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区政权属于革新型的战时政权模式。所谓革新型，是指它在原有的基础上较大地改善了自己的成分，重新确定了自己的目标及其治理方式。所谓战时政权，是相对于和平时期政权而言，更注重了效率、集权和处置突发、重大事件的能力。
　　将边区政权确定为革新型的政权模式，首先是因为它非土生土长，而是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奠定在西北地区的产物。中央红军到达西北苏区时，西北苏区正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危机。内部，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已经夺取了西北苏区党政军的领导权：撤销了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成立了陕甘晋省委；改组了西北军委；以“肃反”的名义，将其主要领导人刘志丹、高岗、马明方、习仲勋、张秀山、杨琪、刘景范、马文瑞等打成“右派”、“反革命”，关的关杀的杀。外部，国民政府军(主要为东北军和西北军)对西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尚未结束，军事压力仍然很大。
　　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到达西北后，迅速组成了以洛甫(张闻天)为书记、罗迈(李维汉)为组织部长的中共西北中央局，取代派驻西北代表团；组成了以博古(秦邦宪)为主席、林伯渠为财政部长的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撤销了陕甘晋省委；将西北红军——红十五军团与中央红军合编成红一方面军，以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撤销了红十五军团。同时，解放了被关押的幸存者刘志丹等人，从而结束了王明路线造成的“内忧”。红一方面军发动直罗镇战役，全歼东北军一〇九师和一〇六师一个团，解决了第三次围剿造成的“外患”。
　　抗日战争时期边区政权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可见，抗战时期边区政权是中央红军北上的产物，从形态到组成人员都彻底改变了，完全不是黄土高原“原生土长”的了。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到边区党的领导机关西北工委(以后改为陕甘宁边区中央局、西北局)、边区政府，这两大高素质的领导群体，对边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目标确定等，也远非边区原有的领导群体可比了。
　　将边区政权确定为革新型的政权模式的另一理由是，区别于当权的蒋介石统治集团，中共希望建设一个民主、公正、富强的新社会，当这一理想逐步明晰之后，毛泽东发表于1940年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可说是一个标志，就要有一个示范区，以对内试验、对外展示自己的治国方略。而边区因为各方面条件都比较理想而被选中，从而成为中共新国家建设的“试验区”。
　　说边区政权属于战时政权，则是因为边区正处于战时状态，面临着两大敌人：一是日本侵略军，这是主要的。当时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抗日救亡是压倒一切的民族大义。边区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同时也面临着日本侵略军进犯的威胁——日本侵略军已兵临黄河东岸、虎视眈眈。二是蒋介石的政府军，经常挑起“摩擦”。1939年年底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等通电全国，反对政府军枪口对内进攻边区，电文说：
　　乃自本年三月流行所谓防(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以来，压迫之风，起于国内。湖南有平江惨案，河北有张荫梧事件，山东有秦启荣之进攻，河南有确山县之流血。而在西北，则高呼消灭边区，打倒共产党，环边区之四周，处处进攻，迄无宁日，以正规之国军，行对内之战斗。于是宁县镇原则被围两月，栒邑则杀人夺城，鄜县则重兵压境，靖边则扰乱无已，安定则两次袭击，而绥米河防区域之专员何绍南则日谋所以破坏防军，暗杀八路人员……蒸日九十七师千余人及保安队袭攻宁县，我驻军罗营长受伤，兵士死伤过半；寒日九十七师二千余人袭击镇原，我驻军王营死伤百余，两城均被九十七师夺据。现复集中大军准备向庄、合进攻。陕西方面，则闻正在计划夺取淳化鄜县，准备进攻延安。①
　　一面是日军伺机西渡黄河进犯边区，一面是蒋介石的政府军再三摩擦滋事，这就不能不使边区政权蒙上战时体制的色彩。
　　边区政权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由于顺应了时代、民族、社会的潮流而得以生存和发展，边区社会也因此而获得新生并走向辉煌。边区政权的这种“顺应”，从政治学的角度说，包括正确的政治路线和一系列相应的方针、政策；就政权形态而言，包括以下诸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