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戒坛度僧始于曹魏，至于唐时，戒坛更为繁荣，戒坛形式也日渐华丽、庄重。道宣说，自渝州以下至于江淮之间，共有戒坛三百余所。(《关中创立戒坛图经》)唐代以前的戒坛都是按照印度的方法所筑，方法来源于西僧所传和律典之中的记述。据学者依道宣的《关中创立戒坛图经》计算，戒坛规制为三层，下坛四方宽二十九点八尺，高九尺；中坛四方宽二十三尺，高四点五尺；上坛四边宽七尺，高二寸，上面供奉佛舍利塔。(《中华佛教百科全书》“戒坛条”)
唐代，道宣作《戒坛图经》，对戒坛的形式和作法继承、创新和规范，并得到国家的认可。因此，为了与传统的戒坛构筑和仪式相区别，将根据《戒坛图经》的思想和方法而构筑的戒坛和设计的仪式被称为“新法”。麟德二年(665)，道宣曾于西安城西南净业寺建石戒坛，依新法为岳渎沙门再受具足戒。但是，义净律师对“新法”戒坛并不认同。
《戒坛图经》，又称为《关中创立戒坛图经》，一卷，道宣律师撰于乾封二年(667)。《僧史略》卷上说：“唐初灵感寺，南山宣律师，按法立坛，感长眉僧(即宾头庐身也)，随善赞叹：立坛应法，勿过此焉!宣撰《戒坛经》一卷，今行于世。”《戒坛图经》为中国佛教立坛传戒之概论性、经典性的典籍，全文共有十一节，对于规范后世中国佛教的传戒的思想、仪式等有着重要影响。
本文中，前三节道宣主要说明了戒坛兴起的因缘及印度戒坛的特征；第四节至第十节则主要说明了戒坛的作法、程序和贯彻的思想；第十一节是“戒坛赞述辨德”，记有创筑戒场的坛文、戒坛的铭文、荆州等界寺戒坛舍利赞，并记有唐代中原关辅一带流行的戒场仪等。道宣极为重视立坛受戒，以是故，他在第一部重要著作《行事钞》卷上之二中即有相当篇幅论述戒坛的设立。鉴于立戒坛有“三相”难明(最内一重戒场外相自然界内标，中间一重自然界外大界内相标，最外一重大界外相标)，道宣并作图标细明，以使新学晓迷。在其“序”中，道宣表达了戒坛的意义。他说：
如法受戒是名正法久住，是知比丘仪体非戒不存。道必人弘，非戒不立。戒由作业而克，业必藉处而生，处曰戒坛。登降则心因发越，地称胜善；唱结则事用殷勤，岂不以非常之仪能动非常之致!
其实，道宣的这种戒坛图经，虽然是在经典的基础上搜寻考证而为之，但其中也有许多自己的创造性思想。为了使之受到人们的认同，他不仅设计了一个“宾头庐点化”的传说，更在《中天竺舍卫国祇洹寺图经》文末又附了一个“天人授经”的感通故事以取信于人。我们可从中看到道宣的心态：
……故佛大圣人也。堂堂相状天下独尊，有邪见者敬而不敬，佛亦随性任其诽之；如有所说与法不违，佛亦听之随而受学。故文云：所谓法者，佛说、天说、化人所说，据斯论说幽显咸陈。余以亦以此事门之所闻，则同天人说。恐凡莫信不受斯述，彼日为信者施，自然获福。彼不信者，睹佛经尚不能用，闻此不信何足涉之。置之言外不胥述彼，余闻斯告情事壑然，故备出之。非无遗嘱拟重祈请，庶觌圣迹有若面焉。(《中天竺舍卫国祇洹寺图经》卷下)
赞宁更是说：“有天人云，曾撰《祇洹图经》，计人间纸帛一百许卷。宣苦告口占，一一抄记，上下二卷。又口传偈颂，号《付嘱仪》十卷是也。”(《宋高僧传》卷十四《道宣传》)《僧史略》也有说：“案《祇洹图经》，寺中有玻黎师子，形如拳许大，口出妙音，菩萨闻之皆超地位。每至腊月八日，舍卫城中士女竞持香花，来听法音。”
但是，对于有人对此种感通故事之疑问，道宣的表达与解释仍然不能让人释然，在当时就引起人们的怀疑，怀素甚至对其说也加以指责。尽管被怀疑为托名道宣撰的《道宣律师感通录》内，有天神韦将军及其属下天神费氏、罗氏等来谒，并为道宣解答各种疑问的记载。①因此有人解释说：“且非寓言于鬼神乎?君不见《十诵律》中诸此丘尚扬言目连犯妄。佛言：目连随心想说无罪。佛世犹尔，像季嫉贤，斯何足怪也!”(《中天竺舍卫国祇洹寺图经》下卷附言)也就是说，如果有用，那就姑妄有之，任其言之吧!
