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佛教历史上所谓的譬喻师，过去已经有过一些讨论，但不是很多。在汉文的学术著作中，我见到最重要的，是印顺法师的《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其中第八章以及第十一章，都与譬喻师有关，题目是《说一切有部的譬喻师》。①其次是吕澂先生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书中的第三讲第二节，也有一些讨论。②相对而言，印顺法师的讨论比较深入，吕澂先生的讨论则比较简略。

    在西文的著作中，与这个议题有联系，最早最直接的论文，是Jean Przyluski半个多世纪前发表的Darstāntika，Sautrāntika and Sarvāstivādin。③在近代西方——其实也包括东方——的学者中，Przyluski大概是最早注意同时对这一问题做了比较深入讨论的人。

    一般认为，譬喻师作为一类僧人，属于说一切有部。如果讲到说一切有部，研究的著作就比较多一些。④讨论说一切有部，往往也要涉及到譬喻师，譬喻师的问题与说一切有部有关。以上这些讨论，大致都是这样的一种看法。

    但是，有关譬喻师，我的感觉，有些方面的问题还是不很清楚。以说一切有部在印度佛教历史上的影响和地位而言，弄清楚譬喻师与说一切有部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以及如何认识这一个群体及其在佛教发展的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作用和影响，其实不无意义。

    因此，关于譬喻师，我以为有下列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讨论：

    一、究竟什么人算是譬喻师?

    二、所谓的譬喻师从哪儿来?

    三、譬喻师：说一切有部之内还是之外?

    四、譬喻师与佛典中譬喻的运用。

    这些问题，看似细枝末节，但认真追究起来，其实与印度佛教，中亚佛教乃至于中国佛教的发展，尤其是文献的形成都有大小不等的关系，因此不可以不注意。

    以下是对这几个问题的讨论。

    第一个问题：究竟什么人算是譬喻师?

    首先是“譬喻师”这个名字。在汉译佛典中，这个名称有翻译为“譬喻者”或者“譬喻尊者”。但“譬喻师”或“譬喻者”这个名字，我们目前见到的，其实也就只见于汉译佛典。最早提到这个名字，也提到得最多的是《大毗婆沙论》(Mahāvibhāsā)。⑤当然，除了《大毗婆沙论》，也还有一些经典提到“譬喻者”。这是我们了解譬喻师的基本资料。

    什么是譬喻师呢?有关的解释，引用得最多的出自窥基。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卷第四(本)讲：

    譬喻师是经部异师，即日出论者。是名经部。此有三种：一、根本，即鸠摩罗多。二、室利逻多，造经部《毗婆沙》，《正理》所言上座是。三、但名经部。以根本师造《结鬘论》，广说譬喻，名譬喻师，从所说为名也。⑥

    从这个解释出发，譬喻师被认为是从经部师分出，是“经部异师”，也是“日出论者”。但实际的情况其实正相反，譬喻师这个名称的出现显然比经部师早。与其说譬喻师从经部师分出，毋宁说譬喻师是经部师的前身。虽然这个问题在细节上还需要再做一些分析。

    不过，窥基有这样的说法，也不是没有原因或者根据。后期的譬喻师与经部师的关系如此密切，所以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很多情况下把二者视为一体，称作Darstāntika-Sautrāntikas(譬喻经部师)。⑦讨论到譬喻师，就不能不讨论到经部或经部师。

    对于譬喻师，窥基还有更多的解释：

    此破日出论者，即经部本师。佛去世后一百年中，北天竺怛叉翅罗国有鸠摩逻多，此言童首。造《九百论》。时五天竺有五大论师。喻如日出，明导世间，名日出者，以似于日，亦名譬喻师。或为此师造《喻鬘论》，集诸奇事，名譬喻师。经部之种族，经部以此所说为宗。当时犹未有经部，经部四百年中方出世故。如《成业论》……⑧

