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1310—1381年)，字景濂，号“潜溪”、“无相居士”、“龙门子”、“仙华生”、“白牛生”、“南宫散吏”、“南山樵者”等，浙江金华潜溪人。自幼英敏强记，6岁读书，能日记二千余言。9岁能诗，不仅操笔立就，且颇有奇气，人称“神童”。继迁浦江青萝山，先后从梦吉、吴莱、柳贯、黄清诸儒问学，博通经史；又喜读佛典，出入有无空假中。后闻伏龙山千岩元长和尚梵行深笃、践履真实、谈辩迅利、吐言如奔雷，血气方刚、文章学问绝出时流的宋濂意欲屈之，故专程往谒。相与诰难数千言，不契而退。旋又去信问难。

    千岩元长和尚阅后答曰：“前日承一宿山中，谈话半更。今日有书来报云云，无明读一过。不觉失笑。笑个甚么?笑景濂坐井观天，又如贫儿拾得锡，说与人要做银子卖。只是自不识货，教别人不识货则不可。何以故?景濂每尝在尘劳声色境界中，混得烂骨地熟了，思量计较文字语言，弄聪明业识多了。乍闻吾辈说一个放下，可以做寂静工夫，透脱生死。得此事入手，暂时起一念厌离之心，退步静坐。回头乃见无思量、无语言处，便错认作法身。喻如玲珑八面窗，喻如须弥山。言说不得!这个只是暂时歧路，如何便骂得佛，赞得祖，赞得无明耶?赞、骂、憎、爱心不除，但增长我见。我见未忘，目前只见别人过失，不知自家过失，要成办透脱生死大事，难矣!景濂果欲办这件事，只向无思量、无言语处，便好仔细推穷。不用说向人。蓦忽命根断，偷心绝，绝后更苏，欺君不得，却来求印可亦不迟。”①

    宋濂得此教诲，息心正念，深入大藏。越二年，复往伏龙山。千岩元长和尚问：“闻君阅尽一大藏教，有诸?”宋濂点头称是。千岩元长和尚进问：“君耳阅乎?抑目观也?”答曰：“亦目观尔。”千岩元长和尚藉机启导：“使目之能观者，君谓谁耶?”②宋濂扬眉向之，千岩元长和尚相视一笑。至此，宋濂方深深折服于其决非凡情所能窥测之道行。嗣后，倾心礼敬，书问不绝。千岩元长和尚亦时时慈悲垂示，孜孜诱掖。其中，元顺帝至正七年(1347年)之复信，极具代表性，兹录于此：

    士林中来者，无不盛谈左右，乃间气所生，文章学问绝出，为浙东群儒之冠；且尤深于内典，欣羡无已。承叙，自幼读佛书，领其要旨，出入有无空假中。中至于中且不有，有无何在?三复斯言。此今之士夫，执有执无，离边离中，分彼此儒释之异，如左右儒释一贯者，能有几人?人言为不虚矣!张无尽云：“余因学佛，然后知儒。”古德云：“居无为界中，而不断灭有为之法；居有为界中，而不分别无为之相。”暗合道妙，不易!不易!审如是，则有为底便是无为底。左右已百了千当，何处更有身心之虑未祛?事物之来未息?又何处更有真实工夫可做?而后出离有为，了生死大事耶?左右与山野交二十年，会或剧谈，别或寄语，未有如此书之至诚也。人天之际唯诚，朋友之道亦诚而已。只如左右未动念，未操觚拂纸，未陈一言，及写在纸上了，是有为?是无为?是生?是死?是生死法?是出生死法?这些子，直是誵讹。故孔子谓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孔子底说话，莫道子路不知落处，尽大地人都不知落处!岂不见黄山谷访死心和尚，死心云：“闻公会禅，诸方皆印可，是否?”山谷云：“不敢。”死心云：“我有一问问公，公试答看。彼此烧作一堆灰时，在甚处相见?”山谷茫然。后参晦堂，示“吾无隐乎尔”一言，闻桂花香，打破漆桶，鼻孔撩天。大丈夫欲成办个事，自有个般时节。山谷虽是一块精金，须入死心、晦堂作家炉篝恶辣钳锤始得。这一队汉，若到无明门下，更须一一勘过。何也?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里。山野如是杜撰，左右以为如何?左右以至诚而来，山野不可不至诚而答。笔倦且截断葛藤。③

