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制定外交政策，而且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专门设立外交机构，开展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外交工作。中共通过多种渠道，抓住一切机会，采取各种方式积极开展外交，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一)与国际友好人士的交往
　　中共密切交往的国际友人不仅人数多、国籍分布广，而且成分复杂。他们分别来自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印度、新西兰、加拿大等十多个国家，虽然他们大多不具备官方身份(美军观察组等是官方代表)，但活动能量大，社会影响广，代表性强。他们中有的是作家和著名记者，如美国的斯诺、史沫特莱、英国的贝特兰等；有的是国际问题专家，如美国远东问题专家毕森；有宗教界人士，如美国的鲁茨主教、传教士希金斯等；有的是医生，如加拿大的白求恩、印度的柯棣华等；有的是著名学者或科学家，如英国的物理学家班威廉夫妇、学者林迈克等；有的是军人，如美国海军军官卡尔逊；还有一些党派领袖，如日本共产党主席野坂参三(又名林哲、冈野进)、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等。此外，荷兰驻香港总领事范伍登、荷属南洋群岛政府外交部东亚司中国时务科科长欧福廷博士、国联防疫大队代表南道尔也在抗战初期访问过延安，南道尔还向陕甘宁边区捐献了1万美元的药款。国际友人中与中共交往最频繁、影响最大的要数新闻记者和作家。他们或深入敌后抗日根据地采访、考察，广泛报道敌后军民的抗战实绩；或与中共在国统区的合法和秘密机构接触，增进对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的了解。这些国际友人都不同程度地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做出了贡献，有的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如白求恩、德国记者希伯、朝鲜革命者金昌华等。
　　1941年10月，在延安召开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东方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同反对德、意、日法西斯侵略的一次盛会，“在全世界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来自中外18个民族的130位代表参加了会议，延安党政军学各界代表1000多人也出席了大会。会议推选朱德、日本代表森健、朝鲜代表武亭等组成主席团，荷印革命家阿里阿罕为主席团主席。与会代表们一致表示东方各民族应紧密团结，共同反对法西斯侵略。会议还决定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为东方各民族的自由与解放而努力”。
　　(二)与国际民间和官方组织的交往
　　这些组织主要包括世界学联代表团、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美军观察组等。世界学联全称是“世界学生保障和平自由文化联合会”。国际进步力量以国际性组织的名义到中国访问，世界学联尚属首次。作为进步的国际学生组织，它对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十分关注，多次表示要“无条件援助中国”。1938年5月，以英国剑桥大学学生柯乐满为首的世界学联代表团抵达武汉。其主要目的是“调查中国英勇抗战之实况及日本侵略之非人道的真面目”，并将“所得真相传播于全世界青年与学生之前”①。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特举办有400余名中外来宾参加的盛大茶话会招待他们。6月，代表团抵达延安，受到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毛泽东会见了世界学联代表团全体成员，就他们提出的关于建立边区的意义、中共的作用等一系列的问题作了详细的解答，并指出世界和平不能分割，中国的抗战，同时也是帮助世界人民反对共同的敌人，因此抗战虽要自力更生，但也需要国际援助，希望代表们把中国人民的这一愿望带给全世界人民。毛泽东精辟独到的论述给代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表示回国后要做三件事：热情地做好宣传，如实地讲解见闻，为八路军募捐，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的抗战。同年8月在纽约举行的第二届世界百年和平大会上，世界学联访华代表团履行了他们离开延安时的诺言。代表团向大会递交了一份详细的访华报告，其中列举了大量的事实，揭露日本侵略军的罪行，盛赞中国人民进行的抗日战争，呼吁世界各国青年援助中国抗战。
　　1944年6月，“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一行21人抵达延安。21名成员中，中国记者9人，国民党宣传部4人，领队2人，外国记者实际只有6名，他们是美联社、美国基督教箴言报记者斯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同盟劳工新闻记者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太晤士报记者福尔曼，路透社、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记者夏南汗神甫，苏联塔斯社记者普罗琴科。其中5个西方记者的政治倾向各有不同，爱泼斯坦和斯坦因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福尔曼是个很严肃的记者，但对政治不感兴趣，伍道与国民党宣传部有较密切的关系，夏南汗则对共产主义思想抱有敌视态度。国民党当局还规定记者团必须先参观西北国民党控制区，然后才能到共产党控制区访问。同时，蒋介石还训令西北地区国民党军政要员，要他们收罗所谓“中共叛徒”、“受害者”向外国记者进行反共宣传，“以造成中外记者对中共知其如何可恶，而无足重视之心理。”