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西安事变
张潜华
从1934年春到1936年冬，我曾任张学良的秘书，因而对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有所见闻。特走笔记之，略供参考。
抬高蒋介石
1934年1月，张学良从欧洲归来，由于醉心于法西斯蒂运动，更进一步靠拢蒋介石，公开提出“拥护领袖”的口号。当时张对记者宣称：“此次游踪所及，深感各国人民皆能热烈拥护其领袖，使能放手做事。反顾国内，则争夺领袖者过多，猜忌斗争，阻人成功，遂至演成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亡国病症。今后全国人必须大彻大悟，容许一个领袖有试验的机会，使发生效能。”①当时有人认为这个谈话，不过是一种政治态度的表示或一种政治策略的应用而已。固然，在某一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不排除人们的这种想法，然而实际上也的确反映了张学良那时的政治主张和政治信念。所以张曾对其干部表示过这样意见：
“为了挽救民族的严重危机，不能不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为了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不能不拥护一个决定一切的最高领袖。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之所以成为铁腕政治家，正是意德两国人民热烈拥护其领袖的结果。”
“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真正具备最高领袖条件的人实在很少，但许多人却都自己在做领袖梦，争权夺利，互不相下。最近我返国经过香港时，曾晤胡汉民先生，他竭力诋毁蒋先生为人私欲过重，缺乏忠诚，不足以为民族复兴的领袖。胡的批评，固然不能说毫无根据，但环顾当前人物，在政治上、军事上真能领导全局者，除蒋先生外又有何人?”
“所以这次回国，我决定继续支持蒋先生，并拥戴他为最高领袖，容许他有一个试验机会，以便强化政治，复兴民族。如果尔争我夺，纠纷不已，只有同归于尽而已。”②后来张学良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也的确实践了他的这种诺言。
首先，张就无条件地接受了蒋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并于1934年3月正式就任了“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的副司令，积极调遣东北军参加反共战争。9月以后，原来活动于豫鄂皖的红军第二十五军，由河南的罗山地区突围长征，进入陕西南部，战争告一段落。于是1935年3月1日，张又改任“武昌行营”主任。后来，红军长征到了陕甘，蒋介石为继续进行反共战争，又于当年10月2日成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仍由张任副司令。所以这一阶段，张的政治动向，惟蒋的马首是瞻。
其次，张还主动提出取消“复东会”并另组新的政治团体的主张。当张出国期间，东北人士高崇民、阎宝航等为了展开东北救亡运动，曾在北平组织了“复东会”。这种救亡运动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正是背道而驰，所以引起蒋的注意和怀疑。于是张学良主动提出取消“复东会”，另由双方干部组织新的政治团体的主张，使蒋能够放心。后来，王卓然、王化一代表张学良到南昌晤蒋，报告了张学良劝告高崇民等解散“复东会”的情形以及另组新的政治团体的意见。蒋当即指定刘健群、邓文仪、戴笠同王卓然、王化一商谈合作问题，这就是“四维学会”产生的由来。但是“四维学会”并未达到张学良所预期的政治效果，只是单方面取消了东北的救亡运动而已。
再次，张还接受了蒋介石肃清东北军内部国家主义派的命令。“九一八”后，国家主义派就在东北军中建立了组织，翁昭垣参加东北军后，更使他们的组织有了发展，遂同蒋的政训处发生了摩擦和对立。于是蒋即电张肃清东北军中的国家主义派，予以集中训练，甄别录用。张奉命后，即派王公简(青年党中坚分子)清出一个国家主义派名单，持往东北军各驻地宣布解散青年党的组织，把他们集中在武昌总部内，由张的机要组副组长陈旭东负责考核任用。同时，张还主动把已经公开脱离青年党而又另组“国社党”的王捷侠，利用东北同乡关系诱至武昌，加以软禁，强迫王于1935年元旦发表解散“国社党”宣言，用以表示对蒋介石的无限忠诚和服从，张当时也许感到一些内疚，遂畀王以“秘书”名义，王拒未接受，拂袖而去。
另外，张还奉蒋的命令如圣旨，竟下令卫兵枪杀他的一个秘书潘玉华。潘是留苏学生，一度参与第三国际工作，后任张的机要组秘书。当时武汉中共党组织与潘联系，发现潘的墙壁上贴有一份“豫鄂皖三省剿匪军事形势图”，遂带去参考。后武汉党组织被特务破获，发现这张地图，并获悉是从潘的手中取得的，蒋遂电张负责处理。其实，这张地图非常简略，问题并不严重，但张为了避免蒋的误会，就在当天把潘拘禁起来，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竟直接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把这位秘书在徐家棚附近枪杀了。这件事在张的一部分干部中间曾引起很大的波动和非议。
在上述一系列事实中，完全证明了张学良对蒋介石的绝对忠诚和表里如一，所以在一个时期里能够成为蒋政权的一个最有力的支持者。
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根本动摇