    按照这样的说法，譬喻师就称作“日出者”或“日出论者”，“五天竺有五大论师”，都是譬喻师。北天竺的是鸠摩罗多。鸠摩罗多来自怛叉始罗国。因为他“造《喻鬘论》，集诸奇事，名譬喻师”。在譬喻师出现时，还没有经部。经部在佛灭後四百年才出现。

    这里值得注意的有几个名称：第一个是“日出论者”，窥基说“日出论者”就是经部师。再有就是“根本”或者说“根本师”，也就是说，经部中有一部分法师与其他的法师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不全部都是“根本”或者说“根本师”。

    《喻鬘论》指的是什么书呢?一般认为，就是上世纪初在中国新疆地区发现的梵文写本佛经Kalpanāmanditikā/Drstāntapankti(Kalpanālamkritā或Drstāntapanktyām)。根据写本上的题记，作者就是鸠摩罗多。⑨虽然作者究竟是鸠摩罗多还是马鸣，一直有争论，但从书名看，这是《喻鬘论》应该没有问题。而且说它就是汉译佛经中的《大庄严论经》，也没有问题。虽然这其间的传承关系，包括作者究竟是鸠摩罗多还是马鸣，目前要做最後的确定——甚至是能不能最後确定——还有困难，也就是说，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

    但是什么又是“日出论者”呢?窥基的解释是“喻如日出，明导世间，名日出者，以似于日，亦名譬喻师”。

    如果我们接受“五天竺有五大论师”的说法，鸠摩罗多是其中之一，其他四位是谁呢?对我们来说，比较清楚的是，鸠摩罗多作为譬喻师，延续下来，成为了经部的早期人物，但五天竺的“五大论师”都是经部本师吗?这似乎还是有些问题。“五大论师”也被称为譬喻师，分布的地域很广，据说包括五天竺。但譬喻师以後的经部只存在于印度的西北部，或者说犍陀罗地区。

    窥基的解释显然来自玄奘。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卷十二“朅盤陀国”(Tashqurgan)条的一段记载似乎与此有关，但是是“四日”，不是“五大论师”：

    其王于後迁居宫东北隅，以其故宫，为尊者童受论师建僧伽蓝。台阁高广，佛像威严。尊者呾叉始罗国人也，幼而颖悟，早离俗尘，游心典籍，棲神玄旨，日诵三万二千言，兼书三万二千字。故能学冠时彦，名高当世，立正法，摧邪见，高论清举，无难不酬，五印度国咸见推高。其所制论，凡数十部，并盛宣行，莫不翫习，即经部本师也。当此之时，东有马鸣，南有提婆，西有龙猛，北有童受，号为四日照世。故此国王闻尊者盛德，兴兵动众，伐呾叉始罗国，胁而得之，建此伽蓝，式昭瞻仰。⑩

    童受就是鸠摩罗多，但“四日照世”的“四日”就是“日出论者”吗?鸠摩罗多是“日出论者”，马鸣、提婆、龙猛也都是吗?如果进一步说马鸣、提婆、龙猛都是“经部本师”，是不是就太牵强了?“四日”也是东西南北，一个地方一位。而且，说“当此之时”，把这四位佛教大师都放在一个时间段上，似乎也有些问题。

    从语义上进行分析，Dārstāntika的意思其实很简单，英语的解释是one who uses an example or simile as proof。与此相关的梵文词dārstānta，意思是explained by an example or simile。(11)这个词又来自drsta和词根drs。drsta是眼睛能看到的东西。但是什么是这种眼睛能看到的东西呢?这就是所谓的“譬喻”吗?其实进一步延伸，依我的理解，应该就是指与抽象的教义宣传相区别的因缘故事，讲述这些因缘故事，最後的效果差不多就是一种dārstānta或者drsta，也就是成为一种visional presentation。

    什么人是譬喻师，牵涉到什么是譬喻?如果完全从汉语追溯，很难弄清楚。汉文翻译中的“譬喻”，来源不止一处，不同情况下可以还原为不同的词语，但在这里，似乎就是dārstānta。或者就更广泛的意义而言，经典中只要是在阐述教义时加入故事作为说明，就都是譬喻。譬喻师这个名称，我以为最初大概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产生的。