②此阴谋很快被我党掌握并挫败。中共从一开始对中外记者团就非常重视，针对中外记者提出的“到延安及黄河以东解放区了解八路军力量及敌后斗争情况，并考察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根据地实施各种政策的情况”③的要求，毛泽东特致电中共驻重庆代表董必武转中外记者，明确表示；“甚表欢迎”“只要政府同意即可动身”④。1944年6月中外记者团抵达延安，受到延安民众的热烈欢迎。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亲切会见了代表团，并就国共谈判、第二战场等问题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强调中国需要建立一个民主制度，这是进行抗战和建设新中国的基本条件。叶剑英向记者团介绍了中国抗战七年来的斗争历程，尤其是八路军、新四军的光辉业绩，指出自1938年武汉失守以后，敌后战场实际上成了中国抗战的主要战场，截止1944年3月，中共军队抗击的敌人占全部敌伪总数134万人中之110万，即84％，而国民党抗击的敌人只占16％，在记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中共还特别注重与西方有影响的报社记者进行沟通，并根据每个记者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介绍中共的一些情况。如向苏联记者普罗琴科主要介绍中共的组织和发展，我党在抗战胜利后将要采取的方针路线及中国革命的前途等。中共还对美联社的斯坦因、合众社的福尔曼“开了小灶”，毛泽东、朱德分别与他们进行数次交谈，详细阐述了中共的内外政策以及与盟国合作的问题，批评国民党片面亲美而对苏联抱有敌意的政策，主张中国与美苏都保持友谊的关系，以便使中国在战后能成为美苏之间的一座桥梁。通过交谈，使他们进一步了解中共的抗日战略及有关政策。斯坦因、福尔曼后来写了《红色中国的挑战》和《红色中国的报道》两本著作，于1945年、1946年在美国出版，详实记载了中共及其领导的根据地的光辉业绩，产生了积极而有力的影响。中外记者团在延安期间还参观访问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及一些工厂、学校、医院，部分记者还赴晋绥根据地采访，并观看了八路军奇袭汾阳的战斗场面。这一切给他们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中共与国际民间团体的成功交往，为与美国的官方交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与中外记者团的访问相比，“美军观察组”的来访意义更为重大。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外交工作的重点是美国。驻重庆的中共代表曾多次向美国外交官表达与美军合作抗日的愿望，并欢迎美国政府派代表访问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中共与美国官方的直接联系，但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中共的努力未能产生积极的效果。随着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表现日益形成鲜明的对比，美朝野对蒋介石政府的失望和责难越来越强烈。美国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不得不考虑如何利用中共这支强有力的抗战力量，于是接受驻华外交官的建议，与中共正式进行接触。1944年七八月间，有史以来访问中共地区的第一个美国官方代表团——“美军观察组”(代号“迪克西使团”)一行18人，在中缅印战场情报官包瑞德上校的率领下分两批抵达延安。观察组成员包括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兼中缅印战场司令部政治顾问谢伟思和卢登、5名美军航空兵军官、4名美国陆军军官、1名军医、1名海军军官和2名信号兵。
　　美军观察组的主要任务是收集军事和政治情报。军事情报主要由包瑞德负责收集，内容有日伪军在华北地区的战斗序列及防空能力，共产党军队的力量、作战部署、装备状况、训练状况和战斗力，共产党在敌军内部和敌占区的情报能力，估价共产党对抗战所能做出的贡献，援助共产党军队以增强其战斗力最有效的方法等。政治情报主要由谢伟思负责收集，内容包括中共领导层的思想、气质、习惯，中共的民主性以及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中共的经济情形与对实现共产主义的态度，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中共对美国的政策以及与美国合作的可能性等。在长期以来国民党政府拒绝承认中共及其领导的根据地的合法地位状况下，美国向中共控制区派遣具有官方背景的观察组这一行动本身，就已表明中共在政治上的重大胜利。美军观察组的到来，改善了中共的外交处境，受到中共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为此专门发布《关于外交工作指示》，指出：“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动，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⑤毛泽东甚至亲自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撰写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称他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并希望通过美军观察组的工作，增进中美两大盟邦的团结，并加速最后战胜日寇的进程。为接待好美军人员，中共中央还确定了接待方针：政治上坚持原则，相互平等，开诚布公；生活上热情、周到，给予优待和照顾；风度上不卑不亢，掌握好交往分寸。这些规定和要求的提出，在中共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毛泽东、朱德、叶剑英等党政军领导人多次会见观察组成员，表示愿意为美军观察组收集情报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并向他们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坚持敌后抗战的客观事实，抗日根据地实行民主政治的情形，以及与美国在战时和战后实行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合作的愿望。