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陕随军杂录
惠德安
从1934年到1936年，张学良统帅的旧东北军先后驻在湖北、陕西，笔者此时都是在他的指挥机构当参谋。本文所记各节，看来虽是一些片段琐记见闻，但从中不难窥见这一时期张氏的思想活动过程，以及某些历史事实之所以发生发展的内外因素。
《“匪情”辞通》与《标准师方案》
1934年的春天，张学良将军从意大利回国。当时他认为德意两国的国际地位之所以能蒸蒸日上，主要在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形成了两国的核心领导力量，才能使战后的德国和极弱的意大利，都走上了复兴和发展的道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所造成的空前困难中，要抗日救亡收复失地，唯一的办法，也是要像德国一样，在国家内形成核心领导力量。在张的心目中，蒋介石有条件作为这样的一个人物，因此，他回国后头一个口号，就是“拥护领袖”。这口号在国民党政府中是个首创杰作，也是蒋介石非常爱听、很感满意的一句捧场话。张氏的出国，原是在热河沦陷和长城线上连续吃了败仗，蒋介石害怕舆论责难他丢掉了广大国土，不得不把张氏作为替罪羊，迫使他下野跑到海外的。这次乘着十九路军在福建发难反蒋的机会，张氏赶着回来，带着勤王救驾急蒋危难的意思，拥蒋的旗帜不但鲜明，而且举得也很高。这在蒋无论如何，也要分出一把交椅给张坐坐，才算是够劲。好给天下人看看，拥护“我”的会有什么好处，反抗“我”的将落到什么结果，是多么现实呀!张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东山再起重新掌握军权，被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的。
既然合伙做买卖，就得投进股本，这是生意人的不易法则。蒋介石在江西反人民的所谓“围剿”，这时候节节在失败。湖北大别山徐海东将军指挥的红二十五军，已逼迫武汉，蒋介石正苦于无赌注增添。张氏上台后，因东北军南下“剿匪”的问题，经蒋的要求成为事实。南下的东北军，在鄂东与红二十五军接触后，连续失利。
面对这种情况，张氏的主观世界里，起了两种波动。
一种是已意识到红军是有一套的，究竟红军有一套什么，当时他还说不清道不白，但他已逐渐清醒。必须进一步去认识和理解当前的现实。他责成总部的机要组组长黎天才找人收集有关革命的一些理论、历史、人名、事件、名词、用语。例如：苏维埃、托洛茨基，第三国际某某的来源和解释。仿照《辞源》那样，按笔画多少，分部分类地编辑一本小册子，名为“匪情辞通”，印发各部队，作为分析了解对方情况的工具书。这本小册子编成后，送给他看，他很感满意，亲笔写了一篇序言，序言是引用晋书温峤传“峤至牛渚机、水深不可测，世云其下多怪物，峤遂燃犀角而照之，须臾见水族复火，奇形怪状。”那段话。张氏亲笔写序文，这在他的平生是第一着，也是仅有的一次。他时常随身带这本小册子，用它去钻研一些进步文件，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上，是起了一定程度的波动了。
第二种波动，是他渐渐认识到自己的本钱——东北军，并非如他想象那样坚强可用。而且将骄兵堕日趋腐化，更是一件隐忧在怀的事，想用力量整顿一番。他计划把王以哲带的六十七军改编为教导师，用它给全东北军示范。张氏还自己起草了一个“标准师”方案，想把预定的教导师的整训达到“标准师方案”上的要求那样。另外由《部队通讯》(武昌行营办的一个刊物)在东北军中悬赏征集“标准连长方案”，把当选的方案，印发给各部队，作为初级带兵军官的行动准则。当时应征的人很多，被评选为第一名的是万毅，很得张氏的器重，在一个较短时期内，万毅由初级军官跃升为中校团长(一般是上校)。张氏思想上第二个波动，是开始清醒地意识到东北军已经腐化，进一步去改造它，是很必要的。从以上两件具体事，可以看出东北军南下和红军接触后，给张氏思想上起一些影响和波动。