人的思想也如任何事物一样，都不是静止的，而总在不断地发展着、变化着。在张学良的思想中，对于“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有一个由拥护和执行而逐渐转为怀疑和动摇的变化过程。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发动了新的进攻，这可以说是在“征服满蒙”之后进而“征服中国”之严重步骤。但南京政府依然做着偏安的幻梦，不仅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反而于六月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在这个协定中有一条规定着：“撤退驻河北省的宪兵、中央军和东北军”，因而激起了东北人士的极大愤慨。然而就在这一形势下，蒋介石却把东北军调往陕甘，继续从事反共战争，而对日军反一弹不发，这是多么令人不解的事啊!所以无论张学良本人或其他东北军，都不能不将反共战争是否符合民族利益这一个重大问题，给予重新的考虑。
1935年10月底，张学良从西安前往南京(我同黎天才、应德田随行)，先后出席于11月1日召开的国民党六中全会和于11月12日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的政治组上，张学良陈述了华北的严重危机以及全民抗战的主张。这时恰在11月13日中共发表宣言指出“抗日反蒋是全中国民众救亡图存的惟一出路”之后。因此，张的发言更引起蒋介石集团之嫉视，CC分子潘公展等，竟对张学良的意见反唇相讥：“对于抗战问题，必须有整个计划，决不能凭一时的感情冲动或局部的利害关系，轻率从事。现在又有人主张抗战，何以九一八事变时，竟令日军长驱直入而不抵抗?”这种居然把蒋介石下令东北军不准抵抗的责任推脱得一干二净，而蒋本人也噤若寒蝉，有意隐瞒历史真相。但张仍保持做人的风度，没有当场把内幕揭穿，可谓对蒋留有余地。
11月19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代表大会上作了“对外关系问题”的报告，充满着屈服妥协的论调。说什么国际间离合友好关系，“不应以一时的感情及局部的利害为对象，其间权衡缓急，比较轻重，以定决策。”“吾人果能自立自强，则今日之敌未始不可成为明日之友。”蒋的这个对外问题的基调，不能不使张感到极大的失望。
正当张学良因抗战问题而感到苦闷和失望时，偏偏又发生了东北军的军饷问题。原来东北军的军饷是由华北税收项下支付，后来宋哲元停止了对南京的缴款，因而使东北军的军饷没有着落。当时财政部长孔祥熙竟让张直接同宋哲元交涉，张学良实在有些忍耐不下去了，就厉声对孔责问：“东北军究竟是国家的军队还是我张学良个人的武装?如果是国家的军队，就应该由财政部统筹拨款，为什么让我私人出面要钱?”因而拒绝了孔之无理要求。这样，就使张学良对南京政府更加反感，而且进一步加深了心理上的鸿沟。
也就在张出席国民党代表大会期间，又不断从西北传来东北军在反共战争中失利的消息，使张的情绪极为急躁和不安。当时东北军第一○九师在直罗镇一役中全军覆没，师长牛元峰阵亡③；同时第一○六师的一个团也被缴械消灭了。再联系到当年7月何立中的一一○师在同红军初次接触之后所遭到的严重损失以及一部分士兵参加红军的行动，不能不使张感到极大的震惊。当张学良从武汉调到西安之初，还认为红军经过了长征后，损失重大，已成为强弩之末，不足一击。东北军正可乘机进攻，以便结束内战，为全民抗日开辟道路。谁知双方较量的结果，真正不足一击的不是红军，而恰恰是张所领导的东北军。这样，就使张开始认识红军是不可轻视的，认识到反共战争是没有必胜的把握的，因此必须彻底考虑新的方针和政策了。
12月初，在国民党代表大会闭幕后不久，张学良就带着失望苦闷的情绪从南京回到了西安。恰巧，作为张的“政治顾问”的高崇民也来到这里。高是留日学生，“复东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参加“四维学会”后，曾因反对“无条件拥护领袖论”而同贺衷寒进行了激烈的争辩。高对蒋介石政权始终采取保留态度，故这时又在张的面前极力抨击南京政府的投降政策，指出“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正是为了适应日军所谓华北特殊化的要求，提醒张要严肃地注意这一问题，不要幻想蒋介石会主动抗日。同时，高还指责了蒋调东北军，参加反共战争的阴谋：一面利用这种战争作为烟幕来掩蔽对日投降的实质；一面又利用东北军在消灭红军的同时也就消灭了东北军。因此高又劝张必须警惕蒋介石的“一石二鸟”政策，独立自主地推进抗战运动，并提出“七联”④的主张。这些意见，对张的思想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且加深了张在南京所获得的投降主义的印象。
1936年1月，以张学良“客卿”姿态出现的苗剑秋也从武汉到达了西安。苗长期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大，经常宣传日本初期社会主义者河上肇等的理论，又是一个民族主义的狂热鼓吹者。苗是以“敢言”见重于张学良，并使张一度视为“诤友”。周鲸文代替王卓然主持东北大学，就是苗在张前力争的结果。后来苗又同张的秘书应德田、卫队营长孙铭九联合起来，彼此支持，互相标榜，以争取张学良进一步的信任。终于在张的同意下组织了“抗日同志会”，从而形成了所谓“东北少壮派”，而他们就是少壮派的领导核心。他们是主张抗日的，对张的思想转变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然而使张思想起彻底变化的重要因素，当然是中共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以及“反对内战，共同对外”的反映全国人民愿望的动人口号。