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三制”政权内部的阶级关系和党派关系

    在“三三制”政权中，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是坚持抗战和民主的基本力量。边区曾经是苏维埃区，原来的政权，本来就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在转变为抗日民主政权后，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仍然是它的基础和骨干力量。整个边区，包括延安在内，实质上都是农村，没有或很少有近代工业，也就基本上没有产业工人，即使手工业工人也不多。因此，在各级政权中，农民占了绝大多数，据统计，从成分上说，在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会中，农民(包括雇农、佃农、贫农和中农，不包括富农)最低占71.8%(参见本章附表四)，高的则占94.5%和95.5%(参见本章附表五、六)。而工人，有的县一个没有，有的占0.5%，最高的也只有1.6%(参见本章附表三、四、五、六)。这种情况，是同边区的人口构成情形相适应的，并不说明，在政权建设中不重视工人的参政议政，或由更多的工人来管理国事。
    在抗日战争中，“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开明绅士并是赞成民主改革的”①。因此，共产党的政策是在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财权之后，又须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财权，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更说不上打击赞成民主的开明绅士。所以，在“三三制”政权中给地主，尤其是开明绅士以一定的地位。由于边区的部分地区是经过土地革命的，因此在这部分区域，地主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原有的地主分子尚在，而且地位低下，在农民群众中，已经丧失威信；在未经土地革命的地区，封建土地制度仍然存在，地主作为阶级也仍然存在，而且尚有一定的地位，对群众仍是一种“威慑”力量。虽然共产党在政策上是明确的，实际上，由于农民与地主在实际利益上的冲突，农民往往害怕地主分子进入“三三制”政权。他们说，“从地主豪绅手里夺过来的政权，流了多少血，怎么又随便让他们进来!”“大革命时期，咱们被国民党赶跑，现在实行‘三三制’，敢保不再上当?”因此农民不愿意选地主。所以，在各级政权机构中，地主和开明士绅所占的比重很少。在县乡参议员中，最多不超过10%，在县乡政府委员中，只占1%左右(参见本章附表三、四、五、六)。
    同样，“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社会成分与政治力量。富农的生产方式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他们“不但有抗日要求，而且有民主要求”②。因此，共产党的政策，不是削弱资产阶级与富农，奖励资本主义生产，而是联合资产阶级与富农，使其在“三三制”中有一定的地位。由于边区经济落后，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资本家，只有商人，因此，商人也就成了边区资产阶级的代表。但是，商人和富农所占的比例也很小。在县乡两级参议会中，分别为：富农占12.6%，商人占2.1%；富农占3.89%，商人占0.17%。(参见本章附表三、五)在县乡两级政府委员中，分别为：富农占15.2%，商人占1.4%；富农占2.98%，商人占0.21%。(参见本章附表四、六)。
    就地主、绅士与富农、商人，这些阶级和阶层而言，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边区的群众，对富农与商人的信任超过地主与绅士，因此在参议会中，还是在政府委员会中，富农与商人的比例，比地主与绅士都要高。第二，就县乡两级比，这些阶级在县一级所占的比例，都比乡一级的比例高得多。这是因为在乡级选举中，农民群众对于选举地主、富农反映强烈，抵触情绪大，当选的也就少。但由于县一级，一再强调“三三制”，必须考虑对这些阶级阶层的照顾，同时，也由于在这些阶级、阶层中，也确有一些知名人士、公正人士，对社会有一定的影响，而受群众的欢迎，比例也就有所提高。
    “三三制”政权也是调节各抗日阶级内部关系的合理的政治形式。虽然在边区各级政权机构中，农民占了绝大多数，但就中国社会这种“两头小中间大”(即无产阶级和地主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占大多数)的情况而论，各阶级阶层在政权机构所占的地位，大致也是合理的。
    在边区，除了共产党，几乎没有其他党派。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合作者的国民党，在原先的苏维埃区已经被打倒，既没有国民党组织，也没有国民党员，当然更没有以国民党名义的党派活动；在原先的统一战线区，当1940年结束双重政权时，国民党的县党部也同时撤离，也就没有了国民党的组织及其活动，但仍有一部分国民党员留在边区。他们同国民党中央，同陕西、甘肃两省的国民党地方组织也不再发生关系，实际上，只有一个国民党员的“身分”，称不上国民党的组织。国民党是一个由复杂成分组成的党，有顽固派，有中间派，也有进步派。留在边区的国民党员，大都是中间派，也有少数进步派，那些作恶多端的顽固派分子，在结束双重政权时，基本上撤离了。因此，在贯彻“三三制”政权过程中，一方面由于抗日统一战线的需要，要争取和团结他们，另一方面又由于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确有进步的表现，一些人办事公道，得到群众的谅解，进入了“三三制”政权机构，而且在一些原统一战线区，所占的比重较大，甚至还有超过共产党员的，但他们实际仍然掌握不了政权，执掌政权的仍是共产党。
    边区也没有民主党派，只有民主党派的个别成员。这些成员都是以各自的身分进入边区的。如救国会派的柳湜、何思敬(未参政)等，都是以知名人士、学者的身分来到延安的。到延安以后，也没有以救国会派的名义进行活动和发展组织，也只是保留了一个身分。
    边区有个哥老会，一些农民、手工业者、游民等参加了这个组织。1936年7月，中共中央曾发布过一个争取哥老会的指示，认为哥老会“代表民族利益与群众利益，举行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时，它们常常尽着革命的作用。但它的思想与组织形式，带着极浓厚的保守的、迷信的、封建的与反动的色彩。因此，它又时常为反革命的野心家与军阀官僚所利用、收买，而成为反革命工具”。党对于哥老会的策略是“争取哥老会”，即推动与吸引他们参加到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中来，发扬哥老会的革命传统，消除其保守的、迷信的、封建的、反动的思想与成分，并允许哥老会在苏维埃区域“公开存在”③。因此，哥老会由苏维埃时期延续到抗日战争时期，在边区一直存在。随着边区内各种抗日救国的民众团体的涌现，哥老会弟兄在生活上的安定，其作用也变得越来越小，以至在一些地区自动消失。在“三三制”选举开始时，有少数哥老会分子被选入了参议会和政府机关，有人便误以为“三三制”就是“共产党三分之一，国民党三分之一，哥老会三分之一”。其实，哥老会分子进入政权机关是极个别的，远不及其他成分。
    ①  《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中共党史教学  参考资料(三)》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4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中共党史教学  参考资料(三)》第14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六大以来》(上)第7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