潘 玉 华 案
1934年的10月间，武昌豫鄂皖“剿总”处决潘秘书一案，很令人惊讶，也使张学良很感为难。事情的经过是：一天早晨突然接到南昌行营蒋介石打来的火急手谕电报，着即将“剿总”机要组秘书潘玉华逮捕严密监禁，听候另电指示。张氏当即派员从“剿总”机要组的办公室带走了正在上班的潘秘书，拘留在武昌徐家棚张的官邸里。潘被捕后，他的内弟(姓廖，由潘介绍当上尉科员)去接见，看到潘还自由，食宿也给予方便。但南昌方面紧跟着就发来第二次的急电，把事态扩大到要逮捕机要组组长黎天才和其他有关系的几个重要人员。南昌还另外有电指示驻在武汉的宪兵团搜查了武昌大朝街黎天才的住宅。同时北平的宪兵第三团团长蒋介石的侄子蒋孝先也接到蒋的密电，搜查了北平东单西裱背胡同黎天才驻北平的一所办事处，并逮捕了黎派在北平的工作人员多人。这很使张氏感到奇突，也使“剿总”内部人心惶惶，不晓得事变的由来。大约经过一个月的时间，蒋介石又拍来电报，才说明江西“进剿”的部队，在苏区缴获红军的文件里，发现有豫鄂皖“剿总”参谋处印制的所属部队团以上主官、姓名、兵力、驻地表的抄写本一册，并由其他文件查明确系潘秘书联共，辗转抄寄苏区的，限令即处死刑，并将黎天才和其他有关人员，一并押解南京(此时蒋介石已由浔飞回南京)候询。这才明确是一件严重的泄漏军秘通联红军案。“剿总”参谋处印制的军队驻地表是军事上极密的事件，照例发给团长以上的带兵主官和“剿匪”直属各厅处组，机要组也按时领到一本，向由潘秘书专保管。潘窃盗军秘里通苏区，是证据确凿无可置辩的，向张表示任凭处理。不料张氏接电后却把案子留置下来，并未立即执行，反而电复蒋介石请求宽恕减轻潘的罪行，遭到蒋介石的严峻拒绝。蒋介石一连串打来几个电报，责他疏于防范和执法不严，电文里还指定要参谋长钱大钧监刑，弄得张绕室彷徨，很觉为难，最后只好按蒋意执行。在执行前张曾面告潘秘书说：“委员长的脾气很厉害，我不能保全你，还有什么身后的事要办?”潘很从容地说：“我把我妻子的住处写下，希望能通知她。”此外别无其他话讲，被枪决在徐家棚。潘是湖南人，有人讲他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他到“剿总”机要组当秘书，是黎天才介绍来的，与张氏以前毫无渊源。为什么张会这样用情并想要救他呢?里面倒有一段值得叙述的经过。东北军去鄂东，连续遭到红二十五军的打击，使张氏的头脑逐渐有所清醒，他思想上要对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如此坚强壮大这一问题做番认识和探索。潘秘书在这个问题上和另外几个秘书，都成了他的顾问和助教，张时常和他们在一起，说的很对路。本文上节提到的“匪情辞通”的编辑，就是潘秘书独自写出的作品，黎天才接受编辑这本书的任务后，就交给了潘秘书去搞。他每天上班时在一个房间，口中衔着纸烟，一根接着一根地去吸，一面用铅笔在便条纸上起草，写完一页就撕下来交给坐在他办公桌对面的梁录事誊清，大约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就编写完成了。送交给张看，很满意，嘉许他在这方面的渊博知识。因此潘案发生后，他感到潘是个有用的人才，杀害了非常可惜，这才电蒋缓颊，不意遭到了严斥，使他很作难。在处决潘秘书的同时，还有另外两个人，一个是共产党员李泽民，是一○五师——张氏警卫部队中的营长，因为工作败露，被关押在武昌，另一个是王以哲军长的表侄，叫李在石，都是和潘一起押往刑场，作了一次未执行的“陪绑”。潘秘书的案子，在当时的武昌是很惹人注意的，潘到底是怎样一个政治面貌，也是人人言殊的。有人说他是中共地下的河北省委的成员，而黎天才又说他是已经脱党的分子，才被引用到机要组的，究竟如何，当时在武昌“剿总”里，是没人搞清楚这点的。
