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干部的培训和教育
一、干部教育政策和立法
干部是党的路线的宣传者和执行者，是人民革命斗争的组织者和带头人。在正确路线下，干部是决定一切的因素。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国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和数以万计的一般干部，是不能完成历史任务的。因此，实行和加强干部教育，培养大批抗战人才，是摆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面前的一项极端重要的战斗任务。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全面抗战路线指导下，党中央以陕甘宁边区根据地为依托和出发点，组织军队，深入敌后，发动群众，摧毁敌伪反动政权，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展波澜壮阔的人民游击战争。到1940年底，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由抗战初期的4万人发展到50万人，根据地由抗战初期的1个发展到15个。民族革命战争迅猛发展和壮大，迫切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到抗日前线和各根据地从事革命与建设工作。当时，党的干部队伍状况与抗战形势的不适应，则增加了实行干部教育的特殊必要性。
老干部需要重新学习。共产党长期处于农村战争环境，广大干部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在革命实践中往往靠经验办事，难免“闭着眼睛捉麻雀”，给革命带来损失。有些干部虽然懂得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却不能将理论与实际相联系，常常机械地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字句，以致在斗争实践中碰钉子。这些忠于党的共产主义事业，为革命英勇奋斗的老干部、老党员，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严重危害，损失惨重。长征到达陕北后，红军只剩下2.5万人。在毛泽东领导下，民族革命开拓新局面之时，1937年8月，王明从莫斯科来到延安。在这年12月和次年3月的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又反对党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主张，再度模糊了党内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以至此后约半年时间内，毛泽东又处在少数甚至孤立的地位。这些事实，向我们党提出了值得反思的教训，给广大干部以深刻的启示。王明教条主义的“左”倾表现形态，已经没有多大的市场，右倾表现形态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条件下，却能暂时迷惑相当多的人。鉴于这种情况，老干部需要重新学习，以提高理论水平，增强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
新干部，需要接受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成为中国抗战的指导中心和革命的圣地。全国除了西藏、青海外，各省市数以万计的革命知识分子、爱国青年和志士以及越南、印尼、缅甸、泰国、菲律宾、新加坡、马来亚、加拿大、巴拿马等国的大批爱国华侨，为了拯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冲破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重重封锁和阻挠，纷纷奔赴延安。仅1938年5月至8月，经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来到延安的，就有2288人之多。这些革命知识分子、爱国青年、爱国志士和爱国华侨，虽然有着强烈的爱国热忱和革命愿望，但是，就其世界观来说，绝大多数人还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需要对他们进行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以便更好地为民族革命斗争服务。
工农干部，需要文化的补习教育。我们的干部队伍中，绝大多数人出身于工农，文化水平很低，甚至文言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据陕甘宁边区安塞县实行干部大规模教育前统计，全县共7个区，区委书记43%、区长57.1%、自卫军营长85.7%、区妇联主任100%、区工会主任67.1%、区保安助理员28.6%、区青救会主任23.6%都是文盲。这些干部进行文化补课，目的在于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创造条件。
从我们党诞生之日起，就十分注意干部的教育工作，经常不断地引导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人类创造的一切文化科学知识。但是，全党普遍地学、系统地学还是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的事。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批判了王明的右倾错误，揭露了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和抗战初期的右倾，从思想根源上来说，都是不懂得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都是教条主义本质的表现，向全党发出了开展马列主义学习运动的号召。他说：“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党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六届六中全会刚一结束，延安的有些机关、部队、学校就自动地建立了许多学习小组，如哲学小组、马列主义小组等。边区政府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加以引导，在这年12月25日，发出了《一刻也不要放松了学习》的指示。在这个指示中，阐明了学习的重要性，规定了学习的重要内容，指明了学习应该坚持的方针和原则。次年3月，党中央干部教育部发布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就教育目的、方针、内容、学习方法等问题作了明确规定。