唐代帝王对戒坛是很重视的。如唐代宗著有《戒坛敕》：“戒分律仪，释门宏范。用申奖导，俾广胜因。允在严持，烦于申谢。”(《全唐文》卷四十八代宗(三)《戒坛敕》)
而且唐代对中国戒坛定式的贡献也很大。太宗年间，为满足内庭的需要，皇帝于宫内造内鹤林寺，于宫中开戒坛，选十大德入内授戒，此首开“内临坛”，即在宫内设戒坛。因此，于宫外即一般寺内之戒坛被称为“外临坛”。“内临坛”的三师七证被称为“内临坛大德”，与之相应，外临坛的律师即被称为“外临坛大德”。(《僧史略》卷下)中国佛教从此即有了“临坛大德”之名，他们都是从著名律师中选拔的，如其有阙，则选明律德优者补之。如果同时被选为内外临坛大德的即称为“内外临坛大德”。玄畅即为当时著名的“内外临坛大德”。当然，在一些时候此名称已经超出了其本初的意义，更成了政府对律家的一种褒奖，诸多年高德硕的律师都曾被敕封为临坛大德。
有唐一代，多次于宫内开坛。如懿宗时召僧尼大德二十人于咸泰殿筑坛，以度宫内福寿寺尼受大戒；(《宋高僧传》卷六《僧彻传》)会昌至大中年间(841—859)又开设“内临坛”。赞宁《僧史略》对此也有所记。
道宣《戒坛图经》所设计的戒坛方法虽然为“新法”，但实为小乘戒坛，因其坛法本出于诸律，而传统上，律又被认为是属于小乘教。“小乘教中须一一如法，片有乖违，则令受者不得戒，临坛人犯罪，故谓之律教也”。(《僧史略》卷下)唐代戒坛最突出者是为“方等戒坛”，即大乘戒坛。大乘戒坛坛法虽同样是依准诸律，但受戒者必须发大菩提心，此与小乘戒坛有所殊异。赞宁说：“方等戒坛者，若大乘方等教，即不拘根缺缘差，并皆得受，但令发大心而领纳之耳。方等者即周遍义也。”……禀顺方等之文而立戒坛，故名方等坛也。既不细拘禁忌，广大而平等，又可谓之广平也。宣宗承会昌沙汰之后，僧尼再得出家，恐在俗中，宁无诸过，乃令先忏深罪后得戒品。若非方等，岂容重入?取其周遍包容，故曰方等戒坛也。”(《僧史略》卷下)
在中国，方等戒坛最早者为南朝宋元嘉七年，求那跋摩至扬州南林寺前竹园创立。唐代，在政府的支持下，方等戒坛开坛频繁。唐宣宗尤重洗忏方等戒坛，度僧很多。在唐永泰元年(765)三月二十八日，代宗命长安大兴善寺建大乘方等戒坛，选僧尼三师七证各十人，并敕为临坛大德。方等戒坛所须，一切官给。至四月，敕京城僧尼，临坛大德各置十人，此后则成为通式。宝历元年(825)，敬宗曾下令在都城长安安国寺建方等戒坛。在唐后期宣宗时期，因武宗灭佛对佛教造成破坏，所以又开方等戒坛盛度僧尼，以为补充。
有唐一代，频开戒坛，有时竟达多日。像咸通三年，敕两街僧尼、四寺各置方等戒坛，右街千福寺、延唐寺度人竟达几十天；(《僧史略》卷下)懿宗皇帝曾敕两街四寺行方等忏法，戒坛度僧各三七日；(《宋高僧传》卷六《僧彻传》)开元四年，慧朗于睦州龙山建伽蓝大设戒坛，广邀律德。(《宋高僧传》卷八《慧朗传》)
