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回忆
卢广绩
西安事变前东北军内部和国内的情况
我在西北“剿共”总部任第四处处长的经过
我在1936年5月就任甘肃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天水县长的职务。8月下旬，张学良将军电约我来西安。到后，张接见时对我说：“我们内部(指总部的东北人员和东北军)近来在新旧老少间意见分歧，互不团结，很不好。希你来后能做些内部团结工作，特别是总部内部。”因此，我就于1936年9月初，到西北总部就任第四处处长的职务。
原第四处处长周达夫，已随于学忠主席就任甘肃省政府秘书长。周去后很长期间就以副处长王抚洲(王为青年党，后投到特务戴笠的组织内)代理，我就任处长职务后，王调其他工作。同时，张学良还令我兼管新生活俱乐部和大陆团刊社两个机构的职务。
同王以哲军长的谈话
当我尚未就任总部第四处处长职务，住在西京招待所时，六十七军王以哲军长曾去访问过我。他对东北军内部情况感到有些忧虑，一则感觉张举棋不定。拿不准主意；有些偏听一些青年人的意见。希望我最好不要到总部来搅在一起，做不了什么事，反不如在陇南天水专区，还可以在地方做点实际工作。王为我老友，也是我在东北军中所敬佩的一位将领，他同我谈的这些话也使我感到，张同我会见时所谈到东北军内部不团结情况，是有原因的。
西北“剿共”总部内部组织概况
当时西北“剿共”总部的内部组织是这样：在副司令的领导下有参谋长和秘书长，以下为办公厅并设有八个处。除第一、二、三、四四个处以外，还有粮秣、交通、军法、军医四个处，参谋长晏道刚，秘书长吴家象，办公厅主任米春霖、副主任洪钫，一处处长徐方(管军事)，二处处长闵湘帆(管军需)，三处处长马效韩(管总务)，四处处长卢广绩(管行政)，此外粮秣处处长张政枋，交通处处长蒋斌，军法处处长赵鸿翥，军医处处长任作楫。除晏道刚和徐方、闵湘帆三人为蒋派来的，余均为张所引用的旧部。另外还有政训处处长曾扩情，虽名义隶属于西北总部，但为另一系统。
我到总部后所遇到的事情
我到总部任职后，有些人感到诧异，特别是在总部任职的一些东北人，因为我在1931年九一八沈阳事变以前，都是在人民团体工作(九一八沈阳事变时期我是沈阳市总商会的副会长)。“九一八”后，到关内，从事抗日救国工作。突然从政，自己也感到不习惯。我在当时有这样感觉，也许个人太主观，就是在张的部下，有一部分人，把权利地位看得重些，虽然经过九一八这样国难巨变，到关内来共度流亡生活，真正有所改变的并不多。记得张1934年从国外回来，住在上海时，同我谈过这样一段话。他由欧洲返国时，有他的旧属曾远迎到新加坡，也有的迎到香港的，在由香港到上海的邮船上，许多人还是欢天喜地玩扑克、麻将来赌输赢，很少有人同他谈国内外情况和抗日救国的事，言下不胜感慨。在我到总部当时，秘书赵雨时(这个人九一八前，在东北给张办过报，这时他已参加国民党)主张东北人应坚决跟蒋介石走，不要脱离国民党中央，极端排斥一些进步青年。黄埔军校毕业的东北籍的军官人数不多，做些副职，谈起话来，倾向国民党中央。其余一些高级将领，当中有些人感到张偏听青年秘书的意见，而感到不满，并不是在政治方面有什么主张。王以哲军长在东北军将领中是比较开明进步的，能代表一部分人的意见，但多数人还是听张的命令，跟张走的，没有什么自己的意见。但是在张的部下具有政治头脑向左右倾的尽管是少数人，在当时是针锋相对，确有剑拔弩张的趋势，放言高论，相互攻揭。特别是苗剑秋和赵雨时两人，苗是倾向左而赵则倾向右，旗鼓相当，各不相下。在我到四处不久，张即下令把他两人都关在西安东城门楼上交卫队营看管，用以镇定一些议论纷纷不负责任的人，当时这样处理有一定好处。
但是在这中间曾发生这样一件事情，也牵涉到我身上。1936年春天我任甘肃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在我离开西安时，我曾为张留一封信，并推荐高崇民、栗又文、应德田、王一叶四人，希望他能留心考察引用。高同张是早相识，但张过去总认为这个人棱角太多，不听使用，栗又文是当时总部上校秘书，应德田是东北大学毕业的，当时也在总部任秘书职。我从国外回来住在西安，同他俩都长相过从，知之较深，认为他们都有卓见有热情，不是—般功利之徒。觉得张对他们认识不够，使他们怀才筹展，深为可惜，建议张能找出时间约他们长谈，并加以考验。至于王一叶比较年轻，同我有师生之谊，识见才学都远高于我，有“青出于蓝”之感，并曾经被我介绍到荆有岩处做秘书(那时荆任豫鄂皖特税局长职)，这次由我和荆有岩推荐到总部，张也委任一个秘书职务。但王自到总部后，张从没有找他谈过一次话，这次因苗、赵两人同时被押，他不明真相，同时他对苗、赵两人都过去相识，认为张这样处理不当，给荆有岩写信时对张有些批评。但这封信被办公厅检查出来了，送交张阅，不久张就告诉我说，已将王一叶调回荆处工作。
王卓然到西安向张献策
东北大学秘书长代理校长职务的王卓然，这时来西安，对张一年来对当前国内局势，有些举棋不定，表示关心。他带了两个人到西安来，一为关梦觉一为李某，并制定两个方案，一个是向左的，一个是向右的，听凭张来采择。最后张采取了向左的方案，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记得当时张每星期规定一定时间，来同我们八九个人一同学习这个方案，最后张接受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正确的方针。我那时虽然在学习，但领会得极不深刻，更不知道有这些经过。