5月20日，党中央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召开了干部学习动员大会。出席会议的有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的代表1000多人。党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极为重要的讲话。他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意义。指明了学习方法，要求大家克服可能发生的困难，并号召大家在工作和生产的百忙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问题的了解和深入。从此，在职干部教育工作走上了有计划有组织的轨道。延安及其附近40公里的学校、机关、部队和团体的干部以及党中央的负责同志都参加了学习。开始时期编成各类小组，参加者有2120人，到1940年5月，发展到4000人。这个学习运动，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情绪之高，实为空前之创举。
根据党中央1940年3月24日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林伯渠在这年3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结合边区干部学习的情况和特点，进一步阐明了学习的伟大意义，要求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发挥模范作用，以推动干部的学习运动。在干部学习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边区政府与边区党委，又根据党中央宣传部1940年8月13日的《关于加强党内干部策略教育的一些具体规定》和1940年10月20日的《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规定》，联系干部学习中出现的问题，就学习现状、教育计划、教育方法、组织与领导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并对下步学习提出了具体计划，使运动向着持久深入的方向发展。1940年12月2日，林伯渠、高自立发出了《关于学习问题致专员县长的信》，严厉批评了学习中的错误认识，就建立与健全学习制度问题作出了具体指示，大大地促进了学习运动。
在这个时期，延安在职干部学习运动，虽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在1941年至1942年也出现了严重的错误倾向，这就是教条主义的重新滋长和复活。毛泽东及时地发现了这一问题，并在1941年5月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重要报告。这个报告肯定了干部教育和研究工作的成绩，尖锐地指出了干部教育与研究工作中的缺点。这就是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个报告，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主观主义两种态度的区别和对立，提出了改造学习的三点建议：(一)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二)研究近百年的中国史；(三)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式。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党中央在1942年2月20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这个文件的贯彻执行，纠正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实现了在职干部教育的改革，奠定了在职干部教育的正确方向，开辟了在职干部教育的新阶段。陕甘宁边区政府以此为指导，总结过去干部学习的成绩、经验和教训，在边区党委1940年制定的《在职干部教育计划》的基础上，于1942年2月制定了《陕甘宁边区在职干部教育实施办法草案》，使在职干部教育法律化。这个草案，包括总则、组织与领导、编制、课程、教材、教员、制度、考试与检查、学年学期、奖惩、经费、附则12章53条。这个草案，是在职干部教育的最基本的法规。1948年7月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颁布的《关于在职干部学习的指示》，是它的继承和重大发展。
边区政府和党委，对干部学校的教育也非常重视。适应抗战初期干部学校的大发展，早在1939年制定了《边区教育工作的方针与计划》、1940年作出了《关于党内干部教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党内干部教育问题的补充规定》。如同在职干部教育一样，干部学校教育在向纵深推进之时，也出现了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错误倾向。针对这种情况，党中央在1941年12月17日发布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教育的决定》。这个决定，指出了干部学校教育出现的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脱节，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并存的基本缺点，强调了教员质量提高的决定意义，提出了教学方法上的新要求，成为干部学校教育转变的关键，揭开了培养干部工作的新纪元，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场伟大革命。根据这个决定，在1942年的高干会和1943年的第3次政府委员会会议上，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结合干部学校教育的情况，对照检查，进行冷静分析和深刻的研究，立足边区的实际，明确了干部学校必须坚持“为抗战与边区人民服务”的教育方针，确定了“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的体制，并在1942年由边区政府作出了《关于整顿边区各直属学校的规定》，加以具体贯彻。这样，纠正了干部学校教育的旧型正规化和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适应了边区抗战和建设的实际需要，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和十大政策的精神，使边区干部学校教育纳入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在这之后，边区政府于1944年12月6日作出了《关于文教工作的方向》、1946年12月10日发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陕甘宁边区战时教育方案》、1947年2月17日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教育厅指示信——指示教育工作配合土地改革运动》等法令，发展和丰富了干部学校教育立法。