    其后，宋濂又相继参谒楚石梵琦禅师和约之崇裕禅师，并呈所著《龙门子无相剩语》一书求正。德风远被、声闻海宇的楚石梵琦禅师览已，深表嘉许：“不意儒者所造直至于此!”复嘱令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善自护持。”④学贯三教、设施踔厉的约之崇裕禅师阅其所著，则“许其可以入道”⑤。

    至正九年(1349年)，因史馆诸公举荐，授翰林院编修，然宋濂“以亲老辞不行”⑥，入龙门山韬光韫德，并著《龙门子凝道记》、《孝经新说》、《周礼集注》诸书。

    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攻克集庆(今南京)后，开始广揽豪隽、征聘名贤。十八年(1358年)取婺州，改“宁越府”，随即命知府王显宗开郡学。期间，宋濂首度蒙召，并以学术醇深、文章古茂而受命担任“五经师”。

    翌年三月，因李文忠、李善长举荐，宋濂与刘基、章溢、叶琛并征至金陵，除江南等处儒学提举。自是，留事朱元璋，“恒侍左右，备顾问。”⑦鉴于朱元璋所言所行，宋濂累累向其称述帝王仁义之道，劝谏其毋得专任兵刑：“人主诚以礼义治心，则邪说不入；以学校治民，则祸乱不兴。刑罚非所先也。”“君人者兼治教之责，率以躬行，则众自化。”⑧一次，朱元璋召其讲《春秋左氏传》，宋濂藉机进言：“《春秋》乃孔子褒善贬恶之书，苟能遵行，则赏罚适中，天下可定也。”又一次，朱元璋与论赏赉，宋濂复进谏：“得天下以人心为本。人心不固，虽金帛充牣，将焉用之!”⑨同时，宋濂前后傅太子朱标十余年，一言一行，皆以礼法讽谕，勉以孝友敬恭、勤敏读书、进德修业，“皇太子每敛容嘉纳，言必称‘师父’云。”⑩

    洪武二年(1369年)，诏修《元史》，宋濂受命充总裁官。翌年正月，除翰林学士、亚中大夫、知制诰。七月，以失朝言，降为编修。

    四年(1371年)三月，迁国子司业、奉议大夫。八月，上《孔子庙堂议》，忤旨，谪安远知县。其后，庙祀则卒从其议。

    五年(1372年)二月，召为礼部主事。十二月，擢太子赞善奉议大夫。是时，朱元璋征召四方儒士数十人，择其年少俊异者，入禁中文华堂肄业，命宋濂为众儒之师。

    六年(1373年)七月，升翰林侍讲学士、中顺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仍兼太子赞善。七年(1374年)三月，进《大明律表》。九年(1376年)六月，授翰林学士承旨、嘉议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十一月致仕。

    十年(1377年)正月，宋濂归浦江。九月，遵“每岁来朝”之训，自家乡进京朝觐。朱元璋与之研琢《楞枷阿跋多罗宝经经》，深肯其关于此经为“达摩氏印心之经”的定位，认为经中所言“操存制伏之道，实与儒家言不异。”随后，朱元璋即诏令天下沙门咸读《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楞伽阿跋多罗宝经经》三经。宋濂则受命撰《新制<楞伽经>序》，直言此经“其言幽眇精深，诚为摄心枢要之书”；皇帝“诏天下诸浮屠是习是讲，将使真乘之教，与王化并行”(11)。

    十年(1377年)十一月辞归，旋还青萝山，辟居“静轩”’，布衣蔬食，杜门纂述。因对朱元璋之为人洞若观火，故力诫子孙毋入城市；论及时事，则“辄不语。”(12)

    洪武十三年(1380年)十一月，被征殿廷仪礼司序班之长孙宋慎，因“坐胡惟庸党”遭诛。另一孙儿、中书舍人宋璲连坐并死，家属悉被籍没。宋濂虽然事朱元璋近二十年，于百废待举的开国之初从容辅佐、忠诚恪慎，“未尝有一言之伪，诮一人之短，始终无二”，故被朱元璋廷誉为“非止君子，抑可谓贤矣”(13)，虽然举凡“郊社宗庙山川百神之典，朝会宴享律历衣冠之制，四裔贡赋赏劳之仪，旁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之辞”，多由其制作裁定，故屡被推为“开国文臣之首”(14)，但却仍然遽以株连被械至南京候斩。押解途经杭州，宋濂应南屏沙门之请，为撰《金刚经灵异赞》。由此赞，后人可以一窥其于“万法一心”之旨领悟之深邃，修行之精进，境界之高超!