对桂系和平解决后国民党中央军的调动
我到西北总部任职后，因为不娴于政治，对一切政务都感觉生疏，尤其对国内政治各方面明争暗斗情况，更是茫然。有一天，我阅到当时《国内军政通报》内载，广西问题，因陈诚亲往桂林，同李宗仁、白崇禧会见，已确实得到和平解决，过去开往西南去打桂系的国民党中央军，将不会再留驻西南，势必将调出。我这天晚上，在办公会上见到张，我顺便问他：“西南问题，急转直下，和平解决，打西南桂系的中央军，将调往何处?”张因我这一问，似乎也引起他的注意，对我说：“我看蒋将把这部军队开往四川，蒋对对湘痛恨，比我们厉害。”但是在第二天的下午，就有蒋的电报到，要调25个团到西北来，张除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外，并约吴家象、黎天才、应德田等，向我们说：“你们几个人先谈谈。”老实说，我对当时国内复杂政治情况是很模糊的。
关于西北“剿共”总指挥部
就是在这个时候，才知道蒋介石另委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共”总指挥，事前并没有同张商量。对于今后西北“剿共”任务，已经由蒋介石直接来指挥，不经过原西北“剿共”总部，这是对张和东北军不信任的一种具体表现，张是已经感觉到的。自1935年冬，东北军同红军接触，遭受惨重失败后，张对蒋的在短时期消灭共产党和红军是有怀疑的。同时，也感到蒋令东北军来打红军，不是善意的，因此从1936年开始，虽然东北军大部分都驻在陕、甘边界，似乎对红军采取包围形势，但只是对峙相据，并无大的冲突。张对我曾谈过董英斌军长，在1935年冬同红军激战时，能率一部分部队突围作战，保存实力，不同红军硬拼，张不但未给以任何处分，并认为他能临机应变，保全实力，未遭到重大损失，这样做法是正确的。总之在我到总部以后，发现张似乎不愿让东北军像1935年冬那样同共产党红军硬拼，不想再做这样傻事了。可他对蒋介石还是坚信能够抗日的，并常对我们说蒋是坚决抗日的，尽管在蒋的幕后有亲日派，张仍表示他拥蒋抗日的坚定信心。
张学良曾邀阎锡山同到洛阳去说服蒋介石
1936年秋，蒋介石在洛阳度他五十岁寿辰，张借为蒋祝寿的机会，特用他自己乘坐的飞机，把阎锡山从太原接来，一同前往洛阳，共同说服蒋介石，希望蒋能改变他的违反全国人民意志的“安内攘外”政策，停止国内战争，枪口一致对外。但阎锡山同蒋介石长谈以后，出来向张说：“蒋固执己见，一意孤行，是说不通的。我回晋以后，部署我的军队做守土抗战准备，希你也做你自己的打算好了。”张大失所望，但在回到西安以后，还是不灰心，又给蒋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痛切陈辞，有“家仇国难集于一身，东北父老盼塑国军收复失地，有若大旱之望云霓”之语。但蒋收到张的信并未作复，不久蒋介石即到西安，驻节临潼华清池温泉。
蒋介石在王曲军官训练团的讲话
蒋介石到西安不久，就在王曲军官训练团召集在王曲受训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军官讲话，张学良副司令同杨虎城主任都出席。开始讲话时，蒋独自在台上，张副司令站在台下头一行，杨虎城主任站在第二行。其余军官都排列在后边，约有五六百人，都是由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各部调到王曲来学习的。蒋说：“当前在我们身边的主要敌人，是共产党，我们应该集中一切力量，来消灭他们。至于日本军，是远在千里外的敌人，我们将来要打。假如现在我们不集中力量来打眼前的主要敌人，而大喊大叫要打几千里外的敌人，那是违反我的“安内攘外”的政策。违反这个政策的，就是反革命，反革命我就要打倒他!”蒋说到这几句话时，声色俱厉，激动异常。在蒋讲完话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军官，都表示极大愤慨，情绪大哗，极不稳定，感到大失所望，特别是在王曲受训的东北军官。曾记得在蒋的讲话当天晚上，张即召集在王曲受训的主要领导人和队长等讲话，加以安慰。张说：“大家要明白蒋的今天讲话，主要是对我说的，不是对你们，希望你们要安下心来。要知道我们今天是孤臣孽子，谁叫我们把自己东北家乡丢掉了呢?我们应当有最大的忍耐和克制。”这样使大家情绪安定下来了，但从此也更认识到蒋介石反动的顽固本性。
关于“抗日同志会”的组织情况
张学良为了在东北军内部培养真正具有抗日救国、复土还乡坚定意志的新生力量，秘密成立“抗日同志会”的组织，吸收和物色有抗日思想的志同道合的人参加。我到西安后不久，也参加了这个组织。会是才成立不久，尚未制定任何章程，只是在参加入会时举行很严肃的宣誓仪式，张学良亲自讲话。在军队中参加的多为团长级干部，文职中参加的不太多。举行仪式时，张有时因公务忙未出席，我曾代表张讲过话。西安事变发生后，这个会已无形解体，竟有哪些人参加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时间短而又有严格选择，估计参加人是不会太多的。誓词共四项：(1)坚定复土还乡的信心和决心；(2)中国人不打中国人；(3)坚决听从张副司令的命令；(4)……
