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及其前后的片断回忆
谢珂
张学良将军是近代历史人物之一，我忝列旧属之末，特将西安事变和其前后，亲见亲闻有关张将军的片断披露出来，作为历史的参考资料。
被迫下野赴欧游历
1933年1月3日，榆关被日军第八师团攻占，同时，日军集中力量向热河方面侵犯。2月17日早，张学良偕宋子文分带汽车四十余辆赴热河视察军事，借作防守计划。不久，热河主席汤玉麟放弃承德，不战而退到滦平，万福麟军抗战不利，很快把热河天险失掉。当时，喜峰口、古北口有黄杰、关麟徵的部队，蒋介石用以监视其他抗战部队，不令应援。
蒋于3月9日由赣专车开抵保定，张学良、宋子文到保见蒋。蒋对张说：“现在中国大局危险万状，你我两人好比共乘一只漏船，先下去一人，才能挽救船沉，你看谁先下去好?”张学良当即表示，愿下台挽救危局，蒋当即面允辞职。张于3月10日由保定返回北平，特令军分会赶办结束，召集各将领训话，并会商善后办法。经过通夜讨论，关于一切军政善后事项，均做出具体决定，并于清晨发表下野通电，准备离平。
3月12日，蒋介石电何应钦，以军政部长名义代行分会职权，何应钦见蒋以后，于12日到平接事。
张学良由平赴沪休养，治疗素疾，于4月间与端纳等一行赴欧考察游历。先到意大利居住，时间较长，继到英法等国首都各处游览，历时约八九个月，于1934年春，返回祖国。抵沪时，除蒋派中央要人代表欢迎外，东北方面的人士和旧属到沪欢迎和陆续来见的，络绎不绝，充分表现出对张回国有无比的热爱和亲切的关怀。
豫鄂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
1934年春张学良回国后，日本继续侵华，国内仍在分裂。张学良主张拥蒋救国，认为中国富强必须组织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统一中国非蒋莫属，倡议蒋为中国最高领袖。颇受到蒋介石一时的重视，几次见蒋。于是年夏被任为豫鄂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总司令由蒋自兼，总部驻武昌(该部于1933年5月成立)①，参谋长为钱大钧，秘书长由张推荐吴家象担任。下设有参谋、军需、副官、政务、军法、军医等处，各处人员，张均有权安置，或从他方调用。当时随张的东北旧属有吴家象、杨毓珣、马兆琦、周从政、温间芳、赵鸿翥、张政枋、金奎璧、贺奎、冯庸等，分任秘书长、处长、高参、参咨议等职。我于5月间由南京被调为总部高参，另有科长级以下旧属约数十人，分别在各处工作。
蒋介石为了对付红军，加强反动的内战，又因华北自《何梅协定》②后，日本要求撤退华北驻军。因此，蒋下令在华北的东北各军，分期分批调驻华南“剿共”。5月间，首调刘多荃的一○五师三个旅，开驻武汉和鄂南咸宁等处布防。继调何柱国五十七军驻鄂东麻城、宋埠、黄冈一带，调王以哲六十七军和五十三军的周福成一二九师到河南的潢川、商城、固始等处。计划对三省边区的红军伺机围攻。五十三军(除周师)调驻保定，并分驻平汉线北段。五十一军附一三○师随于学忠调甘肃驻防(于调为甘肃省主席，兼川陕甘边区总司令)。
7月间，五十七军在麻城附近与红军一次激战，在白雀园、沙窝集一带被红军袭击，损失颇重，一○九师田泽民团伤亡过半。各部对红军出没无常的机动战术，颇有戒心。因此，总部密令各部以后对红军作战，不要单独出击，多采取稳打稳扎，或守势防御，无命令各部不准冒险出击。
总部为了与各军密切联系和指挥方便，于9月间在潢川设一临时指挥部，派我带少数干部到潢川组织。必要时期，高级领导可亲到该地指挥。旋以红军的主力由豫鄂皖边区向陕西方向出走，骑兵和六十七军奉令向陕南方向尾追，该指挥部于11月间撤回武昌。
武昌行营主任
1934年12月底，蒋介石在庐山召集会议，张学良应召赴庐。随去的有吴家象和我等，约计十余人。会议内容，主要是因红军已退出江西根据地，向西南方向进发。为了便于指挥西南各省方面的军事和容纳撤销各方面的机关人员，组织武昌行营。把南昌行营撤销，再以保定行营和豫鄂皖三省总部合并，设一个大型的机构。另外需要的人员，再由军委会调拨。此外，是把中央军和杂牌军进行一次整编。东北部队，由东北军方面派专人负责整编。
关于行营组织，经开会讨论，交换意见，编制和人事安排均在庐山做了决定。
陆军整编的情况，由熊式辉负责主持，多次召开会议，原则上亦已决定。详细具体办法，再由陆军整理处拟定具体计划，请示办理。
张学良和随员等于1935年1月间返回武昌，三省总部即行撤销，筹备武昌行营的建立。
(一)行营的编制和各单位负责人员一览
