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适时分析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制定了相应的对外交往策略。
　　(一)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共对外交往策略
　　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策略的变化以及由“华北事变”引发的中华民族危机的加深，对中国共产党制定内外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是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明确指出：“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作同盟，与一切对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①这一宣言的发表，不仅是中共国内政策转变的开始，也表明中共外交政策的明显变化。中共明确放弃了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把解决民族矛盾放在了首要地位。1935年底，中共瓦窑堡会议上再次强调“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建设于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的胜利的基础之上，同一切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相反对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的关系。”②同时指出，在联合一切反日的国家和民族时，首先要联合最友好的国家——苏联。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也明确提出，我们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因为中国和苏联息息相关，苏联的援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一个基本的国际条件。《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关于外交政策的阐述奠定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外交政策的基础。
　　从1935年到1937年，国际形势，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已完成了主次易位。1937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了完全征服中国的政策，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把若干其它帝国主义和中国矛盾推向次要地位，而在这些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扩大了矛盾的裂口，因此，便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这就是说，中国不但要和中国人民的始终一贯的良友苏联相结合，而且应当按照可能，和那些在显示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我们统一战线应当以抗日为目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③由于当时全面抗战尚未开始，各大国对中国的态度还不十分明朗，因此，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表述也只能是原则性的。其中，反日联苏的态度相当明确。
　　(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策略
　　1937年七八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迅即发表一系列宣言、公告，阐明自己的内外政策和政治主张，把总结历史经验和分析中外形势相结合，系统地提出了抗战的外交路线和方针，其要点是：(1)主张坚决抗战，实行对日绝交。(2)“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紧密的联系这个最可靠最有力量最能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④(3)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和一切反日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军事互助协定，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意日侵略阵线。(4)确立自力更生，同时希望获得国际援助的指导方针。毛泽东“强调中国抗日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如果说过去也讲自力更生，那么，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自力更生就更加重要”，这是中共清醒地估计了自己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中国人民的抗日环境后得出的结论。在整个抗战时期，中共始终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
　　纵观抗战前期中共的外交政策，既有稳定性的一面，也有一些曲折和波动。对日政策始终坚持不妥协，不动摇、不退让的原则；联合苏联的方针虽然受到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条约关系的影响和制约，但一直是保持稳定的，而对英美的政策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中共一是期望美英等国从维护自身在华利益出发积极制裁日本，打击日本，与中国结成统一战线；二是利用国际力量推动国民党积极抗战并抑制其反共政策。但是，直到1939年，美英等国在上述方面不仅没有采取过大行动，相反，却一再实行妥协退让的对日外交。1938年10月，日本占领广州、武汉后，英国政府当即展开调停活动；1939年春，日英中美四国都曾考虑重新召开“九国公约”会议来结束中日战争，中美英三国还就此进行过磋商，但未能取得一致意见。1939年4月，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再次赴重庆游说，推动国民党采取向日本妥协的政策；7月，英日之间又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英国在中国问题上单方面向日本作出妥协。再联系欧洲政局中的绥靖主义，中共领导越来越感到，英美法各国政府“不但无丝毫制止侵略的意思，而且相反，纵容侵略，挑拨战争，使人为鹬蚌己为渔人，美其名曰‘不干涉’，实则是‘坐山观虎斗’，等双方打得筋疲力尽之后，他们出来收拾时局。”有鉴于此，中共把对外政策的重点转移到反对形形色色的妥协活动上来。按毛泽东的看法，国际投降主义者和中国投降主义者是帝国主义正在组织的“两支战略同盟军”，“前者用以包围中国外部，后者用以迂回中国内部，不打退这两支敌人和战略同盟军，中国的抗战就没有什么相持阶段可言。”⑤因此，警惕和反对英美等国可能的对日妥协活动就成为中共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
