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佛教，在进一步融通诸宗、深入人心的同时，凭藉“简捷”、“易行”的称名念佛、冥阳两利的水陆法会以及人人皆可参与的各种放生会、受戒会等等活动，呈现出日趋大众化、实用化和世俗化之发展路向。教寺、教僧制的特立通行，更是强化和放大了此一趋向的迅猛势头。反映在佛教艺术中，最明显者，便是佛教寺院布局规制的重大变化。

    以规矩齐备的禅宗寺院为例，宋元两代，其主体构成如图1所示：

    “方丈”为禅寺住持所居之室。据《维摩诘所说经》载，住在毗耶离城的维摩诘长者，曾于过去劫中承事供养无量诸佛，深闻法要，契入不二；其居室面积，虽仅一丈见方，但却能广容从须弥灯王佛处借来的三万二千个高达八万四千由旬(由旬为印度计算里程之单位，一由旬约为四十里)严饰第一之狮子宝座，此即小大相容、久暂互摄等诸佛菩萨不可思议解脱力用。我国禅寺住持所居之房舍称“方丈”，即源出此典；时间当始于唐代百丈怀海大和尚建立禅林住持制度之时。《景德传灯录》卷六载百丈怀海之《禅门规式》：“既为化主，即处于方丈，同净名(维摩诘又译作“净名”、“无垢称”)之室，非私寝之室也。”后来，“方丈”一词更引申为寺院住持之尊称。

    “法堂”是演说佛法、皈戒集会之所。内供佛像，设狮子座、罘罳法被、钟鼓等，并于两侧列置听席。

    “大雄宝殿”简称佛殿，乃奉安佛菩萨像以供礼拜祈祷之正殿。

    “山门”系指寺院正面之外门。通常，寺院都建于远离市井尘俗之山林，故名其门为“山门”。又作“三门”，这是因为一般寺院都设有三个门；即使仅有一门，亦称之为“三门”，象征三解脱门 (即空门、无相门、无作门)。《释氏要览》卷上《住处》条对此有专门的解释：“凡寺院有开三门者。只有一门亦呼为三门者，何也?佛地论云：大宫殿、三解脱门，为所入处。大宫殿喻法空涅槃也，三解脱门谓空门、无相门、无作门。今寺院是持戒修道，求至涅槃人居之故，由三门入也。”

    例如，根据“五山十刹图”所绘，杭州灵隐寺、宁波天童寺、天台山万年寺三寺的主体布局分别为①：

　　进入明代以后，自山门，而配殿，而中轴，均有相当大的变化。首先，是山门之演变。

    寺院山门，宋元古制多为“重层”。降至明代，重层山门演变为单层天王殿，殿内正面供奉之本尊，多为被世人视作弥勒菩萨应化身之布袋和尚坐像——据《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七记载，布袋和尚为五代梁时僧，浙江奉化人，自称“契此”，又号“长汀子”。常以杖荷一布袋，入市行乞，凡供身之具，均贮于布袋中，故人称布袋和尚。布袋和尚形裁腲腰，蹙额皤腹，出语无定，寝卧随处；梁贞明二年(916年)三月，示寂于奉化岳林寺，临终遗偈：“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②偈毕怡然而化。世人遂以其为弥勒菩萨之化现。天王殿左右，分塑多闻、持国、增长、广目四大天王。弥勒菩萨化身像背后，奉手执宝杵现天将军身之韦驮尊天菩萨像。此外，明代寺院往往于山门之内增置一座金刚殿③，内奉二密迹金刚力士像，执金刚杵，分立左右，守护佛刹。这是明代禅寺与前朝禅寺的一个重要区别。

    其次，是鼓楼的设置及相关殿堂格局的调整。

    自唐宋而至元代，大凡颇具规模之禅寺，在山门与佛殿之间的两侧，多为“左钟楼右轮藏”之布局。“轮藏殿”具称“转轮藏殿”，创始于梁“善慧大士”傅翕。据《释门正统》卷三《塔庙志》载：“诸方梵刹立藏殿者，初梁朝善慧大士傅翕愍诸世人，虽于佛道颇知信向，然于赎命法宝，或有男女生来不识字者，或识字而为他缘逼迫不暇披阅者。大士为是之故，特设方便，创成转轮之藏，令信心者推之一匝，则与看读同功。”