    “仁慈有智鉴”的孝慈高皇后闻宋濂来京候斩之讯，竭力劝谏朱元璋：“民间延一师尚始终不忘恭敬。宋先生亲教太子、诸王，岂忍杀之!且宋先生家居，岂知朝廷事耶?”(15)太子朱标亦进言求赦。但是，鸟尽弓藏而致于文弱书生亦不肯轻易放过的朱元璋一概“不听”，必欲置宋濂于死地。其后，孝慈高皇后“侍帝食，不御酒肉。帝问故，对曰：‘妾为宋先生作福事也。’帝恻然，投箸起”(16)。终于勉强特赦，阖家谪徙四川茂州。

    洪武十四年(1381年)五月，宋濂流徙茂州途经夔州，疾作寓僧寺，与僧晤语甚欢。至二十日晨起，为从行二孙作《观化贴》，略云：“君子观化，小人怛化，中心既怛，何以能观?我心情识尽空，等于太虚，不见空空，不见不空，大小乘法门，不过如此。人不自信，可怜可笑。”(17)随后，端坐敛手而逝，享年七十二。

    夔州知事叶以时(一说“桑以时”)经纪丧事，葬于莲花山下。永乐十一年(1413年)，“孝友慈祥，博综典籍，容止都雅”、“独以礼教守西陲”、开“川中二百年不被兵革”(18)之文治的蜀王朱椿，慕宋濂之道德文章，改葬成都华阳城东。正德八年(1513年)，武宗朱厚照追谥“文宪”，赐入乡贤祠。

    宋濂一生勤奋好学，“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故而，四方学者登门求教或乞文者，长年不绝。且均不以姓氏相称，而尊其为“太史公”。晚年，更是名扬海宇，“外国贡使亦知其名，数问宋先生起居无恙否。高丽、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购文集。”(19)

    宋濂深蓄厚养，曾三阅大藏：“予本章逢之流，四库书颇尝习读。逮至壮龄，又极潜心于内典，往往见其说广博殊胜，方信柳宗元所谓‘与《易》《论语》合’者为不妄”(20)；并因“尽阅大藏”而被广大殊胜、无所不摄的佛法义理深深折服：“大雄氏之道，洪纤悉备，上覆下载，如彼霄壤，无含生之弗摄也；东升西降，如彼日月，无昏衢之不照也。”(21)他认为，浩如烟海的三藏十二部且置而不论，仅仅一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就“统摄世出世间色心诸法，皆归实相，其功用不可思议。譬如四大海水，茫无边际，摄之入一毛孔，无所增减，而彼大海本相如故，所谓舒之则大包无外，卷之则小入无内者也。”(22)真可谓冥衢之灯烛、业海之方舟。既获正信正解，便奋志以本色修行，并因操履笃实而屡有小验：“余尝宴坐般若场中，深入禅定，有巨钟，朝夕出大音声，我未尝闻之也。此无他，所闻既寂，能闻亦泯，能所双绝，非闻闻而闻闻自见矣。于斯时也，求声之在内者尚不可得，况声外者乎!”(23)定功日深，终于在能所双亡、三轮体空之三昧中，打破身心世界，揭露本有之大光明藏，获证“天光骏发，灵景自融”(24)。

    正因为以闻思修三慧倍策精进，潜心本地功夫，得宗门正眼，所以宋濂对释迦文佛证无上道成正等觉后，兴慈运悲广转法轮、开顿渐之正门垂权实之秘教的究竟指归，有极深的领悟：“西方圣人，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无非觉悟群迷，出离苦轮。”(25)“我佛如来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盖以众生汩没妄尘，念念迁谢，起灭不停，过去者始息，见在者纷挈，未来者已续，二六时中，不知暂舍。以此缠缚沉痼，出彼入此，犹如车轮回旋，无有休止。于是兴大悲心，为说三乘十二分教，谆谆诱掖，盖欲众生舍妄趋真，以成正觉。”(26)