美军观察组在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细致的考察访问，并写下大量的调查报告，内容涉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及中共的外交政策等多方面的情况，为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提供了详实的一手资料。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意味着美国政府承认了共产党及其政权与军队在事实上的存在与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共建立起一种官方联系，这与以前中共无法与外界联系或只能进行秘密联系的状况相比无疑前进了一大步。
　　(三)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交往
　　延安时期，中共恢复了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但是由于条件差，联络极为困难，主要靠人员的来往传递消息。1940年2月，任弼时随周恩来回延安，随即，由任弼时负责筹建了一个专门机构，负责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这个机构对外称“农村工作部”，又叫“农委”，“部长”吴德峰，副“部长”帅孟奇，由任弼时直接领导。1940年底正式启用电台，凡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通讯往来，尤其是属于方针、政策上的问题，全有毛泽东亲自处理。电文往来中，最重大的两件事：一是关于皖南事变，毛泽东向共产国际发了一份综合的分析性的长电，因为共产国际希望中共同国民党团结，甚至要求中国共产党完全服从国民党，但中共主张以斗争求团结。一是关于整风运动，共产国际不理解中共整风，曾发电为王明说话，毛泽东曾多次发电解释。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电讯联系结束。
　　直至共产国际解散，苏联同中国共产党的往来，主要通过共产国际进行，一般不直接发生联系，苏联主要同国民政府交往。但苏联为了加强情报工作，1940年派情报组到延安，但是情报来源主要靠中共提供，然后报告莫斯科。提供的主要情报有：国民党同日本勾结的动向；国民党亲日派汪精卫、陈公博同日本勾结的情况；日本军界同政界的冲突；日本海军同陆军的矛盾等，德国进攻苏联的情报就是中共提供的。这个情报组一直存在到抗战胜利以后。
　　(四)通过驻国民党区域的合法机构开展对外交往
　　国共合作建立后，国民党允许中共在国统区派驻机构，但不允许共产党组织公开活动，更不允许中共开展独立的外交活动。中共只能通过其代表团、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合法机构开展对外交往活动。经过十年内战的长期隔绝状态后，这些机构便成为外部世界了解中共的重要窗口。中共还利用这些合法机构掩护秘密机构的存在，如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设立秘密机构长江局，下设国际宣传组专门负责对外宣传。国际宣传组被外国人誉为“中共最早的外交机构”⑥。武汉失陷后，上述机构随即迁到重庆， 1939年1月中共决定撤消长江局，设立南方局，下设外事组继续对外开展工作。
　　中共利用这些合法机构和公开身份在国统区积极开展对外交往活动，“努力开展同外国记者和外国使馆的独立交往，以建立不依赖于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外交联系”⑦。特别是武汉和重庆两地，抗战期间它们先后成为国统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武汉，周恩来曾特别指示国际宣传组：“对武汉的40多名外国记者要保持经常联系，凡中共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时都邀请他们参加；同在武汉的国际机构建立联系；对国民党接待的外国友好人士和进步团体也要尽可能参加接待。”⑧由于国际宣传组提供的新闻比国民党通讯社提供的还准确及时，受到外国记者的普遍欢迎，云集武汉的40多名外国记者都愿意经常与中共联系。武汉失陷后，重庆成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各种力量在远东的聚会地。据1943年10月国民党政府官方统计数字，“当时仅常驻重庆的外国人就有1129人……这些外国人员中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商业、医务、教育、新闻等各方面人员，而较多者是外交、军政方面的人员。”⑨在这里，中共交往的对象上至国家副总统和各国驻华使节，下至一般记者和普通士兵。其中有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总统特使居里，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及魏德迈，美国总统代表威尔斯基，美国驻华14航空兵总部的青年士兵；英、美、法、苏等国的驻华大使，如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等；国际援华医疗队的医生；进步的作家、记者斯特朗、爱泼斯坦等人。在重庆，中共的对外交往工作异常活跃、广泛、深入。中共在国统区开展的对外交往活动，打破了国民党包办外交的局面，大大拓展了中共的国际活动空间。
　　(五)与华侨和国内爱国民主人士的交往
　　中共特别注重开展侨运工作，吸引了一批华侨到延安学习和工作，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前后来延安学习和工作的华侨青年有600人左右，仅据延安侨联1942年6月的会员登记，当时在延安及周围各县工作的归国华侨就有280人，多是来自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越南等地的华侨学生和工人。此外华侨领袖陈嘉庚于1940年5月31日来延安访问，参观了延安的机关学校，考察了边区的工业和农业，直接与延安农民接触、交谈。通过这些活动减除了心中的疑团，真正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对边区有了新的认识。