    依照早期的说法，佛教经典可以分为九类或十二类，这就所谓“九分教”(navānga)和“十二分教”(dvādasānga)的说法。“九分教”和 “十二分教”中的“优陀那”(udāna)、“本事”(itivrttaka，itivuttaka)、“因缘”(nidāna)都可以算作譬喻的各种类型。“譬喻”(avadāna，apadāna，“阿婆陀那”、“阿波陀那”)当然就更是了。只有“本生”(Jātaka)由于表述的形式比较特别，似乎不算在内。

    在佛教历史上，佛教的僧人或者学者，有各种称呼，这些称呼，出现在不同的时期，对应于不同的条件，有不同的含义。例如巴利语文献里讲到的“经师”(suttantika)、“持律师”(vinayadhara)、“说法师”(dhamma-kathika)以及“持法师”(dhammadhara)。(12)

    这些名称，也就是北传系统的文献中讲的“佛在世时，无有三藏名，但有持修多罗比丘、持毗尼比丘、持摩多纵迦比丘。”(13)

    同样的，在印度早期的碑铭(Bharhut)中也可以见到这样一些名称：“持藏者”(petakin)、“经师”(suttantika)、“讽诵者”(bhānaka)、“长部讽诵者”(Dhīgha-bhānaka)、“中部讽诵者”(Majjhima-bhānaka)、“诵法师”(Dhamma-bhānaka)。(14)而在其他早期的佛典中，还能见到“阿毗达磨者”(abhidharmika)和“阿笈摩师”(Agamaka)这样的名称。

    因此，我的一个有待进一步讨论的看法是：所谓的譬喻师，是不是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称谓呢?从公元前一二到西元後一二世纪之间，佛教中有一种普遍的趋势，一些佛教学者，为了使佛教被更多的民众接受，在传教的方法和形式上，越来越多地运用所谓的譬喻来制作经典，这些人後来逐渐地就得到一个称呼，那就是譬喻师。这一点，也就是印顺法师说的，“譬喻师的特色是：内修禅观，外勤教化，颂赞佛德，广说譬喻。”只是印顺法师认为，譬喻师一开始就是从说一切有部中生出，而我对这一看法稍微有些保留。(15)

    这些譬喻师，绝大部分与说一切有部联系最紧密。鸠摩罗多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人物。“日出论者”也是，“五大论师”也是。在一些场合下，他们甚至被称作“譬喻部师”。(16)

    不过，“譬喻部师”这个名字，不一定就意味著佛教中有一个部派被称作“譬喻部”。所谓“譬喻部师”，在这里仅仅只是翻译的一种表达形式。(17)

    至于鸠摩罗多是不是属于说一切有部或者是经量部，或者经量部只是说一切有部下面的一个派别，我以为，属于另外的一回事。

    总之，在我看来，譬喻师和经部师，在大部分情况下可以算作一回事，但不总是一回事。譬喻师与经部师，应该有前後的区分。(18)

    在这一点上，我同意印顺法师的看法。

    第二个问题：所谓譬喻师从哪儿来?

    窥基有关譬喻师的解释从玄奘得来。玄奘当然是很博学的佛教学者，对印度的情况也非常了解。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玄奘到印度去，是在公元七世纪，这个时间，与譬喻师活跃的时代相比，已经比较靠後。玄奘访问印度时的资讯来源，会受到时代的影响，不同的时代，资讯往往有所不同。

    在编撰佛典的过程中，使用譬喻或者大量地使用譬喻，当然不是从马鸣或者鸠摩罗多才开始的，此前应该就有一个传统。在鸠摩罗多活动的相邻地区，西北印度或者说犍陀罗地区，广泛地运用譬喻来阐述佛教教义的，突出的一个例子可以举出那先(Nāgasena)。在《那先比丘经》里，那先也充分地运用了譬喻，那先可以说是譬喻师的先驱。(19)那先在历史上显然实有其人，只是我们对他的情况知道得并不多。

