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共中央对西北苏区“肃反”的制止和纠正

    
    1935年10月中旬，在西北苏区“陷入非常严重的危机”①的时刻，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西北苏区吴起镇，并立即着手制止和纠正“肃反”。
    在吴起镇期间，毛泽东、张闻天先后听取了赤安县游击队支队队长张明科，原陕甘边区游击队第二路政委、赤安县独立营教导员龚逢春等关于西北苏区和红军的情况汇报。龚逢春告知：西北苏区正在进行“肃反”，并认为刘志丹等人不是反革命，不应该逮捕他们。毛泽东指示龚逢春等，要发动群众和做好赤化工作，做好苏区群众不要跑到国民党那边去的说服工作，并明确地表示：相信创造了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大家放心，陕北的“肃反”问题、刘志丹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22日，中央即派贾拓夫和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等，作为先遣队携带电台寻找刘志丹。贾、李二人日夜兼程，在甘泉县下寺湾遇到程子华和郭洪涛。郭洪涛向他们报告了有关苏区“肃反”的情况：“陕北苏区正在对红二十六军和原陕甘边党组织进行‘肃反’，刘志丹等主要干部已被拘捕。”②贾、李当即电告中央。中央接电后，毛泽东、张闻天以中央名义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③
    11月2日，中共中央抵达下寺湾。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等与郭洪涛、程子华、聂洪钧等会面，谈及西北苏区“肃反”的情况。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了郭洪涛、聂洪钧关于西北苏区和红军历史与现状，劳山、榆林桥战役情况的汇报，郭洪涛再次汇报了“肃反”的情况。他们“一致表示，陕北‘肃反’搞错了，要纠正，要快放刘志丹同志”。期间，毛泽东在下寺湾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住这一点，要慎重处理。④在下寺湾听取郭洪涛汇报后，中央立即采取了三个紧急措施，制止和纠正陕北“肃反”：
    第一，立即派王首道、贾拓夫、刘向三先行前往关押被捕者的瓦窑堡，接管陕甘晋省委政治保卫局，把事态控制起来，避免进一步扩大。
    第二，成立了负责审理“肃反”事件的五人“党务委员会”(亦称五人小组)，成员为：董必武(主任)、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
    第三，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后，立即释放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杨琪、习仲勋、刘景范、任浪花、孔令甫、高锦纯、赵启民、胡彦英、黄罗斌、郭宝珊、高朗亭、朱奎、王居德、王家娃等人。随后，其他被关押的干部也相继分批获得释放。
    刘志丹等出狱的消息传出以后，西北苏区的广大军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老刘得救了!”“陕北得救了!”刘志丹出狱后也感谢党中央的正确处理，激动地说：“中央来了，今后的事情就好办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领导人说：“要是叫‘左’倾机会主义把这块根据地也搞掉了，中央连歇脚的地方都没有了。”但是，许多在“肃反”中的蒙冤者满腹怨气，有的甚至无比义愤，痛哭流涕，他们尤其不能容忍“肃反”执行者在下寺湾活埋了不少同志，纷纷要求中央对这些人严加处置。为了安抚这些受害者的情绪，中央领导人做了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在前线回到瓦窑堡后，接见了刘志丹并询问他的健康情况。张闻天、博古等到齐家湾刘志丹家中，向他表示慰问，并传达了中共中央、西北革军委对刘志丹履任新职的任命。周恩来亲自约张秀山谈话，帮助他打消顾虑和怨气，指出：陕北“肃反”是极端错误的。志丹、你们这些同志受了很大打击和委屈。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可能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这都是对共产党员的考验。
    更为可贵的是，西北苏区“肃反”最大的受害者刘志丹，在备受迫害，险遭杀害之时，并没有就事论事，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而是用更加深邃的战略眼光思考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问题，他一再告诫蒙冤受屈的同志说：“党内的历史问题不必性急，要忠诚为党工作，让党在实际行动中，鉴定每个党员。过去的事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识大体顾大局。要绝对服从中央领导，听从中央调遣”。一次，习仲勋去看刘志丹，在谈及西北苏区“肃反”问题时，刘志丹对他说：“从多年的经验看，我们党犯的‘左’的错误多，这是小资产阶级急性病、狂热病的表现，企图一个早上把一切都变个样。他们看了一点马列的书，不看中国实际，以空想代替现实，不讲方法策略，因此总是失败。有这种思想的人，再和个人主义结合起来，就抓权，想当轰轰烈烈的大英雄，因之反对一切不同的意见。为了突出自己，甚至要致同志于死地。”习仲勋听了刘志丹的话后，深表赞同，一起和刘志丹做那些对“肃反”还有各种不满情绪的战友的工作。⑤
    经过20多天的调查审理，党务委员会认为，“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所拿出的许多案卷里列举的刘志丹等人的“罪状”都是不能成立的。“所谓刘志丹执行‘富农路线’，是指他在土改中，对地主不搞肉体消灭，给富农以生活出路；所谓‘梢山主义’，是指他坚持农村割据，开展游击战争，不攻打大城市；所谓‘投降主义’，是指他在统战工作中团结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等等”。⑥显然，这些“罪状”，只能说明刘志丹坚持了正确路线。11月18日，在前方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也联名致电张闻天、博古，请他们详细考查陕北苏区“肃反”中的错误。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⑦要求纠正“肃反”中错误。后来，毛泽东又讲：“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以立刻释放。”⑧