    进入明代，与轮藏殿对置的钟楼，被观音殿所取代，亦即，“左钟楼右轮藏”的格局演变成为“左观音殿右轮藏殿”的配置。与此同时，明代寺院又增置“鼓楼”这一全新的构成要素，形成寺院前端两侧“钟楼”与“鼓楼”左右对置的新格局(见图5青溪鷲峰寺主体布局；并请参阅[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三、四、六、八及其后各卷)。这既是明代禅寺区别于前朝禅寺的重要标志，又是明代寺院最显著的特征——这种布局，甚至一直延续至今。

    第三，配殿位置的前移。

    元代以前，作为东西配殿的伽蓝殿(供奉守护伽蓝土地之神像)、祖师殿(多供奉达摩祖师像或本寺开山祖师像)，一般都置于法堂两侧。

    及至明代，这两个配殿前移至佛殿两侧(见图6凤山天界寺主体布局)，有的甚至更前移至天王殿两侧(见图5，并参阅[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三至卷四十七)。

    这种变化，从建筑学角度而言，“反映了禅寺中心从法堂转向佛殿的发展趋势”④。

    但从更深层次上看，问题远不止此。佛殿，是奉安佛像之殿堂，是像法的集中体现者。法堂，则是演说佛法、皈戒集会之处。唐代百丈怀海禅师所定禅门规式中，不立佛殿，唯树法堂，以“表佛祖亲嘱授当代为尊也”⑤。因此，佛殿地位空前加强，法堂职能进一步衰微，这一现象的深层本质在于：僧团的总体素质每况愈下；斩断情关、击碎识锁、识心达源、直下与诸佛诸祖同一证悟、同一解脱、同一受用、同一自在，因而具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之自信气概的大德，至少在数量上，已不可与盛唐时期同日而语。

    第四，中轴线布局的变化。

    宋元时期，位于禅寺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由南至北依次为山门、佛殿、法堂、方丈(见图1)。明代禅寺，中轴线上所建佛殿往往不止一座。例如，青溪鷲峰寺有大雄宝殿、毗卢殿两座佛殿(见图5)。凤山天界寺更有大雄宝殿、三圣殿、毗卢阁三座佛殿(见图6)。这种布局的变化，同样体现了佛殿地位空前加强、法堂职能急剧衰微的趋势。

    第五，寺院的组织结构日趋复杂化。

    元代以前，禅寺的建筑形制、主体构成、功能布局等，一依禅门清规，功能纯粹，特色鲜明。进入明代，受诸宗融会之大趋势影响，禅宗寺院中出现了净土宗的念佛堂或律宗的戒堂。

    例如，钟山灵谷寺大法堂两侧，有左律堂右禅堂之布局(见图7)。而且，其律堂、禅堂均相对独立、自成一体。律堂内有韦驮殿三楹、法堂殿五楹、宝公塔一座、律堂左右四堂二十楹、十方堂十楹、斋堂五楹、静室五楹、仓库厨茶等房八楹；禅堂中亦设韦驮殿三楹、法堂三楹、禅堂三层十五楹、十方堂十楹、华严楼五楹、斋堂静室五楹、厢楼四楹、仓库厨茶等房十二楹⑥。故就规模而言，完全可以称为“律院”和“禅院”。

    禅寺在组织结构日趋复杂化的同时，传统的功能日益模糊，宗派的特色逐渐丧失⑦。

    寺院组织结构的复杂化，不仅是明代汉地寺院的发展趋势，而且也是藏区寺院之显著特征。

    有明一代，藏地佛教建筑艺术中最具代表性之格鲁派四大寺——甘丹寺(建于1409年)、哲蚌寺(建于1415年)、色拉寺(建于1419年)和扎什伦布寺(建于1447年)，其内部组织结构，在全藏寺院中亦相当典型。四大寺全都依山势而建，飞楼涌殿，高阁广堂，雕梁画栋，金碧辉煌。远眺迤逦壮观，俨若一座座巍峨山城。主要建筑包括措钦大殿、佛塔、灵塔殿、活佛喇让、扎仓、康村、辩经场、印经院、装臟处等。就内部组织系统而言，则犹如分工细密、功能齐整之佛教大学。最主要的三级组织机构，分别是措钦、扎仓和康村。

