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陕甘宁边区第二届一次参议会

    
    在全边区普遍、广泛、民主选举的基础上，1941年11月6日至21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在延安新建的参议会大礼堂召开。这是边区民主建政的空前盛会，出席大会的有正式参议员201人，候补参议员18人，共219人。出席开幕典礼的有边区政府领导成员及各厅负责人，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晋西北、晋察冀、晋冀豫、胶东、鲁西、华中、苏北等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代表，以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十八集团军高级联络参谋陈宏谟、周励武、郭亚生等。
    大会由上届边区参议会议长高岗主持。在预备会议上，选举了本届参议会正副议长和大会主席团，高岗当选为议长，谢觉哉、李鼎铭当选为副议长。同时，会议选举产生了大会主席团。林伯渠、萧劲光、徐特立、白茜、那素滴勒盖(蒙古族)、安文钦、范文澜、柳湜、张邦英、任绍亭、李丹生、马国潘、刘培基、靳体元、贺连城、杨本荣、高岗、谢觉哉、李鼎铭等19人当选为大会主席团委员。本次参议会的任务是：第一，检讨政府工作；第二，确定今后的大政方针；第三，改选政府和参议会的领导机构。
    11月6日，毛泽东在参议会开幕典礼上作了重要演说(后来公开发表时题为《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的演说》)，主要内容有：第一，指明参议会的目的就是要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即革命的三民主义的中国。陕甘宁边区所实行的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第二，革命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其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就是要为全国一切抗日的人民谋利益，而不是只为一部分人谋利益。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第三，中共提出的各项政策，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是真正适合目前中国国情的政策，我们叫做新民主主义的政策。我们不但在陕甘宁边区实行，不但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并且在全国也实行起来。第四，批评了党内存在的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第五，强调共产党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指出：“我们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小宗派，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①毛泽东这篇演说是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思想的重要文献，也为这次边区参议会指明了工作方针。
    11月8日、9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作了题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三年来的工作概况》的政府工作报告，主要内容有：(一)三年来边区的环境与内部发生的变化；(二)我们如何执行上届参议会的施政纲领；(三)当前的中心工作与方针。林伯渠指出：边区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充分证明了新民主主义“是完全适合于中国今天的国情和抗战的需要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已经在陕甘宁边区安放下第一块基石”，“它给予我们以光明的方向，也给予了我们以伟大的力量，边区应该向着这个光明的前途继续前进，全中国也应该迅速向着这个光明的方向前进”。②为此，他提出边区政府当前的中心工作与方针：一切为了战争，广泛开展群众游击战争；坚持团结边区内部各阶层、各抗日党派和各民族，更加密切党政军民的关系；发展生产，繁荣贸易，大量运盐和稳定金融；健全民主机构，发扬民主作风，提高人民参政热忱；不但保障人民的民权，而且更完备保障人民的财权；普及国民教育，消灭文盲，提高人民的民族精神与生活知识；提高工作效率，改善工作作风和方式。③
    参议员们认真审议和讨论了这个报告，并一致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总决议》。《总决议》认为，边区“政府三年来忠实执行了一届参议会的决议与施政纲领，保卫了边区，坚持了全国团结与抗战，并发展了边区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建设事业，使边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获得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总决议》也指出了边区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如“各级的民主制度和保障人民人权财权的工作与秩序还不够正规化”，“税收制度还不够健全”，某些干部的“工作方式上的强迫命令自流主义与自由主义”等等，责成政府今后切实加以纠正。
    大会还听取了第一届参议会副议长张邦英的常驻会工作报告、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萧劲光的军事工作报告、财政厅厅长南汉宸的财政工作报告、建设厅厅长高自立的经济建设报告，以及谢觉哉关于民主建设报告。