　　与中共交往的国内民主人士人数较多，有《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思想文化界知名人士梁漱溟、国民党抗日人士邱琮、著名医生何穆和文学博士陈学昭夫妇、回民起义领袖马思义、专攻法学的知识分子谌厚慈、国民党进步人士张学良、邓宝珊、卫立煌、张治中、胡仁奎等。延安时期，最后访问延安的知名人士是黄炎培等6名参政员。为促进国共和谈，进而召开国大，实施宪政，6名参政员于1945年7月1日飞抵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会谈后，形成《会谈纪录》。这个会议记录有两方面内容：(一)褚辅成等于中共方面同意下列两点：停止国民大会的进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二)中共方面之建议，其中说“在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之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并提出在政治会议召开前，应对这一会议的组织、性质、议程以及释放政治犯等做出决定。后来经黄炎培整理成书即《延安归来》，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
　　(六)重视对在华日人进行统战工作
　　中共始终把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区分开来，并对在华日人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建立日本在华反战组织，帮助中国抗战。中共把工作重点主要放在争取被俘的日本官兵上，对他们耐心进行人道主义感化和反法西斯教育。1939年10月25日，朱德、彭德怀签署了《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命令——对日军俘虏政策问题》，规定了优待俘虏的四点政策：“一、对于被我俘虏之日军，不许杀掉，并须优待之；二、对于自动过来者，务须确保其生命之安全；三、在火线上负伤者，应依阶级友爱医治之；四、愿归故里者，应给路费。”⑩在中共政策的感召下，许多日本俘虏积极从事反战工作。1939年11月，在山西八路军野战总部，杉本一夫等日本士兵创建了在华日人最早的反战团体“觉醒联盟”。该盟规定盟员要“促使日本兵士与人民从日本法西斯军阀的欺骗压迫中觉醒”，“与中国军队协力，尽全力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1)。联盟成立后积极向日军开展政治宣传攻势，揭露侵略战争的本质，在瓦解敌军、削弱敌军战斗意志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觉醒联盟”在战斗中不断扩大，冀中、冀南、晋察冀、胶东、苏北、苏中等地相继成立支部。
　　日本共产党领袖野坂参三、片山潜等也发起组建了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并在中共的支持下于1940年10月创办了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从事日本俘虏的思想改造工作。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发展，被俘和投诚的日本士兵日益增多，仅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已不能满足改造日本士兵的需要，于是在晋西北、山东、华中等地又陆续成立了分校。在华日本工农学校采取灵活有效的教育管理方式，成功地改造了一大批日本士兵，并把他们培养成为坚强的反战勇士。到抗战胜利前夕，在华日本人民反战组织的成员已达1000多人。朱德在中共七大上充分肯定在华日本人民反战组织的积极作用，认为它们给予中共抗日“极其有价值的帮助”，有力地支援了中国抗战，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灭亡。这些战俘在建国初通过民间渠道被遣返回国，其中许多人感念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宽大政策，回国后组织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誓将余生献给反战与日中友好和平事业，成为“日中不再战”的先锋，一直活跃在日中友好运动的第一线。
　　①《大公报》，1938年5月30日。
　　②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2页。
　　③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09页。
　　④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198页。
　　⑤《中国共产党抗日文件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438页。
　　⑥罗纳德·C·基思：《周恩来的外交生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2页。
　　⑦柯让：《周恩来的外交》，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第27页。
　　⑧金冲及：《周恩来传》(2)，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13页。
　　⑨陈辛仁：《现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略》，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53页。
　　⑩《新华日报》，1941年2月11日。
　　(1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