    相似的情况还有法救(Dharmatrāta)。法救是北传系统的《法句经》的编撰者，他也运用譬喻编撰出《法句譬喻经》一类的经典。(20)当然，“四日”中的马鸣也可以说是一位这样的人物。

    前面提到“日出论者”，从各方面情况看，这些“日出论者”，可以是经部本师，但不等于所有的“日出论者”都是经部师。“四日”中的其他三位更不能说都是经部师。

    因此，与前面已经讨论到的问题一样，在我看来，佛教譬喻师的传统，其实是佛教僧人们在宣讲和编撰佛经的过程中，为了适应向大众宣传佛教的需要，在佛经中大量运用譬喻而逐步形成的。

    第三个问题：譬喻师在说一切有部之内还是之外?

    大多数譬喻师与说一切有部有密切的关系，这是事实。《大毗婆沙论》中讲到的譬喻师，基本上就是後来的经部，也就是说一切有部的一部分(西部师)，与同属于说一切有部的毗婆沙师(东部师)相区别。但我以为，早期的譬喻师，不一定就完全属于说一切有部，或者说可以完全与说一切有部画等号。上面说了，譬喻师的出现，有一个过程，说一切有部的形成，也有一个过程。二者在不同的层面上出现和发展，而且不一定同步。

    《异部宗轮论》没有提到譬喻师，我以为，这大概是原因之一，即使在汉译的佛经里曾经出现过“譬喻部师”这个名称。

    所谓的譬喻，在几乎所有部派的经典中都能见到。不只是说一切有部的经典中，在其他部派的佛典的编撰过程中，也都运用所谓的譬喻，可是为什么其他部派没有特别强调“譬喻师”这个身份呢?

    这其中的原因，我的推测，应该是在西北印度，说一切有部的势力和影响最大，说一切有部的经典，应用譬喻最多，说一切有部中的这一类法师，强调譬喻，也强调譬喻师的身份，于是後来讲到的譬喻师，都在说一切有部的范围之内，譬喻师便与说一切有部，尤其是其中的经部成了同义语。

    这或许就是譬喻师与说一切有部有最密切关系的最主要的原因。

    第四个问题：譬喻师与佛典中譬喻的运用

    佛典中广泛地应用譬喻，不能说全部与这里讲到的譬喻师有关，但譬喻师显然发挥过很大的作用。在这一个时期出现的佛教经典中，有一些突出的例子。我把这些例子大致归纳为几类：

    第一类：《法句经》。汉译的《法句经》与巴利文的《法句经》(Dhammapada)，犍陀罗语的《法句经》(Gāndhārī Dharmapada)，一半俗语，一半梵语的《法句经》(Patna Dharmapada)以及梵语的Udānavarga名称和结构完全相当，内容上也很接近，只是属于不同的传承系统。三国时代维只难(Vighna)等翻译的《法句经》，作者是法救(Dharmatrāta)，法救就被认为是一位譬喻师。三国本的《法句经》，基本上没有譬喻，但西晋时代法炬与法立翻译的《法句譬喻经》则完全是以譬喻或者说故事逐一地解释《法句经》。《法句譬喻经》的作者也是法救吗?这当然很可能。至于也被认为是法救所撰的Udānavarga和汉译的《出曜经》，显然也是同一类的经典。(21)它们最初大概都是或者都被标注为法救的作品，但显然後来在传承上发生了变化。

    从《法句经》、《法句譬喻经》和《出曜经》，甚至包括《法集要颂》，可以看出譬喻师处理这一类经典的方式。这某种程度上有点类似于中国古代为“经”作“传”的做法，例如《春秋》的“传”，我们知道的，就有三种：《左传》、《公羊》和《谷梁》。当然，印度佛教的大师与中国古代的学者，在这件事上的目的、取向、剪裁的内容很不—样。