    相应地，其对教法来源、显密授受以及如何从具缚凡夫直趋无上菩提之途程，亦了如指掌。例如，他指出，“教”门所摄，顿渐兼收。以“渐”言之，“初临十信，伏三界见思烦恼，外凡之位也。次至十住位，断见思惑，兼断界内尘沙及伏界外尘沙，用从假入空观。次至十行位，断界外尘沙，用从空入假观。次至十回向位，则伏无明而习中观。已上之种三十，通为三贤，内凡之位也。次至十地位，各断一品无明，证一分中道，入等觉位。又破一品无明，入妙觉位，至于妙觉，始名为佛也。”(27)以“顿”言之，则“不阶等第，直造心源，圆妙如如，超出三界，无烦恼可断，无真乘可证，无法门可学，无众生可度，此心即佛，彼佛即心，不去不来，忘内忘外，不可以形相求，不可以方所拘也。”(28)至于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教外别传”(即禅宗一门)，宋濂认为，像季行人多因结习胶滞、根尘盖缠，沉冥于欲途颠倒于暗室而不能自知，故欲明见心性，首先必须发专为生死之心，扬下种种知解，“处乎重山密林之中，木茹涧饮，绝外缘而直趋一真之境，水漂麦而不顾，雷破柱而弗惊，久之驯熟，忽然顿悟，大地山河，咸作碧流离色。”(29)桶底脱落、亲证本来面目后，为避免堕于沉空守寂或不敢自信之病，行人即应当担簦裹粮，不畏险途，千里万里寻求明眼宗师印证，入得其炉篝，受得其钳锤，“机锋交触，如短兵相接，失眼之顷，辄至丧身失命。”(30)得真正作家宗师勘验印可后，更须“退藏於密，如护明珠，须臾不敢忘去。”(31)同时，为会末后句、透向上关，还须深入经藏(悟后读经，方能做到义理不为文字所拘、我心不为经论所缚)，发愤研习，“证之于言，验之于心”；如是学修并进，臻至宗说兼通、行解相应，“无分毫之不同”时，方可“出世度人，续佛慧命。”(32)

    宋濂既首宗儒典，探义理之精奥；次慕真乘，荡名相之粗迹；复藉禅定内观，非即非离，脱卑浊而极高明，终致学贯儒佛，空有相资，真俗并用，于世出世间法，周流无滞。故而，其对儒学末流诋斥毁谤佛法之伎俩洞若观火，讥称为“以小德小智之见，轻测真乘，妄谈般若”(33)，浅陋之至!

    被无明障覆之众生，营营逐物、迷妄自蔽，犹如迷人“身陷大泽，烟雾晦冥，蛇虎纵横，竞来追人，欲加毒害，被发狂奔，不辨四维。”(34)释迦文佛以慈悯故，演说三乘十二分教，目的只是要为胶扰缠缚于甚可怖畏之生死苦海的浩浩众生解粘去缚，俾各各依教起行，息妄归真，转迷成觉，迥脱怖畏，直下与诸佛世尊同一证悟、同一解脱、同一受用、同一自在。众生闻佛陀教法，能“遵而行之，又如得见日光，逢善胜友，为驱诸恶，引登康衢，即离怖畏，而就安隐。”(35)古佛世尊之慈心悲愿，幸孰加焉?儒学末流“不深德之”，反而“诋之斥之”，则好比“挟利剑以自伤”(36)，丝毫于损于一代时教。因为，生活于灯红酒绿歌舞繁华空言喧嚣之滔滔尘世中的一切众生，必然遭遇各种焦虑、烦恼、困惑、迷惘的纷扰纠缠，必然会因受无明烦恼、夙业尘劳所障覆而常有生老病死忧患的切肤之痛，所以，以引领众生息妄归真、泝流穷源，转见闻觉知为清净智观、发烦恼尘劳成神功妙用为旨趣的佛陀教法，便不可能因少数“小德小智”之人的私欲，爱之而苟存，恶之而苟去。