张学良参加西安围城十周年纪念会并讲话
1936年10月间，杨虎城主任举行盛大的“西安围城”十周年纪念会(“西安围城”是1926年的事，当时守城的是杨虎城和李虎臣，外边围攻的是刘镇华的部队，刘军围困西安城达八个月之久，因饥饿而死近万人。以后冯玉祥派兵来援，刘镇华兵才撤退，被围始解除)，除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参加外，东北军驻在西安的部队和高级将领都参加了这个纪念大会，张亲自参加并在大会上讲话。他在讲话中最使人感动的有这样几句话，就是：“一个人必须具有必死的决心，才可以求生。”讲到这句话时语气激动真挚动人，当时在会场上许多人，特别是参加会的东北军，都为他的沉痛讲话而落泪。虽不能说预兆张将有什么非常举动，但确实给我们这些东北流亡的人一种激励，虽事隔多年而我尚记忆犹新。
西安市学生举行“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游行示威
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时，西安市的学生举行盛大的纪念会，并游行示威，这是在西安事变前三天的事。学生情绪极为高昂，一定要去临潼请愿，要求蒋介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当时陕西省绥靖主任杨虎城、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都出来向学生讲话，劝阻学生不要前往，一再说服都无效果，游行队伍已行进到灞桥①。这时张赶到向全体学生作极其生动和沉痛的讲话，使全体学生受到极大感动，感觉满意，遂列队返回。就当时实际情况，蒋介石确已下命令驻军和宪兵，在临潼布防，学生如敢前来，决以武力对待，其未酿成一场大流血的惨剧。
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留
从1936年12月12日把蒋介石扣押起来，到12月25日，经过协商得到和平解决。张学良并亲自把蒋介石送回南京，时间虽然仅是十三四天，但在当时确实是轰动全国，甚至也可以说轰动全世界的一件大事。现在所谈的，只是就我所亲自参加和知道的一些事情。
草拟西安事变八项主张通电稿
1936年12月11日晚8时左右，接张通知，约我立即到金家巷张的私邸，同时被约的还有黎天才和高崇民。到后，张就对我们几个人说：“今天夜里我要暴动，扣押蒋介石举行‘兵谏’，请你们几位来草拟通电稿。”并指示我们如何起草，提出他的八项主张，就是：(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的一切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当由黎天才起稿，我同崇民参加修改。最后由张核阅即行拍发，同时张对我们说已另给宋子文密电。
当夜12时左右，我们先后到新城大楼，即杨虎城主任陕西绥靖公署所在地。我曾问张，军事部署怎样安排，他说：“你不要管了，我自有安排。”
在临潼逮捕蒋介石在西安逮捕中央人员
1936年12月12日早4时左右，即听到枪声。这是在西安市内，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解决在西安的中央警宪各部队，约两小时左右就完全缴械和逮捕。并知道驻在西安的中央宪兵团团长杨振亚被枪决。当时张副司令、杨主任两人协商分工，由杨主任负责解决西安市内有关蒋的部队和中央人员；驻在临潼蒋的宪兵和卫队，由东北军负责来解决。在早6时临潼部队来电话，知已经开始行动，张学良、杨虎城同我们都是在极度紧张中等待临潼的电话报告。到早8时，已经知道把华清池温泉完全占领，但未发现蒋的踪迹，有人判断可能乘小飞机逃走，也有人说蒋自杀，揣测纷纷莫衷一是。这时部队正在搜索骊山，不久就有消息传来，告知蒋已被擒获，由白凤翔师长和孙铭九营长押送到西安，先安置在新城大楼内。我在旁看张这时情绪较安定，因张很担心，怕把蒋伤害。当时张即对杨虎城说，稍候一时，我们得去见他。杨虎城笑着说：“我不去。”张很严肃地对杨说：“原来是怎样商量的，不但要见他，说好了，我们还要把他送回南京去。”在扣押后当天第一次去见蒋，杨未去，只张一人前往见蒋。
西京招待所是当时西安惟一的高级旅馆，国民党中央和各地方来的要人都住在这里，东北军一些高级将领也住这里。11日夜里，西京招待所里的所有人员都被杨的部队看押了，许多人未来得及穿好衣服。我记得在逮捕时，中央来的邵元冲曾负重伤，不久死去；东北方面胡若愚(原青岛市长)脸面中弹，由右颊入左颊出，未伤及牙齿和口内其他部分，不久痊愈。
住在西京招待所的中央军政人员，陈诚、朱绍良、蒋百里、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万耀煌、陈继承等人，东北方面马占山、鲍文樾、胡若愚等。
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也被请到新城大楼内，暂时限制他的自由。邵的夫人傅学文，曾负微伤，张和杨两人都深表遗憾，并由杨主任夫人去慰问。