这都迫使张学良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并开始考虑着尔后自己应走的政治方向。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下走上新的政治道路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已经威胁了全国人民的生存，并使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而国内阶级矛盾已降到次要地位。因此，中共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但当时蒋介石在出卖东北之后，又继续出卖华北，故没有把蒋包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而东北军虽然参加了反共战争，但那是被动的，所以仍在争取之列。
1936年1月25日，红军发表了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信。信中指出，蒋介石调东北军到甘肃、陕西去打红军，使愿意抗日的东北军和决心抗日的红军遭受牺牲和损失；并驱使其党羽去监视、压迫和分裂东北军。所以东北军惟一的出路只能是反蒋抗日。这封信完全道破了蒋介石使东北军和红军在作战中相互残杀和两败俱伤的阴谋，因而在东北军全体将士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和作用。
中国共产党对于东北军的政治环境和思想情况，具有充分的理解和同情，因而在前线上也贯彻执行争取东北军参加抗日救国的方针。在双方对峙的前线上，红军时常高唱“流亡三部曲”和“打回老家去”等感人的歌曲，时常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以及“跟我们联合起来打回东北去!”等进步的口号。因而使东北军普遍受到感染而弥漫着反对同红军作战的情绪。王以哲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接受了红军的政治宣传，使前方处于秘密休战的平静状态中。
但王以哲的接受停战，完全出于保存实力的考虑，并不意味着政治上有所转变。因为王以哲的第六十七军，在参加反共战争后，牺牲最重，消耗最大，蒋介石不但不予补充，反而取消了所属第一○九师的番号，这就使王感到极大的不满和愤恨。
2月底，王以哲部的一个团长高福源，曾被红军一度俘去，经过短时“抗日教育”后又释放回来。高在中学读书，即曾接近革命思想，这次被俘在苏区逗留一个时期，故对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能有比较正确的看法。
高福源向王以哲报告说：
“共产党是坚决主张抗日的，故在苏区中已经普遍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积极展开了各种抗日组织和活动。这同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犯法、救国有罪的情况，恰是两个极端。”
“共产党倡议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完全是具有诚意的。因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都要求抗日，而工农尤为坚决。”
“共产党所号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的最好形式。不问政治见解、利害关系以及宗教信仰有何不同，都可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是一支有思想有训练的人民军队，是将来抗日战场上的先锋。东北军必须同他们联合起来，才可以谈得到打回老家去。”
“共产党对于东北军的处境及其遭遇非常同情，极思彼此合作，共同抗日，这也正是东北军今后惟一的出路。”⑤
王以哲听了高福源的报告后，在思想上也不免起了一些变化，并考虑到在政治上同共产党联合的问题，于是就到西安向张学良作了汇报。
张学良听到王以哲报告后，召见高福源，亲自询问了有关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和措施。高均如实做答。
原来，张早从高崇民方面得到了不少关于抗日方面的情况，听到高福源报告后，更加确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救亡图存惟一正确的道路，而在政治态度上起了巨大的转化，并一扫两月来的苦闷心情。
当时，张学良已充分意识到反共战争完全是民族自杀的悲剧，故必须考虑由政治途径来解决国共问题。如果把民族消耗在内战里，那只能有利于民族的敌人。而且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同东北军的立场一致，没有任何理由继续以友为敌。这样，张学良就产生了同共产党领导人直接接触的意念，遂派高福源重返苏区进行联系，以便为双方谈判做好布置。
3月，张学良即由西安飞往洛川，在那里逗留了半个来月，曾同中共代表李克农会晤，就停战和抗日问题初步交换了意见。后因赴沪送其夫人于凤至出国，始返西安小住数日。旋又于4月初再飞洛川，又居住了半个多月，并一度前往肤施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会晤，对抗日问题进行商谈，得出了共同的结论。
当时，张的机要组组长黎天才，认为张的先后飞往洛川和延安，决不是什么视察军事，而是在进行着一种重要的政治策动。黎后来又说：“在抗日策略问题上，中共主张反蒋抗日，而张却主张拥蒋抗日。故张拥蒋的态度始终如一。”同时黎还不断派人到苗剑秋那里寻找线索，其目的并不是对张负责，而是向戴笠提供政治情报而已。”⑥