    操守高洁、不求闻达于蒙元朝廷的宋濂，首次被召见朱元璋之时，即劝其不可嗜杀。后承事左右，常备顾问，数数称述帝王之道，以佛陀教法幽赞王纲。于制作裁定有明一代礼乐典制的过程中，又力主匡世道在正人心。人心正，则群情一、众志定；群情一、众志定，然后可言太平之治。而欲正人心，必以“真乘法印，与儒典并用”(37)为上上策。他认为，自成周以降，世风日下：“昏嚣邪僻，翕然并作。绁缧不足以为囚，斧锧不足以为威。”而佛陀教法，实有辅治国政、化民成俗以补礼乐刑法治化不足之功效。例如，佛教因缘业报、六道轮回之说，就足以震慑不知刑狱之畏却极畏地狱之碜的奸雄小人(损人利己、巧取豪夺、坑蒙拐骗、贪赃枉法、穷奢极欲、悭贪嫉妒、毁辱良善、倚官恃势、结党营私、邪心炽盛者)，“使暴强闻之，赤颈汗背，逡巡畏缩，虽蝼蚁不敢践履，岂不有补治化之不足?”(38)

    因此，若能彰明佛陀行深愿重、利济众生之言教，使之与儒典并用，必可令亿兆生民感发自新、治心缮性、远恶趋善、一归至化，而“跻于仁寿之域。”(39)

    宋濂认为，佛教主明心见性，儒家讲存心养性，二者设教虽有不同，但目的均为化导烝民，使之趋于善道；均属圣人之学，源于一心：

    天生东鲁、西竺二圣人，化导烝民，虽设教不同，其使人趋于善道，则一而已。为东鲁之学者，则曰：“我存心养性也。”为西竺之学者，则曰：“我明心见性也。”究其实，虽若稍殊，世间之理，其有出一心之外者哉?传有之：东海有圣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是则心者，万理之原，大无不包，小无不摄。能充之则为贤知，反之则愚不肖矣；觉之则为四圣，反之则六凡矣。世之人，但见修明礼乐刑政为制治之具，持守戒定慧为入道之要。一处世间，一出世间，有若冰炭、昼夜之相反。殊不知春夏之伸，而万彙为之欣荣；秋冬之屈，而庶物为之藏息：皆出乎一元之气运行。气之外，初不见有他物也。达人大观，洞然八荒，无藩篱之限，无户阈之封，故其吐言持论，不事形迹，而一趋于大同；小夫浅知，肝胆自相胡越者，恶足以与于此哉?(40)