记 黎 天 才
在蒋介石写的《西安半月记》里，蒋介石说他对于跟张学良一同来见他的黎天才很注意。另外有件事，也足以说明蒋对黎天才这人的确是很注意。1934年夏间，蒋介石从南昌来到了武昌，在“剿总”讲话。讲话前他对列队听候他讲话的全体职员，按花名册先点遍名认识认识，这一套，差不多是蒋的老把戏了。几百名的职员，他张三李四公式化的口头一喊名，被点的一立定答应声有，就算完事。惟有点到黎天才的名下，蒋看到册子上的名字，口里喊出个黎字来，就顿了一下，若有所思似的才慢慢喊出下边的“天才同志”四个字来，两只眼睛在上下打量黎，点了头微微地哼了两声。黎天才是当时豫鄂皖“剿总”的机要组长，什么原因，蒋介石对他会这样的频加青眼呢?需要说明一下，黎天才是继张作霖在北京东交民巷帝国主义驻华使团的唆使下，搜查了苏联大使馆，并逮捕了先烈李大钊等人以后，另一案件被捕的。当时他还是北大的学生，京师警察总监陈兴亚，在审讯他们时，看见黎天才这小山东(黎是山东人)，年纪既轻，面貌也漂亮，学得也不错，就动了爱才之意，设法减轻了他的罪刑，把黎天才从死里救出来，又把他的名字改称天才。以上黎被救出的一段经过，是笔者在1941年住重庆时，在重庆南岸龙门浩陈家，听陈兴亚亲口讲的。至于黎氏的被开脱，有无其他情节，旁人是不得而知。黎很感陈氏对他有救命之恩，而陈氏也非常赏识黎的才干。1928年，东北军退回关外，张学良委陈兴亚为东北宪兵司令，黎天才居然做了宪兵司令部的秘书长。东北的宪兵，内部是有派别的，其中以陈兴亚家乡海城出身的一派，比较有势力。这一派是陈氏的嫡系，把黎天才看做是没死了的共产党员，居然被重用，还参加了机密，是嫉妒他的。1931年日军占了沈阳，黎氏转移到北平。在热河、长城抗战时期的前后，他曾替北平军委分会做过工作，所搜集的日军情报，很为军分会当局所重视。张学良从意大利回国，黎氏把张离开东北军到海外这一时期东北军政人员的政治倾向，对南京蒋介石和北平何应钦的态度，以及是否有背离张氏做其他活动等等材料，预有准备地搜集在手，制成书面报告，等张氏的船抵上海，即航寄给张。张看了这些材料，知道了许多许多的黑幕，非常动容。张氏在这以前，也曾知道陈兴亚那里有个黎天才，是李大钊案中被保留下来的一个共产党员。他这次回国重新掌握东北军，各军、师、旅长对他忠诚表现如何，他是很关心的。接着张氏出任豫鄂皖三省副司令，东北军要南下和红军接触，黎天才这样的人，张氏认为该引用，遂电调他来武昌见面，谈的很对路，遂任命黎天才为机要组的上校组长(后晋级少将)。机要组里分三个科，第一科搜集研究国内外时事和有关共产党的问题，这一科由黎亲自掌握；第二科办理东北军内部的调查研究，科长是陈昶新；第三科名义上属机要组，实际上不归黎，科长郑文义不在汉口，由一个姓王的秘书代行，直属于南昌行营的。在黎的机要组特别是第一科里，他安插了许多带政治色彩的人，这些人有的出身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有的以前是共产党员。他们和其他处、科很少往来，关上门专搞他们自己的，公事是直接送给上边，别的首长很难看到。张氏为了多了解红军的情况，时常接近这些人物。本文上节提到的潘秘书案发生后，蒋介石分别电令武昌、北平的中央宪兵搜查黎的住宅和办事处，并让张氏将黎解送南京候询等情。张在接电后，除复电蒋为潘秘书讲情外，并未将黎扣押，还是婉转向蒋保证黎绝无另外企图，因此黎得安然赴宁见了蒋，把一场风险躲避过去。张学良就任副司令以来，蒋对张的用人，采取了干涉态度，这说明对张不放心，惟恐张左右的人坏事。蒋接到的小报告，说张的旧部，朱光沐、汤国桢等人，都是引诱张不走正道的，怕他们作祟影响蒋、张的关系。蒋在庐山当面告诫张不要任用他们，张无可奈何只得硬着头皮拿下汤国桢的“剿总”副官处长和不用朱光沐。蒋一向都认为黎天才是个共产党，很不可靠，也曾一再示意张赶走他。但由于张和黎处得很融洽，张婉言保留了他。张到陕西后，黎天才当了西北政治处的副处长，是部队里负责政治的高级首长。西安事变前，蒋在临潼已经多少觉察到东北军的不稳，认为黎天才也必然会起一定的煽动作用，所以当黎天才随张学良到临潼见蒋时，蒋特别注意了他，是有原因的。总之在蒋的心目中黎是一个共产党员，张发动的西安事变，蒋认为黎天才也是祸首之一。
