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区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整个地区处于封闭落后状态，农业生产是经济主体。农业生产大部分沿用原始的技术和工具。毛驴和牛既是主要耕力，也是主要运力。耕作方法除少数地区较好外，大部分地区耕作粗放，尤其是山坡地带农民多用开荒丢荒的办法进行生产。“广种薄收”，“朝天一把籽，吃饭靠老天”，农业生产处于很低的水平。1936年有耕地843万亩。冬小麦平均亩产量，关中40公斤左右，延安、陇东35公斤左右，绥德、三边20公斤左右。谷子、糜子为耐旱作物，但产量不高，平均亩产在28公斤至50公斤之间。主要出境贸易物资为食盐、皮毛、药材。工业几乎为零，不但没有机械工业，连手工业也很薄弱，人民日常生活所需的工业品如锅、碟、碗等都靠外地输入。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带去了一个有10台工作母机、40多名工人的修械所，这要算当时仅有的一点工业了。至抗战开始，加上被服厂、印刷厂等，也不过270多名职工。商业也很落后。抗战前税收几乎为零，财政供给主要依靠没收、征发与缴获战利品维持。“一半以上县份的人民不懂纺织；除粮食、羊毛外，其他一切日用所需，从棉布到针线，甚至吃饭用的碗均靠外来”①。“抗战前旧治23县中有不少的县，其财政收入不足本身每月仅360元的政费开支，尚需省方协助”②。以当时的“经济中心”延安为例，1936年年底，全县仅有工商业和服务业128户，从业456人；手工业年产值只有2万元左右(法币，下同)，商业资金总额也不过13.6万元上下③。
　　① 南汉宸:《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三编，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合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② 陕甘宁边区政府：《整财问题》，见《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五十周年论文选编》，第101页。
　　③ 延安市志编纂委员会编《延安市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