苗剑秋的寓所，当时已经成为一个“政治沙龙”，不断地传出政治消息。外边盛传张同中共签订了抗日协定，就是首先来自苗剑秋处。苗所透露的这个协定的内容是：
(一)建立全国范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民主的政府领导下，对内实行民主，对外实行抗战，并积极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
(二)国民党停止进行内战，重新实行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三)共产党停止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为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努力。
(四)在东北军与红军对峙的战线上，立即宣布停战，如有行动，必须事先通知对方。
(五)由共产党派人协助东北军进行政治训练，并建立军队的政治制度。
(六)由张学良负责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5月5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即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向南京政府进言，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在陕、甘、晋三省内停止内战，双方派遣代表共同磋商救亡的具体办法。这是估计到蒋介石集团可能在美英政府影响下转变对日的态度，因而采取了逼迫蒋介石转向抗日的政策。这个政策，就为张学良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提供了有力的根据。
在张学良的心目中已经呈现了一个全民抗战的远景，因而更加大力地为推进抗日运动而活动。
整顿内部及联络实力派
1936年5月，张学良第二次从洛川归来。曾要求中共协助他整顿内部及联络各实力派，以便加强抗日的准备工作。共产党人刘鼎，就是因此而到西安，住在张学良的公馆里。
张学良所领导的东北军，并不是什么政治组织，只是基于封建关系的一个地方实力派而已。其中除高崇民等人不断地为推进抗日运动而努力外，有些人并不是都能同张学良一起前进的，例如在政治干部方面：
(一)杨毓珣——任张的顾问。他是袁世凯的女婿，封建余孽。他是一个典型的“帮闲”，在政治上只能扮演反动的角色，决不会起什么积极作用。
(二)王公简(抚洲)——任政治处长。曾参加青年党，投靠张学良后，在政治上颇能出谋划策，故到西安后，一度担任“四维学会”书记。张左倾后，王又暗中与军统拉拢，企图走戴笠路线。从此就不在张的面前发表任何政治主张和建议了。
(三)黎天才——任机要组长。他善于利用情报巧妙地操纵张的思想感情，影响张的政治动向。因黎是一个叛徒，曾欠下人民的血债，故对张的联共，非常恐慌，当然不会是积极的支持者了。
(四)赵雨时——任《西京民报》主编，思想反动，对张之联共抗日政策，极端不满。后来赵在报上特辟“良心话”一栏，按日撰文，对张用影射方式，极尽讽刺的能事。
(五)王维新、钱乃信、田树滋、陈瑞明、夏博泉——均任张的秘书。王维新留学美国，曾任东北大学教授，对张的联共抗日政策，认为是政治上的“幼稚病”。钱乃信是广东人，留美法学博士，系甘乃光介绍，经常陪张打网球，在政治上不愿表示态度。田树滋留学德国，得法学博士学位，是希特勒的歌颂者。陈瑞明留学日本，对张的政治运动，既不反对，也不参加，实际上成为一个政治旁观者。而夏博泉则埋头于“等因奉此”中，其他似非所向。
在这种情况下，整顿内部就成为极重要的任务了。于是张就从东北大学调来大批学生到西安工作，其中包括一部分共产党员如宋黎、马绍周等，作为新的政治骨干。
同时，为了整顿军事干部，又在王曲镇成立一个“王曲军官训练团”，由张自任团长，王以哲为教育长(第二期后改由黄显声任教育长)，选择各级军官，分批受训，作为新的军事骨干。训练团的课程有：《政治经济学简明教程》、《日本侵华史》、《东北史地》和《游击战术》(因为这时已经注意到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张学良本人也经常亲临讲话，用以鼓励抗日情绪，加强抗战意志。他的讲话印成单行本者有《中国出路惟有抗日》等。这时，应德田、孙铭九等人所领导的“抗日同志会”，也在这里展开了组织工作，从而扩大了“东北少壮派”的声势(如第一一五师长刘启文，由团长提升为旅长的高福源均是)。他们经常在张的面前强调新的干部政策，企图把一些原有的军政干部淘汰下去，由“抗日同志会”分子来代替。
当时，高崇民在整理东北军内部问题上，特别是在团结问题上也起了不少作用。例如有些军事干部对于保定军官出身又是吉林人的王以哲，颇有嫉妒和对立情绪，这种封建宗派思想的支配，自然要削弱东北军的团结力量。高注意到这一点，遂极力促成了刘多荃与王以哲的合作，而这种合作，就构成了东北军高级军官团结的核心。
1935年秋，张学良到达西安后，即已注意到联络杨虎城的重要性。但因蒋介石在张杨之间实行离间政策，双方的关系并不融洽；而在国民党代表大会期间，因有人从中挑拨，尤使杨对张感到不快。由于我同杨虎城夫妇在北伐时期即已相识，⑦因而做了些替张联系杨的工作。在国民党代表大会闭幕后，杨从南京回到西安，曾对我这样说过：“张副司令是我的长官，日前我因事由南京去上海，他怎么毫无根据地说我的闲话呢?”接着又说：“去年张从国外归来，首先见到的是宋子文。因蒋、宋正有摩擦，所以后来张晤蒋时，蒋就问张：‘子文对你说些什么?’你猜一猜张是怎样答复的，他竟说：‘子文的野心不小呵!’难道这是对待朋友之道吗?”⑧我遂照例替张解释一番，并意识到杨是有意让我转达，所以就把杨的这段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张。张沉默了一下，就对我说：“你要同杨及其左右保持接触，并说明东北军的政治方向决不是长期留在西北，更不会染指地方政权，而是决心收复东北，重返家园。”从此，我同杨及其左右(主要是李志刚)的来往就更加频繁了。
