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觉(665—713)，字明道，俗姓戴，温州永嘉(今属浙江)人。据早出的《祖堂集》说，玄觉曾在温州开元寺，与其姐共住一寺，侍奉老母，遭人诽谤。后遇神策禅师，受其劝说而往曹溪参访惠能。又记玄觉见惠能事云：

    迤逦往到始兴县曹溪山，恰遇大师上堂，持锡而上，绕禅床三匝而立。六祖曰：夫沙门者，具三千威仪，八万细行，行行无亏，名曰沙门。大德从何方而来，生大我慢?对曰：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六祖曰：何不体取无生，达本无速乎?对曰：体本无生，达即无速。祖曰：子甚得无生之意。对曰：无生岂有意耶?祖曰：无意谁能分别?对曰：分别亦非意。祖曰：如是如是。于时大众千有余人，皆大愕然。师却去东廊下挂锡，具威仪，便上礼谢，默然击目而出。便去僧堂参众，去上来辞。祖曰：大德从何方来?返太速乎?对曰：本自非动，岂有速也?祖曰：谁知非动?对曰：仁者自生分别。祖师一跳下来，抚背曰：善哉，善哉!有手执干戈。小留一宿，来朝辞祖师。禅师领众送其僧。其僧行十步来，振锡三下，曰：自从一见曹溪后，了知生死不相干。(《祖堂集》卷三《一宿觉和尚》)

    这一记载比较朴素，仅涉及玄觉受神策启发而参惠能，及参惠能的具体经过。

    稍晚出的《宋高僧传》卷八则在相关资料方面已有所取舍。其一，简约了玄觉参惠能的经过；其二，增加了玄觉与左溪玄朗的关系叙述。对于玄觉参惠能，《宋高僧传》仅作简单记述，云：“觉以独学孤陋，三人有师，与东阳策禅师肩随，游方询道。谒韶阳能禅师而得旨焉。或曰，觉振锡绕庵答对，语在别录。至若神秀门庭，遐征问法，然终得心于曹溪耳。既决所疑，能留一宿，号曰‘一宿觉’。”玄觉与玄朗的关系，《宋高僧传》有明确记载，曰：“初，觉与左溪朗公为道契，朗贻书招觉山栖，觉由是念朗之滞见于山，拘情于讲。回书激劝，其辞婉靡，其理明白。俾其山世一如，喧静互用，趣入之意暗诠于是，达者韪之。”这就是说，玄觉与玄朗虽曾以道相契，但后来出现认识上的歧异，所以终于分道扬镳。《永嘉集》“劝友人书第九”载录了玄朗召玄觉山居书以及玄觉答书。

    更为后出的《景德传灯录》和《佛祖统纪》等著作，在上述基本史料的基础上，增益了一些新的资料，提出了为后人纷争不已的说法，其中包括玄觉与天台佛教的关系问题，玄觉参谒惠能的真实背景问题。

    《景德传灯录》卷五云，玄觉“遍探三藏，精天台止观、圆妙法门，于四威仪中常冥禅观。后因左溪朗禅师激励，与东阳策禅师同诣曹溪”。《佛祖统纪》卷一○亦云，玄觉“遍探三藏，精天台止观、圆妙法门，四威仪中常冥禅观。因左溪朗公谢厉(似当作激励)，遂与东阳策禅师同诣曹溪”。这表明，玄觉早年的修学以天台止观为根本，即他有着很深的天台佛学背景，但后来向南宗禅的转化又与天台学者的“激励”有关。两家著作同时表示，玄觉在天台方面的传承，出自天宫慧威，即与玄朗同门。两家所说相似，但其用意不一。《景德传灯录》站在禅宗的立场上，认为玄朗激励玄觉去参惠能，说明天台佛教对禅宗的认同。而《佛祖统纪》站在天台宗的立场上，则意在指出玄觉禅学的根底在天台。