    “措钦”，是寺院最高一级组织，总理全寺政教事务。

    “扎仓”，意为“僧院”。四大寺均下辖多个扎仓，其中，有专学显宗理论的经学院，学制至少20年；还有精修密法的密学院。每个扎仓都是一个完整独立的组织，有经堂、佛殿、活佛寝宫、辩经场、僧众、大厨房，还有自己管辖的土地、谿卡(庄园)、牧场、房产等。

    “康村”，是寺院的基层组织，一般按僧人的地域来划分编排，不可以随意互换。大的康村，内部进又细分为若干“米村”。

    除佛寺建筑外，明代佛教艺术园地中最可圈点的，当属佛塔和寺院壁画。

    佛塔是我国历代佛教建筑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明代则是继唐、宋之后的又一个建塔高峰期。

    明代佛塔，就结构形制言，主要有穿心式、混合式、空筒塔室式、壁内折上式、实心式等⑧。

    就材质言，大致有砖塔(著名者如金陵大报恩寺塔)、石塔(闽南福清瑞云塔)、砖石合砌塔(湖北襄阳广德寺金刚宝座多宝塔)、砂石塔(昆明官渡金刚宝座塔)、砖木混合塔(江苏南通五福寺塔)。

    就建筑式样言，最主要的有楼阁式砖塔(山西洪洞县广胜上寺飞虹塔)和金刚宝座塔(北京大正觉寺金刚宝座塔、山西圆照寺金刚宝座塔、昆明官渡金刚宝座塔)。

    明代部分砖构佛塔，表面往往镶砌工艺精致、色泽华丽之五色琉璃。可以说，琉璃塔是明代砖构佛塔中的一朵绚丽奇葩。卓立云表、障风映日的金陵大报恩寺琉璃宝塔，则是其中最辉煌壮丽者。

    此塔位于南京城南聚宝门(今中华门)外大报恩寺佛殿后、古长干舍利塔故址。早在三国吴赤乌年间(238—250年)，著名高僧康僧会就曾率徒在此结茅行进道，并致如来舍利。吴大帝孙权为置建初寺并阿育王塔，是为江南有寺、塔之始。后毁废。

    据陈开虞《康熙江宁府志》卷三十一及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三十一记载：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年间(280—289年)，有刘萨诃者，于长干里掘得舍利，复建长干寺；晋简文帝司马昱更敕造三级塔。

    但是，成书远较上述二志为早的《高僧传》、《法苑珠林》、《佛祖统纪》、《释氏稽古略》诸书，所记均与此说不同：

    并州(今山西太原)离石人刘萨诃，少好田猎，全不奉法，西晋武帝太康三年(一说二年)暴卒。至地狱遇观音大士，告以其罪当入地狱，宜往洛阳、临淄、建邺、鄮阴、成都五处有阿育王塔之所顶礼，忏悔诸罪，方有望不堕地狱。刘萨诃复苏后即出家，法名“慧达”。旋往会稽鄮县(而非建邺)寻塔。遍求不见，悲痛欲绝。偶一夜，闻地下有钟声传来，即恳切祈请历三日，斫土求之，得宝塔及舍利。宝塔呈四方形，质地非金玉铜铁、亦非石土，色泽为紫乌色，高一尺四寸，广七寸。塔中有悬钟。佛陀舍利即供于钟中。慧达随即于其地建精舍供奉，精勤礼忏，发愤修行，终成一代高僧。其所建精舍，即后来名倾东南的明州(今宁波)阿育王山广利禅寺之前身。