　　这一时期中共外交政策的变化与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以及苏联和共产国际策略的转变有着直接的关系。1938年后，英法等国对德绥靖日趋严重。9月，英法德意四国签定《慕尼黑协定》。次年6月，关于组织反德统一战线，英法苏谈判破裂；8月，苏联为求自保，与德国签定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9月，欧战爆发。此后，苏联和共产国际放弃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并断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这一策略的转变，给整个国际共运带来冲击性的影响。中共中央接到指示后，立即表示“完全的拥护”，认为共产国际的新策略路线与中共“过去所采取的方针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对欧洲战争的性质也作出了新的不同于以前的分析判断，认为“无论在英法方面，或是德国方面都是非正义的、帝国主义的战争。”与此相适应，中共改变了原来把世界分成两大阵线的提法，认为面前世界出现了两个帝国主义阵线和一个和平阵线，把英美法排除在和平阵线之外，并以此为依据对外交政策进行重新调整。毛泽东将其概括为：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而所谓外援，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的情况下，主要在下列三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的苏联；二是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三是世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显然，英美法不是争取外援的对象。对于国民党政府，强烈要求其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严守中立，不参加任何一方；对于民众，则要求不要听信国民党“联合英美抗日”的欺骗宣传。这一政策的执行，对中共外交工作的开展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
　　1940年下半年以后，整个国际形势又出现了重大转折，法国在欧战中遭到了惨败，英国也受到了削弱，德国与苏联的关系趋于紧张，英国和日本在远东的矛盾加剧，谈判未有实质性进展，“远东慕尼黑”难以出笼。于是美英开始改变对中日战争的态度，变消极观望为对日批评谴责，中共也及时调整了对英美的外交政策。1940年11月6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蒋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日集团有害无利，我们再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虽然我们也不提倡(因为他们是帝国主义战争集团)，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德派活动。”⑥同年12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进一步阐述了外交政策调整的实现依据：中国共产党虽然是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但是必须把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必须将同日本结盟并承认“满洲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必须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的美英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抗日的英美加以区别。十分明显，中共的策略原则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迅速改变了政策，苏美英三国站在反法西斯主义的立场上联合起来，共产国际也向中国共产党发出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6月23日，中共中央即向全党发出《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指示，指出：“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它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当时，中共从自身的处境和国共关系状况出发，迫切希望同英美建立官方联系并获得一定的援助。因此，中共在宣传上作了较大调整，完全停止对英美的抨击及有碍双方建立联系的宣传报道，对英美任何一个有利于抗日、有利于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宣言和举措都给予高度赞扬和评价。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将战火燃向美国。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共同目标使中共制定的联合英美共同抗日的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政策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强调“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特别有重大意义”。“一方面，在于英美团结一致，改革政治军事，积极牵制打击敌人，积极准备战略反攻，又是英美战胜日寇的重要条件。”因此，中共要求：“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诚的通力合作，以增进英美抗战力量，并改进中国抗战状况。”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不仅恢复了抗战初期提出的基本原则和主张，而且随着美英等国对中共及其军队的逐步了解、重视，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越来越具体化，并在实践中取得日益明显的效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外交工作的重点是美国。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亲自掌握对美外交，广泛接触美国各界人士，其中，有共和党领袖威尔基以及美国总统罗斯福派来担任蒋介石顾问的拉铁摩尔等。在周恩来的影响下，他们对中国问题有了较正确的认识。为早日与美国政府建立正式联系，中国共产党曾于1942年8月至1943年3月连续三次邀请美国政府派遣代表团访问延安和解放区，表明了中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与美国协调作战的真诚愿望。中共的建议得到了美国驻华军政人员的重视和支持。他们多次给美国政府打报告，建议政府派代表团访问边区。1944年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最终采纳了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员戴维斯的建议，决定派观察组去延安等解放区。这表明美国调整了对华政策，由原来不承认中共的政策转变为“扶蒋反共”。
　　从1944年7月至1945年3月，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分别多次接见包瑞德和谢韦思，与他们进行了亲切、坦率的谈话，特别是毛泽东与谢韦思多次长谈，进一步阐明了中共的对美政策：第一，中共在战时和战后要与美国建立长期的和平友好关系，避免任何冲突的发生；第二，在战时，中共要尽其所能和争取一切方式与美国进行军事合作，对美军尽可能提供各种方便，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第三，中共与美国在进行军事合作基础上，进而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合作；第四，借助美国的影响，迫使国民党对国民党政府进行彻底改组，建立有各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实现民主政治；第五，依靠美国干预防止内战爆发。上述诸点，体现了中共在抗战后期对美政策的总目标。
　　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于1945年4月24日在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警告说：我们要求“英美二国政府”，“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了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认为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5月30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总结报告中指出“美国帮助蒋介石，是想控制中国。麻烦还在后面”，“中国将来可能变为以美国为主统治国民党的半殖民地”，“这将是一个长期的麻烦”。至此，中国共产党已预见到要同美国进行斗争的长期性，但考虑到中国人民战时的根本利益和美国对华政策的现状，在严肃批评其错误对华政策的同时，也留有一定的余地。