张令我去慰问蒋百里先生，他仍住在西京招待所内未动，原住在西京招待所的国民党中央要人和东北军政人员，都被移送到别的地方去了，只蒋百里先生一人仍留在此地。我去看他时，只穿一件小绸棉袄坐在床上。我代表张先生来慰问，并同他说：“不久张就要亲自来访晤。”我看他很从容，无一点惊怕急躁情绪，并同我谈今后抗日准备工作，但是他的语言，我还有些地方听得不太清楚。在1933年长城抗战时，朱子樵将军来北平，成立“东北热河抗日后援会”，朱将军曾拟约他来参加主管军事。因此蒋介石对朱子樵产生怀疑，认为朱子樵既是做抗日后援工作，为什么要约这样一个军事专家来相助，以后就没有约来，因此我对他有印象。下午遣人为他送去一件羊皮袍，借以御寒。
张还令我去看唐淮源师长，他是中央第三军的师长，第三军是云南部队，将领多为云南人，为北伐时朱培德的旧部。唐住在西北旅社，当我去见他时，他很战栗，面色也不好，怀疑我是带人去逮捕他。我在陇南任甘肃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时，第三军军部和师部，都在天水，我们有过联系，彼此都很熟。在8月间我接到张的电报来西安，临行仓促，也不知张约我究竟为何事，同时觉得两三天便可以回来，所以就没有告诉他们，三军将领对我有些误会。因为那时正是红军北上，经过邻境甘谷关子镇一带，他们造谣说我临阵脱逃，公开骂我，特别是唐淮源师长，他以为我去看他，必将是借机报复。经过交谈后，他神色安定，表示他们第三军同东北军处境一样，遭到歧视。遂即引他去见张，加以温语，并允许第三军部队，可以靠近东北军驻防各部队，相互照顾。
关于边业银行经理王景越的死
张学良在东北办有边业银行，总行设在沈阳，九一八沈阳事变后，将总行迁到北平。1935年，东北军开赴陕甘，边业银行也在西安设立了一个分行，办理一般银行汇兑存放款的事。经理王景越人极老实，当12日早，杨主任的部队搜查在西安的各银行时，也把边业银行同样加以搜查。当时西北“剿共”总部一位职员叫张乃强，寄居在行内，当部队搜查完毕将离去时，张说些不太礼貌的话，被搜查部队的人听到，返回室内，便拿出手枪把张乃强和王景越经理打死。当有人报告，我即赶到行内看两尸横卧地上，即入棺殓掩埋，并报告张，张当时唏嘘不置，杨虎城闻之，也极为惋惜，并厚恤其家属。
发表杨虎城主任为陕西省政府主席
张在西安事变的第二天即正式发表杨虎城为陕西省政府主席，一切有关陕西地方行政事宜，交由杨主任负责，特别对我讲，不要推荐人。但杜斌丞秘书长和续世甫财政厅长还是一再向我说，一定要在东北人中物色一些能担任县长和税务局长职务的人，因在陕西人当中一时也找不到这些人，经同崇民商量，推荐数人，交杜斌丞秘书长委任县长和税务局长职务。
成立设计委员会
在我到甘肃天水以后，张经常约高崇民谈话，中央很注视他的行动，并传言要逮捕高，这样便把崇民隐藏在杨主任的一位军需处长家里，平常不外出。我到西安后，常同他会面。西安事变的前夕，张把他接出，当成立设计委员会时，请崇民担任主任委员，东北和陕西双方都有人参加，算是一个出谋划策的机构。杜斌丞、李维城都参加，我为委员，多管财政金融和联络各方面的事情，我知道在陕的银行库存硬币还有几十万元。
国民党飞机来西安上空示威和南京的混乱情况
西安事变当天和第二天，都有国民党中央空军飞机，成批飞到西安上空，低飞示威，但并未投弹，在渭南华州曾投弹，焚毁几个仓库。听广播，南京方面似陷于极度混乱状态，亲日派何应钦大为活跃，拟乘机夺取蒋政权，置蒋于死地，主张成立讨逆军轰炸西安。当我们通电发出后，知道了蒋介石尚活着和发动这次事变动机，完全是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无加害蒋的任何企图，同时张除给宋子文发电报，也给宋美龄发了电报。这样在南京方面内部，多主张用和平方法来争取释放蒋，而不应该诉诸武力。特别是宋美龄在此紧张时期，用种种方法安定一些出身黄埔军校的官兵，不执行何应钦的讨伐令，因此何应钦的阴谋和奸计，未能得逞。
端纳来西安和蒋介石迁居
12月14日，蒋介石的顾问端纳携同黄仁霖，乘飞机到西安。端纳是澳大利亚人，原为张的顾问，以后到蒋介石处任顾问；黄仁霖为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的门婿，以前也做过青年会工作，后任南京励志社的总干事，又担任新生活运动会的总干事，同宋美龄接近。端纳因为同张是旧相识，到西安以后，就由张陪同端纳和黄仁霖会见蒋。在这两三天内，蒋的心情极度不安，张认为新城大楼蒋的住处室内温度不够，也是为了蒋个人安全，怕出什么意外，所以愿意把蒋接到玄风桥高桂滋军长的住宅，同时距张所住的金家巷私邸也很近，便于保护。但经张几次向蒋相商，都遭到蒋的拒绝，最后有一次孙铭九卫队团长在晚间前往，拟强制其迁居，蒋错误地认为是要处决他，更加战栗恐惧。端纳来后，并有宋美龄的亲笔信。据张对我说：“宋美龄给蒋的亲笔信内容是劝蒋要心平气和地同汉卿(汉卿为副司令的字)、虎城两人恳谈，须知南京方面，内部戏法之中还有戏法，并不如你所想的那样美妙。”同时张也恳请端纳向蒋婉言相劝，这样才能使蒋相信张对他无恶意。当天下午，就由端纳和张陪同蒋，乘车一同到高桂滋宅住下。因为室内舒适和温暖，并阳光充足，蒋这时稍感放心，也在这时才知道张、杨两将军确实不想加害他。
周恩来先生到西安