边区干部教育，同整个教育一样，是新民主主义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它适应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政治的需要而产生，并对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的巩固、发展和完善，起着巨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所以，边区干部教育，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特性，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理论是其制定立法的依据，民族解放、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是立法的基本内容，推动中国革命不断向前发展，是立法的根本宗旨。由于边区政府经历了新民主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在每个阶段内，面对的革命具体任务的差异，干部教育的具体目的，也呈现出相当大的区别。抗日战争时期，干部教育是带国防性质的，其目的是“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为长期抗战服务”。进入人民解放战争阶段，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配合军事、政治、经济、群运等工作，争取人民自卫战争的胜利”①，便成了干部教育的根本目的。要使干部教育真正服务于抗战和革命战争，必须改变过去教育的某些原则和方式，由平时教育转向战时教育，同时，使教育的一切实际设施，适合于战争情况与战时需要。
在干部教育问题上，边区政府虽然主张要有战时与平时的区别，却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把抗战教育同建国教育机械地分立或对立起来的观点。新中国的建立，必须以抗战胜利为前提，建国的许多根本条件，必须培植于抗战之中。同样，新民主主义教育也必须在抗战中建立根基，而建国人才的训练和培养不能同抗战隔离开来。
二、在职干部教育政策和立法的内容
(一)教育方针与原则
边区在职干部教育，坚持以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的方针，通进“业务教育文化教育、政治教育、理论教育”②，达到“提高文化水平，培植科学基础，加深政治认识，充实生活职能，增强工作能力”③的目的，培养一大批懂得马列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的干部。
在职干部教育，坚持三个主要原则。第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职干部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改造现实世界的革命战士，因此，这一原则无疑是教育事业中最根本的原则，这个根本原则的具体了解，对我们来说，就是马列主义的中国化。要做到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必须明确学习马列主义的目的，是掌握其实质，应用这种实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学习马列主义，既不是学习它的一大堆抽象原则，也不是死记和背诵它的各种条文，而是学习它在研究和分析一定历史条件和具体环境而得出的科学结论，特别是它观察和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马列主义的实质。为了掌握这种实质，必须把马列主义的字句与马列主义实质加以区别，抛弃一切形式的空洞的学习；必须纠正偏重其形式的了解，强调注重领会马列主义的实质——不是望文生义，而是心知其义。而是否真正理解、认识、懂得、领会和掌握马列主义实质，以是否善于应用为标准。为了获得这种善于应用的本领，做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在学习马列主义之时，边区政府教育广大干部，反对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注重研究历史和现状，把学习与革命战争的实践结合起来，把学习与边区的政治经济建设实际结合起来，把学习与工作的需要结合起来。这种学习，既是战争环境的特殊产物，又是实行理论联系实际的极好方法，也是边区干部教育的基本特点。
第二，少而精的原则。在干部教育的初期和中期，适应在职干部多数文化低和学习时间分散以及教育带有启蒙性质的特点，在学习内容的设置和教学方法上，都比较强调少而精的原则，反对搞多而杂。少而精的原则是指，在教育内容上有适合于不同学习者程度的内容以及在教育计划的进度上有不多也不少的限度。可是，从学习规律来说，人们的知识总是从少到多，从简到繁，由浅入深。对学员来说，为了做好错综复杂和迅速多变的革命工作，他们应该尽量地多学一点，学好一点，所以，后来不把少而精作为一个普遍的原则来使用，主要强调的是刻苦地学习。
第三，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由近到远、由中国到外国的原则。这个原则，反映了人们获得科学知识的客观规律，是干部学习、理解、认识和掌握马列主义的必由之路，也符合边区干部文化准备不足的特点。这个原则的坚持和灵活运用，使学习者容易了解学习内容，激发他们对学习的兴趣，提高其学习的积极性，并能节省学员的精力，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教育内容和编制
1942年2月，党中央针对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内容的分散和不够全面的缺点，在《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中，将其规定为四种，这就是理论教育、政治教育、业务教育和文化教育。
