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华北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政权的建立

    
    晋察冀边区  1940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实施新民主主义宪政和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的指示，晋察冀边区党委作出《关于进一步在边区实现新民主主义政治和促进全国实施真正民主宪政的决定》，决定进行全边区大规模的民主选举运动。8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公布的《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中，对边区建设“三三制”政权提出要求，指出：“边区人民，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府工作。”①这年秋冬，全边区举行普选运动，到1942年底基本完成。据统计，边区有选举权的公民70％以上参加了选举，边区的中心区域达90％以上，如平山县第十五区高达99％，灵寿县第七区达到97％。在选举的民主政权中，除共产党员外，其他进步分子和中间人士大大增加。1943年1月15日至21日，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阜平县城南庄举行，到会的参议员288人。其中，中共党务工作者占14.2％，国民党党务工作者占3.8％，政府工作人员代表占13.5％，军界代表占6.6％，民运领袖代表占12.8％，商人和宗教界领袖代表各占1.4％，少数民族代表占3.1％，妇女代表占5.6％，地主士绅代表占17.4％，学者名流代表占18.8％。党政军代表比1938年1月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时大为减少，而代表中间势力和上层分子的地主士绅代表和对抗战建设有贡献的专家学者、名流的代表大大增加，此两项占36.1％。②会议选举成仿吾为议长，于力为副议长，成仿吾、于力、杨耕田、阎立宣、郭飞天等七人组成驻会参议员办事处；其中共产党员2人，不足三分之一，国民党和其他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以上。会议新选举边区行政委员会，宋劭文任主任委员，胡仁奎任副主任委员，委员由聂荣臻、宋劭文、吕正操、张苏、王承周、刘奠基、胡仁奎、刘皑风、王九茎等9人组成，其中共产党员3人，国民党员2人，无党派人士4人。选举结果受到与会各界代表的热烈拥护和赞扬，对共产党实行“三三制”表示“十二万分的敬佩”，这次会议标志着晋察冀边区民主建设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此时，边区辖有13个专署，98个县，650个区，1.53万多个行政村，共约2000万人口。
    晋冀鲁豫边区  1940年8月，冀南、太行、太岳联合办事处成立时，就提出“彻底实现民主政治，建立廉洁政府”的施政目标。1941年3月，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北方局提出，建议按照“三三制”的原则，在晋冀豫边区的辖区内，民主普选参议员，召开临时参议会，成立边区临时参议会和边区政府。从1941年4月开始，太行区平定、昔阳等6县逐步开展了村选运动。1941年7月7日至8月15日，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在辽县(今左权县)桐峪村召开，参加会议的各界参议员133名，其中共产党员有邓小平、李大章、李雪峰、滕代远、申伯纯、何云、王悦尘、王必帜、杨珏等46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强。会议期间，因鲁西区划归边区建制，大会向北方局建议，将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改名为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同时成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7月30日，大会按照“三三制”的原则，选举产生了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正、副议长及委员。选举申伯纯为议长，宋维周、邢肇棠为副议长。李大章、邓小平、李之乾、高沐鸿、谢好礼、邵红叶、陈光、王悦尘、齐谷生、赵明囿、石璜、马绍唐、蒋毅、申济舟等人为委员。7月31日，选举产生了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委员，杨秀峰为主席，薄一波、戎伍胜为副主席，杨秀峰、薄一波、戎伍胜、孙文淑、李一清、游仪声、宋任穷、晁哲甫、刘岱峰、王振华、牛琮、孟夫唐、董启毅、罗青、刘季兴等15人为委员。当时，延安《解放日报》为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召开发表社论《敌后民主政治的伟大贡献》，指出：“晋冀鲁豫边区幅员之大，人口之多，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中，堪称第一。”1945年3月，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分别在太行、太岳、冀鲁豫三区举行。三地会议一致选举申伯纯为边区参议会参议长，邢肇棠、晁哲甫为副参议长。选举杨秀峰为边区政府主席，薄一波、戎伍胜为副主席。此时，晋冀鲁豫边区下设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行署，22个专署，154个县，东起津浦路，西至同浦路，南抵陇海路；北接石德、正太线，包括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省的部分地区。全区面积12万多平方公里，人口2551万。