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张请高崇民来担任这一任务。因为高能同杨的左右南汉宸、申伯纯、杜斌丞等合作，并从抗日问题出发，使张杨关系有了根本改变。
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是以陕西人为中心的地方实力派，当然要极力维持这一派的政治利益。1933年，蒋介石利用所谓协助“剿匪”名义，把中央军开进陕西，并改组了省政府，派邵力子为主席，杨虎城则专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由于省政府的改组，各机关的人员不免有些更迭，以致造成本地人大量被排斥，故当时陕西人有“中国尚未亡国而陕西已亡省”的愤语。所以高崇民首先向杨虎城表明东北军的态度，决不参与或过问地方政权，而“打回老家去”才是东北军的目标和使命。另外，高还同杨的高级将领孙蔚如等分别进行了恳谈。这样，就使双方的关系，益趋好转。
张学良从洛川归来，把他同中共接触情况及谈判内容全部告诉了杨虎城，而十七路军同红军也有自己的联系。本来，杨对蒋的对内对外政策，早已不满；但因过去张杨之间存有芥蒂，所以不能畅所欲言。现在张杨已可以恳切的倾谈，又加上中共从旁协助，故彼此的政治认识完全一致，在新的基础上自能团结起来。于是张杨就携起手来，为推进联共抗日这一历史任务而共同斗争。
另外，张学良又十分注意联络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和新疆的盛世才。所以张曾一度派他的秘书李金洲到太原、栗又文到迪化，参谋解如川(解方)到桂林进行活动，企图在各实力派中间掀起一个抗日运动的高潮。
张学良的这种活动，不能不引起南京政府的监视。无论军统还是中统，无论杨镇亚的宪兵第四团还是马志超的公安局，都积极展开了特务活动。当年8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调统室竟私自逮捕并拘禁了东北军骑兵军军部秘书刘澜波及东北大学学生代表地下党员宋黎以及张的两个青年干部马绍周、关时润，使张非常愤慨，当即通知陕党部负责人立予释放。但他们坚决否认有此事，张遂派卫兵一连包围党部，救出刘澜波等三人，并搜出大量诋毁东北军、杨虎城的情报文件。除当时向邵力子说明这一事件经过外，又电蒋介石称：陕西党部非法逮捕军事机关人员，他已以国民党中委资格予以紧急处置等语。蒋对此事虽感不满，因有事两广，故隐忍未发，但张蒋之间的矛盾却更加尖锐化了。
当时，东北军抗日情绪与停止反共的决心，相激相盈，遂至形成一种强烈的政治运动的暗流。南京方面虽已预感正有一种重大的事件在酝酿着，但却不能肯定问题的性质以及发展趋势。
10月2日，张学良在接见伦敦《每日先驱报》记者海史脱夫人时，作了如下三点说明：
(一)各报前传西北四省独立及联苏之说，纯属谣诼。
(二)本人及西北诸将领拥护统一，一致对外。
(三)本人及西北诸将领绝对服从中央命令，甚愿效命于国防第一线上。
但张的公开声明，并不能消除蒋介石的疑虑，故在这个时候，蒋介石仍调集中央大军于陕西的门户潼关以外，增加压力。
诤谏、诤谏、再诤谏
在共同的信念下，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事实上已经形成了抗日统一战线，因而更有条件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转向抗日。这一政治任务，实为张学良想推进全民抗日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
1936年8月，日伪军又向绥远进犯，当地驻军立即英勇抵抗，遂再度激起全国抗日运动的高潮。在这一严重的局势之下，张学良遂向蒋介石正式提出书面诤谏，请接受中共“停战议和，一致对外”的倡议，立即结束内战，联合所有抗日团体和党派，进行全民抗战。但蒋介石无视张的完全基于爱国信念的诤谏，反而指摘张学良受了共产党的利用，拒绝接受。
“两广事件”和平解决后，蒋又企图压迫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继续从事反共战争，遂于10月22日亲临西安，积极进行布置。27日，蒋向西北总部干部训话时说：“如果不把共产党消灭干净，根本就谈不到抵抗日本。”但张学良出于民族义愤，已不能对蒋的内战政策再予容忍，因而在蒋五十诞辰的前夕，以祝寿为名，又亲自飞到洛阳，向蒋提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然而蒋却诬蔑共产党的抗日号召，是一种政治策略，再度拒绝了张学良的正义建议。
11月间，绥远前线的局势日趋严重，实际上已到了决定民族战争的紧急关头，南京政府依旧没有坚定的表示，以致引起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慨，而东北军的情绪尤为激昂。张鉴于这种情绪，乃写信向蒋请缨，并说：“我们必须保持对于部下所作的诺言，一有机会就使他们参加抗战，否则就会失去信任而不服从我们。”要求下令让东北军开赴前线，以援助正在绥远浴血抗战的弟兄。但仍没有得到蒋的同意，从而使东北军认为这无异对民族的出卖。
12月3日，张又匆匆飞洛阳晤蒋，谓部下因援绥受阻，思想波动，已难控制，特冒险前来，请即命驾西安，亲自说明中央政策，以便开导。同时张又为在沪被捕七位爱国领袖向蒋说情，并请立予释放，又遭到蒋之拒绝。于是张愤然说：
“你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何区别?”
