲授“训要”,其一就是“我国家大业,必资诸佛护卫之力,是故创立禅教寺院,差遣住持焚修,使之各治其业”;第二条是劝诫后世防止“竞造浮屠”。④此后,历代国王皆崇佛,如公元946年定宗即位时,在开国寺安置佛舍利,向各大寺院施谷7万石。显宗时雕印大藏经,重修开国寺塔置佛舍利,设戒坛度僧3200人。靖宗时下令有四子之家可许一子出家为僧。又在四寺设戒坛,试僧以经律,施1万僧的饭斋。每年举办拥载《般若经》、众僧列队沿街读经的游行法会,称之为“经行”。文宗(1047—1082在位)时佛教达到极盛,下令有三子之家可令15岁以上的一子出家。又建兴王寺,选1000僧入住修法,并命自己的第四子出家,这就是朝鲜佛教史上著名的义天。

    由于王室权贵的佞佛,高丽佛教势力发展迅速。按高丽制度,土地归国家所有。据976年公布的“田柴科”,国家把文武官员和兵士分成若干品,按品分给耕地和樵采之地,功臣和归顺的豪族可授给“功荫田柴”和赐田,准予世袭,其他则不准世袭。受土地者仅享受土地的部分收税权(产量十分之一)。王室施舍给寺院的土地则不断增加。如显宗十一年(1020)施给玄化寺土地1240结(“结”指约生产谷子2石的土地),此后又赐给云岩寺土地2240结,为死去的恭愍王妃、鲁国大长公土祈冥福。文宗时为大云寺加赐良田100顷。寺院的土地作为私田,还享有免税的特权。寺有土地是寺院经济的基础。寺院还经营商业、高利贷,如文宗十年(1056)诏中批评:“今有避役之徒,托号沙门,殖货营生,耕畜为业,估贩为风”,“通商买卖,结客醉娱”。有的寺院设“长生库”,以慈善为名向民众放高利贷。由于寺院经济的发展,僧侣人数的激增,佛教在政治上的影响也大起来。

    (二)义天和海东天台宗

    天台宗传入新罗的时间比较早。法融、理应、纯英入唐,曾师事天台宗六祖湛然(711—782),回国传播天台宗,但承袭不明。高丽时期,中国吴越王俶(948—978在位)崇佛,遣使至日本和高丽求请天台宗教籍。高丽派谛观携天台宗著述到吴越,师事天台宗第十五代祖师义寂,留住10年而卒,著有《四教仪》。到义天时,再次从中国传入天台宗,在王室支持下得到较大传播。

    义天(1055—1101),名王煦,高丽文宗第四子。11岁承父命出家,居灵通寺,号“祐世僧统”。学华严宗及大小乘经论章疏,又学儒道及百家之说。宣宗三年(1086)入宋求法,从密州(治所今山东诸城)登岸,西进汴京,向哲宗上章请往杭州华严座主净源门下受业,诏许,并派主客员外郎杨杰伴行。晋水净源(1011—1088)是当时华严宗著名学者,义天入宋之前已与他有书信往来,义天到达杭州,净源在大中祥符寺和慧因寺为他讲《华严》大义。义天把从高丽带来的汉地已佚的智俨的《华严搜玄记》、《华严孔目章》,法藏的《起信论义记》、《华严探玄记》,澄观的《华严经疏》等奉赠慧因寺,对宋代华严学的复兴有重要影响。

    义天在杭州又从天竺寺慈辩学天台宗教义,从律僧元照受戒法及《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在高丽宣宗代母后召义天回国前特访天台山,拜智*(左岂右页)祖师塔,述发愿文,内称:“予发愤忘身,寻师问道,今已钱塘慈辩讲下承禀教观,他日还乡,尽命传扬。”及至回国,宣宗为他在松山西南麓建寺,仿中国天台山国清寺,也称“国清寺”。当时的名僧德麟、翼宗、景兰、连妙等各率门徒投到他的门下,前来听他讲天台宗教义的人很多。此后天台宗开始在朝鲜传播。义天卒后谥号为“大觉国师”。

    迄于李朝初期,天台宗有两派:一是直承义天之后的“天台疏字宗”,重在讲解天台章疏教义,以国清寺为传法中心,以义天的法孙义雄及其后继门徒为代表;一是“天台法事宗”,重在修法华忏法,宣宗九年(1092)王太后于白州(今黄海道)建佛寺设天台法华礼忏法会,连续多年(号称“一万日”),造就了专修此种忏法的众多法师。

    在高丽前期,华严宗、法相宗继续流行,出了一些以研究论释这二宗教典著称的学僧。禅宗以禅门九山为中心继续流行。

    ①据《上宫圣德法王帝说》,百济王派使者献佛像是在公元538年。

    ②日本镰田茂雄《朝鲜佛教史》(东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一章认为,花郎精神的支柱是“护国佛教的理念”,培养国家骨干人才和集体训练的指导原理是“弥勒信仰”。

    ③此据朝鲜李能和《朝鲜佛教通史》(汉城宝莲阁1972年版)上编。这当是后世传说,但高丽王朝尊崇道诜是事实。

    ④李能和:《朝鲜佛教通史》上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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