大约是在12月13日，张副司令用自己所乘的波音机，到陕北接周恩来先生，当日到西安②。一天早晨，我刚起床，王炳南(这时王任杨虎城主任的秘书)陪同周先生来看我。我那时住在西安四皓庄，见面后谈询周先生在幼年时期，是否曾在沈阳读过书，因此知道彼此是髫龄同学。那时还是清朝末年，同在沈阳大东关鲍觉寺“官立第六两等小学堂”。记得我当时是在乙班，周先生在丁班，因为每周同作一个图文课题，周先生年少聪敏，才气纵横，每作一篇文章，总是获得老师们的赞扬和推许。并揭示在板报上，供同学们参阅，彼此也都相识。关于周先生当时作文和我的作文，因为每半年举行全沈阳城各中、小学会考，评选时认为优秀者装印成册，这册会考文选现在还保存于辽宁省图书馆。虽然我们已相别二十多年未见面，但周先生的名字，我是记得很清楚的，相见之下欣慰非常，但看见周先生当时面貌清癯，想见在长征后乍到陕北环境的艰苦。
缪澂流军长在蒋的侍卫左右“献殷勤”引起张对高崇民的不礼貌
在蒋的周围，也有为张做耳目的人。有这样一件事情，东北军缪澂流军长，在西安事变前几天，蒋在临潼华清池住处曾传见过他。缪在见完蒋后，出来同蒋的侍卫人员献殷勤，自言自语地说：“副司令对委员长是忠心耿耿的，只是近来在周围出现宵小，张副司令耳软，被他们包围。”不知道这些话竟为张所知，在西安事变前的一个晚上，张传见王以哲、缪澂流和刘多荃几位高级将领，张没有什么含蓄的，当面质询缪：“你在临潼见委员长后，竟讲些什么话?”缪当时感到很窘惊惧竟无辞以对，只表示对张的忠心耿耿，言下落泪。张继续说：“你到那里卖糖有什么用处?”这是刘多荃对高崇民说的，想必是事实。因高崇民是个耿直人，心里搁不得事，便对缪存一种鄙视的心情。
当时国内外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和阎锡山电报对张的影响
自从12月12日在西安把蒋介石扣押起来以后，引起国际和国内各方面极大震动，除散见于当时的国内报纸外，我记得有这样几方面的事，颇引起张的注视。就是在国际方面，英国的态度鲜明，表示支持南京国民党政府，并造谣说我们要向蒋索价8000万元；苏联塔斯社的报道，据说，对西安事变也有些微辞，并怕南京国民党政权落在亲日派手里。在国内方面，看到宋哲元和韩复榘相见于泊头镇，所谓“泊头会议”发表模棱两可的电文，其余直接表示态度的不多，都是在静观动静之中；惟阎锡山来电用不少“乎”字，最后还说：“你将何以善其后乎?”使张当时有些迷惑不解其意，很伤脑筋。过去阎对张的呼吁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主张表示同情并一同到洛阳，在给蒋祝寿时，也曾向蒋进言，为什么今天又这样说呢?真是令人有些惝恍迷离不可捉摸。但未过两天，接到傅作义的电报劝张把蒋送到太原，张才明白阎锡山念的经。张说：“我会送蒋回南京，不要假手于人。”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张也分别派代表到各省去，说明发动事变的原因，并征询各方面人士的意见，太原方面也有人去。
在西安的银行界负责人士会见中共代表周先生
当时在陕的银行，除中央、中国、交通、农工、各大银行，还有一些地方银行，在西安事变发生后，有关金融一切事宜，主要由陕西省银行经理李维城负责联系。李原为西北银行经理，为冯玉祥的旧部，到西安来，是经杨虎城的参谋长李兴中介绍。我在1935年，从国外回来，到西安经朋友介绍，认识李维城，感到他具有见地、热情，曾介绍他同张谈过话。1936年春，我再来西安，即住在陕西省银行内，因此成为好友。在西安事变期间，同参加设计委员会，过从更密切，有关金融事，也多借重他。有一天他同我谈，银行界一些负责人，听到中共代表周恩来先生来西安，他们希望能同周先生会面?因此我在会见周先生时就向他讲，周先生说可以的，遂即安排时间，地点在省银行。周先生从陕北来时匆匆，未带什么衣服，只穿一套棉军衣，周先生向我说，你能给我借套衣服吗?因为同银行老板们会见，衣履应该整齐些，别让他们看我很奇怪。会后，听银行界的人士反映，对周先生言论风度和卓见，都表示极其钦佩。
照顾曾扩情并为介绍同周先生会见
在西北“剿共”总部任政训处长的曾扩情，在西安事变以后，就令他住在陕西省银行内，张令我随时照顾他，有时过去看他，并为他送些书籍供其浏览。有一天他还向南京广播，劝南京方面，要以营救领袖为重，不要谩骂，不解决问题，南京反击骂他叛变。有一天我告诉他周先生由陕北来西安，你愿见他吗?他表示，周先生是我在黄埔军校时的老师，如肯见我，很愿见他。我就为转达周先生接见他，并同他谈过一次话。据最近我在沈阳会见曾扩情，他说：“我在解放战争时期，能留在这里未走，在西安事变时期，会见周先生，不能说不是一个远因。我感到周先生只要有机会，他就为党为人民做些工作，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和任何一个人。”曾为1959年特赦国内战犯中一人，现在是辽宁省政协的专员。
宋子文、宋美龄、戴笠等到西安