    再者，佛教认为父母为形生之本，教养鞠育，爱念切至；故子女对父母必须竭力尽诚奉养，顺适亲意，以报劬劳之恩。因此，佛门多以孝道化度众生。《长阿含经》、《中阿含经》、《杂阿含经》、《增一阿含经》、《佛般泥洹经》、《善生子经》、《大楼炭经》、《起世经》、《分别善恶报应经》、《佛说八正道经》、《佛说戒德香经》、《佛说父母恩难报经》、《六度集经》、《大方便佛报恩经》、《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佛本行集经》、《贤愚经》、《优婆塞戒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大宝积经》、《大般涅槃经》、《正法念处经》等等经典中，劝孝之文比比皆是。例如，《佛说孝子经》谓：“亲之生子，怀之十月，身为重病。临生之日，母危父怖，其情难言。既生之后，推燥卧湿，精诚之至。血化为乳，摩拭澡浴，衣食教诏，礼赂师友，奉贡君长。子颜和悦，亲亦欣豫；子设惨戚，亲心焦枯。出门爱念，入则存之，心怀惕惕，惧其不善。亲恩若此，何以报之?”(41)再如，《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云：“世出世恩，有其四种：一父母恩，二众生恩，三国王恩，四三宝恩。如是四恩，一切众生，平等荷负。善男子!父母恩者，父有慈恩，母有悲恩。母悲恩者，若我住世，于一劫中，说不能尽。我今为汝，直说少分。假使有人，为福德故，恭敬供养一百净行大婆罗门，一百五通诸大神仙，一百善友，安置七宝上妙堂内，以百千种上妙珍膳，垂诸璎珞众宝衣服，栴檀沉香立诸房舍，百宝庄严床卧敷具，疗治众病百种汤药，一心供养满百千劫，不如一念住孝顺心，以微少物色养悲母。随所供侍，比前功德，百千万分，不可校量。世间悲母，念子无比，恩及未形。始自受胎，终于十月，行住坐卧，受诸苦恼，非口所宣。虽得欲乐，饮食衣服，而不生爱。忧念之心，恒无休息。但自思惟，将欲生产，渐受诸苦，昼夜愁恼。若产难时，如百千刃，竞来屠割，或致无常。若无苦恼，诸亲眷属，喜乐无尽，犹如贫女，得如意珠。其子发声，如闻音乐。以母胸臆，而为寝处。左右膝上，常为游履。于胸臆中，出甘露泉。长养之恩，弥于普天；怜愍之德，广大无比。世间所高，莫过山岳，悲母之恩，逾于须弥；世间之重，大地为先，悲母之恩，亦过于彼。若有男女，背恩不顺，令其父母，生怨念心，母发恶言，子即随堕。或在地狱，饿鬼畜生，世间之疾，莫过猛风，怨念之征，复速于彼。一切如来，金刚天等，及五通仙，不能救护。若善男子善女人，依悲母教，承顺无违，诸天护念，福乐无尽。如是男女，即名尊贵天人种类，或是菩萨为度众生，现为男女，饶益父母。若善男子善女人，为报母恩，经于一劫，每日三时，割自身肉，以养父母，而未能报一日之恩。所以者何?一切男女，处于胎中，口吮乳根，饮噉母血，及出胎已，幼稚之前，所饮母乳，百八十斛。母得上味，先与其子，珍妙衣服，亦复如是。愚痴鄙陋，情爱无二。昔有女人，远游佗国，抱所生子，渡殑伽河。其水暴涨，力不能前。爱念不舍，母子俱没。以是慈心善根力故，即得上生色究竟天，作大梵王。以是因缘，母有十德：一名大地，于母胎中为所依故；二名能生，经历众苦而能生故；三名能正，恒以母手理五根故；四名养育，随四时宜能长养故；五名智者，能以方便生智慧故；六名庄严，以妙璎珞而严饰故；七名安隐，以母怀抱为止息故；八名教授，善巧方便导引子故；九名教诫，以善言辞离众恶故；十名与业，能以家业付嘱子故。善男子!于诸世间，何者最富?何者最贫?悲母在堂，名之为富；悲母不在，名之为贫。悲母在时，名为日中；悲母死时，名为日没；悲母在时，名为月明；悲母亡时，名为闇夜。是故汝等，勤加修习，孝养父母，若人供佛，福等无异。应当如是，报父母恩。”(42)因此之故，《佛般泥洹经》将“不奉孝道”与祠祀鬼神卜问虚杀、两舌恶骂妄言绮语、杀盗淫泆、心邪行秽欲人畏敬、不畏法律轻慢贤者、憎嫉毁谤贤智明经之沙门、弃贤明毁仁正、不觉流俗秽浊可耻等，并列为“八恶”。

    宋濂认为，佛门虽尝绝学，但不废明伦，以孝道为至道之本，此亦与“吾儒不异。”(43)

    宋濂的上述思想，对朱元璋影响至深。故开国称帝后，朱元璋即正式确立儒、释、道三教并行不悖之国策，明确表示儒家“立纲常而治礼乐”，“凡有国家不可无。”(44)尊孔圣之道为“万世永赖”的“不易之道”。与此同时，朱元璋认为，儒、释、道三教“幽而灵，张而固。”(45)释、道二教，千百年来曾“感动化外蛮夷及中国”；其化被之域，民众往往“未知国法先知虑生死之罪，以至于善者多而恶者少。”可见，二教实属有国有家者日用常行不可或缺者，其“暗理王纲”之功效，“于国有补无亏。”(46)若将二教弃绝灭除，则人心不知所畏，于开万世太平之治，有百害而无一利。“于斯三教，除仲尼之道祖尧舜，率三王，删诗制典，万世永赖。其佛仙之幽灵，暗助王纲，益世无穷，惟常是吉。尝闻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三教之立，虽持身荣俭之不同，其所济给之理一。”(47)有鉴于此，朱元璋讥刺历史上借口佛、仙误国扇民而敕令剪灭的帝王，是对佛、道二教导人为善、暗理王纲之功效“愚昧罔知”者，是“小聪明而大愚者。”(48)此类论点，在在皆现宋濂思想之烙印。