    这样多方面地运用譬喻故事，来做教义宣传的方式，其实也不限于《法句经》，其他的经典也有。例如有名的《修行道地经》(Yogācārabhūmi)，编撰者是僧伽罗刹(Samgharaksa)。(22)僧伽罗刹也是有名的譬喻师。《修行道地经》中的“擎鉢”譬喻最为胡适所称赞。僧伽罗刹还编撰有《僧伽罗刹所集经》。譬喻师处理经典的方式和方法，从《修行道地经》和《僧伽罗刹所集经》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第二类：《大庄严论经》等一批类似的经典。

    《大庄严论经》是典型的譬喻师的作品。这类经典的特点是故事性特别强，整部经往往就是故事的集成。《大庄严论经》包括八十九个独立的故事，每个故事的开始或结尾处都有相应的说明，表达出故事的意义。

    这一类经典很多，篇幅大小不等。篇幅大如《杂宝藏经》、《撰集百缘经》、《菩萨本缘经》，中等篇幅的如《杂譬喻经》、《百喻经》(23)，最小篇幅的如《群牛譬经》、《大鱼事经》、《譬喻经》，一部经不过几百字。这些经典，在形式上几乎都是一样，很难说它们不是譬喻师或者譬喻师影响下产生的作品。

    在梵文经典方面，可以提到的是Avadānasataka和Divyāvadāna。它们形成的年代相对较早，核心部分形成的时间大致与这个时期相当。  

    在这一类经典的影响下，应该提到佛教的讲经和表演，《贤愚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编撰而成的。僧祐《贤愚经记》讲：

    十二部典，蓋区别法门。旷劫因缘，既事照于本生；智者得解，亦理资于譬喻。《贤愚经》者，可谓兼此二义矣。河西沙门释昙学、威德等，凡有八僧。结志游方，远寻经典。于于阗大寺遇般遮于瑟之会。般遮于瑟者，汉言五年一切大众集也。三藏诸学，各弘法宝。说经讲律，依业而教。学等八僧，随缘分听。于是竞习胡音，析以汉义，精思通译，各书所闻。还至高昌，乃集为一部。既而踰越流沙，齎到凉州。于时沙门释慧朗，河西宗匠。道业渊博，总持方等。以为此经所记，源在譬喻，譬喻所明，兼载善恶。善恶相翻，则贤愚之分也。前代传经，已多譬喻，故因事改名，号曰《贤愚》焉。(24)

    这不仅说明了《贤愚经》的来源，而且把它与佛经中的譬喻联系了起来。所谓譬喻，就是讲故事。讲故事的对象，则是一般的大众。这种讲经的方式，对中国汉族地区讲经和讲唱，乃至表演传统的形成有极大的关系。(25)至于譬喻或者说故事的内容，汉地的佛教僧人与世俗文人则往往根据需要而加以改造，由此更演变出更多的故事。

    对于《贤愚经》以及这类譬喻故事，还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初，陈寅恪先生就注意到了。陈先生在引用僧祐上面一段记载後，就讲：“《贤愚经》者，本当时昙学等八僧讲听之笔记也。近检其内容，乃一杂集印度故事之书。以此推之，可知当日中央亚细亚说经，例引故事以阐经义。此风蓋导源于天竺，後渐及于东方。故今大藏中《法句譬喻经》等之体制，实印度人解释佛典之正宗。此土释经著述，如天台诸祖之书，则已支那化，固与印度释经之著作有异也。夫说经多引故事，而故事一经演讲，不得不随其说者听者本身之程度及环境，而生变异，故有原为一故事，而歧为二者，亦有原为二故事，而混为一者。又在同一事之中，亦可以甲人代乙人，或在同一人之身，亦可易丙事为丁事。若能溯其本源，析其成分，则可以窥见时代之风气，批评作者之技能，于治小说文学史者傥亦一助欤?”(26)陈先生所讲，同时考虑到此类经典来源与流变两方面的问题，实在是很有见地。

    第三类：阿育王以及相关故事。阿育王故事在中国有特殊的意义，因此这里把它单独归为一类。相关的梵文经典有Asokāvadāna，汉译经典则有《阿育王经》、《阿育王传》以及《天尊说阿育王经》等。

