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北苏区“肃反”的经过及其严重后果

    
    1935年9月22日，“肃反”领导者在“火线上反右倾取消主义”的口号下，印发了《陕甘晋新省委一个半月工作计划》，明确提出把肃反列为一项重要工作，“颁布赤色戒严条例。动员政府、贫农团、工会与党及团，动员广大群众，严格执行阶级路线，进行肃反工作。并建立政治保卫局的工作系统，加紧肃反工作”①。9月底，在永坪召开的会议上，指定后方“肃反”由郭洪涛领导，前方“肃反”由聂洪钧领导。
    从1O月1日起，“肃反”执行者开始进行大逮捕。是日，逮捕了原陕甘边特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蔡子伟，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和黄子文、江旭、李西萍等5人。10月2日，戴季英派人逮捕了陕甘边根据地重要领导人、曾担任陕甘边特委书记和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的张秀山。据张秀山回忆称：“在这个乌云翻滚的日子里，‘左’倾错误执行者把原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主要领导：刘志丹、高岗、杨森、习仲勋、杨琪、惠子俊等同志和我逮捕下狱，险遭杀害；西北军委委员、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师政委张达志被撤职，也被打入‘肃反’的黑名单；陕甘边、陕北两个根据地和红军的一些重要领导干部张策、马文瑞、王世泰、刘景范、黄罗斌、郭宝珊、任浪花、朱子休、张文舟、李启明……和红二十六军连以上的干部，地方区以上的干部，先后都被扣上‘右派反革命’的帽子，关押狱中，遭到酷刑拷打。准备活埋我们的大坑都挖好了。”②除王世泰、康健民、刘约三、龚逢春、张邦英等几个因负伤或带游击队在边境活动等原因暂未被抓捕外，陕甘边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几乎被“一网打尽”。
    在“肃反”中，“肃反”执行者对被捕人员不仅强加于“莫须有”的“罪名”，而且进行残酷的逼供信，在肉体上予非人的折磨。张策后来回忆他们在狱中的情景时说：“保卫局的监狱设在瓦窑堡汇川通号的一个四合院内，每间小房子都关着十几个人。每个人都戴着脚镣，并用绳子捆着，当时天寒地冻，气温在零下十多摄氏度，但地上仅放些谷草，无铺无盖，大多数人冻得睡不着觉。吃不饱饭不算，水也喝不上。病了也只好拖着。有个别同志拉肚子，要去厕所也不允许，只好拉在睡觉的地方，弄得房子里气味难忍。打骂虐待，更是家常便饭。……天越冷，人的小便越多，又不准出去，只好尿在自己身边的铺草中，有的尿在自己吃饭的碗里，早晨放风的时候倒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监狱的后院已经挖好了一个大坑，随时都可以无声无息地把我们这批人埋掉。”③刘志丹被逮捕后，被戴上了沉重的手铐和脚镣，连他的妻子同桂荣和不满6岁的女儿刘力贞也被抓进了管制队，历尽磨难。保卫局长戴季英多次鞭打张庆孚。张策也因为拿下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绳子捉虱子，被看守用刀背砸了一顿。期间，“肃反”执行者杀害了陕甘边区特委第一任书记金理科、陕甘边区妇委会主任张景文、陕甘边区南区委组织部长杜宛和陕甘边区军委副秘书长杨浩等200多优秀干部。
    面对“肃反”的执行者无理责难和无情打击，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等不低头，不屈服，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肃反”开始时，刘志丹正在甘泉县道佐铺指挥前方作战，“肃反”执行者欺骗刘志丹说：调你回瓦窑堡担任西北军委代理主席，指挥北线作战，刘志丹立即动身。途中他与送信的通信兵相遇，这位通信兵认识刘志丹，把信给刘志丹看了。刘志丹打开一看，原来是逮捕自己的密令。密令中所写“已确定刘为反革命，速调刘、高回来”④，刘志丹明白了一切。坚强的党性和对革命的至死不渝的忠诚，使他毅然决定坦然面对诬陷。他宁肯牺牲自己，也不愿意看到党的分裂和红军的自相残杀，自毁长城，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他要自己前去说明一切，请党组织审查自己。刘志丹平静地把信封好，叮嘱通信兵把信送到，并让他告诉前方负责同志，自己去了瓦窑堡。到了瓦窑堡，他没有回家，径直去了西北军委，向有关人说道：“要捉我的信，我在半路上看到了，因此自己回来。”⑤说完就被关押起来。