1．理论教育。1938年12月25日的边区政府《一刻也不要放松了学习》的指示中，强调“领导工作干部，要学习高深的革命理论”，至于革命理论的具体内容，并未作出规定。但对县、区、乡干部的理论学习内容却有明确的要求，“县、区干部要学习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中国革命运动史，乡级干部要学习统一战线理论和游击战争的理论”。1940年12月，边区政府根据党中央干部教育部1月3日和3月20目的规定，在致县长专员的指示信中，要求干部把联共党史、列宁主义问题、论持久战、新阶段论、新民主主义论以及论乡苏工作作为理论学习的内容。与此同时，在初级课程增加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中国近代革命史，中级课程补充共产国际经验、共产主义与中国共产党，高级课程增加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和近代世界革命史。为了把学习与实际结合起来，克服教条主义，在学习政治科学时，以马列主义战略策略为内容，以我党20年的奋斗史为实际资料；在学习思想科学时，以马列主义思想与方法为内容，以近百年中国思想发展史为实际资料；在学习经济科学时，以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内容，以近百年中国经济发展史为实际资料；在学习历史科学时，以马列主义历史科学为内容，以研究外国革命史和中国革命史为实际资料。通过理论教育和学习，掌握马列主义实质，理解党的政治路线，以便指导革命运动。在各种具体复杂环境下，能够独立地决定工作方针政策，正确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
2．政治教育。政治教育包括时事教育和政策教育两部分内容。时事教育，一是看报，有《解放日报》、《群众报》和大后方出版的《中央日报》、《大公报》、《新华日报》，二是请领导同志和专门研究人员讲解时事问题。三是以地区或部门为单位，召集干部作时事报告或讨论政治问题。政策教育，也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一般的政策教育，一部分是直接指导自己工作的政策教育。主要学习国民政府所发布的全国性质的重要宣言、法令；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中共中央西北局的一切决定和决议；边区政府所发布的一切政策、法令以及各厅、处、院、会所颁布的指令、指示信。学习政治的目的除了精通本部门的局部情况和局部政策以外，还要求通晓一般情况和一般政策，以便扩大干部眼界，避免偏畸狭隘不懂大局的弊病。一般情况与一般政策虽为一切干部所必需，但其分量轻重则因各部门工作性质而有所不同。例如，对于医生、技术专家、文学家、艺术家，其分量应该减轻，对于党务工作人员，宣传工作人员、政府工作人员以及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员，其分量应该加重。
3．业务教育。业务教育开展较晚，是在1942年2月党中央批评干部教育“没有强调业务教育”之后，才大规模地开展起来的。1942年4月9日《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的决议》中提出，“要抓紧干部教育，特别是干部教育中的业务教育，因为只有边区以及县区乡在职干部的水平提高，懂得自己的工作，才有可能把工作改进。”在这个决议的指导下，边区政府提出了“做什么，学什么”的方针，规定对在职干部都要施以业务教育，以逐渐达到学会与精通自己业务的目的。业务教育的基本内容是：(1)与本部门工作有密切关系的周围情况的调查与研究；(2)与本部门工作有密切关系的政府的一切政策和法令；(3)本部门以往工作经验的整理与研究；(4)本部门工作的历史知识；(5)本部门工作的科学知识；(6)本部门工作的技术。
4．文化教育。文化教育，开展虽早，但没有引起党政军各机关领导的充分注意。1942年2月，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再次重申，在我们党的干部中，有相当多的是工农干部，其中有些人，斗争历史很长，具有丰富的革命经验，是党的宝贵财富。他们需要把丰富的斗争经验，上升为革命理论，以便为党为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而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没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则是很困难或不可能的。因此这些干部应首先补习文化。这种补习不应只限于识字多少，而应包括阅读写作能力、马列主义基本知识、历史地理知识、社会政治常识与自然科学常识。各机关、学校、团体及各部队中，未识字的干部，一般在2年内，学会1000字，达到初步地消灭文盲。
文化教育，包括国文、历史、地理、算术、自然常识、社会常识。初级教材，有《文化课本》、边区《群众报》、《课外读物》，中级教材，有《文化课本》(包括国文、史地、自然常识、社会常识)、《算术课本》、边区《群众报》、《课外读物》，高级教材有《国文》、《算术》、《历史》、《地理》和《解放日报》。
延安在职干部教育，从理论教育、政治教育到业务教育、文化教育，一般都有教材或课本，其来源有二，一是翻译马列主义的著作和苏联的教科书。例如，《哲学选辑》是马列原著的辑录，《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列昂节夫著)等是翻译的。二是自己编写。如党的建设、中国问题、中国历史教材等。最早编了一本《共产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后来编写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干部教育部还请人或组织专人编写了《政治课本》、《国文课本》。通过大家的艰苦努力，搞了不少东西，基本上满足了各类干部学习的需要。
在职干部理论教育的编制，在初期是根据干部文化程度理论水平及资历等原则，分别编为甲乙丙三组。甲组，以担任负责工作的老干部为主。乙组，以文化水平较高而党龄较短的新干部为主。丙组，以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程度都较低的干部为主。后期分组细密，更加适合学习者的具体情况。甲组，是有相当文化理论水平的老干部。乙组，是文化理论水平都比较低的老干部。丙组，是文化程度理论水平较高的新干部。丁组，主要是工农出身的新干部。乙、两、丁三组，达到一定程度后，可以升入甲组、乙组和丙组。
在职干部政治教育，依文化水平分别编为初级中级高级三组，进行学习。业务教育则不同，它是根据做什么学什么的原则组合的。而文化教育，是以文化程度高低为准(不以职位)编组学习。初级组，为文盲或半文盲。中级组，是能自由阅读《群众报》和能写简单工作报告，相当于高小毕业程度者。高级组，是具有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者。
理论教育、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的各级小组，都是按照各自不同的学习目的和要求，选择适合自己情况和水平的内容与教材，进行学习的。业务教育各小组的学习，则是依据业务教育内容确定的范围和方向，从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的工作实际出发，规定各自的具体业务而进行的。
(三)学习制度和考核