    事实上，在玄觉的《禅宗永嘉集》里，录有玄朗的《召大师山居书》和玄觉的《答朗禅师书》①。从二书的内容看，两人关系十分密切，并且在玄觉的答书中，落款作“同友玄觉和南”。由此可知，不管他们是否同出慧威，都与天台佛学有密切的关系，故而在《宋高僧传》中也说他们“道契”。只是后来玄觉的思想变化颇大，从而造成禅与天台两方面对他的不同评价。

    据《宋高僧传》的记载，玄觉早年的修行方式，基本上是对天台止观的实践。传云：

    觉本住龙兴寺。一门归信，连影精勤；定根确乎不应移，疑树忽焉自坏；都捐我相，不污客尘。睹其寺旁别有胜境，遂于岩下自构禅庵。沧海荡其胸，青山拱其背；蓬莱仙客岁月往还，华盖烟云晨昏交集。粤若功德成就，佛宝郁兴；神钟震来，妙屋化出。觉居其间也，丝不以衣，耕不以食，岂伊庄子大布为裳，自有阿难甘露作饭。

    他后来对这种修行方式表示不满，甚至也不满于神秀的禅法，或因得闻惠能顿悟禅法，正与自己心性相合，乃断然放弃止观修习。所以，“觉由是念朗之滞见于山，拘情于讲”，已与他原来于“别有胜境处”“自构禅庵”的修行不甚一致。玄觉脱离天台后，以南宗禅为归向，成为禅宗史上颇有影响的人物。但是，既然他早年接受过天台学说，那么也就不可避免地与天台佛教保持着思想上的联系。

    玄觉生前有传法著作十篇，后由庆州刺史魏靖(或作魏静)辑为一卷，名《永嘉集》，另有《证道歌》一首。《永嘉集》按修行的先后程序，由浅入深，渐次阐述佛教修行的过程。虽然声称以禅宗的名义，但实际上包含着天台止观的内容。比如，“优毕叉颂第六”讲如何通过修行，抛弃各种偏执，否定一切差别认识，说：

    夫定乱分歧，动静之源莫二；愚慧乖路，明暗之本非殊。群迷从暗而背明，舍静以求动；众悟背动而从静，舍暗以求明。明生则转愚成慧，静立则息乱成定；定立由乎背动，慧生因乎舍暗；暗动连系于烦笼，静明相趋于物表。……宗同则无缘之慈，定慧则寂而常照；寂而常照则双与，无缘之慈则双夺。双夺故优毕叉，双与故毗婆奢摩。以奢摩他故，虽寂而常照；以毗婆舍那故，虽照而常寂；以优毕叉故，非照而非寂。照而常寂故，说俗而即真；寂而常照故，说真而即俗。非寂非照故，杜口于毗耶。(《永嘉集》，《大正藏》卷四八)

    这里，玄觉从定乱、动静、愚慧、明暗、真俗等对立的角度来说明修行的重要性，即没有像惠能禅宗那样强调它们之间的统一性，放弃止(奢摩他)观(毗婆舍那)修习。也就是说，玄觉仍以他熟悉的天台止观学说来谈论佛教修行。接着，他在重点谈论“优毕叉”(舍)时，更以天台的“观心十门”来说明。他写道：

    观心十门。……第一言其法尔者，夫心性虚通，动静之源莫二；真如绝虑，缘计之念非殊。惑见纷驰，穷之则唯一寂；灵源不状，鉴之则以千差。千差不同，法眼之名自立；一寂非异，慧眼之号斯存；理量双消，佛眼之功圆著。是以三谛一境，法身之理恒清；三智一心，般若之明常照。境智冥合，解脱之应随机；非纵非横，圆伊之道玄会。故知三德妙性，宛尔无乖。

    这里所说“观心十门”中的初门，是专论如何契入“法尔”的。“法尔”即真如、法性，玄觉以天台止观体系中的“三谛一境”、“三智一心”等学说予以说明，通过以“观心”为出发的止观修习，即可获得与真如法性的冥合。以法眼观因缘生起之法，则有千差不同；以慧眼观空，则万物“一寂非异”；以佛眼观中道，则得宇宙实相的认识。三谛一境关乎“法身之理”，三智一心关乎般若之智。所有这些，都源自智者《摩诃止观》，出自天台止观基本原理。