    大会通过并接受了中共西北中央局提出的《五一施政纲领》。高岗代表中共西北中央局向大会作了《关于五一施政纲领的解释》的报告，大会作出了《通过施政纲领决议》。《决议》指出：会议“一致认为该纲领不但适合于边区的需要，而且符合于中国的国情，是唯一正确的边区施政方针，也是团结抗战以救中国的良策。因此，本会全部接受，作为政府今后的施政纲领，并责成政府督导全边区人民切实执行之”。1942年1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眀令将《五一施政纲领》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今后的施政纲领”公布实行。因此，《五一施政纲领》成为中国共产党同各党、各派、各军、各界人士共同的政治纲领，它不仅是边区建设“三三制”政权的政治基础，也是边区政府和人民共同遵循的行动指南。
    大会还作出了《通过一九四二年度概算决议》《关于税收问题的决议》，并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保障人权财权条例》《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各乡市政府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县政府组织暂行条例》等。大会还通过各项提案380余件。有名的“精兵简政”就是李鼎铭等在这次会议上的提案，受到与会者的高度重视。
    会议按照“三三制”原则和《五一施政纲领》的规定选出了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和边区政府委员。在选举常驻议员时，原候选人名单51人中，共产党员人数超过了三分之一，于是王世泰、萧劲光等6位共产党候选人主动要求退出。经过选举，高岗、安文钦、谢觉哉、李丹生、乔松山、任绍亭、王锡成、刘培基、崔田夫9人当选为常驻议员，其中共产党员3人，占三分之一。同样，在选举政府委员时，原候选人39人中，共产党员的人数也超过了比例，谢觉哉、王维舟、马锡五、马文瑞等12位共产党候选人也申请退出。选举的结果，共产党员的人数多出1人，徐特立主动请求退出，由党外人士白焕文依次递补。最后，林伯渠当选为政府主席，副主席为李鼎铭(开明绅士)，在18名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6人，占三分之一，完全符合“三三制”原则。
    大会最后通过宣言和《致国民政府林主席蒋委员长电》《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电》《致各党派人士电》《致八路军新四军电》等。毛泽东在大会闭幕式上发表讲话，评价这次参议会有两大成功之处：“第一，暴露了我们很多东西，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第二，这是个很大的学习，使共产党员向党外人士学习。”他强调：“党就是要集中人民的意见，加以系统化，坚持下去。哪一天不去集中人民意见，不听取人民意见，即无意见，便要腐化，便要没有前途。”他最后指出，今后要切实做到上下一致，言行一致。“党外人士有批评的自由，有写信、登报的权利；讲的不对也要讲，否则就不叫自由。”④
    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召开后，边区更加成为一切抗战的人们所向往的地方。1942年5月4日至8月初，由晋绥边区著名爱国士绅牛友兰为团长，武润生、刘少白为副团长为晋西北士绅赴延参观团一行16人，怀着热切企盼的心情，参观访问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38个机关、学校和部队等，受到毛泽东、林伯渠、李鼎铭、谢觉哉、贺龙、关向应、林枫、续范亭、王若飞、杨尚昆等接见。7月9日，毛泽东看望参观团成员，并和他们进行长达五小时的畅谈，对士绅们所提国内团结抗战、“三三制”、整风及根据地政策等问题，一一详答，尤其对士绅们所提到的最为关切的抗战胜利后国内团结的问题，坚定地回答说：“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抗战中坚持团结抗日，在战后也是要坚持团结建国的。”他以陕甘宁边区为例，说明人民普选的参议会与“三三制”的民主政权，是团结各个阶级共同抗日最好的政治形式，战后更需要贯彻这种精神，团结各个阶级的人民，共同建设民主共和的新中国。毛泽东还阐明了减租减息及交租交息政策在抗日根据地实施之重要性，指出这是对于农民和地主都有好处的政策。
    在延安和边区的所闻所见，使士绅们眼界大开，疑团尽消，深受教育。当参观团临行返晋时，各位士绅发出肺腑之语：“我们进一步认识了共产党的伟大力量。共产党里人才济济，中国有此力量，共产党有此自信，中国是不会亡的，共产党是有前途的。”对陕甘宁边区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钦佩备至，认为像这样地瘠民贫、人口稀少的地方，在被封锁的情形之下，无论在农业、工业方面，还是在文化教育方面，能够有今天的发展，实在是一件奇迹。牛友兰用8个字称赞延安：“事在人为，有志竟成。”他还撰文称“延安成为抗日建国的根据地，也是创建新中国的试验场。共产党领袖毛主席，仿佛是场内的一位伟大的工程师，我们这次参观，就好像新到的工徒，在那试验场走了一回，看了一下，颇有收获。两个月中，我们耳所听的，目所见的，口所谈的，大都不出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三个方面的建设。我们的参观，虽是走马看花，可是那里抗日建国的精神，我是永生不会忘却的”。士绅们深感陕甘宁边区颇值得晋西北党政当局和地方人士学习，表示一定要把陕甘宁边区的建设精神搬到晋西北去。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810页。
    ②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99页。
    ③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96—98页。
    ④1941年11月24日延安《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