    第四类：这包括《普曜经》(Lalitavistara)、《佛本生经》、《佛本行集经》以及马鸣的《佛所行赞》(Buddhacarita)等。

    第五类：佛教的律。

    佛教的戒律中，也有很多可以称作譬喻的故事。在各个部派的律中，我们都能找到很多譬喻故事，但最多的是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律。

    在印度佛教的历史上，说一切有部与根本说一切有部，是两个派别，还是一个派别?为什么名字相近而又不完全相同?二者之间究竟是什么样一种关系?学者中长期以来就有许多争议。上面讲了，譬喻师与说一切有部有特殊的关系，大部分譬喻师出自或者说属于说一切有部，但他们与根本说一切有部是怎么一个关系呢?其实在我看来，说一切有部与根本说一切有部关系并不复杂。二者最大的差别就是各自使用的是不同的律。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讲，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律正是譬喻师参与编撰的结果。《大智度论》卷一〇〇，最末处讲：

    “毗尼”名比丘作罪，佛结戒：应行是、不应行是，作是事得是罪；略说有八十部。亦有二分：一者、摩偷罗国毗尼，含阿波陀那、本生，有八十部；二者、罽宾国毗尼，除却本生、阿波陀那，但取要用作十部。有八十部《毗婆沙》解释。(27)

    这就是说，摩偷罗一系的律，包括有大量的譬喻和本生故事，八十部，篇幅极大。这不就是现在见到的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律吗?这显然与譬喻师有关。罽宾一系的律有十部，这不就是《十诵律》吗?只是我们不清楚这里说的“有八十部《毗婆沙》解释”，指的是什么《毗婆沙》。(28)

    当然，以上五类的区分，仅仅是考虑到佛典，尤其是汉译佛典中运用譬喻所表现的形式而采取的一种方便，实际上的情况更要复杂得多。希望以後有机会就此做更多的讨论。

    但无论怎样，如果最後做一点总结，我以为，我们应该把这些问题与整个佛教文献发展和传承的历史联系起来，这样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所谓的譬喻师和佛教的譬喻，在佛教传播的过程中，曾经起过多么重要的作用。佛教文献中最具有文学色彩的经典，佛教宣说故事的传统，很多与他们有关。不仅如此，这个时候相当于中国後汉到南北朝时期，正是中国方面大规模接受佛教的阶段。由这些譬喻师编撰或在他们影响下出现的佛教经典，在此期间大量地传到汉地并被翻译出来，对中国佛教乃至于一般世俗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古时期文学史的学者们在这方面已经找出了不少事例，但这些事例最早从哪里来，怎么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最後怎么演变为中国本土的文学故事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中间显然还有不少问题值得我们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对学者们来说，即便重点只是研究中国中古时期的历史、文学和文化，先弄清楚这些问题，其实也很有意义。

    ①  台北：正闻出版社，1992年。第八章题目是《说一切有部的譬喻师》，第355-407页；第十一章题目是《经部譬喻师的流行》，第528-610页。

    ②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46-149页，第308-321页。

    ③  The Indian Historical Quarterly,No 16(1940)，第246-254页。

    ④  比较新，也比较全面的讨论应该是Ch.Willemen，Bart Dessein & Collett Cox，Sarvāstivāda Buddhist Scholastism,Leiden：E.J.Brill，1998.其中也有—个章节，题目是Darstāntika，Sautrāntika and (Mūla) sarvāstivādin，第106-110页。再有，现在香港大学的Bhikkhu KL Dhammajoti(法光)教授近年出版的研究有关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的几种书也有所涉及，例如Abhidharma Doctrine and Controversy on perception,Hong Kong：Centre for Buddhist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2007，第5-14页。我愿意借此机会对这二位学者寄赠给我他们的大著表示感谢。日本学者也有著作涉及到这些问题，但我没有能直接读到。