    又比如，就修行程序而言，《永嘉集》也有天台止观的成分。若按禅宗所说，顿悟是没有程式的，甚至没有修行次第，定慧等一、理事不二，而《永嘉集》罗列从慕道志仪起，经戒*(忄乔)奢意、净修三业、奢摩他、毗婆舍那、优毕叉、三乘渐次，最后达到事理不二的八个步骤。天台说一心三观、一念三千，那是理论上的认识，而就修行说来，并不否定有过程、有次第，故而建立“四种三昧”、“十乘观法”、“二十五方便”等多种止观实修法门。

    总体上说，《永嘉集》所说不是纯粹禅宗的思想，它的精神是提倡禅与天台的融合。但因为玄觉的由台而入禅，后来成为禅宗的传人，这种做法对天台学者来说毕竟难以接受，故而总是耿耿于怀。如神智从义所说，《永嘉集》虽不曾公开谈论天台止观，但实际上盗用的是天台圆顿教义，采取的是“夺他成己”的手法。又说：“讨疏寻经，分别名相，自不达尔，非经论故。不知讨谁疏耶?若慈恩等疏则可耳。若天台疏，皆有方轨，摄法入心，观与经合。非数他宝，岂可谓之?分别名相而已哉!”(见《佛祖统纪》卷一○)

    永嘉玄觉原系天台学者，他后来脱离天台而转向禅宗，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它说明禅宗(惠能南宗)的发展在当时确实开始出现转机，它在南方地区的思想影响已经进入天台佛教的势力范围。其二，天台宗除了应对法相唯识宗、华严宗的教义批评，还直接面临着正在崛起之中的禅宗思想的攻击。这就迫使天台学者自强不息，为保证天台宗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以革新的态度迎接挑战。湛然天台思想的革新适应了时代的需求，成为天台宗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阶段。

    智*(左岂右页大师的天台学说，对华严宗、禅宗等都给予重大启发，后者曾从天台止观学说中获得必要的思想资料，但由于智*(左岂右页)之后天台学者的保守倾向，不仅使天台佛教困于守成，而且还面临他宗围攻的形势。宗派佛教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在于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学术性批判，推动佛教思想的不断发展变化，同时也促进整个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繁荣。学术思想若没有对立面，断然不能得到长足发展；天台宗此后思想领域的变化，与其他各宗学说的兴起有密切关系。

    ①玄朗的《召大师山居书》，表达山中禅修的意趣，希望玄觉也入山潜修。云：“自到灵谿，泰然心意；高低峰顶，振锡常游。石室岩龛，拂乎宴坐；青松碧沼，明月自生。风扫白云，纵目千里；名花香果，峰鸟衔将。猨啸长吟，远近皆听；锄头当枕，细草为毡。世上峥嵘，竞争人我；心地未达，方乃如斯。倘有寸阴，愿垂相访。”玄觉的《答朗禅师书》，先是回顾以往友情，云：“自别以来，经今数载，遥心眷想，时复成劳。”接着他便婉转地批评这种“泯迹人间，潜形山谷”的修行，以为它不能真正达到解脱的目的。在他看来，“正道寂寥，虽有修而难会；邪徒喧扰，乃无习而易亲。若非解契玄宗，行符真趣者，则未可幽居抱拙，自谓一生欤!”重要的是对佛道的认识，而不在乎处山中或闹市：“若未识道而先居山者，但见其山，必忘其道；若未居山而先识其道者，但见其道，必忘其山。……是以见道山者，人间亦寂也；见山忘道者，山中亦喧也。”玄觉又以禅宗观点指出：“若知物我冥一，彼此无非道场。复何徇喧杂于人间，散寂寞于山谷?是以释动求静者，憎枷爱竏也；离怨求亲者，厌槛欣笼也。”从当年与玄朗共修天台止观，到如今人间山中无非道场，玄觉认识上的这种转变，想必有一个过程，即他在离开天台山后，接受了南宗禅的思想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