叶蓬的一个剪影
武汉警备旅旅长叶蓬，是湖北黄陂人，保定军官学校的学生，为人骄横，办事跋扈，但对蒋介石百般恭顺，没把其他人放在跟里。他的思想里只要把蒋介石恭顺好了，就不愁无官可做，对当时武昌行营(1935年的春节，已改豫鄂皖“剿总”为武昌行营)主任张学良，也不过聊加敷衍而已。至于对湖北省主席张群、行营参谋长钱大钧等人是不大买账的。叶蓬这人的长处，是只会当蒋介石的差，做其他的事，有时很粗心大意，会惹是非的。1935年的“双十国庆”，他忽然心血来潮，想把他带领的警备旅兵营的内部生活，公开的让武汉市民参观。军营内部生活，关系到军事秘密，公开让武汉市民参观，在历史上还是极少见的事。叶蓬原来的打算，不过借这做一番自我宣传，让广大市民看看他带领的部队，在训练、纪律、内务等方面，多么有成绩。他事前在武汉三镇到处贴了布告，使人周知这一盛举，他得意忘形极了，没注意到当时汉口还存在着日本租界，长江里面还停泊着日本军舰。10月10日那天，有很多日本军官化装为浪人记者，混杂在观众的队伍里边，一同进入了汉口兵营，无论是宿舍、讲堂、操场、兵器库，到处都去溜达。叶蓬这蠢才，既然准许各界人士进兵营参观，按道理对于能引起问题的一些设施，就该好好地检查一番，不能给外人看的东西，应该拆掉或者收藏起来才是。谁料兵营的射击场里，所坚立的各种靶子，都画的是日本军人像，还写着对准日本鬼子瞄准射击的标语。这些东西都被进来的日本人发现，偷着摄了影，留做物证。通过驻汉口的日本总领事向武昌行营提出严重抗议，指责中国方面违反不仇视日本的协定，要求惩办叶蓬和解散警备旅。大家都知道蒋介石是个勇于打内战而对外是采取磕头主义的。自从签订了淞沪协定后，他对于日本鬼子，是百依百顺而不敢稍存违逆。就这样，日本帝国主义还是不饶他，要求彻底取缔排日仇日的行为，当然蒋介石是承诺了这项义务的。叶蓬在外交上，给蒋介石招灾惹祸太不中用，在日本鬼子的抗议下，蒋不得不给叶蓬以撤职的处分。如此说来，叶蓬好像是一位抗日爱国的人物，如果这样简单地看问题，那就错了。在抗日期间他跑到汪精卫那里当了汉奸，暴露出他的本质里是一点民族气节都没有的。
在发生汉口兵营所谓“排日”事件以前，那年(1935年)的秋季，由于国民党对武汉上面的水道失于疏导，长江排泄困难，水位扶摇直上，汉阳已成为泽国，汉口也危险万分，护堤抢险成了千百万市民的迫切要求。张学良将军，一方面组织武昌行营的干部，到汉阳灾区救灾急赈，一方面他不分昼夜地亲自在张公堤上(以前张之洞所修的防洪大堤)指挥驻武汉的军队，抢险护堤。武汉警备旅也分担一段护堤任务。当洪汛漏紧急情报到来以前，张氏曾命令各部队进入紧急集合待命出动的状态，接着洪峰已逼近武汉，张氏寅夜打电话给叶蓬，叫他率部立即出动到张公堤，张学良随着也赶到现场，督饬各部队积极护堤。在张氏巡视到警备旅担任的地段时，发现这一部分队伍，来得很晚，没有按照他所限定的时间到达。特别是找叶蓬找不到，他并未执行亲自率部队抢险的命令，张大为不满，再叫人打电话催叶蓬，直到天将拂晓，他才睡眼惺忪地坐着汽车飞奔到了张公堤。张词严厉色地问他，为什么迟到?如果叶蓬扯上一个理由承认是错了，事情可能滑过去，谁想他却不大在意地回答：“没关系淹不了，用不着发急。”几句话激怒了张，张大声地斥责他：“你没遵照命令办事，按军法应当枪毙你。护堤关系到三镇百万市民的安危，你摸摸你有几个脑袋。”叶蓬见势不好，才马上打立正，连说是，是，是。叶蓬挨骂，传遍当时武汉，但这个蠢才，虽然挨了顿骂，也没吸取任何教训，不久以后，就闯出个“打靶子抗日”的笑话来。