    从深心护持佛法的立场出发，宋濂对部分僧人不肯忘形为道、反而惑于虚妄浮幻荣辱得失之外相而驰情名闻利养等状况，可谓痛心疾首：“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栋字坚者，风雨不能漂摇；荣卫充者，疾病不能侵凌。缁衣之士，盍亦自反其本乎?”(49)他于是大声疾呼：既然身披缁衣，就决不可诵佛陀言、行外道行，决不可不守毗尼、毁弃律范，决不可增长无明、嗔恚不息!而必须严持戒律，舍命忘形地精进修行：“香积之供，五味丰美，视日中一食者为何如?穹居华寝，方床邃筵，视树下一宿者为何如?是宜精进策励，如上水舟单篙直进，如磨铁杵必欲成针，不至于成功不止可也。”(50)

    宋濂认为，护持法门，关键在于匡正知见。因此，他对佛门诸宗各竖门庭、操戈相攻、是教非禅或是禅非教之顽疾多有针砭：释迦如来说法四十九年，开演八万四千法藏声教，皆为应机而施，“机有不同，教亦多种。譬大医王，方便治疾，疾有实虚，针有补泻，随其所见，因时制之。苟执于一，为害滋甚。”(51)“人之根性不同，而垂接之机亦异。其上上者，一见之顷，情尘自然销霣，何假于言哉!若下下者，朝夕谆谆诲之，淡如嚼蜡，竟不知其味，苟欲绝文字，令其豁然自悟，是犹采凫藻于山巅，求女萝于海底，终不可得也。”(52)所以，作为取鱼之筌、搏兔之蹄的言教，决不可偏废。而一旦狂心顿歇，真源湛寂，性海澄清，则蹄、筌自成弃物，不妨忘白马之旧驮，焚青龙之新钞：“教之与禅本无二门，依教修行，盖不出于六度梵行，而禅定特居其一。由众生根有不齐，故先佛示化亦不免有异耳。奈何后世各建门庭，互相盾矛!教则讥禅滞乎空寂，禅则讥教泥乎名相，藉藉纷纷，莫克有定，是果何为者耶?”“毗卢华藏圆满广大，遍河沙界，无欠无余，非相而相，非缘而缘，非同而同，非别而别。苟涉思惟，即非圣谛，又何在分教与禅之异哉!又何在互相盾矛业擅专门哉!又何在操戈相攻遽背其师说哉!虽然，适长安者南北异途，东西殊辙，及其所至，未尝不同，要在善学者慎夫所趋而已。”(53)“实际理地不染一尘，固在于心明；万事门中不离一法，必资于言解。此古今之通义也。”“渡巨河者，必用筏以济；见明月者，须假指以标。若欲废法观空，因空显性，何异采苹于山椒，而求鱼于木末也，不亦慎乎?虽然，灵光独耀，迥脱根尘，体露真常，不拘文字。苟徒随语生解，其去一真薄伽梵地，盖益远矣!”(54)

    宋濂自从深入三藏，“灼见佛言不虚”后，便发大誓愿，要“以文辞为佛事。”(55)曾陆续为元明之际出世弘法的近四十位高僧撰写塔铭，言言指归向上一路，堪续传灯。此外，还撰有大量经典序跋及其他表真阶妙、启人敬信之文。这些著作，后被莲池祩宏大师辑为《护法录》刊行，于法于人，利益非浅。