在1936年12月20日前后，宋子文、宋美龄和戴笠，都先后到西安。何应钦这一派人，想用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现在已经匿迹消声了，时局渐得到澄清和开朗。这时所要谈判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接受张副司令和杨主任所提出来的八项要求，特别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团结全国民众，枪口向外的问题，并如何对这些问题取得保证，促其实现。他们来到以后，情况急转直下，因此就召开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会议，讨论送蒋回南京的问题，许多人对这一问题，都没有什么不同意见，惟对于我们发动西安事变所提出的要求，如何能保证实现，应该作妥善商量，审慎考虑，不能草率从事，也不应操之过急。他们来的人，急于要蒋回南京离开西安，恐拖延时日中间有变，又怕南京方面发生变化。张个人也感觉到国内情况瞬息万变，日本从中策动，汪精卫也从德国急于回国，亲日派还是很活跃，稍一失机，就会有想象不到的更坏变局出现，因此主张不能再拖，也表现出焦急情绪。记得在决定送蒋回南京的前一天，张召集我们东北高级将领开会，张在会上讲了一段极为沉痛感人的话，大意是这样：“我为什么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介石扣留在西安，主要是为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地送回南京，那是不是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假如因我而造成国家内乱，那我张学良真是天下国家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这样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在他说这番话时，感情异常激动，显示出他对这次事变的纯真性情，光明磊落。因此在他说完话以后，会场中出现一片寂静情景，鸦雀无声，使在场的人都被他的真挚动人的讲话所感动，甚至落泪。
通过张副司令这番讲话，说服大家对送蒋回南京，都无异议，而对于保证条件，也就无更多的争执。
在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以后，除同张副司令、杨主任几次交换意见外，并分别约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一些高级将领会谈。并提出许多负责保证的条件，但当蒋回到南京以后，都落空了，局面日益恶化。记得在12月25日下午送蒋回南京时张乘飞机随蒋亲往，杨主任送到机场，据杨主任从机场回来对我们讲，蒋在机场时对张和他说：“我答应你们的事，一定照办，从今以后，停止剿共，如果我说了不算，就不配做你们的领袖。”食言而肥，惯于欺骗，应许诺言都丢掉了。
在西安事变期间张的言论片断拾零
当时对送蒋回南京的问题上，开会时大家都犹豫不决，张副司令曾讲这样一个笑话，他说：“我们如同抓着一个刺猬，放在手里感到扎手，撂在地上又怕它跑了，那怎么办?”又说：“我们这次举动，一不要地盘，二不要金钱，纯粹为国家为抗日，可质天日，外边造谣传说我们许多离奇古怪难听的话，都是些无稽谣言，都是恶意中伤，不攻自破，不久我想可大白于天下，因此我敢说没有一丝一毫为个人打算的，所以我什么都不怕。”
在把蒋介石由新城大楼迁到高桂滋住宅后，蒋渐明白张、杨两将军对他并无加害的意识，才开始同张谈。有一天蒋微笑对张说：“我真佩服你的胆量。”意思是说在这样权威下，你竟敢把我扣留起来，是我所想象不到的。
西安事变的尾声从12月25日送蒋回南京到1937年2月国民党中央军开进西安时期
对送国民党中央被扣留在西安的重要人员的争议
张副司令为表明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坦白心迹，亲自送蒋回南京，负荆请罪，保持蒋的威望，这种精神是光明磊落的。但在行前并没有什么安排，在他走后应该怎么办没有交代，所以当杨虎城主任从机场回来告知我们说：“副司令已随蒋去南京了。”大家都感到愕然，惶惶不安，特别是在东北军内部。当天送蒋的飞机，即停留在洛阳。翌日早张从洛阳给杨主任拍来电报，令杨在明天用飞机送中央被扣留在西安的军政大员回南京，杨主任并决定在当日晚设宴欢送他们。就在这天下午，应德田约我往见杨主任，认为最好等张副司令由洛阳或南京回西安，再送他们这些要人走。杨主任为此召开一个临时会议，王以哲军长也来参加，在这个会上，应德田说完这话以后，王以哲立即加以反驳。认为张既有电报来，应该遵办。应说张到洛阳后，就没他个人的自由，怎能证明这份电报是他发的，是否被迫，应该加以考虑。杨主任听应的话，有所踌躇，但说我已经下了请柬，约定今晚举行便宴欢送他们，变更似不太好，但当时没有做最后决定。我觉这是一个关键，应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最后杨主任竟按照他的预先决定办，当晚举行送别宴会，第二天就用飞机，把这批中央要员一齐送走。
在张去南京后东北军内部情况
在张副司令去后，东北军内部，已失去重心。虽以后张从南京带来的亲笔信，命令东北军将领，在他未返西安以前，必须以服从他的精神听从杨虎城主任的命令，但杨主任对东北军各将领还是有些客情。至于当时在东北军的内部，参谋长董英斌，他久已不带兵，于学忠的部队，都驻在甘肃，在陕的带兵官，只有王以哲、缪澂流、何柱国、刘多荃几个人。王以哲军长在这些人中间，是一个中心，但在西安事变期间，看其言动心情，总是那样不愉快，而对一些青年军官，也具有成见，谈起话来，情绪总是有些急躁的样子，这是我当时的感觉。以后又加上他有病，有些青年人，很怀疑他是装病。就在这时，六十七军驻西安办事处长宋钝如，是王以哲在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他在这样紧张的时期，不识时务的经常有些活动，同东北当时在西北的一些老年军官，如马占山、刘伟、鲍文樾等，请客宴会几无虚日，引起许多青年军官怀疑。是否宋的这种活动，都是有王以哲的指示，甚至有人怀疑王以哲同国民党中央有勾结的谣言，使人深深感到东北军内部分歧可虑。我同崇民商谈，应该在这样紧急情况下加强内部团结，并就此与王以哲军长商量，他也感到有此必要，因此想成立一个机构，吸收东北老少新旧军政各方面的人士参加，但因王有病的关系，我们在进行组织时，又有些迟缓，未等待这个机构成立，就突然爆发了极其不幸的1937年2月2日的事件。