温忠信的意见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是中国一句老话，它说明一个时期的习俗趋向，往往是有些地位显赫者的开始倡导，引动起人们的模拟性，而蔚为一种社会风尚的。1931年“九一八”的炮声，东北风云变色，使国家遭到空前的困难。救亡图存，是历史向中国人提出的一个庄严伟大的课题，而必须做出答案来的。但南京政府哀哀诸公，在蒋介石“安内攘外”的误谬政策指示下，有些人歇斯底里地将枪口紧对中国人打内战。另有些人，觉得民族兴废国家存亡与他们无关，日本鬼子来了，不是同样可以好官我自为之么?于是醉生梦死追逐声色，创了历史记录，南宋亡国大夫是不能专美于前的。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的一个时期，上海发行的画报上，印着这样一张漫画，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汪精卫的连襟，自己赶着一辆马车，在后面坐着是哄动一时的美人鱼——游泳健将杨秀琼的一家。这幅漫画上还写着“看哪一点不标准，褚秘书长有赏”几个字，这虽是一幅漫画，但素材背景却与事实是一模一样的。杨秀琼在全运会短程游泳出了风头后，褚民谊特地邀请她到南京来表演，褚亲自赶着马车到下关车站迎接她，并盛赞杨秀琼在体质上、技术上、姿态上，才真的够得上是个标准美人呢。事情刊登在当时全国各地的报纸上，是人所尽知的一段新闻。
武汉这方面，也有人把官做腻了，想玩个新花样，跟褚民谊学，博得个提倡体育的美名。首先是湖北省主席张群，他亲自发动一些阔太太、小姐们到武昌东湖游泳，他自己也时常夹杂在这批脂粉队中，只是技术不高，仅在浅的地方扑腾扑腾和她们打打水仗玩而已。1935年的端午节，他以主席之尊，亲自在黄鹤楼头主持横渡长江的竞赛，武汉警备旅派出许多能手参加了这一幕。长江两岸万人空巷，三镇市民瞧了这场热闹。武昌行营参谋长钱大钧，也当仁不让，他继张群主持的横渡长江后，就来个东湖水上运动会，由钱家一对姊妹花——钱大钧两个青年老婆来发奖，她俩是亲姊妹，都好游泳，够不上美人鱼，人们就喊作一对“美人虾”，也是当时传遍武汉社会的一件新闻。正在这些亡国大夫尽情玩乐的时候，偏偏有位人称“老共”的，给张学良上了一份意见书要求禁泳，是大煞风景的事。“老共”的来历是这样的：当时驻防在信阳附近的东北军一一七师吴克仁部，在阻击红十五军经过京汉铁路的战斗中，俘虏了红军一位支队司令员温忠信。张学良接到报告后，立即电示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要妥为保全。随着张氏即派行营主任办公室科员李伯康驰赴王以哲处，将温忠信带到武昌。张亲自接见谈话后，指示黎天才好好照顾并给以上尉等级的生活待遇，黎指定科员李叔勋陪伴温氏每天逛公园、游东湖、黄鹤楼吃茶。温的为人很老实朴素，同行营主任办公处的人也处得来，大家与他开玩笑喊他叫“老共”。有一天李叔勋陪温一起游览珞珈山东湖一带，正赶上钱大钧主持水上运动会在举行，红男绿女载沉载浮在万顷碧波中，温忠信看到这幅动人的画面，觉得眼花缭乱。他向大家说：“你们真会玩呀，我从山里来，自小没见过这样的阵势，我到武汉看到沿江一带的外国高楼大厦，就已经开眼了，想不到东湖这里，还有这么大的名堂。”大家以为他面对这样好山水，是在抒发个人对景物的赞赏，谁也没和他再往下谈。温忠信回去后，请李叔勋替他写了一份意见书，转呈给张学良。意见书大意是：“看到武汉到处搞游泳，让人看了好像忘掉还有国难一事，想想东北，今天能够这样乐吗?再说高级首长，更应该提高警惕，搞这事是没有好处的。”意见书很简单，不到一百个字，张学良看了后，在上边用红铅笔批了“所见甚是”四个字。同时张的日文秘书陈鸿一，从驻汉口日本海军武官处获得了消息，说日本浪人将混进预定在汉口第一公园举行的武汉各界游泳比赛大会里，暗杀武汉重要负责人员，但这并未引起张氏的足够注意。