    不过，慧达得道后，确曾到建康(建兴元年，因避西晋愍帝司马邺讳，改建邺为建康)礼拜长干塔，且于此掘得佛陀舍利。但时间不在西晋太康年间，而在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宁康二年(374年)。据《高僧传》记载，东晋简文帝于长干寺敕建三层塔，塔成之后，每夕放光。慧达行抵建康，远眺长干寺塔独有异色，“便往拜敬，晨夕恳到。夜见刹下时有光出，乃告人共掘。掘入丈许，得三石碑。中央碑覆中有一铁函，函中又有银函，银函里金函，金函里有三舍利，又有一爪甲及一爱。髪伸长数尺，卷则成螺，光色炫耀。乃周宣王时阿育王起八万四千塔，即此一也”⑨。慧达掘得如来舍利后，于旧塔之西新建一塔，施安舍利。太元十六年(391年)，东晋孝武帝更加为三层。

    梁武帝萧衍大同三年(537年)，敕修长干寺如来舍利塔。南唐时，寺废为营庐。宋真宗赵恒祥符(1008—1016年)中，下诏复建寺塔；天禧(1017—1021年)中，改额“天禧寺”，塔名“圣感”。元初改称“元兴天禧慈恩旌忠寺”。元文宗图帖睦耳至顺初年(1330年)重修；元末，塔毁于兵。洪武年间，曾对寺院略作修葺。永乐六年(1408年)，寺遭火焚，“崇殿修廊，寸木不存。黄金之地，悉为瓦砾。浮图煨烬，颓裂倾敝。周览顾望，丘墟草野”⑩。

    永乐十年(1412年)，成祖朱棣为追念母后恩德，诏征天下良工，敕工部准宫阙规制，弘拓废寺故址，重建梵宇。为留百世之光华、存万载之报恩，故赐额“大报恩寺”。同时，敕依大内图式，造九级五色琉璃宝塔。自永乐十年六月十五日开工，至宣宗朱瞻基宣德六年(1431年)八月初一日完成，历时十九年有余。

    宝塔九级八面，高三十三丈九尺四寸九分。按矩斋《古尺考》依据明尺遗物测得之数据(1明尺=0.32米)推算，塔高当为 105.4米。此等高度，实为中国古代砖构佛塔之最。

    宝塔外壁，均以白色琉璃砖嵌砌而成。每块砖上皆有浮雕佛像，面目毕肖，精巧细致，工若天造。自一级至九级，所用白琉璃砖数目完全相等，砖的体积则按级缩小，砖上佛像亦如是。而且，造砖时“具三塔材，成其一，埋其二，编号识之。塔损一砖，以字号报工部，发一砖补之，如生成焉”(11)。

    第一级四周镌四天王、金刚护法圣像，中镌如来像。每尊圣像的头目、手足、面相、冠簪、缨胄、衣带、锁甲、戈戟、轮铎、器饰、姿势，种种不类，或坐狮象，或踏棼橑。井栱翔起，光彩璀璨。其余各级各面，亦均开有门。一皆以行廊环绕。门拱上布满各色琉璃浮雕，精美绝伦。每级塔檐，则覆以五色琉璃瓦。

    塔顶冠黄金风波铜镀宝顶，重一千两。上挂风磨铜锅二口，直径一丈二尺，高三尺六寸六分，重4500斤；天盘一个，重430斤；相轮九重，大者周长三丈六尺，小者一丈四尺，重3600斤。自刹尖至塔顶，联以铁索八条，顶镇五巨珠(即夜明珠、避水珠、避火珠、避风珠、避尘珠)，以消禳风雨雷电刀兵等灾患。另有黄金一锭(重四千两)、茶叶一担、白银一千两、明雄一块(重一百斤)、宝石珠一颗、永乐钱一千串、黄缎二疋、《地藏菩萨本愿经》一部、《阿弥陀经》一部等宝物压镇其内(12)。