托派张慕陶来西安和周先生对他的注意
当张慕陶这个人在西安事变期间来到西安时，我曾在陕西省银行遇见过他，未同他谈过话，只是看他獐头鼠目面貌不善，有些不快感觉，但不知他究为何许人。张慕陶同西北军中许多人有来往，如住在西安的徐维烈(有人说他是徐谦之侄)和在陕西绥靖公署当参谋长的李兴中、陕西省银行经理李维城等，同张有往来。有一天周先生也在省银行遇见张，知道过去是相识，当周先生看见张慕陶以后，表示很诧异，曾这样说：“他怎么到这里来了，要麻烦，要不好，我一定找他谈，要说服他。”事过境迁，我已经不注意这些事了。直至1937年2月2日，王以哲军长被枪杀事件发生，我才明白周先生的政治远见。
周先生对东北青年军官讲话并去陕北
据我当时所了解东北军一些青年军官们，主要是争取张副司令回来，一切问题都可商量，如果中央不放张副司令回来，在他们这些人，也确有不惜一拼，来同中央对抗的决心。但并不像传说那样，一定要诉诸武力，去溪口的人面见张时，张对他们有个口头指示，只要你们能团结一致，苦搏一个时期，我是可以回去的，董英斌公开讲他坚持这个主张。有人认为东北军应该赶快退出西安，使中央军早日进驻西安，同要求张副司令回来是两件事，不能作为交换条件。杨虎城主任似感到烦闷，举棋不定，有一天晚上，东北军一些青年军官和干部，请周先生讲话，并希望周先生能表示态度。我尚记得周先生那天晚上讲话时，有这样几句话：亲爱的同志们，我们共产党和蒋介石是十年血债，比你们仇恨得深，厉害得多，不是因为国家民族的危机，我们怎能主张释放蒋介石呢?希望同志们能够很理智地来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打起来，对争取张副司令回来，是没有好处的。我在当时是为周先生这样真挚动人讲话所打动，就不坚持过去的主张，应该从长考虑。但是他们当中有些人，还要求周先生有所表示。我记得周先生当时很严肃地说，我们共产党是有组织的，同你们不同，我来到这里，党中央未给我这样大的代表权，如果你们要我表示，那我只有回陕北向中央请示后，给你们回答。第二天周先生即离开西安去三原，行时我曾送他，郁郁不快，形于颜色，但没有几天周先生就回返西安。
在2月2日王以哲军长被杀前后
王以哲军长被杀害的前几天，我同应德田、孙铭九这些人，意见和看法，有些出入，同时也不同意他们那样暴躁情绪，不解决问题。因此他们有些事情，就不同我来商量了，有时开会也不找我参加。2月2日上午，崇民从渭南给我打来一电话，约我同陈先舟(因为蒋斌交通处长被押，当时交通处长委陈担任)于下午去渭南，有事相商。我即约陈先舟一同到“辽宁饭馆”吃饭，拟即于吃过午饭后，到玄风桥一○五师的办事处(即刘多荃师长的在西安的办事处)接洽，以便乘车前往。当我去饭馆后，经过东大街，刚向玄风桥口转弯时，即看见街道两旁，部队林立，警备森严，都手提机枪，如临大敌，阻止我车不准前行。我下车后说明我的身份，我即步行直赴金家巷张副司令私邸。刚到院内，遇刘副官，告我孙铭九团长在中间楼上，我上楼正遇见孙铭九，站在那里，面如土色。我便问他：“出什么事情吗?”孙回答我说：“王军长叫我干了。”我当时听着真如晴天霹雳，精神极感震动，很气愤地说：“你杀王军长同谁商量过，你这样乱杀人你打算怎办!”我并厉声说：“你既有枪，把我杀了吧!”我直扑孙身。但孙铭九这时看我落泪，他也落下泪说：“我敢作敢当，只不愿牵累你们。”适苗剑秋在旁用力扯着我，并阻我大声讲话。这时周先生在隔壁室内听到我的声音，出来看见我落泪斥责孙铭九时，周先生也热泪盈眶，即对我说：“乃赓(是我的号)，事已如此，你不要同他们吵了，没有什么用处，你赶紧去找杨虎城主任，问他何以善其后。”我这时便离开金家巷乘车去新城大楼见杨主任。杨主任这时正在他的办公室内，坐在一张沙发椅上，闭着两眼，我便上前问：“杨主任知道王以哲军长被他们杀了吗?”他似未听见的样子，没对我作什么答复，我也不便再往下问了，就到另一个屋内，看见何柱国军长在那里。我问他：“你知道王军长被杀了吗?”他说：“我怎不知道，假如没有人给我送信，我同王将军遭受同样命运。”我便问何：“这究竟是怎回事呢?”何说：“这些年轻人真是胡涂可恨，上了人的大当了。”他告我说这是有人阴谋策划的，我当时真是如坠云里雾中，迷惑不解。为什么要这样做，打算怎的，感到痛苦难过得很。
就在王以哲军长被杀的当天下午，东北军的青年军官，又在新城大楼内，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并请于学忠来讲话。于当时泪痕满面，我尚记得。我在痛哭中说，你们拿枪乱杀人，我是坚决反对的。这时应德田也在座，怒目视我，虽未出声，我内心在想“二二”事件的造成，他要负一定责任的，这样做法，不但未得到他们所预期结果，反而因“二二”事件王以哲军长等之死，扩大在东北军内部的猜忌和分裂。