委员长蒋介石(侍从室人员编制在军委会)
行营主任张学良
参谋长钱大钧
秘书长杨永泰
行营主任办公处(由办公室改称)处长谢珂
第一处(参谋)处长晏勋甫，副处长刘祖舜。
第二处(军需)处长熊仲韬，副处长闵湘帆。
第三处(总务)处长米春霖，副处长汤国桢。
第四处(秘书)处长吴家象，副处长王玉科。
第五处(政务)处长甘乃光，副处长周从政。
第六处(农村经济)处长陈振先，副处长文群。
政训处处长贺衷寒，副处长袁守谦。
陆军整理处处长陈诚，副处长杨正治。
另有军法军医和其他业务各处。
参咨议顾问等编制在外。
综合各单位的人员约在一千六百多人，以陆军整理处人数最多。东北系的工作人员，约有二百余人，主任办公处为最多，其余分在各处工作。
(二)各级领导和各单位的职权概况
各级职权均有详细条例规定，以下仅将记忆的要点概略叙述。
行营主任承委员长之命，督率参谋、秘书两长处理有关军政的文电和执行即定的各项计划；
参谋长对各处送来的一般军事文件，可代划发，特殊和重要的事件送行营主任处理；
秘书长对各处送来的一般行政文件，可代划发，特殊和重要的事件送行营主任处理；
秘书长杨永泰离职时较多，通常委托秘书主任罗君强(后为汪伪汉奸)代划。
有关参、秘两长共同事项，得会签行营主任处理。
主任办公处的任务和各科的职责：该处办理有关主任的文电和主任交办事项，并负责转呈参、秘两长送来的文件，及转发批阅完了的文件等事。
第一科(秘书)科长洪钫兼机要秘书，有关机密电报和文件得亲送主任批阅；
第二科(调查)科长陈昶新(后为特务)关于东北军的军风纪和情报，得向主任报告；
第三科(特务)科长戴笠兼，由副科长代理，各方面的情报，均直接向蒋介石报告；
第四科(总务、保卫)科长谭海兼，由科员代理，担任本处总务，并对行营主任负保卫的责任；
其他各处任务从略。
(三)行营主任宿舍的概况
主任宿舍在武昌徐家棚车站，距行营约十余华里，张学良每天除按时到行营办公外，其余时间多在宿舍处理要公，有时达到深夜。正式会客在行营，关于特别约定的或旧属多在宿舍会见。
保卫方面有手枪营四个连，驻徐家棚，营长周文章。该营装备精良，每个士兵有长短枪各一支(匣枪与轻机枪)，列兵完全军士待遇(到西安后改为特务第二营，孙铭九为营长，参与事变捉蒋)。
宿舍中经常住有指派的参谋、秘书等，或其他调用的服务人员。这些人办理张指定的任务，有时与张一同吃饭，有时谈论时事或研究问题。孙铭九系二科少校参谋，管理张的私人信件；苗剑秋系额外秘书；应德田系一科科员，常被派调查情报，或研究问题。这三个人到西安以后，成为激烈分子领导的核心，发动了“二二”事件。
一次，王树翰(北平政务委员会秘书长，东北名流)因事来汉口见张。米春霖、吴家象、杨毓珣和我到汉口欢迎，饭后打牌为戏，事为苗剑秋得悉，晚间在宿舍长吁短叹，痛哭流涕。张学良询问情由，苗报告后，说这些人不理政务，从事玩乐，应加谴责。张颇受感动，后曾召集处级人员训话，并道及打牌的事，勉励个人以后要努力尽职云云。苗又曾找王面加责问一次。外间称苗为疯子，苗亦以此自重。王回京后，常向人道及此事。这说明张回国以后，励精图治，重视青年，愿接受他们的建议，有积极要求进步的新作风。
另外，有王以哲的侄子王育才，因“思想左倾”，在武汉被特务逮捕。张学良找到宿舍几次谈话，了解他是反对内战，思想偏激，过了数月，张亲自批准把他释放。这说明张对爱国进步的青年有保护的热忱。
(四)东北军整编的情况
东北军整编的任务，最初张学良拟调王以哲担任，王不愿脱离军队，并请陈诚向张代说作罢。后才调杨正治担任此职。步兵各军在华北曾整编过一次，且正在与红军作战，不易抽调，因此未加整编。东北军骑兵与中央所属骑兵一部，编并为骑兵第二军。整编后，该军所属的番号：计有骑兵第三师郭希鹏，第四师王奇峰，第六师白凤翔(原第五师刘桂五编并为团长)，第七师门炳岳(原属中央)，第十师檀自新，军长为何柱国。所遗五十七军由董英斌接充。
西北“剿总”副总司令
武昌行营因西南各省军队已被红军冲破，指挥上失灵，遂办理结束。一部人员由贺国光组成参谋团赴川协助刘湘“剿共”，一部人员随张学良组织西北“剿总”到西安。关于西北总部成立的情形，分述如下。
(一)行营撤销与西北总部的成立
1935年10月，红军已通过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等省，越过雪山草地，分头北上，把国民党的军队远远落在后面。一部已达到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合，武昌行营失去了指挥的效能，因此撤销。蒋令贺国光带参谋团赴川，令张学良统率南调的东北军开赴陕甘，对红军作战，并令在西安成立西北总部，张学良为副总司令，总司令由蒋自兼，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归总部直接指挥。