    塔顶及每级飞櫩八角，皆悬铃铎，计152只；二六时中，随风交鸣，声闻数里，间或响彻云霄。

    九级内外，共篝灯146盏。灯盏全由蜊壳制成，内置油盘，灯芯直径盈寸。宪宗朱见深成化八年(1472年)十二月，特诏选行童百名，常川点灯，昼夜长明(13)。昼则金碧照耀云际，夜则宛如火龙自天而降，光彻远近，焰腾数十里，取“上照三十三，中照人间善恶，永除天灾”之意(14)。所需灯油(仅一昼夜即耗油六十四斤四两)，全由内府按月拨送。

    宝塔外旋八面，内绳四方，有悬梯百蹬，螺旋而上。每层四壁，均刻有众多小佛像，眉发悉具，极尽精巧，千姿百态，各不雷同。井栱叠起，青碧穹覆，宛若华盖。

    宝塔落成后，曾经四次修缮。第一次是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 (1600年)，后三次分别是清世祖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圣祖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和清仁宗嘉庆七年(1802年)。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签订后，与日竞丽四百余年的宝塔，命运岌岌可危。清宣宗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夏，“有夷妇二人，赤身裸体，蛇行猱上，直登颠顶。居民遥而望之，似取一木匣去者。未几，有一行脚僧布袍跣足，肩负小包，仰视塔顶而叹。途人问之，则云宝物被窃，此塔不久毁矣”(15)。

    清文宗咸丰四年(1854年)，太平天国士兵为取塔顶黄金，用火药轰之。复挖空塔座基地。数日后，雄丽冠浮图、金轮耸云表的宝塔轰然倒坍，报恩寺遭焚毁，甚至连储藏琉璃砖之仓库亦未能幸免!今存于大英博物馆的，仅覆瓦之式、雕绘之纹而已。

    砖构佛塔砌造技术的空前提高与非凡成就，又衍生出了我国佛教建筑艺术中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砖构无梁殿(整座殿堂，全由叠甓空构而成，不施寸木，纯以砖造)的大量兴建。

    无梁殿其实在明代之前就已经问世。例如，建于金章宗完颜璟明昌元年(1190年)的香岩寺(寺在今山西省清徐县香岩山)，现仍基本保存完好的东、西、中三座佛殿，就全是没有梁架的无梁殿。但它们都不是砖构，而是石砌。

    砖构无梁殿的兴起，并以之作为藏经阁之用，则是明代尤其是明万历年间的事情。

    宋元两朝，先后至少有十三部大藏经雕版刊行。然经元末兵燹后，大多毁于战火。朱明立国至万历年间，又前后五次开刻汉文大藏经，并屡屡颁赐各大寺院，以示恩宠。

    对名刹伽蓝而言，三藏十二部，犹如石之韫玉、水之含珠，实为镇刹之宝。因此，如何长久地保存大藏经、尤其是御赐之大藏经，使之免遭回禄之厄，便成了欲禀继往之志、振开来之美的各大寺院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防火性能极佳的砖构无梁殿，正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要求下，应运兴起的。

    明万历年间，是各名山大刹建造无梁殿的鼎盛时期。其中著名者，有南京灵谷寺无梁殿、苏州开元寺无梁殿、太原永祚寺无梁殿、五台山显通寺无梁殿，等等。这些无梁殿的跨度，都非常之大；特别是南京灵谷寺无梁殿，宽为三十余米，长达五十余米，实为无梁殿建筑中之一绝。这些寺院嗣后都曾迭遭兵火重创，但寺内的无梁殿却均能安然无恙。

    寺院壁画，早在汉代就已蓬勃发展。壁画的题材，多以佛传、本生谭、佛经内容之经变、曼荼罗、尊像、顶相等为主。

    明代寺院壁画，大多缺乏晋、唐时期那种气象万千之手笔与摄人心魄之神韵，然间有颇能与前朝相媲美之精品力作问世。其中的法海寺壁画，就堪称明代壁画艺术的上乘之作。

    法海寺位于北京西郊翠微山南麓，原为龙泉古刹遗址。明正统四年(1439年)，御用太监李童集资倡建，鼓舞群力，走斧飞斤，历时四年，于正统八年(1443年)竣工。钟鼓楼、天王殿、护法金刚殿、大雄宝殿、药师佛殿、伽泼堂、祖师堂，轮奂参差，金碧辉煌，宛如天降。全部殿堂，皆由一流匠师绘制壁画。其中，大雄宝殿三世佛像背屏、两侧塑像背后、正殿北壁及佛龛背后之壁画，格外宏伟绚丽；尤以佛龛背后的《水月观音图》和北壁的《帝释梵天图》最为出色。

