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三三制”的选举

    
    “三三制”的选举受到了边区各阶级、阶层人民的共同关注与欢迎。经过土地革命地区的一些地主和士绅，表示了一种意外和兴奋的心情，有的说，“共产党宽宏大量，仁义治国”；“从前以为革命不要咱们这号人了，今天咱也能管政权”；“迩刻事情真不同了，咱们也有权利，也能干事，同别人平等了”；“真的，迩刻真正实行了三三制了，咱的名字也能上红榜，土地革命时咱可没权”。未经土地革命地区的一些地主则反对农民当权。他们说，“老粗也要上台了，赤足汉要当咱们的上司，得了嘛!”相反，一部分农民和干部则表示了一种疑虑甚至愤慨，说，“没有他们(指地主)该可以省多少麻烦”；“让一些坏东西进来看看我们的主张也好，但为啥要那么多呢?三分之一呀!”①
    因此，加强党的领导，保证“三三制”选举的正确进行是搞好“三三制”选举的关键。边区中央局曾指示，“要加强党对三三制选举的领导作用”，“要防止在实行三三制选举运动时的各种倾向”，即“不放手做”的倾向与“放弃党的领导”的倾向。强调对被选到参议会和政府机关的非党人员，“应尽量做到有各阶级的代表，并且的确是为各阶级群众自己所拥戴的，而在政治上是赞成坚持抗战坚持团结的”，“特别要做到使在群众中有威望的政治上比较进步的非党人士为候选人……必须对每个人作各方面的考查”②。
    在实施“三三制”选举的过程中，边区的党和政府具体做法，主要有：
    第一，统一党内的思想认识。党内认识不一致，思想有分歧，必然影响实践，“三三制”的选举也就搞不好。在开始贯彻“三三制”原则时，一部分共产党员和干部存在着不少糊涂思想和错误观念，如“三三制”是“共产党三分之一，国民党三分之一，无党无派三分之一”，或者“共产党三分之一，国民党三分之一，哥老会三分之一”，等等。边区党和政府进行了关于“三三制”政策的教育，一批领导同志写了许多文章，宣传党的“三三制”政策，提高了党员和干部对“三三制”政策的认识，统一了思想。
    第二，“反保证”，即保证非党人士，尤其是中间人士的当选。在1937年的民主选举中，边区各级党组织以“竞选”的身分在民主选举中争取选票，结果造成上下共产党员“清一色”的局面。这次选举接受了上次选举的教训，采取了“反保证”的措施，使更多的非党人士，尤其是中间人士的当选。由于“反保证”也出现了一些偏向，打击了群众选举的积极性。对于党组织指名要求保证当选的中间人士(包括地主、士绅和国民党员)群众在思想上并不通，但组织上服从。他们说，“组织上决定要保证，咱们选举就是。”“反保证”措施是这次选举的一个特点。
    第三，“退出”或增聘的调整办法。既然是民主选举，最终要看选民投票的结果，而选举的结果，往往并不符合“三三制”的要求。从边区的实际情况说，选举的结果，总是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占了绝大多数，超过三分之二，尤其是共产党员在多数地区超过三分之一，甚至有50%以上的。所以，在民主选举中，还需要采取一些补充措施，如选举结果，当共产党员超过三分之一时，用共产党员自动“退出”的办法，依次由非党人士递补，以减少共产党员所占的比例，增加非党人士的比重。这种措施，在共产党员不足三分之一时，则并不要求非党人士退出。有时，采取“退出”的办法，从民主的程序上不合法，特别是边区参议员是在县的范围内直接选举的，不能更改或随意变动，否则违背选举人的意志；不变动又不符合“三三制”的要求，则采取“聘请”的办法。根据选举条例规定，政府认为有必要时，得聘请勤劳国事及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有名望者为参议员，其名额不得超过参议员总数的十分之一。在这次选举中，边区政府采取了聘请措施，所聘请的各级参议员，主要是边区参议员，基本上是非党人士，尤其是中间人士。在采取上述措施以后，一般地说，民主选举与“三三制”要求之间的差距，就会大大缩小，甚至消失。
    从总体上说，在这次民主选举中，共产党方面的基本姿态是“让”，而不是“争”。因为，边区的大部分地区，是原来的苏维埃区，共产党的力量大，在广大工农群众中威信高，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而地主、富农(主要是旧式富农)已经被打倒，共产党和进步分子本来掌握政权，实行“三三制”，则是要减少共产党员，补充中间人士，为他们提供参政的机会。所以，是“让”，而不是“争”。但具体到新区(即原来的统一战线区)，共产党则需要进行适度的“争”。因为，在那里，地主势力、国民党的势力仍有较大的影响，一开始，许多群众还在他们的影响之下，而共产党刚由秘密状态转向公开，在群众中影响不大，威信还不高，因此，需要宣传党的政策，吸引基本群众，争取共产党员的当选，掌握对政权机关的领导权。这就需要“争”。
    ①  参见林伯渠《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的经验及其应该纠正的偏向》，《中共党史资料》第18辑  第17—18页。
    ②  转引自林伯渠《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的经验及其应该纠正的偏向》，《中共党史资料》第18辑  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