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终审机关的演变

    
    根据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陕甘宁边区属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领导。故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在延安召开的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规定，“边区高等法院受中央最高法院(国民政府最高法院)之管辖”。国民党最高法院就成为边区的终审法院。但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始终拒绝和边区高等法院发生任何工作关系，事实上，边区人民也不可能到重庆的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去上诉，故国民党最高法院是有名无实的边区终审法院。有人说，没有第三审终审法院，这就无形中剥夺了人民的上诉权。但边区人民不服边区高等法院的判决时，常常到边区政府上诉，所以边区政府规定，边区高等法院受边区政府的领导，如诉讼当事人不服高等法院第二审判决，可向边区政府上诉，由边区政府作最后的审查决定，指示高等法院更新审判，即作为终审。实际上终审法院还是边区高等法院。1942年7月10日，边区政府采纳了朱婴等同志的意见，成立了边区政府审判委员会为第三审机关的意见，并发出《关于设立审判委员会受理笫三审案件的命令》。命令指出，“以后凡遇第三审上诉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及死刑复判等，均由审判委员会办理”。林伯渠为审判委员会委员长、李鼎铭为副委员长，委员刘景范、贺连城、毕光斗，秘书朱婴。8月10日，审判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林伯渠、李鼎铭、刘景范、贺连城、毕光斗，以及高等法院代院长李木庵出席了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审判委员会组织条例》。此条例经边区政府第30次政务会议通过，于8月22日正式公布。条例规定，审判委员会“设委员五人，推定一人为委员长，一人为副委员长”，下设秘书长一人，秘书和书记员若干人。并规定“委员长、副委员长由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兼任”。审判委员会的职权是：“受理不服高等法院第一审及第二审判决之刑事上诉案件；受理不服高等法院第二审判决之民事上诉案件；受理行政诉讼案件、婚姻案件、死刑复核案件及法令解释。”
    审判委员会成立以后，受理了不少案件，特别是在处理绥德、米脂、吴堡等县大量的土地纠纷案中，在保护贫苦农民利益的基础上，照顾了抗日地主的合法权益，贯彻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团结地主抗日等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
    如吴堡县王生秀与呼生祥争窑案。土地革命时，贫农呼生祥分了地主王生秀的土地，但窑洞五孔未分，仍归王生秀所有，后王生秀逃出边区，其窑洞为呼生祥占用。后王生秀受边区政府的感召，回到家乡，向呼提出归还窑洞的要求，遭呼拒绝发生争执，诉讼到县。该县司法处判决：该五孔窑洞中，三孔归呼生祥，两孔归王生秀所有。这个判决违反了《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第一条“保障边区人民之人权财权，不受非法之侵害”的规定。因而，引起群众不满，有260人向边区参议会请愿，为王生秀鸣不平，边区政府审判委员会判决：五孔窑洞全部归王生秀所有，呼生祥居住困难，可暂住王姓两孔窑洞，两年内自建窑洞，建窑洞费用由王生秀帮助一半。如此改判，合理合法，深得群众拥护。既确认了地主王秀生窑洞产权，又贯彻了照顾贫苦农民的原则，使干部、群众受到政策法律的深刻教育。
    但是，实践证明，实际纠正第二审不恰当的判决和错误案件并不多，而且这样逐级上诉，判决不能及时生效，时间长，花费大，对诉讼人不利，甚至劳民伤财，徒增讼累。所以谢觉哉副议长于1943年8月25日写道：“边区政府审判委员会，不能作为审案的最好机关，审判重点要在加强第一审或第二审。第一、二审接近诉讼当事人，易于明了案情内容。审判委员会只能就已明的事实，加以检讨，它无法再进行侦察。而且，如第一、二审级加强，到终审的案件也就少了。审判委员会，应着重对第一、二审政策的领导和审判方法的指示。像行政机关一样，善于检讨与总结司法上的经验，而不以自己能判决几个案件为能。高等法院对于分庭，分庭对于司法处，都应这样。各方互不相通，不交换知识和技术，不相互批评，便不能创造出新的成绩。”因此，边区政府委员会第4次会议决定，边区三级审判终审制为二级审判终审制，即撤销了边区审判委员会。1944年2月15日，边区政府发出《关于边区审判改为二级审判制的命令》，指出：边区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已决定边区司法审判改为二级制。边府审判委员会着即取消，以后凡民刑诉讼，即以高等法院为终审机关。故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从1944年2月至1950年1月，为边区的终审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