蒋是怎样回答的呢?他蛮横地说：
“这不过是你个人的看法，我是革命领袖，我这要做，就是革命。”
然而蒋的这种答复，如何能使张学良心服呢?所以后来张在西安群众大会上提起这件事时，不能不向群众发问：“诸位想想，蒋的这些话有没有道理?”⑨
12月4日，蒋因当时的军事布置已经完全就绪，遂偕张学良抵西安。当天晚上，蒋即向张杨提出两种方案，可任择其一：
(一)继续参加反共战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调赴前线作战，由中央军督后，支援接应。
(二)退出反共战争——东北军调闽，十七路军调皖，进行整训；由中央军接收陕甘，负责“剿共”作战。
但对张来说，第一种方案，即继续参加反共战争，当然无法接受。因为东北军、十七路军不但与红军签订了停战协定，而且还是抗日战线上的友军，怎能继续参加反共战争?而第二种方案，即退出反共战争，也同样不能赞成。因为自己退出战争，并没有解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要求，反使红军再次遭受围攻，作为友军又怎能不思所以解围之道?故张杨对蒋所提两种方案，根本就不表示态度。
12月7日，蒋设宴招待张学良、杨虎城、于学忠以及南京留陕高级将领陈诚、朱绍良等人。席间除指示所谓“剿共”机宜外，并宣布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甘绥四省边区总指挥”⑩，这说明了蒋介石顽固地继续对红军进攻的决心并已完成进攻计划。内战的烽火即将在西北重新燃烧起来了。
当天晚上，张学良为了挽救内战的危机，又亲赴临潼蒋的行辕作最后的诤谏，并痛哭流涕地指陈，大意说：
“日寇由占领东北而控制冀察，今又由控制冀察而进窥绥远，这种节节进逼永无止竟的野心，如不再加制止和反击，将使整个国土全部沦于敌人之手，到那时我们都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而无以自解。”
“今天共产党已一再表示愿意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拒绝呢?而且据我所知，不但主张抗日，同时还要拥护你为最高领导!到那时，你不只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而且还将全民族的伟大英雄。
“我们应该认识到，内战的结果，无论谁败谁胜，中国国防力量的自我消耗，无异在客观上帮助了民族的敌人。”
“我个人和东北军始终是站在你的这一边的。过去无论风风雨雨，我们都是支持了你，甚至代你受过。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政策，完全为你所决定，而我却遭到了全国人民的攻击和唾骂，做了你的一个无辜的替罪羊。我之所以抱着这种隐忍态度，这完全为了维持你的威信，以利于今后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今天，我们的态度依然如故。”(11)
然而张学良的苦口婆心和善良愿望，并没有得到蒋介石的考虑和反应，反而指责张学良年幼无知，受了共产党的欺骗和麻醉。同时还坚决表示：“即使你用手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改变。”在这种相持局面下，张只好回到西安同杨虎城共商对策。张学良首先指出，如果不采取非常手段，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被蒋介石逐步消灭，内战危机再起，团结抗战的目的无法实现。于是经过反复考虑，两人决定把蒋介石扣留起来，强迫他改变政策，故称之为“兵谏”。当时决定由东北军到临潼华清池负责逮捕蒋介石；由十七路军负责监禁在西安的南京军政大员，解除蒋系宪兵、警察的武装，控制飞机场和火车站。于是两人立即分别秘密进行准备工作，并各调一部分兵力集中在西安市郊待命。因为只由最高级的两个人在行动着，所以没有任何消息或迹象泄露出来。
12月9日，蒋宴东北将领王以哲、何柱国、缪澂流，在言谈之间企图引诱并分化他们。他们都表示拥蒋为最高领袖，但要求到绥远抗日，蒋一再说明这次“剿共”是最后一战，只要坚持一个月，就可取得最后的胜利。当时蒋的分化东北军政策没有收到效果。
也在9日那一天，西安学生为了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特开会游行，并向西安总部、陕西省政府和西安绥靖公署请愿，要求立即停止内战，发动抗日。蒋系特务竟开枪打死一名示威学生，遂引起群众的愤怒，游行大队迳出中山门，沿陇海路东行直趋临潼，向蒋请愿。蒋闻讯后，立即用电话通知张学良加以制止，违者“格杀勿论”。张恐学生发生流血危险，遂乘汽车追至十里铺，赶上学生队伍，劝令返回。学生痛哭失声，张也为之热泪盈眶，并对学生说：
“青年同胞们!我和你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你们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而且我的要求也许比你们的要求更加迫切，只要大家肯干，我们的要求就一定会完全实现。你们请愿的几条，我决在一星期内用事实答复。”
于是张力劝学生回城，并答应将他们的要求转达蒋介石。但蒋老羞成怒，竟指责张一个人想代表两方面，既代表学生向蒋提出要求，又代表蒋答复学生，因而激起了两人的言语冲突。
12月10日，蒋乘南京高级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万耀煌、陈继承、钱大钧等先后到达西安的时机，又举行一次“剿共会议”，最后决定了第六次围攻计划，预定于12日上午正式公布动员令，即由中央军解除东北军武装，予张学良本人以撤职查办处分。同时，蒋的特务们也准备好了一个名单，把张部下所有同情共产党的分子都包括在内，俟动员令下达后，即全部予以逮捕。