    ①  《千岩和尚语录·答景濂宋公书》，见蓝吉富主编：《禅宗全书》第49卷，第247—248页。

    ②  《千岩和尚语录·附录》，见蓝吉富主编：《禅宗全书》第49卷，第250页。

    ③  《千岩和尚语录·答景濂宋公书》，见蓝吉富主编：《禅宗全书》第49卷，第248页。

    ④  [明]宋濂：《佛日普照慧辨禅师塔铭》，见《宋濂全集》第1册，第452页。

    ⑤  [明]宋濂：《育王禅师裕公〈三会语录〉序》，见《宋濂全集》第2册，第1211页。

    ⑥⑦⑧⑨⑩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宋濂传》。

    (11)  [明]宋濂：《新制〈楞伽经〉序》，见《宋濂全集》第2册，第1240页。

    (12)  [清]戴殿江、朱兴悌：《宋文宪公年谱》卷下，见《宋濂全集》第4册，第2726页。

    (13)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宋濂传》。

    (14)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宋濂传》。

    (15)  [清]戴殿江、朱兴悌：《宋文宪公年谱》卷下，见《宋濂全集》第4册，第2726页。

    (16)  《明史》卷一百一十三《孝慈高皇后传》。

    (17)  [清]王崇炳：《金华献征录》，见《宋濂全集》第4册，第2347页。

    (18)  参阅《明史》卷一百一十七《蜀王椿传》。

    (19)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宋濂传》。

    (20)  [明]宋濂：《〈夹注辅教编〉序》，见《宋濂全集》第2册，第940页。

    (21)  [明]宋濂：《赠定岩上人入东序》，见《宋濂全集》第1册，第512页。

    (22)  [明]宋濂：《〈大般若经〉通关法序》，见《宋濂全集》第2册，第1185页。

    (23)  [明]宋濂：《声外锽师字说》，见《宋濂全集》第2册，第1317—1318页。

    (24)  [明]宋濂：《送璞原师还越中序》，见《宋濂全集》第2册，第722页。

    (25)  [明]宋濂：《〈金刚般若经新解〉序》，见《宋濂全集》第2册，第1292—1293页。

    (26)  [明]宋濂：《四明佛陇禅寺兴修记》，见《宋濂全集》第1册，第536—537页。

    (27)(28)  [明]宋濂：《送觉初禅师还江心序》，见《宋濂全集》第1册，第505页。

    (29)(30)(31)(32)  [明]宋濂：《送季芳联上人东还四明序》，见《宋濂全集》第1册，第509、509、509、510页。

    (33)  [明]宋濂：《〈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文句〉引》，见《宋濂全集》第1册，第299页。

    (34)(35)(36)  [明]宋濂：《重刻〈护法论〉题辞》，见《宋濂全集》第2册，第913页。

    (37)  [明]宋濂：《送璞原师还越中序》，见《宋濂全集》第2册，第721页。

    (38)  [明]宋濂：《重刻<护法论>题辞》，见《宋濂全集》第2册，第913页。

    (39)  [明]宋濂：《〈金刚般若经新解〉序》，见《宋濂全集》第2册，第1293页。

    (40)  [明]宋濂：《〈夹注辅教编〉序》，见《宋濂全集》第2册，第939—940页。

    (41)  《佛说孝子经》，见《大正藏》第16册，第780页。

    (42)  《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卷二，见《大正藏》第3册，第297页。

    (43)  [明]宋濂：《金华清隐禅林记》，见《宋濂全集》第2册，第1233页。

    (44)  [明]朱元璋：《释道论》，见[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一《御制集》。

    (45)(46)(47)(48)  [明]朱元璋：《三教论》，见[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一《御制集》。

    (49)  [明]宋濂：《重刻〈护法论〉题辞》，见《宋濂全集》第2册，第914页。

    (50)  [明]宋濂：《四明佛陇禅寺兴修记》，见《宋濂全集》第1册，第537页。

    (51)  [明]宋濂：《送慧日师入下竺灵山教寺受经序》，见《宋濂全集》第1册，第62页。

    (52)  [明]宋濂：《育王禅师裕公〈三会语录〉序》，见《宋濂全集》第2册，第1210页。

    (53)  [明]宋濂：《释氏护教编后记》，见《宋濂全集》第1册，第59、60页。

    (54)  [明]宋濂：《〈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文句〉引》；见《宋濂全集》第1册，第298、299页。

    (55)  [明]宋濂：《四明佛陇禅寺兴修记》，见《宋濂全集》第1册，第5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