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失利

    1927年春夏之交，历时3年多的大革命失败，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国共两党分道扬镳，生机勃勃的中国革命运动处于腥风血雨之中，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急关头，处于极大的震荡和分化时期。这时，中共组织和进步群众组织被解散，许多革命领导人和仁人志士被杀害；在革命高潮中参加共产党和革命的不少人感到悲观失望，前途莫测；一些投机分子、动摇分子，有的声明退党，有的自首叛变，脱离共产党的“人数一天天增加，初则一个一个的登报脱党，继则一批一批”①。工农运动由轰轰烈烈顿时变得冷冷清清。
    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经过一系列新军阀混战，逐步建立起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在这样的政权统治下，中国共产党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首先必须直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卖。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明确提出党在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会议决定调派最积极的、坚强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到各主要省区发动和领导农民暴动，组织工农革命军队，建立工农革命政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中央领导职务，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从此，中国革命开始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八七会议前，中共于8月1日组织发动了南昌起义。9月9日、12月11日，发动了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同时，又先后在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发动百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具有伟大意义。但是，这些起义的目标大部分没有实现，只有少数起义取得了成功，失败的部队陆续转入农村开展武装斗争，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企图通过城市武装暴动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是行不通的。而一些坚持下来的起义军，大多活动在位于数省边界、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较远的偏僻农村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开始从攻打城市到向农村进军的伟大转折。尤其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及其在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等方面的成功实践，不仅为各地起义部队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树立了榜样，并且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心中燃起新的希望。
    随着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中国革命开始走向复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红军游击战争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农村根据地成为积蓄和锻炼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阵地。到1930年夏，共产党在全国建立了大小十几块农村根据地，红军发展到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余人，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四川等10多个省的边界地区或远离中心城市的偏僻山区。主要有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根据地。其中，影响最大的首推毛泽东、朱德领导开辟的赣南、闽西根据地。
    然而，中国革命运动处在十分复杂和艰难的环境之中。一方面由于中共领导高层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存在严重分歧，加之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导致中共屡屡出现“左”倾错误，造成共产党和红军遭受一次次重大损失；一方面由于红军和根据地面对十分强大的国民党军事力量，蒋介石视其为“心腹大患”而不容许存在。继各省军阀的“进剿”、“会剿”之后，从1930年10月起，国民党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1930年1O月到1931年7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术，先后粉碎国民党军三次“围剿”。红一方面军三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拥有21座县城、250万人口、5万平方公里的中央革命根据地。1932年底，国民党当局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时，毛泽东虽被撤销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周恩来、朱德从实际情况出发，指挥红一方面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期间，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也取得重大胜利，红军和根据地都得到了发展。此时，由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的西北根据地也在创建之中。
    1933年9月下旬，国民党当局调集约100万军队向各地红军发动进攻，而以50万军队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这时，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即秦邦宪)，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②负责军事指挥。他们放弃前几次红军反“围剿”中形成的正确的积极防御方针，而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法，使红军陷于被动地位；在进攻遭受挫折后，又采取消极防御方针，实行分兵防御、“短促突击”，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拼消耗，从而使战局的发展对红军日渐不利。1934年4月1O日，国民党军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根据地北大门广昌。经18天血战，红军虽歼灭国民党军2600余人，但也伤亡5000余人，被迫于28日退出广昌。