在“二二”事件的第三天，杨虎城主任找我谈话时很严肃地对我说：“中央军将进驻西安，你去问问孙铭九团长和刘启文师长，他们部队什么时候离开，他们几个人(指应、孙、苗三人)打算怎办?”我当时很不愉快地说：“张副司令走时叫我们听杨主任命令，主任吩咐我做什么，我当然要做什么。可是我的上面还有秘书长和参谋长，不应一切都要我来做。主任即命令我去，我可以去找孙铭九团长问他怎办。”我随即往见孙铭九，把杨主任的意见传达，孙当时表示：“我遵从张副司令的命令来听杨主任，叫我怎办我就怎办，叫我死，我就自杀。”我并向孙说，你可以写一封信，以便我向杨主任复命。当我把孙的信交给杨主任并口头传达孙的讲话时，杨主任冷笑说：“他能自杀吗?那很好，有日军少壮军人精神，怕他不能吧?”回来我又往见周先生并把杨主任和孙铭九两人讲的，向周先生复述。周先生说：可以叫他们先到陕北去。我说怎走?周先生说派刘鼎送他们。驻在西安的东北军十五师和卫队团两部分军队，请示董英斌参谋长，即由董率领和原西北总部全部人员，都一齐西行，先到邠县集合。当时因无交通工具，均徒步行军，有些人还携带眷属，老幼妇孺狼狈不堪，凄惨景象，真是令人不忍目睹。
代表杨虎城主任去高陵会见缪澂流军长、刘多荃师长
当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三人已去陕北，驻在西安的东北军已经西开。有一天(大约在春节前几天)，杨主任又约我谈话，态度是和善的，但表现出来有些惊慌不安样子。对我说，我想麻烦你，请你到高陵去一次，代表我会见缪军长和刘师长。因为驻在三原的十七路军，近来发现在高陵县城外围，特别是在西北面，东北军正紧张地构筑工事(三原距高陵只有30华里)。这样是否会引起双方部队的误会，请你代我去向缪、刘两位解说，局势演变到今天这样地步，不能再出别的枝节，对双方都是不利的。时间大约在春节前几天，我知道高崇民还在刘多荃那里。因此我也急切愿同他见面，尽管“二二”事件造成东北军内部的不团结，但我想缪、刘两人，同我尚有一些旧关系，不会对我有什么怀疑。因此我即持杨虎城主任的信前往，当时随我一同前往的，有刘澜波和燕庚奇两人(刘当时任第四处第一科长，燕为总部办公厅的秘书)。司机对从西安到高陵一段路程极生疏，走几里就要问路，正在军事戒严时期，到处受到驻军盘诘。从大早启程，一直走到天已昏黑，才到达高陵城外。城内禁闭，戒备森严，叫喊多时，才开城门把我们放进去，并将我所带去的警卫员枪支解除。让我们三人到一个小屋内等候，约有—个多小时，未出来见我们。我实在感到有些不耐烦，即同他们传令兵说：“我们从早到晚，还未吃饭，请你给我传达。”少顷，缪军长和刘师长就在不远的一个房间内会见我们，崇民也在座。我把来意向他们两人说明，并将杨主任写的信面交他们。吃过晚饭后，便把我们几个人送到一个中等铺小房来住。第二天早晨起来，推门外望，街上行人断绝，各商铺也全关门闭户。我们在房内静候他们派人来接我们吃早饭，但等到午间12时，还未有人来，我们不能随便外出。燕庚奇首先怀疑，是否他们要把我们扣留在这里?刘澜波坚持说不会这样做，我也说，缪或可能，刘不会这样做，况且崇民还在此，不会的，但也感到焦急。一直到午后1时，他们才派人来接我们。吃过饭后，我便同他两人开始谈话，最后决定给杨主任写一封信，由我带回，说明修筑工事是为警戒，绝无他意。晚饭，缪招待我们，同缪未谈其他有关系的事，对刘多荃我曾询问过今后你要怎办?他颇羡慕商震(启宇)的作风，一样可以生存下去(商是刘的盟叔)，我未置可否，我默观他们得意忘形的样子，特别是缪澂流兴致勃勃，甚至说今后可以不受任何约束的，可自由的发展了。我对崇民说，你应该早日离开此地，他说不久芳坡能送他走(是刘的号)。因我深知：缪澂流对他有些很不谅解的，不能不提高警惕。在晚间我们谈到王以哲军长之死时，我同崇民怀念老友，都不觉落泪。第二天早晨，我便离开高陵返回西安向杨主任复命。
参与赴三原敦请杨虎城主任返西安的一幕经过
东北军一一五师和卫队团撤出西安后，不久国民党的中央军就开进西安，顾祝同也进驻西安。顾祝同同周先生、于学忠、何柱国、孙蔚如会见，西北总部办公厅米春霖主任为顾祝同接风举行一次便宴，我也参加了。但在顾祝同未到西安前几天，杨虎城主任已经往三原去了，经他们大家商量认为杨主任不在西安，一切交接事宜，不太好办，经顾祝同提议，应派员去三原迎接杨主任返西安。当时决定由黄杰、王宗山和我三人前往，黄杰代表顾祝同，王宗山代表孙蔚如，我代表于学忠、何柱国。我们到三原后，会见杨主任，说明来意，翌日晨我们即返西安，过几天杨主任也来西安。这时国民党中央已发表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主任仍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
最后国民党中央政府发表于学忠为江苏省苏北绥靖公署主任，驻在淮阳。过去随董英斌参谋长西去的旧西北总部人员，都停留在邠县一带候命，这时又折回东去，就食于苏北淮阳。
(1963年9月)
*作者1936年5月任甘肃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天水县长，9月任西北“剿总”第四(行政)处处长。
①原名浐桥，以下不另注。
②周恩来是1936年12月17日到西安的。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