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三三制”的政治基础与共同纲领

    
    参加“三三制”政权的各阶级、阶层、各党派与群众团体，所要求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政见也就各别，因此，必须有共同合作的政治基础，来协调各阶级、阶层、党派之间的利益和要求。这个合作的政治基础，简单地说，就是抗日和民主。这也是中共中央一贯的精神。中共中央的指示一再强调，参加“三三制”政权的必须是坚持抗日，而又主张民主的阶级、阶层、党派、团体和个人。因为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以有利条件”①。所以，坚持抗日与主张民主，两者是缺一不可的。
    由于“三三制”在共产党领导的边区，因此作为附带的条件，就是“不反共”，反共分子，不能参加“三三制”政权。这个条件在正常情况下，问题不大。但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就变得异常突出。例如，在1943年的反特务斗争，亦即肃反、抢救运动中，一些参加“三三制”政权的国民党员被当作“反共顽固派”受到了打击，而被“清出”“三三制”政权；还有些历史上当过“团总”，或在国民党政权服务过的人，被当作“特务”，而受打击和“清洗”。这些情况，大部分在后来的甄别、平反中，得到了纠正，并恢复了他们在“三三制”政权中的活动。
    在边区实施“三三制”政权过程中，为保障这种政治合作，制定了一个共同纲领，这就是《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即“五一”施政纲领)。这个纲领不仅具体地体现了抗日和民主的精神，而且规定了协调各抗日阶级、阶层、党派、团体内部之间的具体政策。这些政策，兼顾了各抗日民主阶级、阶层的利益，既使工农劳动群众的利益得到了保障，又不伤害地主、富农、商人等富有者的必须限度的利益。这个纲领在边区参议会正式通过，全部接受以后，就以法制的形式固定下来，并具有地区宪法性质的意义，对参加“三三制”政权的各阶级、阶层、党派、团体和个人都具有约束力，包括共产党自己。就是说，无论工农分子，还是地主、富农、商人；无论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还是中间分子，都必须以它为准则，都不能站在各自原来的立场，为各自的利益而说话、办事，而必须以施政纲领为准绳来说话、办事。《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就是参加“三三制”政权的各阶级、阶层、党派、团体和个人的共同立场和办事准则。这个施政纲领，不仅是边区各级政府的办事准则，也是各抗日阶级、阶层、党派、团体和个人的共同纲领。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始终没有一个成文的共同纲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边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有了共同纲领以后，并不能消除阶级之间、党派之间的利害冲突和原则分歧，只是有了解决冲突和分歧的准则，使大家有所遵循。在各项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左偏右袒的问题，冲突，以至斗争，是难以避免的。例如，在土地问题、租佃问题、负担问题中，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往往左偏，只顾保障农民的利益；而中间人士则往往右袒，强调照顾地主的利益。在处理这些分歧时，各方面的立场，应以施政纲领为准则，照顾双方的利益。但是，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影响，背离施政纲领原则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例如，在负担上，为了照顾农民，尤其是穷人，把负担大部转嫁到地主、富农身上；又如在减租问题，一些地区“当时没想到地主不减租，只说农民抗租，并在报上批评农民过火，别人说农会不好，就把农会取消。”以后，有些地方又转到只要地主减租，而未保障地主在减租以后的收租。但总体上说，这种情况是少数，而且边区政府是劳动人民自己的政府，是保护工农的根本利益的。
    ①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