另一方面，张杨所秘密进行的“兵谏”准备工作，也已布置就绪，全部完成。
局势已经发展到十分尖锐而又微妙的阶段。张学良于11日晚10时，在其金家巷公馆里召集了王以哲、缪澂流、刘多荃等举行一次会议，决定了“兵谏”的时间和计划，然后张又赴新城大楼，与杨共同行动。于是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西安事变，终于在1936年12月12日的清晨爆发了。从时间上算，比较蒋介石所预定公布动员令的日子，仅仅提前了几个小时。
关于在临潼捉蒋、谈判和张学良送蒋回南京等问题，已有其他人的详述，本文从略。下面再谈谈关于杀害王以哲的事件。
“二二”事件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当张学良护送蒋介石飞返南京后，东北军少壮派闻之大哗!紧接着张在南京受审、判刑、特赦和管束的消息，又相继传来，更使他们愤慨无及，不断地举行集会，企图争取张学良能够回来。他们为此还特制一个欢迎曲，在“抗日先锋队”和“特务团”里普遍教唱，其歌词是：
“欢迎张将军!欢迎张将军!伟大的归来。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全民抗战从此始，伟大的归来。”
同时西安各报，也连续刊载请求张学良回陕主政的电文。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也招待记者，声称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不能分离，对南京解决办法不能接受等语。西安各抗日救国团体也积极展开活动，组织宣传队分别在市内和农村宣传，强调联合红军，反对中央军西调和汪精卫回国。
杨虎城对于张学良到南京后的不幸遭遇，非常愤慨，所以1937年元旦在西关举行阅兵时，复提出“联合红军，贯彻主张”的口号。
至于东北军各将领方面，由于于学忠羁留兰州，缪澂流、刘多荃布防渭南前线，故一切与南京交涉谈判的责任，就完全落到王以哲和何柱国身上。王、何当时所考虑的问题是：1．在中央军强大压力之下，决不应该轻于挑起内战，致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战略方针发生动摇。2．张学良回陕问题，应该在以后的适当时期单独解决，不应作为渭南撤兵的先决条件。王、何两人的意见曾经取得缪澂流、刘多荃的支持，但却为1月28日的“渭南会议”所否决。“渭南会议”坚决主张以张学良回陕主持大计作为从渭南前线撤兵的先决条件。在这种情况下，王以哲遂电于学忠前来，以便做出最后决定。
1月29日，于学忠到达西安。31日，又在王以哲家里举行一次三方面会议，出席者东北军方面为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十七路军方面为杨虎城，中共方面为周恩来(12)。王以哲在会上首先主张接受南京撤兵方案，以免激成内战；至于张学良回陕主政问题应与撤兵问题分别开来，在今后适当时期内另谋解决。王以哲既这佯主张，杨虎城也只能说：在渭南前线的都是东北军，东北方面既然主张撤兵，当然我们也不会反对。中共方面则强调三位一体，对于撤兵也表示同意。于是这次会议就决定了撤兵的方案。并于2月1日下达了撤兵令。
但是以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为核心的东北军少壮派，竟认为主张撤兵的王以哲、何柱国为南京所收买，再加上个人政治利益的考虑，遂萌生利用刺杀夺取东北军领导权的企图。
当初，中共本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故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及释放蒋介石的主张，这同张学良的“保其安全，促其反省”的态度是一致的。但张在西安事变中同宋子文的谈判取得协议并经蒋介石表示同意之后，他便亲自送蒋返京，给蒋介石一个分化东北军机会。这在张学良本人，无非表示个人敢于承担发动事变的责任，把这场斗争看得太简单，认为他亲送蒋介石回南京，有利于避免继续发生内战及促成抗日局面的早日来临。但东北军的少壮派和十七路军的一部分军官，看不见当前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之大局。东北军的少壮派认为：1．共产党与蒋介石之间曾进行过长期的残酷的内战，他们正应把蒋介石付之人民公审，以报其血海深仇，为什么今天却主张释放蒋介石呢?共产党曾为夺取政权而不断进行武装斗争，他们正可联合东北军、十七路军形成三位—体的庞大力量，夺取整个政权，为什么今天却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呢?后来他们虽然经过说服放弃了公审蒋介石的想法，但仍不同意在八项主张没有实现之前释放蒋介石。后来事实上，不但送走了蒋介石，而且蒋介石还扣留了张学良，所以他们坚持蒋介石必须放张学良回陕之后始行撤兵的主张。东北军少壮派应德田、孙铭九等，主张反抗南京，誓不撤退，并杀害主张和平者，以阻止和平方案之执行。
2月2日，应德田、孙铭九等下令在西安枪杀了正在卧床养病的王以哲及其副官长宋学礼，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处长徐方和交通处长蒋斌。同时，他们又派王协一连长(这时已提升为营长)几次到新城大楼企图捕杀匿居在那里的何柱国，由于杨虎城出面制止，何始免于难。