    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逼近中央苏区腹地，先后占领中央苏区的龙冈、建宁、泰宁、归化、连城、筠门岭等大片地区，红军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势下，中共中央书记处准备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并将这一设想报告共产国际。为准备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书记处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筹划。政治由博古做主，军事由李德做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③9月25日，国民党军主力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发起总攻，10月6日占领石城。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命令红二十四师和地方武装接替中央红军各军团向瑞金、雩都、会昌地区集中，准备战略转移。持续一年之久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从10月10日开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人员，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和第一野战纵队(又称军委纵队)、第二野战纵队(又称中央纵队)将士等，共8.6万余人④，从瑞金等地出发，开始战略转移。
    当时，博古、李德等的设想是，从南线突破国民党粤军封锁线，沿赣、粤、湘、桂边境到湘西与贺龙等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会合。战略转移中实行“大搬家”的行动，部队携带大量物资，甚至连印钞机、印刷机和X光机等都带着转移。为掩护庞大的机关和行李挑子队伍，中央红军以两个军团在左、两个军团为右、一个军团殿后、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居中的“甬道”式队形，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行进，有时一天只能前进1O多公里。这种行动部署，完全束缚了中央红军的手脚，增加了部队的疲劳和减员，严重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因此，中央红军从开始突围就处于被动地位。10月25日，红军各部渡过桃江，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11月初，从汝城、城口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11月13日至15日，又于良田、宜章间通过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准备突破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这时，蒋介石已发觉红军突围西去的战略意图，调集湘军、桂军、黔军等约16个师77个团，近30万人，在湘江以东地域部署了大包围圈，企图在湘江东岸逼红军决战，将中央红军歼灭。
    湘江之战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11月27日，红军先头部队渡过湘江，控制了渡河点。大部队因携带辎重过多，行动迟缓，尚未过江即遭到优势敌军的夹击。担任湘江两岸掩护任务的部队，为中央领导机关和其他部队顺利过江，与敌展开激战，付出极大牺牲。12月1日，国民党军发动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红军经整日血战，阻止了敌军的进攻。至下午17时，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湘江。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阻在湘江东岸，战至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红军以饥饿疲惫之师，苦战五昼夜，终于突破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防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这是博古、李德等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蒋介石在得悉中央红军主力有突围的动向后，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又在城步、新宁、通道、绥宁、靖县、武岗、芷江、黔阳、洪江地区集结重兵，构筑碉堡，企图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但是，博古、李德仍一意孤行，坚持红军向湘西转移的计划。12月3日，中革军委决定以一部兵力阻击追敌，主力西进龙胜地区，准备打开西进道路，尔后继续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中央红军在龙胜山区艰苦行军，于12月11日占领湖南通道县城。这时，国民党军将五路“追剿”军合并为两个兵团，进至城步、绥宁、靖县、黔阳、洪江等地，在红军前往湘西的道路上构筑工事，张网以待，桂军在红军左、后侧尾随。红军如继续前往湘西，必陷重围，招致全军覆没的危险，形势岌岌可危。
    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项英、陈毅等率中央根据地留下的部分红军在当地坚持游击战争。他们遵照中共中央赋予的“掩护红军主力转移，保卫中央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扰乱敌人的进攻，准备将来配合红军主力，在有利的条件下进行反攻，恢复和扩大中央根据地”的任务，在极其险恶的环境里，采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和巧妙的斗争策略，同敌人周旋。他们经常出没于崇山峻岭和茅草密林之间，昼伏夜行，风餐露宿，艰苦备尝；他们没有必要的给养，战士们患病负伤也无法医治；他们没有任何通讯器材，只能在和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坚持斗争。何叔衡、贺昌、毛泽覃、万永诚、古柏、阮啸仙等高级干部和许多干部、战士，先后英勇牺牲。瞿秋白、刘伯坚等被俘后，坚贞不屈，慷慨就义。“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⑤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中，高度评价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三年游击战争，指出：“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重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⑥毛泽东高度评价说：“这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⑦
    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丛书——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62页。
    ②李德(1900—1974)，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笔名华夫。德国共产党员。曾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春毕业，1933年9月被派往中国，到达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革命委员会顾问。1939年离开中国。
    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57页。
    ④据余伯流、何友良主编《中国苏区史》记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共87059人，各部人数分别为：红一军团19880人，红三军团17805人，红五军团12168人，红八军团10922人，红九军团11538人，第一野战纵队4893人，第二野战纵队9853人。详见该书下卷第1143—1144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35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35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