    习仲勋在刘志丹被逮捕后不久，就被以所谓“党棍”的罪名，撤销职务，随后以谈话为名被诱捕。给他罗织的罪名是：“第一骂群众是土匪；第二不搞土地革命，只分川地，不分山地；第三给富农通风报信。”习仲勋把这些都置之度外，但越来越多的同志被捕，使他内心感到非常不安和焦虑，时常彻夜难眠。在习仲勋被关押期间，有人偷偷问习仲勋，是否可以逃跑脱离危险境地?暗示可以帮助他逃跑。习仲勋只回答了4个字：“为党尽忠。”在遭受刑讯逼供时，“习仲勋和大家一起在监狱中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怒斥‘左’倾分子是‘败家子’、‘法西斯分子’”。在遭受刑讯逼供时，习仲勋大义凛然，不说违心话，甚至在生命受到威胁时，也绝不为了保全自己，争取“自首”机会，牵连别的同志，而是据理力争，捍卫自己的清白，为其他受害的战友辩护，从而减轻了这次“肃反”的惨烈后果。习仲勋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上级亲自审讯我的是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他们叫我自首。我说，这有什么自首的?我说我是革命的，你们说我不是革命的，我也豁出去了，说我什么也不要，就是你们不要用笨刀子杀我。”⑥
    “肃反”执行者刑讯张秀山时，张秀山宁死不招供，慷慨地说：“我死，没有问题!二十六军创造不易，它是许多同志用头颅换来的呀!”审到最后，张秀山放声痛哭着呼喊：“你们可怜可怜二十六军罢!你们可怜可怜二十六军罢!这里边的干部全是好的呀!”⑦张秀山忠勇刚烈的气概，就连“肃反”执行者也受到震撼，开始怀疑陕北“肃反”“肯定是弄错了”，“这里恐怕有冤枉吧!”⑧
    西北苏区的“肃反”，是王明“左”倾错误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恶性膨胀的产物⑨，使西北根据地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一)“肃反”引起苏区内极大的疑虑和恐惧。由于“肃反”“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中发生了问题，在前方军心完全动摇的时候，前方军队一连、一排、一班地逃跑，干部一点精神都没有，恐怖、怀疑、准备暴动。”老百姓听到外地口音的红军也往山上跑。东地区群众听到他们的领导人马文瑞等被捕，大批向白区“跑反”⑩。仅宜川南原靠近白区一带就跑了700多户；保安、安塞、靖边等几个县发生“反水”(11)。(二)“肃反”导致西北苏区一些地区工作瘫痪。由于“肃反”使陕甘边区的主要领导人和有能力的青年干部悉数被捕，即使没有被捕的干部也因“肃反”的惊恐而藏匿起来，不少地方的干部不敢见中共陕甘晋省委的来人，听说省委来人就准备上山“打游击”。结果是陕甘边区党和军队、政府的各项工作基本处在停顿状态。(三)“肃反”激起了西北根据地内的“赤安事变”，使得中共建立的一个特区政权、3个县政府，20多个区政府，30多个乡政府受到严重破坏。叛匪还杀害军队的干部、群众70多人和许多中央红军伤病员，一部分原红军官兵还投降了国民党军，与中共为敌，直到1936年4月，赤安县新的中心县委才组建。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90页。
    ②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86页。
    ③张策：《我的历史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61页。
    ④程子华给中央的电报(1942年11月14日)，参见吴殿尧、宋霖著：《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22页。
    ⑤《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参见吴殿尧、宋霖著：《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23页。
    ⑥《习仲勋传》编委会：《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07页。
    ⑦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85页。
    ⑧《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参见吴殿尧、宋霖著：《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26页。
    ⑨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285页。
    ⑩指为躲避兵乱或匪患而逃往别处。
    (11)即叛变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