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遵义会议

    
    1935年1月2日、3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师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渡口击退国民党军王家烈部，强渡乌江成功。1月6日，中央红军渡过乌江天险。1月7日，红一军团第二师袭占遵义。1月9日，中共中央和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在各项准备工作就绪以后，13日，周恩来向有关方面负责人发出通知：“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在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①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旧城军阀柏辉章的公馆二层楼上举行。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红军总部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列席会议，共20人。会议由博古主持，并首先在会上作关于五次反“围剿”总结的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等在会上先后发言。
    遵义会议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问题”②。当时，国民党军企图把红军压迫在长江以南、横江以东、乌江以北和以西地区，然后紧缩包围圈，“聚而歼之”。摆在红军面前的紧迫任务是跳出国民党军设下的包围圈。会议经过讨论认为，黔北地区人口稀少，少数民族较多，共产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利于创建苏区。因此，决定改变黎平会议关于以黔北为中心创建根据地的计划，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会合红四方面军，到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创建根据地。
    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③博古在会议的主报告中，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而造成的。博古还“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的错误，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④。
    博古的报告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反对，认为这个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在发言中列举事实，说明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遭受严重损失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
    毛泽东的发言引起与会者的关注和支持。毛泽东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敌我双方的力量作了脱离实际的估计，是由于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了解，因此在战略战术上犯了一系列错误：第一是以堡垒对堡垒；第二是搞全线突击，分散兵力；第三是军事上没有利用十九路军事变这一有利条件；第四是在战略转变上迟疑不决，在实施突围时仓促出击。王稼祥在发言中也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只有个别人在发言中为博古、李德的错误辩解。李德坚决不接受批评。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
    遵义会议决定由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决议》否定了博古的报告，认为基本上是错误的。《决议》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红军在主观上、客观上均具备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条件，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在敌人采用“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的情况下，“我们的战略战术应该是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人。然而。我们却以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以分散兵力的作战方针代替集中兵力的作战方针，违背了红军战略上持久，战术上速决的基本原则。放弃诱敌深入的方针，而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造成严重损失，使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决议》指出，政治上，“左”倾教条主义者提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没有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冲突，拒绝援助福建事变，丧失了打破“围剿”的良机。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问题上，“左”倾教条主义者同样犯了原则错误。“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恐慌失措的逃跑的与搬家式的行动。在干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的部队变成掩护队”。在领导作风上，“华夫(即李德)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造成了不正常现象，博古同志不但不批评纠正，反而支持。他们的错误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决议》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⑤2月8日，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到达云南扎西(今威信)县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印发。
    关于中央组织领导机构问题，会议作出以下决定：(一)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委托政治局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政治局常委中进行了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决定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里，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3月4日，中革军委在第二次进驻遵义后特设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其后，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毛泽东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是在长征初期军事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召开的，集中解决了党和红军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并为胜利完成长征奠定了基础。对于遵义会议的意义，张闻天曾作过这样的评价：“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⑥
    遵义会议是在中共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召开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同时，也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严肃的、对人民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并注意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并汲取教训。遵义会议后，中共正是通过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教训，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屡遭挫折的红军从此有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保证，把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坚持下来并推向前进。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1898—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13页。
    ②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③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④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9—75页
    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