    根据《妙法莲华经》所载，观世音菩萨为摄化有情、利益众生，自在示现三十三身——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示现佛身而为说法；应以居士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示现居士身为其说法；应以妇女身得度者，即示现妇女身为其说法；应以童男童女得度者，即示现童男童女身；……乃至应以夜叉阿修罗、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即皆示现之而为说法。后世艺术家遂依三十三身之思想，绘制出三十三观音形像。“水月观音”便是这三十三观音像之一，又称“水吉祥观音”，其造型通常为观水中月之姿态。

    法海寺大雄宝殿佛龛背后的水月观音，眉如初月，眼目清净明莹，如金精色，面相姝广，威仪备足，身着天衣，胸饰璎珞，半跏趺坐，神态端庄慈祥，超凡空灵。其右为文殊菩萨，左为普贤菩萨。三大菩萨之侧，分别有善财童子、最胜老人等眷属及仪容各异之侍者围绕。

    帝释天，又译“释提桓因”、“因陀罗”、“释迦因陀罗”、“憍尸迦”等，为忉利天(三十三天)之主，佛教的护法神之一。其形像通常为天人相，手持宝盖(或乘白象，右手执三钴杵，左手置胯上)，侍佛左肋。梵天，又称梵王，名“尸弃”，为色界初禅天之主。据《杂阿含经》、《长阿含经》、《增一阿含经》、《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诸经记载，此王深信佛教，助佛教化，常手持白拂，侍佛右肋；后与帝释天一同受佛付嘱，护持国土。

    法海寺正殿北壁东、西两堵墙上的《帝释梵天图》，规模宏大，布局严密。作品分为两个部分，东、西各由梵天和帝释天为前导，率诸天神，组成相向而行的两组“赴会”行列。其中，东边的梵天之后，是持国天、增长天、大自在天、功德天、日宫天子、摩利支天、地天、娑竭罗龙王、韦驮尊天及诸天女共十九身；西边帝释天之后，是多闻天、广目天、药草树林神、辩才天、月宫天女、诃利帝母、毕哩孕迦、焰摩罗王、密迹金刚及众天女共十七身。诸天尊之造型、容颜、仪态、气质、神情、冠带、身严、服饰、法器，均各各殊异，神态无不栩栩如生。整个画面，主次分明，对比强烈，层次丰富，极具动感，同时又处处表现出协调、和谐与统一之韵律。

    全部壁画，构图严谨，线条连绵流畅，疏密适度；人物造型，形神兼备，气韵生动，或肃穆，或威武，或慈祥，或敦肃，或勇猛，或和善，或朴实，或姝丽，或沉毅，或空灵，一皆美妙动人。其间，既有经典之依据可寻，又处处体现出艺术家的创造才能。所有壁画，均用工笔重彩及沥粉贴金或描金的传统工艺。虽经560余年岁月之浸蚀，依然保持其鲜艳明丽之色彩。实为现存明代壁画之珍品。

    另外，蒙元皇室入主中原百余年，使得蒙、藏、汉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空前加强。入明，朝廷继续尊崇、优礼藏传佛教，致使中原各地，屡有藏传佛教寺院之兴建。而在藏族地区，无论是寺院的建造抑或是壁画的绘制，亦多有汉地艺术家和工匠加盟。因此，明代不少寺院壁画，从技法到内容，都体现出汉藏佛教艺术风格相互交融之趋势。