也在同一天，孙铭九等还通电东北军各师将领，提出五项主张：(1)三位一体，抗战到底；(2)坚持张学良返陕要求；(3)绝对铲除汉奸，贯彻八项主张；(4)公推于学忠为统帅，鲍文樾为参谋团主任，马占山为骑兵指挥官；(5)誓与西安城共存亡，决不撤退。
接着，他们又以写成之命令强迫于学忠签字，命令前线已经撤退的东北军实行反攻，从而煽起内战。这是一种不管团结抗战大局的毫无政治责任感的行动，此事后果，首先引起东北军内部自相残杀，如刘多荃、缪澂流闻王以哲被杀后，痛其老友死于非命，决心以武力镇压东北军少壮派的气焰，因此更给蒋介石一个分化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好机会，以达其逐步分化以致消灭东北军、十七路军并孤立红军的目的。
共产党对于东北军少壮派这种错误的做法，是根本反对的。为了不使东北军内部已经形成的自相残杀的形势发展下去，劝告少壮派中的主要人物如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迅速离开东北军。与于学忠联名发表了和平通电。杨虎城对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提出三条道路，让他们选择。
(一)孙、苗都曾留学日本，大可效法日本武士道精神，剖腹自杀，以明责任。这是上策。
(二)正式自首，依法办理。这是中策。
(三)可选逃跑，然后下令通缉，以不了了之。这是下策。
当时，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接受共产党代表的劝告，一起到红军区域暂避了一个时期，东北军内部的内战形势，得以消弭。
历史仍按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着，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西安事变之后在国内外形势推动下，初步形成。“二二”事件这一个插曲，像轻烟一样被风吹散了。
张学良在南京的“受审”以及“管束”，并因此而激起的“二二”事件，当然是西安事变总的过程中的不幸和遗憾。但从大局来看，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之下，起着扭转局面的作用。事变迫使蒋介石在回南京之后，不得不放弃“先安内，后攘外”的反革命卖国政策。自西安事变之后六个月，抗日战争开始了，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今天仍是值得我们回顾的。
(1965年1月)
*作者曾任张学良秘书。
①见1934年1月11日，张学良出国归来谈话。
②豫鄂皖总部曾发行一个刊物，这番话是张在其徐家棚公馆召开编委会时说的。
③有的回忆文章说是自杀。
④高崇民的“七联”，即联苏、联共、联刘(湘)、联盛(世才)、联冯(玉祥)、联桂系、联杨虎城十七路军。
⑤高福源被俘后，又被红军派回向王以哲，以后又向张学良陈述中共的抗日统一战线主张，外面不知其详，但高福源被俘回来这事件，立即在东北军中成为一时广泛传播的故事，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也就在这一故事的传播中传播着，从而起了积极的政治作用。
⑥黎天才，真名为李泊汉，山东人。当李大钊主持中共北方党务时，黎任北京市委书记，后黎被东北宪兵司令陈兴亚所捕获，遂叛党，当时北京各大学党支部负责人均因黎之告密而牺牲。1931年春，黎在北平主编《公安日报》，遂与张学良建立了直接联系，在张出国期间，曾负责为张供给情报。但在这一时期，黎又同军统郑介民、王天木发生联系，并把东北军内幕出卖给蒋介石。张学良回国后，还认为黎是自己亲信，遂委为机要组组长，主持情报工作。其实，黎早已成为戴笠手中所控制的一个工具，张两飞洛川内幕，他当然要向军统提出报告。西安事变结束后，黎一度被戴笠扣押于南京，就是为了审查黎在西安事变问题上是否应该负有责任。
⑦1927年6月，我同胡一鹤(女)、李铭，由北京去武汉，路经郑州。当晤刘伯坚、宣侠父、曾晓渊、王一飞等，后由刘伯坚决定把我们留在政治部。杨虎城的顾问匡厚生老人，对胡一鹤、谢葆真和我都非常关切，欢迎我们到杨部工作，于是胡谢两人均去归德杨部防地。后来我也到了归德，恰值冯玉祥开始清党，我遂被杨的前敌政治部主任凌勉之逮捕于归德匡厚生住所。当时杨虎城、匡厚生、胡一鹤、谢葆真对我的问题都很关怀，而又无能为力。后胡一鹤自杀，杨厚葬之。事隔八年，即1935年4月下旬，我随张学良到西安(同行者有参谋处长晏勋甫)，我与杨夫妇重晤，回首往事，诚不免有隔世之感矣。后到西安时，因张命我担任联系工作，便与杨夫妇常相过从。
⑧杨虎城与宋子文之间，的确建立了一定的政治关系，为之拉线者是当时全国经济委员会驻西安专员郭增恺。
⑨1936年12月16日，张学良在西安群众大会上的演说。
⑩《张学良年谱》1936年12月9日记载：蒋介石宣布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台湾《民国大事日志》1936年12月11日记载：“蒋鼎文奉派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
(11)关于张学良几次向蒋介石诤谏的经过，都是后来杨虎城亲自对我谈起的，而对临潼之谏，道之尤详。
(12)《周恩来年谱》1937年2月1日记载：和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等分别代表红军、第十七路军、东北军召开最高军事会议。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