    ⑤  Willemen统计是86次。见前引Willemen书，第109页。

    ⑥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3册，第358页上。这些专有名词基本上都可以还原。还原後的梵文是，经部：Sautrāntika，根本：Mūla，鸠摩罗多：Kumāralāta，室利逻多：Srīlata，毗婆沙：Vibhāsā，《正理(论)》：Nyāyānusāra，根本师：Mūlācarya，《结鬘论》：Darstāntikapankti。

    ⑦  例如前引Willemen书Sarvāstivāda Buddhist Scholastism，第107页。

    ⑧  《成唯识论述记》卷第二(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3册，第274页上。

    ⑨  H.Lüders,Bruchstücke der Kalpanāmanditikā des Kumāralāta, Leipzig,1926;M.Winternitz,History of Indian Literature,Vol.Ⅱ,New Delhi：Oriental Books Reprint Corporation,1972,pp.267-268;M.Hahn, Kumāralāta's Kalpanāmanditikā Drstāntapankti, Nr.1.Die Vorzüglichkeit des Buddha,Zentralasiatische Studie, 16(1982),pp.306-336。中国学者注意到《喻鬘论》的极少，陈寅恪先生是少有的例外。陈先生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回国后最早发表的文章中，就专门讨论及此：《童受喻鬘论梵文残本跋》，《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207-211页。H.Lüders就是陈先生在德国学习时的老师，陈先生能够关注到这个问题，显然是受到了Lüders的影响。

    ⑩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1册，第941页下。

    (11)  Monier Monier-Williams,A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899，p.401c。

    (12)  日本学者平川彰就注意到了这一点，见平川彰《印度佛教史》中文译本，庄昆木译，台北；商周出版，2002年，第78页。

    (13)  《大智度论》卷一百，《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5册，第756页中。

    (14)  前引平川彰《印度佛教史》，第192页。

    (15)  前引印顺《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第533页。

    (16)  我通过CBETA，检索到40处。

    (17)  印度佛教历史上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出现过的不同的派别。这些派别，在汉译中都被称作“部”或“部派”，其实部派的问题很复杂，“部”或“部派”一词，在不同的背景下，往往有完全不同的含义。汉译中的“部”或“部派”，必须要还原在印度佛教历史的背景下去做不同的理解。参考拙著《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前言第二章，北京：中华书局，1995，尤其是其中第64-66页所讨论的问题。

    (18)  Dhammajoti也有这样的看法，见其Abhidharma Doctrine and Controversy on Perception，Hong Kong：Centre for Buddhist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2007，第6-14页。

    (19)  吕澂先生就是这么讲。见其《印度佛学源流略讲》，第52页。

    (20)  吕澂先生认为：“譬喻师开始是重点地采用《法句经》一经作枢纽来组织学说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第309页。

    (21)  《出曜经序》：“出曜经者。婆须密舅法救菩萨之所撰也，集比一千章。立为三十三品。名曰《法句录》。其本起系而为译，名曰《出曜》。出曜之言，旧名譬喻，即十二部经第六部也。”《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册，第609页中。

    (22)  P.Demiéville：La Yogācārabhūmi de Samgharaksa,in BEFEO,Tome 44，Fase.2(1954)。

    (23)  《百句譬喻经记》，出经前记：“永明十年九月十日，中天竺法师求那毗地出修多罗藏十二部经中抄出譬喻，聚为一部，凡一百事。天竺僧伽斯法师集行大乘，为新学者撰说此经。”《出三藏记集》九，《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5册，第68页下。

    (24)  《出三藏记集》九，《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5册，第67页下。

    (25)  美国Victor Mair(梅维恒)做过相关的讨论，见其Painting and Performance：Chinese Picture Recitation and Its Indian Genesis,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8，尤其是其中第一、第二章。中译本《绘画与表演》，王邦维等翻译，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

    (26)  陈寅恪《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金明馆业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192页。

    (27)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5册，第756页下。

    (28)  解释“毗尼”即律的《毗婆沙》确实存在，例如汉译佛典中的《善见律毗婆沙》。但这里讲到的“八十部《毗婆沙》”即使有过，也早已失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