张学良奉令后，分电骑兵军开驻咸阳，一部开到甘肃境内布防，五十七军开赴陕西西安北部，六十七军由陕南向洛川前进，一○五师开驻西安。
总部的工作人员除由武昌调用外，另由北平调用一部。武昌调用的人员令星夜赴陕，关于未了事项派米春霖办理交代后赴陕。
(二)西北总部的组织与东北军调陕甘的部队
1．参谋长的问题
当武昌调用人员赴陕的前一天，张学良找我，说：“老谢，你可以回南京去了!”我说：“为什么?”张说：“你南京不是有名义么?西安没你的位置!”我说：“我不要什么位置。”张说：“办公厅主任已确定了老米，参谋长我们自己不派，为了向中央紧密联系，必须请蒋先生派。”我说：“我随您多年，从未要过什么位置，我要到西安去。”张说：“好，我任命你为高参，你帮老米办理交代任务，完了即去西安。”过数日，我与米同赴西安，张任命我代理总部参谋长。关于参谋长的问题，张认为也是一件重要事项，顺便把经过叙述一下。张在武昌时与钱大钧相处很好，这次已向蒋请妥，派钱到西北担任此职。钱以资格较老不愿离蒋到西北就职，迟滞很久，后来发表贺国光为参谋长，贺亦不愿来，最后任命晏道刚(晏系蒋侍从室主任，在南昌时由贺国光推荐，与蒋无历史关系)，晏到西安已是4月间了。张即派我着手组织西安军警督察处，担负西安的治安责任。
2．总部的编制和负责人员
总司令蒋介石兼；
副司令张学良；
参谋长晏道刚(“双十二”后为董英斌)；
秘书长吴家象；
办公厅主任米春霖，副主任洪钫；
第一处(参谋)处长徐方，副处长邓玉琢；
第二处(军需)处长闵湘帆，副处长温润芳；
第三处(总务)处长马兆琦(“双十二”后为王尔瞻)；
第四处(政务)处长周从政(后为卢广绩)，副处长王抚洲(特务)；
交通处处长蒋斌(后为陈先舟)，副处长宋学礼；
军法处处长赵鸿翥；
军医处处长刘荣绂，副处长任作楫；
粮秣处处长张政枋，副处长高嵩山(后为胡广和韩宗琦)；
军警督察处处长谢珂，副处长马志超(西安公安局长，特务)、杨震亚(宪兵第一团团长，特务)；
机要组组长黎天才，副组长陈昶新。
以上编制约计五百余人，高参、参咨议、军官队在外。
3．调陕甘的东北军番号
五十一军三个师，军长于学忠；
五十七军三个师，军长董英斌(后为缪澂流)；
六十七军(内有五十三军一个师)四个师，军长王以哲(后为吴克仁)；
骑兵第二军五个师(门炳岳师后调绥远)，军长何柱国；
—○五师(相当军)三个旅，师长刘多荃；
一○六师(石友三部改编)，师长沈克；
炮兵团，团长刘佩苇；
工兵团，团长杜维纲；
辎重兵团，团长唐述吉；
特务第一营(王树常卫队营)，营长王玉瓒；
特务第二营，营长孙铭九。
(三)东北军在陕北与红军作战的情况
1936年春，总部下令六十七和五十七两军，向红军进攻。3月间，六十七军的一一○师在甘泉大小劳山战役中被红军包围，师长何立中身受重伤，抬到甘泉即行毙命，全师损失殆尽③。五十七军的一○九师前进到富县直罗镇，通过一个很长的隘路，红军在两旁的山上出击，师长牛元峰被击毙命，全师几于歼灭④。同时一○七师亦遭红军的突袭，损失一团，是役团长高福源和营长被俘数名⑤。总部下令停止前进，退后收容，红军亦未继续反攻。
张学良向中央报告两个师的损失情形，请与补充，何应钦极力反对，未与补充，并由军委会严加申斥。另外军政部在军费项下扣除了100万元，据说是扣张学良以前在北平军分会时的欠账，因此影响东北军的发饷，张亲到南京交涉，未有结果，张对此事极不满意。
东北军经过这次损失，自动与红军形成停战的状况。不久红军释放了被俘的团长高福源，又派李克农作代表向东北军接洽。张学良乘波音机飞到洛川一次，然后又到延安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交换意见。两方停战的状况更趋于稳定的态势。
(四)蒋张的种种矛盾
包围陕西省国民党省党部
张学良多年以来以东北讲武堂和东北大学为他的政治力量，尽力培养。1935年12月9日，北平发生“一二·九”运动，东北大学的学生有被逮捕的，张曾派人持款到平慰问，又亲自打电报要求宋哲元营救，这说明张对学生们的关怀和热爱。1936年暑假期间，邀请东北大学学生在北平学运中的骨干分子数人，前来西安，刚到西安，即被陕西国民党省党部的特务逮捕，拘押于密室，准备送往南京。张闻信立即派军队包围了该部，救出马绍周等人，并搜出蒋介石对西北军与东北军的挑拨密件。事后南京国民党中央来电质问，张答，我是中央委员，不应在我防地秘密捕人。经过这次斗争，张学良反对南京法西斯的做法，其态度已甚显明。
