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抗日战争前期边区的农业/第三节 边区农业的恢复和增长/五
五、农民生活与农民负担
抗日战争爆发至1939年，边区的经济政策是“与民休息”，这个政策的出发点是减轻农民负担，以恢复边区农村经济。经过一段休养生息，边区农村经济得到恢复，和抗战前相比，农民负担减轻了，生活也得到了改善。
农民生活的好坏与拥有土地的多少密不可分。边区农民获得土地的途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农民分到了土地，抗战初期颁布的土地法令保护了农民在土地革命时期获得的土地。①一是通过开垦荒地获得土地，如前文所述，从1937年到1940年，边区净增耕地311.6万亩，这使许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获得了一定的土地。让我们通过一些实例来看边区农民的土地占有和收获情况。
安塞四区四乡，有可耕地3806垧，已耕地2868垧；人口764人，158家，平均每户约5口，户均土地约18垧，人均土地3.8垧。各种农户土地占有情况如表3—17。
获得土地的农民，随着生产关系的改变，劳动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土地的收获量也相应的增长了。安塞四区四乡在土地革命前和土地革命后每垧土地收获量变化是：1935年2.9斗，1938年3.7斗，1939年4.4斗。②如果我们以2868垧土地来计算该乡不同年份的收获量的话，就可以得出表3—18的结果。
从表3—18我们看出，安塞四区四乡粮食的总产量、户均产量和人均产量在土地革命前和土地革命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38年边区农民的负担(主要指征收救国公粮)占收获量的1.32%，1939年是2.98%。③该乡每个农民交纳救国公粮后，尚余13.7斗，以边区每小斗30斤计，合411斤；1939年交纳公粮后剩余16斗，合480斤。事实说明，抗战初期，安塞四区四乡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我们再看表3—19所反映八家农户的情况。这八家农户的住址是：刘建甲，延安南区二乡一村南庄河；范克呼，延安南区二乡二村王家窑；吴满有，延安南区二乡三村枣园；付万岐、胡建，延安南区五乡一村；张明魁，甘泉三区二乡雷村；王存儿甘泉三区二乡渠里；李桥，甘泉三区二乡雷家沟；杜发福，甘泉三区五乡阳梁庄。
从表3—19看出，1937年到1938年的两年内，农民的土地和收获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若以每人每年消费2.5石(每石300斤)计算，除胡建和李桥两家粮食不够吃外，其余均有余粮。刘建甲余粮17.5石，范克呼余粮14.5石，吴满有余粮17.5石，付万岐余粮10石；张明魁余粮15石，王存儿余粮4.3石，杜发福余粮26.5石。通过表3—19，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经过抗战初期两年的休养生息，农民的生活状况有了改观，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正如林伯渠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所说：“边区人民的生活，今天虽还不能说怎样富裕，但‘各得其所’，有饭吃，有衣穿，大部分地区是做到了。”④这是符合边区当时实际情况的。
抗战前期，边区农民的负担是比较轻的。1937年至1940年，边区政府的财政大部分来源于外援⑤，这使边区有机会实行“与民休息”的经济政策，农民的负担和抗战前相比，明显的减轻了。表3—20反映的是农民在抗战前后负担变化的情况。
表3—20是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的统计，由此可以看出抗战后农民负担比抗战前减轻了一倍以上。
抗战前期，农民除了交纳救国公粮外，没有其他负担。表3—21是皖南事变前边区救国公粮的征收与收获量的变化情况。
表3—21说明，在边区实行“与民休息”经济政策的前两年，为了让农民从内战中恢复过来，边区的公粮征收数量是很少的，农民的负担是很轻的。而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经济封锁的加剧和非生产人员的增加，边区公粮征收数量陡然增加，1939年为5.2万石，1940年增加到9.7万石，分别占收获量的2.89%和6.38%。农民的负担明显的加重了。一些地方出现了群众生活下降甚至粮荒的现象，如1940年10月，神府县在给边区政府的一份报告中说：“群众有一半之数及一般抗工属的生活，就连今年冬天的三个月也无法维持。各机关部队的生产粮食，只能维持十天，连半月就维持不了。当地粮价每斗谷米十三元仍找不到买处。所以，系数恐慌的现象。”⑥这种粮荒现象主要是由于国民党的军事经济封锁，边区非生产人员的增加和公粮征收量的提高而造成的。
①参看本书第二章第一节相关内容。
②马宁：《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生活》，《新华日报》1940年3月14日。
③西北五省取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第273页。
④《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辑》第4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270页。
⑤参看拙文：《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固原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经济史》1998年第4期。
⑥《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辑》第2辑，第5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