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共中央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惨败，引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央高层领导和广大指战员的极大震撼和忧虑。“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①，开始思考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刘伯承曾经回忆道：“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②张闻天后来回忆说：“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③为纠正“左”倾错误和改变十分不利的战局，中共中央在长征初期先后召开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等，做出一系列正确的决策，初步改变了局面。
    通道会议  在博古、李德仍坚持原定计划，准备率领红军继续往蒋介石布置的包围圈里行进的危急时刻，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坚定地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④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周恩来的赞同。在红军攻占湖南通道县城的第二天，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这里的恭城书院举行临时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李德等。会议由周恩来召集，主要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和行动方针问题。
    然而，会上博古、李德全然不顾变化了的、不利于红军的情况，仍然坚持北出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毛泽东首先坚决反对，说明红军主力现时北上湘西，将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他建议改向国民党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等发言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博古见势不再坚持己见，李德也因自己的意见被否定而提早退出会场。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当天下午7时半，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第一师“如今天已抵洪洲司，则应相机进占黎平”。⑤
    黎平会议  12月15日，红军突破贵州国民党军在黔东南的防线，占领贵州黎平。12月16日，中央纵队进至黎平县城，暂时脱离了险境。但是，红军向何处去?这个战略方针问题再一次十分紧迫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发等，周恩来主持会议。会议就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这个中心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博古又提出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李德因病未出席会议，托人把他坚持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转达会上。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国民党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议通过根据毛泽东意见发言起草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为使中央红军在今后能与红四方面军及红二、六军团更密切的协同动作，为求得在政治、经济及群众等方面更有利于彻底粉碎五次“围剿”的条件、利于今后苏维埃运动及红军的发展，“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⑥黎平会议做出的重大决策与实施，把几十万国民党军甩在湘西，从而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也为纠正“左”倾军事错误创造了条件。周恩来后来回忆黎平会议的情况时说：“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⑦
    黎平会议后，中革军委遵照中央新的战略方针，于18日决定紧缩机关，充实战斗部队，下令撤销红八军团，人员并入红五军团，军委第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19日，军委对中央红军各部的行动作出部署：将红一、九军团编为右纵队，红三军团、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编为左纵队，分别由剑河、台拱向黔北遵义方向前进；电令红二、六军团在常德一带活动，以便调动湘军；电令红四方面军重新准备进攻，钳制川军，以策应中央红军的行动。20日，中央红军即按照军委命令分两路西进，开始了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转移方向的转变。
    黄平密谈  黎平会议后，究竟谁来执掌红军帅印、指挥军事行动?这个问题引起了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思考。1934年12月20日，军委纵队进军至贵州黄平，张闻天、王稼祥在一片橘园里休息，议论红军岌岌可危的形势。王稼祥提出，红军下一步怎么办，博古、李德这样搞下去能行吗?张闻天即提出，博古、李德再指挥部队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出来，毛泽东打仗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王稼祥表示同意，当晚即把想法告知彭德怀、刘伯承、左权等人，大家都非常拥护“让毛泽东出来指挥”，把李德、博古“轰下来”。⑧这就是长征途中的“黄平密谈”，它是中央变更红军军事领导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酝酿。
    猴场会议  为确定红军进入黔北地区以后的行动方针，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日在贵州瓮安县猴场镇(草塘)举行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陈云、刘少奇、王稼祥、邓发。李德等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议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议，决定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的行动方针。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要求中央红军应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和蒋介石的主力部队作战，消灭其一部，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为此，“必须尽量利用我们争取到的时间，使部队得到短期的休息，进行整顿和补充工作”。⑨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地方工作，争取广大群众到苏维埃的旗帜下，武装当地群众，扩大红军，搜集资料，建立政权，扩大我们的活动区。为把握住取得胜利的有利时机，使红军不失时机地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中央政治局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⑩。这一决定，实际上初步结束了李德等人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从而为黎平会议决议和猴场会议决定的贯彻执行获得了组织上的保证，也为开好遵义会议做了重要准备。
    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的召开和作出的决策，从思想上、组织上为中央政治局(扩大)遵义会议的召开做了重要准备。陈云曾回忆说：“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11)周恩来曾指出：“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12)基于各种条件均已成熟，中共中央决定，由博古准备在即将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准备作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13)
    ①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
    ②《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③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4—85页。
    ④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9—120页。
    ⑤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171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56页。
    ⑦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
    ⑧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36页。程中原著：《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197页。
    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193页。
    ⑩贵州省博物馆等编：《贵州社会科学丛书·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1983年印制，第13—14页。
    (11)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12)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
    (13)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