创办王曲镇军官训练分团
1936年7月间，张学良请准在西安设立军官训练分团，召集东北军和西北军连长以上的军官和干部轮流集训，以一个月为一期，第一期教育长为王以哲，后为董英斌。下设总队、大队和分队，每期五六百人。训练的精神，主要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救国”为中心思想，并令学员们唱救亡歌曲，如“打回老家去”等，提高学员们的爱国思想。地址在西安东偏南的王曲镇，约距城四十华里，该地筑有简单宿舍和饭厅，张学良常宿在新建的窑洞内，常亲自讲话，与学员们一同吃饭。并邀请进步人士讲解时事。另外在西安东城门楼上又招收了许多学生，分批教育抗日救亡理论。据闻有中共派人指导，最后人数达到了几千。这样教育训练，已违反了蒋介石的“剿共”主张，蒋曾发有立即停办的指示，但张未加理睬，仍积极地办理。
蒋宪兵团向十七路军的挑衅
1936年8月，宪兵团在西安城门扣留鸦片一卡车，团长杨震亚认为是杨虎城军队贩运的，向参谋长晏道刚报告，晏拟即请南京彻查。张学良闻知，认为这是地方性的案件，应交绥署处理，当即批交绥署，杨对张的处理，颇为满意。
(五)蒋介石到西安后的动态
洛阳祝寿
由特务们的各种报告，蒋介石知道西北局势有了不稳的情形，张、杨亦难以分化。1936年10月下旬，亲到西北，约张学良同逛华山，想用他的“安内攘外”理论，说服张学良使之继续“剿共”。但张乘此机会，多次陈说利害，应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并介绍红军的爱国热忱和部下的抗日高涨情绪。蒋介石坚不采纳，并严与驳斥。10月底，蒋到洛阳庆祝五十大寿，要求各方捐献飞机。张学良、阎锡山等均到洛阳参加。张把抗日救国思想向阎道及并请阎向蒋建议，阎说蒋刚愎自用，不能接受意见，仅向张表示好感，希望以后有事再取联络。
王曲镇训练团的发怒
蒋由洛阳祝寿毕，即赴西安，驻临潼华清池，临潼距西安40华里，蒋每次进城，张均随时向蒋建议停止内战，说部下全不愿继续“剿共”，愿打日本。蒋不相信，决定到王曲镇军官训练分团训话，集合了军官干部千余人，除学员外，总部和绥署中上级职员均到，蒋登台后，开始发表“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一些空洞谬论，讲到最后，精神紧张，挥动双拳，指向怒众，用尖长的声音，以责问的口气说：“你们这些糊涂军官们，为什么不打当前的敌人，偏偏要打几千里地以外的敌人，你们是何居心?你们还有心肝么?你们这些反常的举动，我绝不允许的!”说时以掌击桌，以足踏地作响，表示极端愤怒。蒋走后，各个心情愤慨，均表示不满。各处所贴“安内攘外”的标语，均被扯去。另有驳斥蒋的传单发现，蒋向张学良要“左倾分子”的名单，要把这些人全都关起来。并宣称要把东北军调到福建整编，十七路军调到河南整编。这是当时西安众所周知的消息，同时调遣嫡系军队准备即到西北接防，继续“剿共”。蒋系的高级将领亦陆续来到西安，如蒋鼎文、陈诚、朱绍良、陈继承等均住西京招待所，西安空气顿呈紧张的状况。
“双十二”的前夕
12月9日是“一二·九”运动周年纪念日，西安市的一万名大中小学生游行示威，喊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口号，先到总部和绥署请愿，大队通过大街时，蒋介石的宪兵鸣枪示威，当时有一流弹击伤了东望小学的一个学生，群情极为愤慨，要求到临潼见蒋介石请愿。大队直向华清池方向进发。张学良向蒋打电话报告情况，蒋回话，要严厉禁止，不听即可开枪射杀。同时华清池周围架起机枪，准备对学生屠杀。张学良得此情报，乘汽车先到灞桥(距西安20华里)拦阻学生，说明危险情形，要求学生们回去，把他们的意见向蒋转达。学生们仍欲前往，最后张激动地向学生们说：“你们可先回去，我决定按照你们的要求转达，保证三天以内答复你们。”学生们才回转城内。张学良当天晚间见蒋，说明学生们的请愿要求，蒋愤怒地对张说：“你是国家大员，为什么不代表我?为什么站在学生们的立场?”张认为蒋顽固到底，不能挽救。当即回城与杨虎城等密商“兵谏”扣蒋的办法。
与事变有关的一些资料
(一)“双十二”前夜，我亲见的一些情形
我的住宅距西京招待所不远，11日夜12点许，军警督察处打电话向我报告，说处内的卫兵自动撤走了(特务二营的一个排)，问带兵的排长也不知道原因，并说街上有岗，一律不准行走。到后半夜的3时许，闻有零碎的枪声，继有机枪声，心知有异。电话向各处询问，均无答复。拂晓时，我的卫士外边拾得传单，有八项主张，始知为政变。但街上不准通行，直到12日上午11时，我才乘车到新城。当时新城院内有许多人环立。张见我即问：“街上有何情形?有无死伤?”我说：“我刚才出来，街上没有什么情形。”我亦站在院中。约中午，南京派来飞机数十架，飞到新城上空，低空示威。新城周围有地下防空洞，非常坚固，人心极为镇静。