1．关于学习组织的规定。在职干部教育的基本组织形式，是学习小组。学习小组按照下列原则编制。(1)以行政单位为原则。一般编组，不出行政单位。若个别行政单位某类或某级人数太少，可与就近单位合成一组，如遇距离太远者，就单独编组学习。实行这种原则，便于保证学习时间，易于联系本身工作实际且能收到互相勉励、互相帮助和互相监督的效果。(2)以文化理论水平相近为原则。贯彻这个原则，利于自学与讨论，也便于讲授和辅导，并能克服因水平参差不齐而带来的一切弊病。(3)以相对集中为原则。同一机关或同一部门的同类或同级小组的编定，不宜过于分散，应当相对集中，因为组数越多，不仅使领导繁杂化，而且也很难找到如此之多的适当的指导员、教导员和教师。(4)以党内外干部合编为原则。除了带有秘密性的课程外，应该把非党干部与党员干部编在同一小组学习，以利于党内外干部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团结和教育党外干部。
学习小组，一般由10人组成。组长由组员民主选举。其条件是，学习积极；文化程度和理论水平较高；热心干部教育事业。他的职能是，组织和督促组员学习；指定和搜集参考书；召集和主持讨论会与座谈会；传达和执行上级的指示与意见；组织和配合指导员的讲授与答疑。在职干部教育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学习小组。其补充形式有半日学校、夜校、学习班、训练班和地干班(设在中等学校的区乡干部文化学习班)。
2．关于学习辅导的规定。为了搞好在职干部的教授和辅导工作，各类各级小组，一般都设有教员。教员分为指导员、教导员和教师三种。指导员设于阅读能力很强的小组，负责制定学习计划，解答疑难问题。有的机关，同课程的学习小组较多，除了每组设指导员外，还指定一人为总指导员。他的职责是培训各组指导员，提高他们的水平，搞好各组的辅导工作。有的指导员，往往是行政上的重要领导者，难于抽出相当多的时间帮助干部学习，就另设一个助理员，协助其工作。教导员多固定于文化理论水平较低的小组，以讲授和辅导为责任。教师，大多设于文化水平很低的小组，以讲课为责任，并须具备懂得教授法和有时间上课两个条件。区级和乡级的小组，则聘请专任教师，如有困难，聘任兼职教师。兼职教师所在机关应减少他的日常工作，以保证搞好干部的教育工作。如乡级学习小组无法聘得专任教师或兼职教师时，则县、区级之教师，应下乡辅助之，边区、专署、县、区之秘书、三科科长、各学校之教员以及在职干部中文化水平较高者，负有兼任教员之义务。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毛泽东倡议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各根据地的负责同志，老革命和专家，都要参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导和讲授工作。他以身作则，多次为延安干部作报告，1939年9月14日，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讲演就是其中之一。刘少奇、陈云、李富春、李维汉等都作过辅导报告，这些报告理论联系实际，很受大家的欢迎。为了调动教员的积极性，推动在职干部教育，对于教员规定了各种政治和物质待遇。所有教员，其所耗费于干部教育的时间，俱应算在正式工作时间之内；各级政府在平时的一般动员工作中，不得任意派遣教员；教员有权利参加与其工作有关的一切会议。无论专任教员或兼职教员，边区、专署、县(市)三科依照当地情形，一律酌量发给补助费。
此外，为了提高教员的水平，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又特别组织了马列主义、中国问题、党的建设、政治经济学、哲学、时事问题研究会。各机关、各学校、各部队担任或准备上课的指导员、教导员和教师一律参加。通过编写教材和参考材料，组织专题报告，给予培训。还组织了7个学科的顾问团，进行大规模的讲演，解答疑难问题，普遍提高教员和广大干部的水平。对于远离延安的地方，如安塞、排庄和柳树店，设立巡回教授站，进行辅导与讲授。与此同时，在《解放日报》、《群众报》等报刊，设立专栏，介绍学习经验，刊登学习心得和体会，回答学习中提出的问题。
3．关于学习方式的规定。个人学习与集体学习，孰为主要，边区在职干部教育的实践回答是自学为主。理由是，革命理论是集体的，革命经验也是集体的，但要把它变成个人的东西和占有物，则必须经过个人的努力。教员也只能起指导作用。因此，个人学习是基本的方法。集体学习、辩论是一个重要方式，它可以校正、展开和充实各个人的思想，但集体讨论必须以个人的努力与准备作基础。所以在职干部的学习，以个人学习为主，集体学习为辅，两者应该配合得当，相辅而行。个人学习成功的关键，在于用心“钻”。遇到不懂的问题，不要轻易放过，一定要紧紧抓住，努力把它搞通。个人自学，由于文化低，工作繁忙，容易犯冷热病。为此，一定要顽强地克服一切困难，排除工作的干扰，坚持学习的恒心，保持学习的经常性和持久性。有些人由于学习没有经常性而半途而废，有些人由于学习恒心的顽强而取得惊人的成就。
4．关于学习时间的规定。1940年1月3日，党中央在《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规定：“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的制度，并保持其持久性与经常性。”这是一个重要的规定，如果把在职干部的学习完全放到业余来进行，则在职干部学习的持久性与经常性是难以做到的。这年3月20日党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中加以补充，明确规定：“全党在职干部必须保证平均每日有两小时的学习时间，非因作战或其他紧急事故，不可耽搁，各个环节的负责干部必须以身作则地保证之。”1941年5月1日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将其法律化。该纲领第14条规定：“加强干部教育。……实行公务人员的两小时学习制。”所谓每天两小时学习制度，是指在情况许可的地方或部门，一律坚持每日两小时学习制度，在战争或紧急事故的条件下，学习时间可以伸缩与变通，但须保证每星期至少要有12小时的学习。一切为着在职干部教育而耗费的时间，均算入正规工作时间之内。如果把平均两小时学习制，看作每天一定要两小时，或者只许两小时，或者规定集体学习两小时，这种机械的理解都是没有很好地认识这一学习制度意义的。
为了保证每日两小时的学习，须有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干部自己要有“挤”的精神。只要用力挤，作出工作与学习的恰当安排，就会获得学习时间。二是行政领导机关保证时间。行政领导机关把学习与工作结合起来，制定统一的工作学习制度，规定统一的学习时间。
5．关于学习考核的规定。边区在职干部学习，从开始就有考核的要求。当时，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写学习心得和体会，二是笔试。像靖边县，每月考试，大大激励了干部的学习情绪，收到非常好的效果。1941年11月举行的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以140票的多数通过了《在职干部学习应明确规定定期考试制度，随时检查其成绩案》，把考试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边区在职干部教育的考试，是指当某种课程学习或研究到适当阶段，或结业时，出些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让大家回头去温习一下，把已学习过的或研究过的一切东西，进行一次有系统的新的整理和综合，以发展学员的思考问题、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考试的方式有日常考查、临时试验、学期考试；结业考试四种。日常考查包括口头问答、作文(日记、读书笔记)、调查研究报告、工作报告和讨论会。临时试验，由指导员或教师，随时于教学时间内举行，每学期至少举行一次。学期考试，于学期终了，就本学期内所学课程考试。结业考试，多在修业期满后，就所学全都课程考试。学期和结业考试后，各单位或部门，应将考试结果和成绩，按系统上报边区政府教育厅，以备考查。