    晋绥边区  在贯彻“三三制”建政原则前后，晋西北先后召开了三次行政会议：1940年2月1日，晋西北第一次行政会议在山西兴县召开，通过了晋西北六大施政纲领，成立了晋西北行政公署，主任续范亭，副主任武新宇、牛荫冠。下辖4个专员公署，38个县。同年8月，大青山地区成立了晋西北行署驻绥远办事处，下辖三个专署和一个游击区。1940年9月11日，晋西北行署召开第二次行政会议，中共晋西区委书记林枫在会上提出“健全村政权的问题”，随后从行署到区逐级召开了选举准备会议，成立了由政、民机关共同组织的村选指导委员会。经过1941年、1942年两年的努力，晋西北绝大部分村都经过民主选举产生了村级政权，为“三三制”的民主政权打下了良好基础。与村选同时，各地又进行了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参议员的选举，为边区参议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1941年8月22日，晋西北行署召开第三次行政会议，林枫代表中共晋西区委提出召开晋西北临时参议会的提议，受到全体与会人员一致赞同。会后，遂由各党派、各界组成晋西北临时参议会筹备委员会。1942年10月24日，晋西北(晋绥)临时参议会在神府县胡家庄召开，到会正式参议员145人，其中共产党员47人，占参议员总数的32.4％。其他各界参议员中，士绅名流占13.8％，抗日军人占6.2％，中小学教员占2.74％，学生占1.38％，文化界人士占2.74％，妇女占6.9％，工人占3.44％，少数民族占O.6％，国际友人占0.69％，农民占48.31％，区以上行政干部占9.64。③在会议选举时，共产党员49人当选，超过应占比例的三分之一，为此共产党退出两个名额，实为47名参议员，不足三分之一。会议选举产生了边区参议会正、副议长和驻会委员，林枫为议长，刘少白、牛荫冠为副议长。选举产生了新一届晋西北行政公署正、副主任和行政委员会委员，续范亭为主任，武新宇为副主任，贺龙、刘佑卿、张文昂、白如冰、杜心源、王达成、张韶芳、张隽轩、刘菊初等19人为行政委员。在这些当选人中，既有坚持抗日与民主，追随孙中山奔走革命的同盟会员的续范亭，也有造福地方的名绅刘少白、牛荫冠、张隽轩等，还有坚持国共合作的山西战地动员委员会负责人武新宇等。1943年11月，晋西北行政公署正式改名为晋绥边区行政公署，晋西北和绥远地区的行政领导实现统一。到抗战胜利时，晋绥边区已发展为南北长千里，东西宽300里，面积达33.1万平方公里，人口322万的广大解放区。
    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  1940年7月26日，山东省国大代表复选大会、山东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成立大会、山东省工农青妇文化各界总会成立大会、山东省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在沂水县青驼寺开幕。大会历时一个月，民主选举产生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范明枢任参议长，马保三、刘民生为副议长；选举产生了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黎玉为首席组长(后改为主任委员)，李澄之为副首席组长(后改为副主任委员)，由23名委员组成，下设政治、军事、财政经济、教育、民众动员5个组，统一了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行政领导。11月11日，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为实施中共中央“三三制”建政原则，要求各地贯彻民主，全部改选村、乡政权，并以是否真正执行“三三制”原则，作为各级政权民主化程度的标准。为此，在县以下各级成立改选委员会，加强对村、乡长的改选工作。改选委员会由政府同党政军民的代表参加。村、乡长人选要以工、农、革命知识分子为主，在行政委员会中应有士绅名宿和其他抗日党派人士参加。经过一年的努力，山东解放区108个县中，通过民选产生的县长82个，占76％；232个区民主政权中，民选区长为186个，占80％以上；民选乡长达三分之二，民选村长达二分之一。在82个县级民主政权中，成立了47个县参议会。但是，各地在执行“三三制”中存在不平衡现象，中共山东分局要求各级政权机关和参议会组织必须实现真实的民选，在各级政权中必须切实贯彻“三三制”的原则，坚决纠正选举中的简单化、包办、强制和限制的办法。1943年8月，山东省临时参议会一届二次议员大会在莒南县召开，大会通过了《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对原施政纲领进行了修改，增加了在民主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欢迎各党派、各阶层的拥护抗战及赞成民主的人士参加政权”的内容。还规定：“发扬民主精神，健全各级参议会和各级行政机关”，“彻底完成村政权的民主改造”，“树立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并决定将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改称山东省战时行动委员会，是“山东全省行政之统一领导机关，对山东省临时参议会负责”，黎玉任主任委员。下设民政、财政、教育、公安、工商管理等机构。大会选举时，超过“三三制”原则要求的共产党员参议员17人、候补参议员8人辞职，同时补选了缺额的党外民主人士。1945年8月12日，鉴于抗日战争胜利在即，山东省出席延安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38位代表，一致向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政委会建议，将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改为山东省政府。两会联席会议在莒南县召开，一致通过接受这个建议，推选黎玉为山东省政府主席，郭子化为副主席，前政委会委员均为省政府委员，改处为厅，是为抗战时期中共建立的唯一的省政府。8月13日，山东省政府发布布告，宣布山东省政府正式成立。此时，山东省政府下辖5个行政主任公署、22个专员公署、127个县政府，人口2420多万，面积达12.5万多平方公里。
    ①《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文献选编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01页。
    ②谢忠厚、肖银成：《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改革出版社1992年版，第370页。
    ③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等编：《晋绥革命根据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