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三三制”的实施范围

    
    中共中央在关于“三三制”政权的指示中，曾经指出，“人员数目的分配是一种大体上的规定，各地须依当地的实际情况施行，不是要机械地凑足数目字。最下层政权的成分可以酌量变通，防止地主豪绅钻进政权机关。”①
    边区在贯彻“三三制”原则中，从延安中区五乡征粮工作委员会的具体工作经验出发，曾强调从乡村起可以彻底地实行“三三制”，并在边区的这次民主选举中，自乡级政权机关开始，都实施“三三制”原则。但是，由于党的基层组织和群众在思想上不通，自发地进行抵制，在边区的原苏维埃区，“三三制”从人员的分配上没有落实，在乡级政权机关中，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占了绝大多数。为此，边区政府还在1942年的乡级改选中，要求在乡级政权中进一步贯彻“三三制”。但是，乡选的结果，情况同1941年差不多，共产党员的比例，不是减少，反而增加了。可是，在一些原先的统一战线区，共产党员只占少数，不足三分之一，有的甚至只有四分之一、五分之一，而地主分子和国民党员却占了大多数。米脂全县89个乡的乡长中，就有16个国民党员，另有31个非党人士；在城区及附属区的15个乡长中，竟没有一个共产党员，却有6个国民党员。一些乡的政权实际上被地主分子和国民党员所把持。因为在这些地区，土地革命尚未进行，也未彻底实行减租减息，农民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都没有翻身，仍然受地主豪绅的压迫和统治。
    这一时期，在乡级政权机关中，主要存在着三个问题：第一，中间分子所占的比重过大，影响政权机关同群众的联系。工农群众说，“十个小参议员(指农民)斗不过一个大参议员(指地主豪绅)”；“还是他们(指地主豪绅)吃得开”。第二，在吸收进来的中间分子中，实际上有的是反共分子，在群众中影响极坏。第三，在人员分配上似乎变成了“共产党一分，国民党一分，无党无派一分”，变成了机械的凑数。
    林伯渠在总结1941年和1942年两次乡选的经验中指出，“关于乡政权人员分配的规律：(一)乡(市)参议会和乡(市)政府委员会中，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二以上，中间阶层的开明分子占一部分；(二)乡长中共产党员占大多数，其次为非党进步分子，中间分子中真正公正并愿意接受党领导的人，也可以充任乡长。这规律形式上与三三制有出入，但其基本精神则是三三制的。它是大多数人民的创造，又适当地反映了边区内部的阶级关系。在土地已经分配区域，可能分配到这种程度，因为中间分子的数量不大多；在新区则以这种分配比较合理，因为那里的地主阶级在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的比重相当大，不如此，不足以防止豪绅、地主把持乡村政权。”②
    经过简政整政，边区政府作出决定：“三三制”原则主要在县级以上的政权机关中贯彻，在乡级政权中不必拘泥于形式，尤其是在乡长、乡文书(精兵简政以后，边区政府规定，在乡一级政权机关中，只有乡长、乡文书两人为脱产干部)等主要人选中，更不能强求贯彻“三三制”，如若不然，便会有一些地主、豪绅充任乡长、乡文书等职，以至把持包办，有可能改变我们乡村政权的性质，这是十分危险的。
    ①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
    ②  林伯渠：《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的经验及其应该纠正的偏向》，《中共党史资料》第18辑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