6．关于学习奖惩的规定。边区政府对在职干部的学习，实行奖惩制度，奖惩制度采取两种方式。一是于每学期终了之时，各单位将考试成绩优良与低劣者，分别呈报教育厅，转呈边区政府予以奖惩。二是在每年的学习日，即马克思诞辰的5月5日(1940年3月20日党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中确定的)，各单位进行一年的学习总结，肯定成绩，接受教训，奖励学习优良的小组和个人。党中央干部教育部，在1939年的学习日，就奖励了39个模范学习小组。奖励的方式，以精神鼓励为主，多半授予模范学习小组、模范个人光荣称号。同时，也实行物质鼓励，发给模范学习小组或模范个人文化学习用品。
(四)组织领导和检查
为了加强在职干部教育的领导，延安建立了一整套机构。1939年春，党中央成立了干部教育部，张闻天和李维汉为正副部长，领导全党学习。1939年8月，干部教育部归并于中央宣传部，由中央宣传部负责全党学习。中央宣传部负责制定总的学习计划，指定和编写教材，组织大课和报告，进行总的检查和总结经验。日常工作的领导，边区系统则由边区党委宣传部负责。其下是总支或支部。有50个以上干部的总支或支部，设专职教育干部或主管教育干部。不足50个干部的总支或支部，由宣传干事具体负责。从边区党委到总支或支部，都把组织与推动在职干部学习当作自己的重要工作。
各单位的行政负责干部，也参与领导。这些干部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在职干部学习的责任。固然党的系统对在职干部的教育负有主要责任，但是，由于在职干部承担着工作、生产和学习的三重任务，而学习时间的挤出，需要与工作、生产合理适当地统筹安排。这样，行政负责人对干部学习的认识与配合，常常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边区在职干部教育的经验告诉我们，凡是行政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关心其他干部学习，并且把工作、生产和学习做出恰当安排的地方或单位，那里学习就会生气勃勃，卓有成效。反之，行政领导干部自己缺乏学习自觉性，只顾工作和生产而不关心干部学习的地方或单位，那里学习就会死气沉沉，收效无几。例如，边区党委在1940年5月的《学习总结报告》中指出：“总工会的部长不识字，这部门的学习便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工厂的负责同志对学习的帮助不够，于是讨论会常常延期，而规定的学习制度与学习计划便不能执行。交际处乙类小组，因处长整天忙于行政工作，自己听课经常缺席，于是交际处的学习便发生除听课外无别的教育，参考书只有少数人能看完的现象。”针对这种情况，边区党和政府，多次提出尖锐批评，“现在，仍有不少领导同志对领导与组织在职干部学习极不重视，未能经常地注意领导干部研究政策，总结工作，解决其所属干部中的思想和工作问题，而是重其所轻，轻其所重，把最主要的学习领导即思想领导，摆在次要的附带的地位、摧给支部或一般干部去做，陷自己于事务主义的泥坑，不能自拔。④”
在职干部教育和其他一切工作一样，不但要有方针、计划和日常工作，而且要有经常的检查工作。众所周知，个人学习很重要，但个人学习要有组织去推动去检查，才能持之以恒，收到显著效果。组员学习中提出的问题、困难和要求，都要通过检查去解决。
按照边区党和政府的规定，在职干部教育边区一级，每两个月检查一次，总支或支部须每月检查一次。检查的内容是教育计划的执行情况，学习的进度和收效，纪律的遵守以及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各级行政领导则与其相配合，通过请示与汇报工作，巡视下级工作，召开行政工作会议以及干部出外归来的报告，实行对在职干部教育的检查。
三、干部学校教育政策和立法的内容
按照边区干部教育制度的规定，除了在职干部教育外，就是干部学校教育。为了对新干部和老干部进行政治、文化和业务的系统教育，培养既有较高理论基础又有丰富斗争经验的人才，党中央在边区政府协助和支持下，创办了一大批各种专业性质的干部学校，其中带有高等学校性质的就有20所之多，著名的有中共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军政学院、军事学院、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行政学院、民族学院、延安大学、中央研究院、自然科学院、日本工农学校等。
此外，边区政府还建立了27所中等学校和一些中等专业学校。其中重要的有鲁迅师范、边区中学、延安师范、关中师范、三边师范、陇东中学、绥德师范、米脂中学、富县师范、行知中学、延长中学以及卫生学校、通讯学校、警政学校、抗日军人家属学校、工人学校、农业学校、职业学校、新交字学校、纺织学校、西北医专、西北财经专科学校等。这些中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带有干部学校的性质，一方面肩负着培养边区中级知识分子的任务，另一方面又有提高现任区、乡级干部文化的重要职能。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为满足开展新区和加强老区工作的迫切需要，1947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作出决定，将边区中等学校一律改为各分区的干部学校，以便集中力量，提高区乡干部的水平，有计划地抽调干部，施以短期教育，以适应当前工作特别是开展新区工作的迫切要求。