他认为可能是摭拾到的一种谣传，否则日本海军武官处岂能轻易泄漏，而对温忠信的意见，特别是“东北今天能够这样乐么?”一句话，触动他的内心深处，从此他就不再到东湖去游泳(张氏当时是武昌行营主任，和他弟弟张学思、南京军官学校的学生张学曾在天津读书，暑假期中来鄂，三兄弟时常去东湖游泳)。同时，他也告知了钱大钧、张群、叶蓬诸人禁泳。张氏调往西北“剿总”副司令，温忠信也跟了去，西安事变以后，他一度重回六十七军军长吴克仁那里(西安事变吴克仁继王以哲为六十七军军长，抗战开始，率部参加淞沪战役牺牲)。以后有的说他离开了六十七军，也有传他是在上海撤退时走的，究竟温的去向和下落，以后就不明白了。
杨毓珣西行使命
中国红军粉碎了蒋介石的五次“围剿”后，开始从苏区突围进行历史上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蒋介石面对这种新的情况，重新制定了他的军事计划，决心用自己的嫡系军队，跟踪红军尾末，而张学良的东北军转用于西北方面，企图用这两把钳子，夹击北上抗日的红军，把它消灭在甘陕地区内。于是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总”副司令，于学忠为甘肃省主席，东北军陆续分由河北、湖北两省开往西北。陕西这地方，多年以来，就是杨虎城所部的根据地，历史上客军几次进入陕西，常常引起地方上的疑虑和误会，甚至遭到武装反对。何况当时的张学良是在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丢掉东北的，举国舆论都在责难他，这次又率重兵集团到西北来，容易被人看成要反客为主来抢地盘的。的确，蒋介石之所以用兵西北，目的在于消灭红军，但骨子里也是抱着“卞庄刺虎”的诡计，乘东北军和红军的火拼，来削弱东北军。万一东北军得了手，也不妨利用它暂控制一下陕西的局面，使张学良做个关中过渡之王，尔后再拿下来。在张学良的想法是既然丢掉了东北，华北也站不住脚，四海虽大，竟没有一处可以容身，能够到西北整训一下东北军，把自己的本钱加强起来，等待机会，也是一个上策。总之东北军这次进入甘陕，蒋有蒋的打算，张有张的打算，杨虎城也有杨虎城的想法，他们是各怀心腹事的。
蒋介石调动大军进入西北的同时，还喊出一个漂亮口号，叫做“开发西北”。地方人对这个口号，很有意见，认为带有轻视西北是个落后地区的意味。西北人不能自己开发西北，而偏要客籍外来人越俎代庖?特别是丢掉的东北，还没有能力收复回来，又有什么资格配谈“开发西北”呢?当时以杨虎城为首的陕西地方人，对此是很表不满的。张学良深深地认识到这番西进能否成功，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打通地方人，首先是取得他们的谅解和支持，得不到地方上的同情和支持，前途是很难设想的。因此在军队行动以前，考虑和西北当局，尤其是与杨虎城的关系，怎样建立好亲善的友谊，为他的入陕铺平道路，是他思想里占头等地位的大问题，而且必须很好解决的。
张学良的挚友杨毓珣(淇山)，是袁世凯的女婿。他老子杨士骧，前清时做过直隶总督，在江北淮安一带是有名的大地主。杨毓珣在陆大毕业后，又到巴黎玩过一段时间，混得一个留法陆军学生的头衔。他在留法期间和驻法公使馆武官姚锡九、周培炳两人很好，以后三人回国，互相援引都来到东北活动。姚、周两人在东北航空处任职，杨毓珣在候事时期，恰逢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出了一个上校的缺，请示张作霖派人。张想要派杨，说：“叫那个姓杨的去。”他的名字底下那个字很特别，像个‘苟’字，老张不认识“珣”字，把“珣”当成“苟”，一时传为笑谈。杨毓珣在东北有个外号，叫“杨狗食”的来源，就是如此。