    11月26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初步分析了发生“肃反”错误的原因，提出了纠正“肃反”错误的具体措施。11月30日，中共中央为刘志丹等召开平反的活动分子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博古，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少奇、邓发、张浩和贾拓夫等，党务委员会董必武、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西北苏区肃反的领导人朱理治、聂洪钧、戴季英，“肃反”受害者刘志丹、高岗、杨琪、杨森等，共五六十人出席会议。王首道代表党务委员会宣读了中央《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接着，王首道代表党务委员会宣布：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是无罪的，党中央决定予以释放，并予以分配工作。⑨戴季英在会上做了检查。刘志丹在会上讲了话，他说：“这次肃反是错误的，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楚问题，正确处理的。我们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一道奋斗。”⑩台下一片掌声和欢呼声。西北苏区“肃反”得到及时制止，迅速纠正，挽救了西北的党、红军和根据地，为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长征在陕北落脚创造了重要的内部条件。
    同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处分的决定》。《决议》指出：“这种错误的责任，应由当时主持全部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当时的保卫局长)及在前方主持肃反工作的聂洪钧(当时的军委主席)二同志负责之。戴季英同志在保卫局工作上犯了许多严重错误，本应受到党的最严重的处分，因顾及他长期参加国内战争，为党工作很久，特决议从轻给予他以最后警告，对聂洪钧同志给予严重警告。”(11)
    中共中央为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等平反后，先后安排了工作。任命刘志丹先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红军北路军总指挥，红二十八军军长等职。安排高岗到中央军委武装动员部负责扩军和筹款，1936年1月被派往内蒙古领导骑兵团。习仲勋安排在关中特委工作，1936年任环县县委书记。张秀山被分配到红军大学当教员。负责处理西北苏区“肃反”的李维汉后来说：“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带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12)
    1942年整风运动期间，鉴于对西北苏区“肃反”的诸多问题存在分歧，中共中央对“肃反”问题重新进行了审查，并委托任弼时负责召集陕北“肃反”总结委员会开会研究，在后来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中，由委员会代党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并于12月12日通过。《决定》指出：“陕北党内曾发生了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一方面是以刘志丹、高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这一路线之下，创造和发展了陕北的苏区和红军；另一方面是以朱理治、郭洪涛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这也是遵义会议前一个时期内在党内曾占统治地位的路线——这种路线几乎使陕北的苏区和红军全部塌台。”“假若不是中央到达陕北制止这一错误肃反，且断定这些被诬陷的同志并非反革命，则陕北的苏区与红军有全部丧失的危险”。中央作出如下决定：(一)“朱理治、郭洪涛二同志本应开除党籍，顾及他们曾为党作过一些工作，本着中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各予以最后严重警告之处分，撤销朱理治同志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之职务，撤销郭洪涛同志山东分局书记的职务”。(二)重申对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的原处分仍然有效。同时指出，“程子华同志在这次错误肃反中，也应负一些责任”。(三)刘志丹、高岗等同志“一贯的把握了应有的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和态度，这是值得我党同志学习和效法的”。(四)“委托西北中央局负责向过去在错误肃反中被冤屈的同志，解释朱理治、郭洪涛所主持的‘肃反’的错误，并审查和恢复在‘肃反’中死难同志的党籍，且妥善慰问和安置其家属”。(13)
    ①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284页。
    ②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284页。
    ③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284页。
    ④王首道：《怀念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页。
    ⑤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文库：《刘志丹文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78页。
    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办的《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6年第1期《中央同意冯文彬、宋时轮同志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7页。
    ⑧王首道：《怀念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页。
    ⑨《习仲勋传》编委会：《习仲勋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14页。
    ⑩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文库：《刘志丹文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6页。
    (11)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286页。
    (12)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286页。
    (13)转引自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17—4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