由于这些干部学校，大多是在抗日战争的初期和中期创办的，其教育对象的年龄、职业、文化程度诸方面都存在着很大查别，所以，延安干部学校的教育方针、教学内容、讲授方法以及学习形式，都有很大的特殊性。但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则是各个干部学校教育工作普遍遵守的总方针。在这个总方针指导下，各个干部学校结合自己培养的具体目标和办学宗旨，都制定了各自的教育方针。比如，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由于是战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所以要求学员必须把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和抗战建国纲领，这就是正确的政治方向。固为敌我力量对比的悬殊，所以要求学员必须掌握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消灭敌人的本领，这就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由于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所以要求学员必须具备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优良品质，这就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陕北公学与抗日军政大学不同，它是一所培养抗战民运工作的干部学校，其教育方针有自己的特点。第一，使学员获得革命的宇宙观、社会观与人生观，获得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与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知识；第二，使学员获得当前革命运动发展规律的知识，获得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第三，使学员获得抗日民族战争的知识，首先是游击战争的知识；第四，培养学员敢于斗争和艰苦奋斗的精神，革命的实际主义与民主作风。
在学制上，适应前线和后方抗战干部的急需，学习期限一般都很短，多为3个月、4个月或半年，最长也不过1年或2年。教授的课程，一般分为三类，即文化课、政治课和专业课。比如抗大，是三分政治，七分军事，开设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问题、哲学、战略战术、炮兵、测绘、地形、筑城、射击、救护、群众工作等课程。陕北公学则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开设社会科学概论、政治经济学、三民主义、世界革命史、中国问题、哲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众运动、军事常识、游击战术等课程。
教学的基本环节为引言、预习、质疑、讲授、复习。各门课一般没有讲义、教科书，但各门课都编印了教学大纲，对课程内容、范围、研究方向等作扼要说明。教学程序的特点，是废止了注入式，实行启发式，讲授有的放矢，理论结合实际，把教员的指导、学员的自习、集体的讨论有机地结合起来，组成一个连续反复，由浅入深的过程，既发挥教员的指导作用，又调动了学员的学习兴趣与积极性。学员的学习，实行三个原则，一是自学为主，二是循序渐进，三是发扬民主。各个干部学校都有考试考查制度，主要是给学员对已学知识有一个温习、整理、综合与提高的机会。考试考查方法，除笔试外，课堂讨论、辩论会、问答晚会、学习笔记、学科展览会、学科集体创作、实习通讯，都是考查学生成绩的途径和方式。
干部学校对教员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教员多是革命的前辈，或由国统区来延安的有威望的革命教授。这些教员既有很高的革命理论，又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他们以身作则，言行一致，诲人不倦，既教书又教人，所以，他们在学员中的威信都是很高的。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中央领导都到干部学校讲过课。《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文献，就是毛泽东在抗大讲授的内容。当时在延安的董必武、陈云、徐特立、李富春、李维汉、凯丰等都在抗大兼课或作报告。另外，利用来延安开会的机会，刘少奇、周恩来、项英、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彭真等都到抗大作报告，给学员们以生动而又实际的斗争经验教育。
在教学组织上，干部学校在校长之下都设教务处或训练部。教务处或训练部为学校生活的中心，是全校最高教育领导机关，负责课程的设置，教员的配备，教材的编定，教法的研究，学习的考查。其下为队和班。队是教育单位，又是自治单位，由队长、指导员、助理员、副队长、队学生会主任组成，负责全队工作。队长管学习，副队长管生活和军事，指导员是队的支部书记，负责党的支部和政治思想工作，助理员管党的组织与宣传工作，队学生会主任管课外活动和社会活动。班是学习单位，班长、副班长均由学员选举产生。
忠诚、团结、紧张、活泼，是延安干部学校全体师生员工的共同生活准则。在各个干部学校中，都提倡忠诚。忠诚，就是忠于抗战、忠于革命。贯彻到教育中去，就是使学员毕业后，成为一个先锋战士，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在各个干部学校中，都提倡团结。团结，就是团结于抗日，巩固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于革命，把干部学校办成革命的大家庭。在各个干部学校中都提倡紧张。紧张，就是培养严守纪律，迅速果敢，雷厉风行，一丝不苟的精神，体现在学员生活上，便是战斗化和军事化。在各个干部学校中，都提倡活泼。活泼，就是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和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目的是为了调动全体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使学校团结进步，朝气蓬勃，欣欣向荣。
四、干部教育的主要成绩和基本经验
40多年前，我们党在延安大办教育，取得了震惊中外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在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教育着来自东西南北天涯海角的中华民族的数以万计的优秀儿女，把他们培养成了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能文能武的德才兼备的革命人才。一大批工农干部摘掉了文盲或半文盲的帽子，实现了知识化，数以千计的边区中级知识分子茁壮成长起来，结束了边区文化教育荒原的历史。这些，只为进一步地推进革命，建设边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值得夸耀的，是在边区人力和物力的支持下，八年抗战期间为其他根据地训练和造就了4万多名的政治、军事干部及成千成万的文化技术干部。解放战争时期，边区又输送了大批干部支援华北、东北、西南和西北根据地或解放区，仅去东北解放区就有5万人之多。这些干部有党政军的高中级领导，有高级工程师、文学家、艺术家、医学家、自然科学家。他们从延安出发，用自己的双脚踏出了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他们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夺取解放战争胜利的骨干力量，是创建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中流砥柱。这是边区政府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也是边区200万人民的光荣和骄傲。
