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交流与促进民族文化

    
    为了促进交流民族文化，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组织少数民族文化促进会的决议案。当时在边区有6个少数民族，以回族的人数最多，并且与边区以外的回民联系较广。边区蒙古族人数虽不及回族人数多，但与边区毗邻的绥远(今内蒙古自治区)蒙民的交往非常频繁，边区政府在政策上给予照顾。至于藏、满、苗、彝等民族的人数就更少。根据这种情况，边区文协一大后在边区开始筹备蒙、回民族文化促进会。
    蒙古文化促进会。由吴玉章、林伯渠、高自立、王若飞、李卓然、艾思奇、杨松、冼星海、柯仲平、罗迈、贾拓夫、柯庆施、许光达、冯文彬、李富春、蔡若虹、丁玲、刘春、乌勒图那素图、巴彦图、巴布尔多计、阿拉腾扎布等39人组成筹备委员会。1940年3月31日，蒙古文化促进会召开成立大会，有蒙、回、藏、汉等民族同胞和各机关学校的代表千余人出席。会上，艾思奇作了成立蒙古文化促进会的意义及筹备经过的报告。罗迈在会上报告了蒙古文化促进会的四项任务：①对蒙汉两民族之间历史上遗留的误会和仇恨，要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和解释工作；②在蒙古同胞及全国人民面前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挑拨离间，企图分裂蒙汉团结的阴谋；③要严厉批判大汉族主义的错误；④根据蒙古民族通俗的文化形式进行启蒙运动。大会推举毛泽东、洛甫、王稼祥、沙克都尔扎布(伊克昭盟盟长)等为蒙古文化促进会名誉理事，推举吴玉章、林伯渠、李富春、罗迈、乌勒图那素图、阿拉腾扎布、巴彦图等35人为蒙古文化促进会理事，吴玉章为主任。
    蒙古文化促进会成立后，除了按该会任务开展工作外，还做了两件很有意义的事：决定在延安建立成吉思汗纪念堂和设立蒙古文化陈列室。
    绥远的依金霍洛有一座成吉思汗墓，是衣冠冢。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绥远后，妄图抢走成吉思汗的灵榇，是个三尺多长的长方形银棺。1939年5月，为保护成吉思汗灵榇的安全，免遭日寇的侵害，蒙古同胞决定将灵榇移到甘肃省的兴隆山。灵榇在迁移过程中途经延安，延安党政机关为了加强蒙汉团结，联合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成吉思汗祭典。6月18日，在十里铺设迎灵办公处。21日，成吉思汗灵榇到达十里铺，各族群众近万人在十里铺迎灵、祭典。主祭谢觉哉读祭文。祭文中说：“延安党政军民学各界，谨以清酌蔗馐之奠，致祭于圣武皇帝元太祖成吉思汗之灵曰：日寇逞兵，为祸中国，不分蒙汉，如出一辙。嚣然反共，实则残民，满蒙各族，皆眼中钉。乃有奸人，蜂然附敌，汉有汉奸，蒙有蒙贼。驱除败类，整我阵营，抗战到底，大义定宏。顽固分子，准投降派，磨擦愈凶，敌愈称快。巩固团结，唯一方针，有破坏者，群起而攻。……而今而后，五族一家，真正团结，唯敌是挝。平等自由，共同目的，道路虽艰，在乎努力。”
    从此，每年春季的旧历3月21日，夏季旧历的6月20日，就分别举行两次成吉思汗大祭典，以此来提高蒙族人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激发蒙族人民的抗战热忱。1940年夏季，毛泽东、朱德亲自发起公祭，朱德、吴玉章、董必武、高自立、罗迈都参加了祭典。这次祭典在成吉思汗纪念堂举行。祭典同时也是成吉思汗纪念堂和蒙古文化陈列室的落成典礼。“成吉思汗纪念堂”几个字是毛泽东的手书。此后，成吉思汗纪念堂和蒙古文化陈列室就成了边区蒙古族同胞的主要活动场所。
    回民文化促进会。与蒙古文化促进会同时进行筹备。筹备委员有：谢觉哉、罗迈、张仲实、艾思奇、莫文骅、马阿訇、马青年、马文良、马寅、邓发、肖劲光、周扬、吴玉章、林伯渠、吕骥、胡乔木、习仲勋、马文瑞、王维舟等。1940年2月回民文化促进会成立大会与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同时召开，选举林伯渠、谢觉哉、周扬、张仲实和延安的马阿訇、定边的马阿訇、三岔的马阿訇、关中的马阿訇等30余人为理事。
    创建蒙古文化促进会和回民文化促进会的目的，都是为了沟通蒙、回与汉族之间的文化，帮助发扬蒙、回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创造与发展蒙、回民族的新文化，促进蒙、回、汉各族人民的进一步团结，共同致力于抗战建国事业。
    1944年10月，边区文教大会前后，蒙、回文化促进会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就是组织人员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部分著作，翻译成蒙古文、阿拉伯文出版发行，这对提高回、蒙干部的理论水平和革命觉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