有的律师一生中也频繁开坛。如京兆安国寺释乘如应左右街临坛大德，度弟子千人；(《宋高僧传》卷十五《乘如传》)抚州景云寺上恒(739—815)坐甘露戒坛二十多年，男女得度者一万五千余人；(《宋高僧传》卷十六《上恒传》)会稽山妙喜寺印宗，上元年间受敕请于江东诸寺院各置戒坛，度人数千百；(《宋高僧传》卷四《印宗传》)润州招隐寺朗然，一生登坛二十六次；(《宋高僧传》卷十五《朗然传》)越州称心寺大义，戒坛计二十七登，受戒弟子三万余人。(《宋高僧传》卷十五《大义传》)
在唐代，主要戒坛有：
广州光孝寺戒坛，仪凤元年(676)惠能在此受戒；
嵩山少林寺戒坛，长安四年(704)义净建立；
长安实际寺戒坛，景龙二年(708)创建；
嵩山会善寺戒坛，开元初年(713)一行和尚建；大历二年(767)乘如复兴；
洛阳广福寺一切有部石戒坛，开元十二年(724)金刚智建；
罗湖山延祥寺华首台明月戒坛，天宝二年(743)建；
秦望山法华寺戒坛，天宝三年(744)元俨建；
庐山东林寺戒坛，天宝九年(750)智恩于此受具；
洪州龙兴寺戒坛，大历六年(771)慧钦撰写此戒坛碑文；
抚州宝应寺律藏院戒坛，大历六年(771)慧钦建；
成都宝园寺戒坛，大历年中元载等建；
浙江天竺戒坛，大历年中建；
安国寺律院，大历十三年(778)建；
嵩山永泰寺戒坛，贞元十二年(796)敕建；
石壁禅寺甘露戒坛，贞元十三年(797)慎微建；
临淮戒坛，长庆四年(824)建；
洛阳嵩山琉璃坛，太和二年(828)建；
五台山戒坛，太和二年(828)建；
魏州开元寺琉璃戒坛，太和七年(833)会恩建；
五台山竹林寺万圣戒坛，开成五年(840)，日僧圆仁的弟子在此受具。②
整体上说，有学者将唐代戒坛的建立分为三个系统：以道宣的新法为主的关中系统，这种建法有着本土特色；以义净为主的洛阳系统，它有着印度说一切有部的痕迹；以及根据大乘思想在中原与敦煌等地建立的方等戒坛，这是印度佛教律令直接汉化的产物，同时又有着政府的因素。③
唐代中期以后，对僧尼出家和戒坛的管理是相当严格的，元和(806—820)以后，天下禁止私度僧尼。(《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三《李德裕传》)入灭于元和年间的释神清十三岁出家时，是“敕条严峻，出家者限念经千纸方许落发”。(《宋高僧传》卷六《释神清》)但由于此时戒坛不兴，在长庆年中(821—824)即出现“久废坛度僧，未全法者皆老朽”的现象，所以才出现寻诏两街佛寺各置僧尼受戒坛场，自三月十日始至四月十日方停的现象以为弥补。试经的难度也相应宽松了许多，僧能暗诵一百五十纸、尼一百纸，即令与度。(《宋高僧传》卷二十九《法真传》)
敬宗宝历二年(826)，江西观察使殷侑请于洪州宝历寺置僧尼戒坛，但敬宗认为殷侑故违制令，擅置戒坛，罚一季俸料。文宗太和三年(829)，江西沈传师奏，因皇帝诞月，请为僧尼起方等戒坛。诏曰：“不度僧尼，累有敕命。传师忝为籓守，合奉诏条，诱致愚妄，庸非理道，宜罚一月俸料。”(《旧唐书》卷十七《敬宗文宗》上)
