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共产党与非党人士的民主合作

    
    建设“三三制”政权，必须处理党与非党人士的民主合作问题。在政权工作中，共产党员也必须学会同党外人士进行真诚的民主合作。
    在实施“三三制”以后，在政权机关中工作的非党人士越来越多，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统计，到1944年，非党人士从乡长、乡文书，到科长、县长、边区政府厅长、副主席和边区各级参议会议长、副议长和常驻议员等，共有3592名，可以说是一个庞大的队伍。因此，如何处理同非党人士的民主合作问题是一个非常重大和紧迫的问题。
    同非党人士实行民主合作，关键是处理同中间分子的关系。因为，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与共产党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合作共事比较容易；中间分子同共产党，除了抗日和民主的共同点以外，从阶级关系上说，在根本利益上不一致，甚至是对立的，所以，合作共事比较困难。边区党在处理同中间分子的关系中，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正确识别中间分子。这是正确处理同中间分子关系的前提。在刚实施“三三制”时，一些同志把一切上层人士都看成是中间分子，甚至把所有的国民党员不加区别地当成中间分子，而不懂得区别其中的反共分子。到了1943年“反特务”斗争以后，一些同志又把真正的中间分子看成反动分子，把所有的国民党员当成“特务”。造成这种偏向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正确地把握识别中间分子的原则，以及具体地进行分析与综合。
    识别中间分子，必须从阶级地位、政治态度和个人的历史与现状，从综合分析中，把他们同反动分子，又同非党进步分子相区别，找出真正的中间分子。对于中间分子的识别和把握，在边区一级说来，一直较好，基本上没有发生偏差。县级差一些，开始有“拉”的现象；在“反特务”斗争时，又把许多非党人士打成了“特务”、“汉奸”，赶了出去，以后又加以纠正。乡级更差，在一些乡，良莠不分的情况相当严重，甚至把坏人拉了进来，经过较长的时间才得到纠正，又出现了基本上排斥中间分子的情况。
    第二，正确地把握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对于中间分子必须实行必要的而且适当的让步，同时也要作必要的斗争。因为中间分子大都是从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爱国民主人士，或者是中等资产阶级的代表，在边区主要是商人。中间分子在参政以后，不可能不关心本阶级的利益，为自己的阶级说话办事。为了团结中间分子共同抗日，在合作共事中作适当的让步是必要的，否则也就不能团结他们一道工作。必要的让步并不是无原则的迁就。无原则的迁就，不但不能团结中间分子共同抗日，而且还会影响工农阶级的根本利益。延安县的边区参议员曹廷俊，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带民团打过红军游击队，打得很厉害。地方党组织要选他为川口区五乡乡长，群众质问说，“把他选出来，再压迫咱们，怎么办?”曹廷俊在当乡长以后，仍然军阀习气十足，办事徇私情，欺压老百姓。党的组织也很少批评他，经常派一名干部跟在他的后头，为他向群众作解释。农民对于地方党组织对中间分子的斗争不力，很不满意。所以，对中间分子还必须作必要的斗争。当然，必要的斗争也不应该只讲斗争，不讲团结，而是两者的正确结合。李鼎铭在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以后，同共产党的政策不是没有分歧的，对某些条例、条令的原则分歧，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边区政府秘书长罗迈等都做过许多工作，并且也有过不少必要的斗争。
    第三，要信任中间分子、尊重他们，使他们有职有权。在中间分子参政以后，要团结他们，与他们真诚合作，必须信任他们，尊重他们，使他们有职有权，才能真正发挥他们的作用。在这里，关键是有职有权，职权相符。因为中间分子参政以后，多数人有一种“凑数”、“当摆设”、“样子货”的感觉，如不解决有职有权，不可能发挥他们的作用。在边区政府一级的中间分子，一般地做到了有职有权，职权相符。但县、乡两级情况就不同了，许多中间分子，有职无权，职权并不相符。
    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曾在晋西北绅士参现团和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时，多次表示：我有职有权。事实也是这样，因为李鼎铭不签署，使边区政府的一些决议、文件发不出去的事，发生过不只一次。
    第四，生活上予以适当照顾。在政权机关中工作的共产党员，享受供给制，除了吃饭穿衣，只有极少数的零用钱，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也不例外。但不能以共产党员的低水平的供给制来要求中间人士。他们在出来参加政权机关的工作以后，多数人还会影响家庭的生活，因此，边区政府特地对他们实行薪给制。虽然薪水不多，但比起共产党员的供给制要强一些，除了自己的吃用以外，还能补助家庭生活。不这样做，就会影响他们出来工作。同时，对他们在生活上的一些与政务无关的陈规陋习，也不必计较，更不要随便指责，使他们无所适从，要尊重他们的生活习惯，不能要求他们同共产党员一样。
    第五，共产党员对党外人士要有平等待人的民主作风。许多共产党员在工作中的民主作风差，缺乏与党外人士，尤其是中间人士商量问题的作风。更有甚者，公开表示不在党外人士的领导下进行工作。许多中间人士在参政以后，本来缩手缩脚，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更不敢放手大胆地工作，凡事都要看共产党员的脸色。而不少共产党员在中间人士发言时，只要稍有不妥，不管人家话犹未尽，便横加指责，以至驳斥，弄得人家更不敢说话。个别共产党员对其中间分子的下级采取“命令式”的态度，而对其中间分子的上级领导又不愿服从，甚至拒绝接受任务，使他们左右为难，工作中更加缩手缩脚，发挥不了作用。1942年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以后，边区政府抓住了干部中的民主作风问题，进行了整顿，使大多数干部转变了作风，也改善了同中间人士的关系。
    经过一系列的工作，使大多数党外人士，主要是中间人士，从实际工作中认识到共产党对他们是真诚相见、平等相处、民主合作的，因而同共产党的政策，同共产党员的距离大大缩小了。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原先当共产党员向他请示工作时，总是说“你们党上说了，俺冒(没)意见”，实际上是有意见不敢说。后来变成了“俺们党上说了，我赞成”，思想上真正通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表明共产党争取中间人士的工作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共产党的周围团结着一大批的抗日民主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