边区干部教育，是中国革命和教育史上的伟大创举，它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至今闪烁着延安精神的光芒，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的巨大精神财富。这些经验主要是：
(一)坚持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针
在我国这样地广人众的国度里，要完成抗战建国的事业，非有大批干部不可。而干部要能够承担并完成这一伟大历史重任，则又必须具有德才兼备，学有专长，精通业务，高瞻远瞩，通达政治的品质。要使我们的干部具有这种品质和才能，绝不是只靠干部学校所能办到的。因为干部学校只是培植人才，锻炼人才的第一阶段，实际工作才是锻炼干部和人才的最好学校。基于这种认识，从边区相对稳定的社会条件出发，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决定，第一，必须把干部教育工作看得特别重要，把它放在全部教育工作之上，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地位，应该是第一位的，否则，就要犯本末倒置的错误。第二，在职干部的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这一方面的决定，绝对不意味着丝毫否定或稍有忽视干部学校教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但是，最广大数量的干部，90%以上的干部都有自己的革命工作。在人力财力与工作需要上，目前还不可能办很多干部学校的情况下，把在职干部教育工作放在干部学校教育工作之上，是完全正确的。对于大多数干部来说，要在紧张和复杂的环境中，在克服困难和障碍的过程中，能够独立地观察问题、处理问题，深刻领会马列主义的精髓，掌握党的路线和政策，非依赖不断地在工作中的学习不可。为了执行和坚持干部教育两个第一的方针，在组织上，从党中央到边区党的各级组织，都建立了领导学习的机构，由它来有计划有组织地实施干部教育。各级行政机关，也建立相应的组织，给予密切的配合与协作，这样，就保证了干部教育工作的持久和深入的发展。而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同志，带头学习，并且亲自授课，则为干部教育工作作出了典范，增添了动力。为了在物质上支持干部教育，边区政府尽了最大努力，边区人民作出了无私的奉献。当时，由于战争原因，边区财政极端困难，但对教育经费却作出了财政允许的最大限度的规定。除了军费，经济建设费以外，教育经费始终占第一位。以1939年度财政支出为例，用于军费开支占54.65%，投资生产建设部分占16.75%，行政经费占1.56%，而教育经费则占7.53%。干部教育大规模地开展之后，教育经费经常保持在每年财政支出的20%左右。
(二)坚持干部教育的又红又专的方向
边区干部教育，不论是在职干部教育，还是干部学校教育，都把学习马列主义，转变思想，坚定无产阶级立场和观点，培养革命的人生观，放在第一位。为此，除了在课堂上讲授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灌输共产主义思想以外，经常组织干部和学员到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践中去，到火热的抗日斗争中去，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
由于干部教育重视政治教育，重视思想教育，使学员的思想感情和世界观得到了根本的转变。许多人以此为转折点，由初来时朴素的单纯的爱国主义思想，逐渐成长为一个具有共产主义素质的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抱定终身志向，为共产主义而奋斗。
但是，边区干部教育，强调政治思想教育，并不忽视或轻视专业知识教育，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总结干部教育的经验与教训，1941年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明确规定，在职干部教育，应把业务学习列入主要内容之一。凡带专门性质的学校，如军事的、政治法律的、财政经济的、自然科学的、文艺的、师范教育的、医学教育的，应以学习有关该项专门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的课程为主。文化课、政治课与专门课的比例，应依各学校情况而决定。一般说来，专门课应占50%(不须补习文化的学校则专门课应占80%)，文化课应占30%，政治课应占20%，坚决纠正过去以政治课压倒其他一切课目的不正常现象。以边区农业学校为例，该校文化课(包括国语、史地)占14%，政治课为政治常识，占10%，而专业课(包括植物学大意、农业概论、作物学、园艺学、畜牧学、动物学大意、农业调查及统计、农田水利、造林大意、农业行政及法令、农业经济及合作、边区经济建设问题、农场实习)则占76%。
当然，要在实际教育工作中做到这一点，并不是没有阻力的。边区干部学校，应以政治思想、革命工作、实际教育为主，还是以文化科学知识的基础教育为主，始终充满了斗争。抗战初期，由于王明教条主义的影响以及广大党员中存在的卑视技术的思想，干部学校教育偏重政治教育，忽视文化教育和专业知识教育。1940年，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强调经济建设，培养技术干部，干部学校对专业课的地位与作用有所认识和提高，出现了文化课、专业课与政治课并重的可喜现象。但当时的文化课，多搬用国民党学校的那一套，不适合边区农村环境和抗战生产的实际需要，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政治课也多是名词术语的记忆与抽象原则的背诵，理论脱离实际，出现了教条主义的毛病。整风运动以后，随着正确思想路线的确立与巩固，从领导干部到一般干部进一步地明确了干部教育在整个教育中的位置和作用，最终确立了干部学校教育以文化科学知识的基础教育为主的方向。据此，各干部学校都规定，文化课、专业课占全部教学时间的85%，政治课为15%，文化课、专业课，既是系统的，又是与实际相联系的，是为了今天，也是为了明天。既不是经验主义的继续，也不是教条主义的复活。加强文化课、专业课，并不等于忽视政治课，而是在较少的教学时间内，发挥更大的效果，以提高学员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
①《陕甘宁边区战时教育方案》，1946年12月10日。
②③《陕甘宁边区在职干部教育实施办法草案》1942年2月。
④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在职工干部学习的指示》，1948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