　　(三)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对外交往策略
　　对战后初期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作出正确的分析，制定了联苏抗蒋战略，并与美国谋求战略上的合作，在合作的同时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而且在策略上有时也可采取中立美国的政策。
　　中共对苏联实行灵活的联苏政策。一方面鉴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尚不甚明了，为了尽快争取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持，中共对苏联的态度作适当的让步；另一方面对苏联的外交政策也作了一定程度的配合，但又不受其限制。在重庆谈判问题上，面对蒋介石的三次邀请中共前后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和苏联有很大关系，也反映出中共在斯大林压力下作出的让步。斯大林此间曾两次来电促请中共接受蒋之谈判邀请⑧。8月26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告》中也专门提到：“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共内战”。⑨可见中共态度的变化是与苏联的影响有关的。但中共的让步是有限的，以不损害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原则，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军队和政权问题上。蒋介石的目的在于诱骗中共交出武装，交出政权，中共对蒋之本质有较清醒的认识，在谈判过程中，对此坚决拒绝。在争夺东北的斗争中，中共也妥善地处理与苏联的关系，使得中共在东北站稳脚跟并得以迅速发展。
　　对美政策方面，中共一方面对美国帮助蒋介石要变中国为其附庸的政策保持清醒的认识，既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也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对美直接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进行严正的批评和坚决的抵制；另一方面尽可能避免美国直接卷入中国内战，减少其寻衅借口，以争取其暂时的甚至是形式上的中立。1945年9、10、11月三个月，为阻止美国为蒋介石向东北海运部队，中共部队与美军先后在天津、烟台、秦山地区发生了冲突。中共根据既定方针，与美国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即在美军尊重我方权益的条件下，欢迎其与我合作；当美军的行动有损于我方权益时，则严加拒绝和反击。中国局势的恶化，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关注，经过通盘考虑，杜鲁门于12月15日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表示赞成中国“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⑩，并派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处内战。16日，三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召开，26日发表公报表示希望中国保持和平，保证不干涉中国内政。这一形势的变化，有利于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斗争，对此，中共采取了积极欢迎的态度，并对马歇尔在华第一阶段的调停工作，给予高度的评价。1946年2月9日，毛泽东向美联社记者发表谈话，充分肯定了美对华政策的变化及马歇尔的调停成果，指出：政协会议的成功标志着“中国走上民主舞台的步骤已经部署完成，其间马歇尔特使促成中国停止内战，推进团结、和平民主，其功不可没。”(11)然而美国政府顽固地坚持其扶蒋反共的既定方针，无视中国人民和平民主的强烈要求，继续帮助蒋介石调兵遣将，使中共对美彻底失望。1946年6月14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向参议院提交《军事援华法案》。22日，毛泽东发表《为美国军事援华法案的声明》，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标志着中共与美关系进入新一轮的对抗时期。
　　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促使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考虑冲破美苏妥协的格局，确立新的外交战略。1946年4月，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的估计》是中共酝酿确立新的外交战略的开端，到1946年七八月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在战略上彻底放弃了与美合作的政策，转而实行联苏反美倒蒋战略。为了澄清革命队伍中的种种错误与模糊认识，也为了回答斯大林的担心，反击美蒋的战争叫嚣，毛泽东在此期间进行了艰苦细致的理论说服工作，系统地分析了战后世界形势，提出了“中间地带”理论(12)。1947年底，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对立集团已在冷战中形成，并援引了日丹诺夫关于“两大阵营”的提法，首次使用了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的概念，把中国革命力量看成是“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针对美蒋的军事进攻，中共把重心放在“打”上。毛泽东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我们必须而且能够打败蒋介石，对蒋介石打得越狠，蒋介石取胜的希望就越小，美国的援助则愈加动摇，这样苏联的担心也就可以减轻。同时还要注意对美斗争策略，尽可能减少美国卷入中国内战的程度。1948年3月24日，中共在《对美国外交斗争策略》中强调一方面要继续克服恐惧美国、不敢斗争的右倾观点；另一方面要继续防止反美斗争中的盲目主义危险。正确的策略是动员人民反对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一切援助，尽可能地阻止和减少这种援助，以利于孤立和消灭敌人。对苏联，中共为了集中力量与蒋介石作战，避免不必要的干扰，暂时减少了与苏联的接触，放手发动群众，争取战争的主动权。
　　在这一正确的策略方针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全力奋斗，实施反美倒蒋战略。中国革命进程由此迅猛向前发展。
　　①《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59页。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619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7页。
　　⑤《皖南事变资料选》，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页。
　　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543页。
　　⑦《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解放军政治学院编印，第17页。
　　⑧师哲：《在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08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3页。
　　⑩《中美关系史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628页。
　　(11)《解放日报》，1946年2月12日。
　　(1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4-1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