唐代私度戒坛应当是时有出现的。所以，“唐元和(806—820)已降，累敕天下州府，不得私度僧尼”。但是长庆四年(824)，时徐州节度使王智兴为聚货贪财，以敬宗诞月为由，请于泗州置僧尼戒坛，度人资福，“江、淮之民，皆群党渡淮”。时有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奏道：
王智兴于所属泗州置僧尼戒坛，自去冬于江、淮以南，所在悬榜招置。江、淮自元和二年后，不敢私度。自闻泗州有坛，户有三丁，必令一丁落发，意在规避王徭，影庇资产。自正月以来，落发者无算。臣今于蒜山渡点其过者，一日一百余人，勘问唯十四人是旧日沙弥，余是苏、常百姓，亦无本州文凭，寻已勒还本贯。访闻泗州置坛次第，凡僧徒到者，人纳二缗，给牒即回，别无法事。若不特行禁止，比到诞节，计江、淮以南，失却六十万丁壮。此事非细，系于朝廷法度。(《旧唐书》卷十七《敬宗文宗》上)
状奏后即日，王智兴罢徐州节度使。
唐代有一次戒坛是在动乱中开的。此为安禄山之乱时，两京沦陷，政府军队给养危机，有右仆射裴冕提议，大府各置戒坛度僧，以僧税之香水钱，以助军需。(《宋高僧传》卷八《神会传》)
唐代还有密宗戒坛。密宗认为灌顶是为传法的最重要仪式，通过灌顶可以速证大觉位。灌顶需要三昧耶戒坛，即同时授与秘密戒法。唐代由于密教经典的大量翻译，也流行灌顶坛场(即密坛)，但它并不等于通常所说的汉传显教的戒坛。广德元年(763)十一月，奏请得准每年夏中及三长斋月建立灌顶道场。大历三年(768)，开坛灌顶，道俗之流有五千余人；大历五年(770)，又于太原设万有斋。④
开元三大士之一的金刚智曾经在东都荐福寺建立有部戒坛。他不仅译有大量的密教经典，更是“一切有部，独为宗师”，后不空又重兴此坛。大历六年三月，保寿寺临坛大德慧彻上奏请得不空开坛授戒，在朝廷的支持下，抽诸名寺大德律师七人，四季为僧敷唱戒律，每年设立戒坛。⑤
另外，开元年间至天宝初年，不空奉敕在净影寺一边翻译经典，一边开坛灌顶；天宝五年不空三藏，入内庭立坛，为玄宗帝灌顶；天宝十二年，不空在武威住开元寺，也从事灌顶译经活动。(《宋高僧传》卷一《不空传》)
① 道宣在《律相感通篇》中也有一事。“今年二月末，数感天人，有若曾面，告余云：所著文翰，续高僧传，广弘明集等，裨助圣化，幽灵随喜，无不赞悦。至于律部抄录疏仪，无足与贰。但于断轻重物，少有疏失。斯非仁过，抑推译者。”(《大正藏》第四十五册)
② 湛如：《敦煌佛教律仪制度研究》第96—98页，中华书局2003年版。
③ 姜伯勤：《敦煌戒坛与大乘佛教》，转引自湛如：《敦煌佛教律仪制度研究》第99页。
④⑤ 吕建福：《中国密教史》第25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