(二)西安军警督察处的成立
西北总部成立后，西安各军所属的办事处、留守处等，不下一二百个，散兵游勇，地痞流氓，到处皆是，地方的抢案和人命案每月多起，所谓中央军和地方军的纠纷极多。蒋介石的宪兵团与杨虎城的宪兵营时起冲突，总部特务第二营与蒋的宪兵时常打架。因此，成立了西安军警督察处，调和中央和地方的军队冲突，以及解决各留守部队相互间发生的矛盾。但主要任务，还是负担地方的治安。总部特务第一、二两营，炮兵团和绥署宪兵营，均划归该处指挥。处长由总部指派谢珂担任，副处长两人派公安局长马志超和宪兵第一团团长杨震亚兼任。处内职员由各机关调用，该处成立以后，各部的纠纷逐渐减少，又连续破获抢案人命案几起，地方得到一时的平静，其中有价值的破获案件，均披露在《西京日报》上，对出力人员均予以鼓励。但关于政治性的问题和案件，该处不予处理。
一次陕西绥署有秘书两人失踪，总部令该处详查，我找杨震亚办理，杨当时摇头不语，最后说不必查了，暗示两个人已秘密处死了。类此事件，不一而足，“双十二”事变发生，绥署把杨震亚处死，有其一定的因素。
(三)张学良庐山的谈话
1934年底，蒋介石在庐山召集会议时，一天旅舍无人，我向张建议，可利用这次整编的机会，把东北军重行掌握。当时张急向我说：“你真是一个大傻瓜，现在蒋先生正疑心我们，何能提出这个问题，我想将来总有方法做到的，假如中国真被蒋先生统一了，我情愿把东北军完全交出去。可是，我想中国这样的复杂，蒋先生很难统一起来，如果我再把军队掌握，随便叫我下台，我是决不干的。”言下有些感慨。以上谈话，当时我未加深察，从未向外道及，“双十二”事变后，我才感觉到蒋在保定逼张下野，是排除异己，专为施行个人的独裁，是一种阴谋，这是张平生最痛心的一件大事。回国以后，倡议拥蒋，是为了再掌兵权，作为报父仇收东北的资本。蒋这次来到西安，对于张的建议毫不理睬，并有重演逼张下野的趋势，不知张的爱国复土思想，早为中共所支持，又为全国人士所谅解，大非昔日群呼为不抵抗将军的时代了。蒋脱离群众，一意孤行，而张的热爱祖国，高于一切，两相抵触，遂演为张学良扣蒋的主要因素。
(四)事变后西安方面的各项措施
张学良召集部属讲话
13日上午8时，张学良召集总部各处职员讲话，说明事变的原因。略谓：这次事变不是为了个人的争权夺利，而是为了使全国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蒋委员长为群小所包围，坚持内战，我屡次进言，忠心耿耿，全不接受，仍支持“剿共”的内战主张，万不得已，才使用兵谏的方法，把蒋委员长暂留西安，促其反省。我绝对保护蒋个人的安全。至于对蒋做何决定，我个人不作主张，听候全国各方面群众的意见裁决。
在蒋权时代，无论何人开会讲话，一提到蒋委员长的字样，大家一齐立正致敬，这是法西斯对领袖的一项规定。此次张学良讲话，态度极为平静，提到蒋介石时，仍然称蒋委员长，但当时人们虽然听到，无一人立正，说明群情对蒋的愤怒，并对这个法西斯的规定形式，极不同意。
各军队的布防情形
渭南为主要防线，其东方的赤水镇为前进防线，调十七路军的三十八军和东北军的一○五师共同防守，铁路以北归三十八军，以南为一○五师，并派一部守赤水镇。五十七军开赴高陵和渭南附近支援前方。六十七军与骑兵第三师在甘肃六盘山一带对胡宗南的部队采取监视防御的任务。胡迫于当时的形势，曾致函张学良，请求保蒋生命，愿一切服从张的命令，言词恭顺。此函由一二九师王理寰团长转递。他部陆续向渭南方面集中调动。红军派一部向灞桥附近开动，作为后方应援的部队。
西安成立戒严司令部，派孙蔚如兼司令，对西安城防负保卫的责任。总部参谋长派董英斌充任，所遗五十七军军长职务，由缪澂流升充。总部以特务第一、二两营为基干，改编为特务团，以孙铭九升任团长，王玉瓒另有任用，所遗第一营营长以王世民升允。军警督察处处长谢珂调为总部高参，遗缺以孙铭九兼充。
(五)事变后各方面的动态
l．南京何应钦自任为讨逆军总司令，派顾祝同统率大军由陇海线向西进军。令樊崧甫军坚守潼关待援，并令派遣一部到华阴、华县一带对西安方面的军队进行监视。桂永清教导团请为前锋，派其星夜带队向潼关进发。另派飞机轰炸赤水铁桥，并对西安方面的渭南和赤水阵地，进行侦察。
2．汪精卫在国外闻西安事变后，抱着夺取政权的野心，急速由欧返国。
3．端纳于12月14日飞到西安，陪同蒋介石(蒋不愿移出，经端纳劝说才移)由新城移到金家巷特别准备的宿舍内。而后，宋子文、宋美龄先后飞到西安。