    其中，迄今仍保存完好的西藏江孜白居寺壁画、青海乐都瞿昙寺壁画和云南丽江白沙大宝积宫壁画，就是汉藏佛教艺术水乳交融之见证。

    西藏江孜白居寺，藏名“吉祥轮胜乐金刚鲁希巴坛城仪轨大乐香水海寺”，简称“班廓曲德”(意为“吉祥轮大乐寺”)，始建于15世纪初，由江孜法王热丹贡桑帕巴和一世班禅克珠杰·格勒巴桑共同策划筹建。全寺17个扎仓，分属萨迦、宁玛、格鲁、噶举诸教派。寺内建筑以措钦大殿和吉祥多门塔最为著名。后者于明宣宗宣德二年(1427年)奠基动工，历时十年建成。塔高13层，计 42.4米，由塔座、塔瓶、覆盆、塔幢等组成。塔座占地2200平方米，外形四面八角，下大上小，逐层收涩。塔瓶呈圆柱形，直径20米。整座塔造型优美，雄伟坚实。塔内有佛殿76间，供奉金铜、泥塑之各派祖师、佛、菩萨、金刚、度母、天王等圣像三千余尊；若加上壁画、唐卡中的圣像，则有十万余尊。故俗称“十万佛塔”。

    白居寺壁画主要集中在吉祥多门塔一层、四层各殿及寺院回廊、无量宫殿内。壁画题材，有显宗的佛传故事、本生故事等，亦有以密宗四续部典籍为依据的各类坛城。所有壁画，均构思精巧，场面宏大，人物众多，往往情节交错穿插，在表现佛国净土之庄严神圣的同时，又散发出人间凡尘的生活情趣。且多利用建筑花木、装饰纹样自然分割、自然构图。和谐地融装饰与构图两种功能于一体。其画风，既禀承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等地佛教艺术风格之神韵，又融合汉、藏佛教艺术风格之特点。

    瞿昙寺位于青海省乐都县瞿昙乡南山坳，始建于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属藏传佛教寺院，然其建筑风格，则属汉式宫殿型制。寺院依山势而建，分为外院、前院和后院三重。主要建筑有山门、碑亭、金刚殿、瞿昙殿、宝光殿、隆国殿、护法殿、左右小经堂、四座镇煞佛塔、钟鼓楼及两厢长廊等。

    瞿昙寺壁画集中在瞿昙殿和长廊墙面，内容均为佛传图。然前者对释迦牟尼佛童年时代的场面刻画颇多，后者则以连环画的方式描绘了释迦佛从诞生、比武、出家、降魔、成道、初转法轮，一直到拘尸那城娑罗双树间涅槃的一生经历。这些壁画，直接采用中原粉本，构图生动，色彩明丽，与同一时期中原汉地的绘画风格极为相近(16)。

    云南丽江白沙大宝积宫壁画，绘制于明嘉靖、万历年间，迄今仍多保存完好。这些壁画，场面宏大，气势磅礴，绘技精湛，内容丰富，既有显密结合的题材，又有汉、藏及滇西北纳西族佛教艺术水乳交融之作品。诸种风格，相得益彰，各臻其妙(17)。

    ①  参阅潘谷西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卷四，北京：中国建筑出版社， 2001年，第302——303页。 

    ②  《大正藏》第51册，第434页。

    ③  参阅潘谷西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卷四，第305页。

    ④  潘谷西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卷四，第304页。

    ⑤  [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六，见《大正藏》第五十一册，第251页。

    ⑥  参阅[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三。

    ⑦  参阅[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十七、十八、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六、三十一、三十三、三十八。

    ⑧  参阅张驭寰：《山西砖石塔研究》，载《古建筑勘查与探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

    ⑨  [梁]释慧皎：《高僧传》卷十三。

    ⑩  张惠衣：《金陵大报恩寺塔志》卷七。

    (11)  张惠衣：《金陵大报恩寺塔志》卷首《江南报恩寺琉璃宝塔全图说明》。

    (12)(13)  张惠衣：《金陵大报恩寺塔志》卷九。

    (14)  参阅张惠衣：《金陵大报恩寺塔志》卷十。

    (15)  张惠衣：《金陵大报恩寺塔志》卷九。

    (16)  参阅金维诺、罗世平：《中国宗教美术史》，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 1995年，第219—220页。

    (17)  参阅王海涛：《云南佛教史》，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3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