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区的人口、民族和宗教。抗战初期人口最多，为200万人。由于国民政府军的蚕食，以后边区区域稍有收缩。1946年4月统计，为159.5万人。男女性别比例为100：88.9。
　　是时抗日战争刚刚结束，第三次国内战争尚未爆发，边区人口处于稳定时期，此次统计当可反映抗战后期的人口状态。
　　边区的少数民族有回、蒙、藏、苗、彝、满等。主要的少数民族是回族、蒙古族。回民分布在关中、陇东、三边的7个县12个区中。据1941年的不完全统计，当时有348户，1259人。蒙古族主要聚居在巴勒葛素和哈拉西里两处，1944年时有200余户，800人左右①。宗教有佛教、喇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20世纪20年代时，外国宗教势力在边区境内达到鼎盛。以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领导的天主教陕北教区为例，全盛时所属教堂大小16处，9处有总堂神甫，教徒5万余，势力所及南起宜君、鄜县。北到府谷等黄河沿岸各县，西至甘宁边界。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宗教势力受到打击，外国传教士大多离境，教堂由于经济来源断绝，基本停止了传教活动。1944年统计，边区内有天主教堂20处，基督教福音堂7处，佛教庙宇8处，清真寺10余座，信教群众数万人②。
　　边区的文化、教育、卫生状况。曾任边区政府秘书长的李维汉在他的《回忆与研究》中，对边区政府创建前的社会文化、教育、卫生状况有一段扼要但又很全面的描述：“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封建、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知识分子缺乏，文盲高达99%;学校教育除城镇外，在分散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文化设施很缺，人民十分缺乏文化生活；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人畜死亡率很高，婴儿死亡率达60%，成人达3%；全区巫神多达2000余人，招摇撞骗，为害甚烈。”③
　　边区是文化的荒漠，几乎没有什么文化设施、剧团和出版物，民众也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生活。中央红军到达后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善。斯诺在《西行漫记》里曾专节描写他观看红军剧社演出的情形是“充满了明显的宣传，一点也不精致，道具都很简单”的节目，老百姓却都看得津津有味④。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边区文化生活的枯燥。
　　边区的一些县在清末民初曾陆续办起了一些新式小学，但到1925年时，不是毁于兵燹，就是因筹款困难而停办。多数县则一所学校也没有，成了文盲区域。
　　全边区医生只有1200余人，平均每1000余人一个医生，且多为中医，若以西医论，则平均7000余人才有1个医生。而巫神多于医生，达2000余人。延安县统计，全县民众一年消耗于巫神的费用达3000余万元，有278人死于巫神之手⑤。
　　由于缺医少药，传染病一旦肆虐，便如洪水猛兽无法阻挡。盐池县19世纪末以来就发生过多次肺鼠疫，死者无算。平阳沟一村在一饮肺鼠疫传播中死亡300余人，只有2名幼童幸免⑥。
　　① 齐心、张馨：《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五十周年论文选编》，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193页。
　　② 同上书，第243页。
　　③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66页。
　　④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94-102页。
　　⑤ 阎树声等：《陕甘宁边区史》，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页。
　　⑥ 盐池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盐池县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