4．阎锡山回电西安，措词极为狡猾，多方质问，认为把蒋扣留，将何以善其后乎等论调，并要求把蒋介石送到太原，对于事变，不表同情，有投机观望的态度。
(六)释放蒋介石的经过
西安方面以和平方针处理事变
张、杨在事变后召开高级会议，讨论事变后的处理方针，并征请周恩来代表的意见，周主张以团结抗日为目的，如蒋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可以释放。同时苏联《消息报》指出，中国发生内战，有利于侵略者。开会讨论的结果，因国内外的形势复杂，共同主张用和平方针解决事变的各项问题。
蒋介石承认条件
张、杨接见宋子文和宋美龄以后，对南京汪、何窃取政权的阴谋更加明了了，同时周恩来代表向蒋劝告，并说以大义，蒋答应了西安方面的主张，并应允对参加事变的人员不加追究，一面又亲电南京，不准对西安轰炸。数日以来，经过各方面的交换意见，释蒋主张已达到成熟的地步。张、杨根据决议，先释出蒋鼎文，令其见蒋介石后，即日飞返南京向何应钦传达西安问题和平处理的方针，并对蒋介石的安全负完全责任。
张学良送蒋被扣
西安各高级领导经过讨论，已同意和平方案，决定于12月25日释蒋回返南京。是日下午张学良、杨虎城等送蒋到机场，张学良决定陪蒋到南京。当时有些人劝阻，认为蒋手段毒辣，不讲信义，张坚决要去，并云“主张既已实现，成功不必自我”，遂分乘飞机与蒋同时起飞。到洛阳飞机降落时，蒋假意让张返回，张仍坚持前往。抵南京后，蒋竟背信扣张。当时有些人认为张的送蒋纯是出于救国热忱，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在旧社会中实属罕见。又有些人对于西安事变的评论，认为西安局势，若是阎锡山绝不敢扣，如为冯玉祥敢扣不敢放，惟张学良能扣能放并能送。这虽然是一种假设，而送蒋一节，实际上充分表现出张学良是坦率豪爽，为了热爱祖国，敢于牺牲一切，公而忘私，绝非争权夺利之辈所能做到的。
南京与西安的谈判经过
(一)蒋介石飞抵南京
拍照留作纪念
蒋乘飞机到南京不久，被扣的大员们也被释放飞抵南京。蒋令一同拍照，作为留念，忽见晏道刚在内，当令其走开，认为晏在西安有愧职守，予以半载的拘留处分。
对张学良的处分
蒋到南京后，利用戴传贤、何应钦为首的反张派建议，以劫持主帅的罪名，判处张学良徒刑10年，然后又用国府命令特赦，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的处分，以便无限期的拘留。
电西安派代表见顾
蒋以西北形势，尚处在战时的状态，需要迅速解决，恢复常态。到南京后，即电西安速派代表赴洛阳见顾祝同，商讨西安的善后事项。
(二)西安方面与顾祝同接洽经过
谢珂奉令赴洛
12月28日，西安派我为代表赴洛阳见顾祝同，行前见杨虎城将军(张赴南京时委托杨负责西北方面的军事)，请示接洽方针。杨表示，我们希望以和平方针解决问题，如中央军不采取进攻，我们绝不前进。当日我乘火车到渭南，再乘卡车到赤水，越过两方面的战壕，再乘车到达潼关。先见樊崧甫，说明来意，然后由潼关乘火车赴洛阳见顾，转达西安的和平愿望，并希望派代表到西安接洽。翌日顾派祝绍周(洛阳警备司令兼军分校教育长)与我一同乘飞机到西安，我陪祝到绥署见杨虎城，当时我即别去，谈话情形未详。
西安代表二次见顾
顾祝同于1937年1月中旬进抵潼关，所率大军已通过赤水逼近渭南，对西安方面形成了包围形势。南京又电西安派代表到潼见顾，商谈解决事变后的具体方案。西安接电以后，由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等高级将领开会讨论，决议派米春霖、谢珂为代表，赴潼关见顾，商议善后事项。杨虎城又派个人代表李志刚到潼关协助。西安方面推举何柱国负责向顾谈判，利用长途电话或用电报讨论问题。何与顾系同学，谈判较为方便。
米春霖与我奉令到潼关以后，由陇海路局长钱宗泽招待食宿，翌晨米与我到卧车上见顾，车上装有长途电话，可直接向西安通话。顾拟先谈三个问题：(1)东北军的移防问题；(2)发欠薪与移防费的问题；(3)中央军的接防问题。认为这三个问题决定以后，其余事项可迎刃而解。米春霖由长途电话向何柱国报告，说明顾提出先谈三个问题的意见，何回电话，可按三个问题进行商谈。正式商谈从1月下旬开始，我们当时带有西安的方案，现在已记忆不全了。
每个问题，先由我们负责转达了双方的意见，双方负责人并不直接通话，以便留有研究的余地。关于已解决的条文和数字，除电话传达外，再以电报补充，以昭信守。因此，商谈的时间较长。
双方不同之点
西安方面主张东北军调驻甘肃和陕西西部，在谈判中，总部已有一部分人员派到邠州，筹设驻地，准备将来东北军全部西开，欠薪和移防费至少450万元。顾主张东北军调到河南中部与安徽西部驻防，欠薪、移防费以200万元为标准。
西安方面对协商的问题，由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等集体研究解决，在必要的时候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参加意见。潼关方面，由顾祝同与其参谋长赵启*(左马，右彖)和卫立煌、刘峙等解决，重要的请示南京。我们在潼关交涉谈判中，陈诚(渭南方面的指挥官)每天到卧车上探听双方和战的消息，陈主张对西安采取军事行动，他虽不能参加意见，但他所部的防线与对面西安防线每天开火，意在挑起战事。我与米向顾提出要求，认为此事对双方和平谈判不利。顾说：“我不下总攻击令，局部冲突不能引起大战。”随后顾选择另外一处密室，远离卧车，装设长途电话，每天与西安约定上下午的一定时间，开始双方商谈。1月底，商谈的条件已接近成功的时候，不幸在2月2日西安方面发生了一次事件，打死王以哲等的惨案，双方商谈暂时停止。
(三)西安“二二”事件
1．张学良被扣后的西安形势
张学良送蒋前，西安方面的军事委托杨虎城主持，东北军方面的军事委托于学忠主持。张即被扣未归，西安方面的人心呈现复杂的现象。蒋又派优势兵力压境，西安军事陷于被动的形势。各高级将领和中共代表，了解蒋方不敢采取军事行动，以速其亡。但中下层不能彻底了解，思想上亦比较混乱，主战主和议论纷纷。南京的特务和亲日派的托派分子(张慕陶奉日特务机关指示到西安)，潜在市内做破坏工作，飞短流长，制造分裂，更使人心浮动，无一定的主宰。
2．孙铭九扩充力量
事变以后，孙铭九升任特务团长兼西安军警督察处处长，已增大了力量，与苗剑秋、应德田三人(外间称为小型的党政军)，组成了一个激烈派的团体，另有陈昶新、张建中(后陈、张为特务)、刘佩苇(外号假牌拿破仑)、杜维纲等二十余人参加，时常秘密集会。张学良被扣以后，孙铭九极力扩充实力，一天，向参谋长董英斌要3000支步枪，成立抗日先锋队两个团。以东城门楼上训练的学生为基干，并要数万元的开办费，董不敢不发，当即批准。这是我在办公室亲见的，其他要何用品，均得批准。因此孙铭九的气焰高涨，声势亦大，该团且随时秘密捕人，自扣押蒋斌以后，外间不明真相，更造成恐怖的现象。闵湘帆步行秘密逃出西安，说明当时一些人的恐怖心理。
3．1月末的重要决定
西安释蒋，本无作战的主张了，因扣张以后，大军压境，西安不能不重行备战。连日以来，潼关谈判的条件已接近妥协，几位首脑人物，拟召开一次会议，决定最后的和战问题。1月31日由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集议，并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参加讨论，另有处级有关人员列席参加。首请周代表发表意见，周主张团结对外，不要搞内战，认为内战发生只有利于敌人。在场人员发言，无何分歧的异议。最后于学忠总结性发言，以为协议条件即已接近，应放弃内战，以团结对外为惟一的原则。这次会议，对于双方的谈判又推进了一大步。
4．孙铭九访王以哲
孙铭九闻双方谈判接近成功，2月1日访王以哲探询详情，王答，现在我们全国应团结对外，放弃内战，对于南京决议采取和平政策。孙以张学良被扣未归，对南京不能采取和平政策。王因病体未愈，未有耐心详细解释，言词间有些抵触情绪，孙悻悻而出。数日前王的至友劝王，注意防范危险，要派兵保卫安全，王未在意，亦未派兵保护，致遭惨祸。
5．惨案的经过
孙铭九见王以哲后，以为他们的主张不合，极不满意。遂召开秘密会议，应德田最为激烈，杜绯纲痛哭流涕，说这些主和的人受了蒋介石的收买，所以不管张学良的安危，向蒋介石投降，我们决心用激烈手段对付这些主和派。翌日，孙铭九即分派心腹，分头刺杀王以哲、蒋斌、徐方、宋学礼四人。刺杀王以哲的是特务二营三连连长于文俊，于是王以哲的学生，当时带兵一班，直到王以哲宅，推门而进，王正蒙被休息，于即连开数枪将王击毙，倒在床上，并将王的私有财物抢掠—空。事后由该营二连连长刘凤德要出，交与王夫人收存。于当时未逃，翌日被王以哲的卫士捉捕枪决。宋学礼是王以哲的副官处长，刺杀原因，是王的近人。徐当时到新城开会，回途被孙铭九派人抓捕，交军警督察处拘押，不久在该处枪杀。临毙时，徐要求写遗嘱，不许，连击数枪而死。蒋斌在押，就地枪杀。当日夜间派兵又到何柱国宅搜查，适何在新城，未被杀害。于学忠由杨虎城派人接入新城居住。以孙铭九为首的这次暴动，有些人认为受托派的影响，因而从事破坏。暴动以后，群情愤怒，各方要求惩凶。3日夜间，孙铭九、苗剑秋、应德田三人，秘密经过三原逃往他处避难。
孙铭九逃跑以后，特务团归于学忠指挥，以后把特务第一营暂交五十一军。第二营为孙铭九所带，军纪不严，军队东调时，把全营四个连分配到四十九军、五十一军、五十七军、六十七军四个单位改编。抗日先锋队改编为一一○师，派张政枋为师长，归于学忠的五十一军指挥。
(四)双方继续商谈
1．协商的条件
2月3日晚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三人逃跑后，西安与潼关翌日即恢复了谈判。西安经过这次暴动，证明领导方面顾全大局，主张团结对外，和平是出于至诚。不久，双方达成协议，主要各项条件列下：
第一、东北军全部移驻淮河流域，归于学忠统率，其他防地另行协商；
第二、何柱国调升安徽省主席；
第三、西北军十七路军暂时不动；
第四、红军向陕北移动(开到西安的部分)；
第五、西安方面，欠薪和移防费250万元；
第六、中央军开驻西安，由西安至宝鸡驻一个军，开动时间顾祝同到西安再定。
2．协商后各要人的动态
杨虎城决定出洋考察，所统率的部队交由孙蔚如指挥。于学忠即回甘肃，决定不久至溪口探望张学良。顾祝同决定2月中旬到西安。何柱国驻咸阳骑兵第二军军部。
军队的调动和总部善后
(一)东北军的调动
协议条件虽然完成，以后南京均未履行。5月间于学忠仅带五十—军到淮阴，被派为江苏绥署主任。何柱国的安徽省主席亦未任命。东北军的各部均改为军政部直辖。看看以下记载，证明南京把协商的条件全部推翻，东北军从此亦纷纷地解了体。
1．谈判中投南京的部队
檀自新骑兵第十师，在渭南防守时，受南京诱惑，自动脱离防线，开赴河南许昌。七七抗战，刘峙把他改编为旅，檀带队入山为匪，后又被招降，檀被送南京枪决。沈克一○六师，当潼关谈判中，自己私派代表向顾接头(钱宗泽告知)，后该师开到信阳，沈克调升汤恩伯豫皖边区副总司令，部队交出。
2．协商后东调的部队
刘多荃一○五师改编为四十九军开驻南阳附近，缪澂流五十七军调安徽阜阳一带，吴克仁六十七军调蚌埠一带。
周福成一二九师归还保定五十三军建制。于学忠五十一军最后5月间由甘肃开动，该军与一一○师和特务第一营先开到安徽蒙城，将一一○师改编，并入五十一军的两个师内，特务第一营改为江苏绥署的卫队营，改编以后，均开到淮阴驻防，由江苏绥署指挥。何柱国骑兵第二军仍驻咸阳未动。
十七路军在东北军调动时，同时调到三原一带驻防。红军开西安的部队亦开回陕北。
(二)总部的善后问题
1．成立江苏绥署
西北总部职员约五百余人，协议完成后，有一部自动离职，大部仍待安置。成立江苏绥署的目的也是为了收容这些人员，但绥署编制仅百余正额，容纳不了，编余的是大多数。这些人留薪三个月，为绥署附员，以后到期即行资遣。这是南京不顾事实，硬性的一项决定。
2．设西安总部善后办事处
东北军调走，东北新村尚有不少家属和东北流亡人员、私立的学校，以及不在编的军官队均须妥为处理。当委派李子衡为处长，负责办理结束事宜，结束后即到江苏绥署。
3．张学良被扣后的一瞥
张在南京被处分后，到奉化溪口的雪窦寺中国旅行社住，由宪兵看守。请求探望的须经蒋介石亲批，蒋不在时可由何应钦代批。东北方面探望张的我知道有于学忠、杨毓珣、鲁穆庭三个人。据说，鲁请允许后先到奉化溪口的武岭学校住了几天，然后由学校通知再赴雪窦寺，雪窦寺距溪口约三十华里，见到张时精神身体尚好，正在阅读明史，约谈一小时，临别时，张告鲁转达王树翰代买水笔几支练字，并代请一位汉学先生学习历史。
(1961年2月)
*作者时任武昌行营主任办公处处长、西北“剿总”司令部办公厅副主任，后任军警督察处处长。
①《中华民国大事纪》1934年2月7日记载：国民政府特派张学良为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3月1日，张学良在汉口就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5日于武昌设立行营。
②1935年7月6日，何应钦将高桥所拟文稿电鲍文樾送交高桥转日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此即《何梅协定》。
③大小劳山战役，一一○师师长何立中从负伤到毙命的时间都发生在1935年10月上旬。
④直罗镇战役，—○九师师长牛元峰毙命的时间是1935年11月。
⑤—○七师遭红军突袭，高福源团长被俘的时间是1935年10月下旬。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