以后杨在沈阳，官运亨通当上了镇威上将军公署副官处长，在打球、跳舞、开汽车一套玩艺上，这位杨驸马和张少帅(张学良)倒是情投意合，很处得来，两人也由于社会地位的特殊，出妻献子，成了通家之好。张学良了解到杨毓珣和杨虎城以前有旧，两杨论起来是同宗一姓，彼此以宗兄宗弟相称，有一段交往。想利用这种私人关系，派杨先到西安打通杨虎城关系，因此特电杨毓珣从南京来武昌面商，结果由张请准蒋介石以西北督“剿”专员的名义，派杨毓珣先行入陕。杨到西安后，主要是搞通杨虎城和张学良两人之间的私人情感，建立友好关系。在他的活动拉拢下，时间并不太长，居然把张、杨两人撮合得很好，两杨一见面时诙谐玩笑，渐渐的无话不谈。杨虎城的夫人谢葆真和张学良的赵媞以及杨毓珣的闻公主(袁世凯的朝鲜族夫人闻氏所生的女儿)，穿宅过院，来往得非常密切。由于他们私人关系的建立，立即发生了影响作用。如东北的六十七军，在将进入陕北洛川、中部、耀县一带时，和杨虎城所部的警备旅，因防务问题就常起纠纷；在东北军方面，已发现警备旅的行动，不但不积极“剿共”，反而有和共军联系的种种征候；而警备旅方面，也感到东北军气势盛，成了反客为主的样子。双方虽属友军，但遇事很难协调，特别是在西安城中，总部将成立，办公房舍和职员家属住处，很感困难，地方上对此处处制肘阻碍。就在张学良刚到西安的时候，杨虎城虽表示愿将他的“绥署”住地——新城大楼让出来给张，但仅见于口头说说而已，结果张还是在东门里金家巷租了冯钦哉的房子，而且月月付租作为自己住宅。随着张、杨两人关系的增进，就消除了以上种种的不协调，而转变为彼此情感融洽。张、杨两公后在政治上能结合在一起，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逐渐能够走上了反蒋爱国的道路，杨虎城夫妇对他的影响起了很大的作用。杨虎城时常对人讲：“张副司令和我开玩笑，管我叫老粗，现在他又说我不粗了。”
张学良所望杨毓珣的，只不过在建立和增进与杨虎城的关系而已。张最初对杨虎城的认识，也不过是一个老粗罢了，后来在政治上张、杨竟走在一起，杨对张的思想变化，起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这在三个人开始接触时，谁都没预料得到的收获。在1935年冬季，张认为杨毓珣在西安的任务，已告完成，改派他去南京当办事处处长。随着张、杨两人结合的加深，在发动“双十二”西安事变这一幕上，杨虎城的主动作用，还是比较大的。记得事变的第二天下午，张在西安总部大礼堂召集全体职员讲话，说明事变经过情形时，其中曾有以下几句话：“杨主任很坚决，问我你干不干?你不干，我自己行动……”可以看到当时杨虎城的积极和对张学良的推进作用了。
王以哲演的剧
张学良从武昌行营主任调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最初他主观希望仍由钱大钧做他的参谋长。这因为两人在武昌一段的相处，还合得来，邀钱当参谋长，不但是熟手，而且通过钱，更能密切蒋、张之间的关系。但事情的发展，却不是张氏片面所预料的那样。由于钱大钧在武昌时期与张相处得比较好，遭到蒋左右一些人的嫉视，竟散布出钱氏倾向张学良很突出的流言，以中伤他。钱对此不能不有所顾忌，究竟是应张的邀请来西北，还是到南京侍候蒋介石，许久时间，他没选择走哪条路好。因此西北“剿总”从1935年秋季成立，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参谋长一席是虚悬的，而由谢珂暂代。1936年3月间，张学良赴南京面蒋述职，再申邀请钱来西安佐助之意。蒋指示：“钱已另有任用，改派侍从室组长晏道刚为西北‘剿总’参谋长。”张赴南京另外还有东北军的补充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因为进抵陕北的一○七师(师长何立中)，一○九师(师长牛元峰)，相继遭到北上抗日红军的有力打击，两个师长战死，主力部队损失殆尽。如何把这两师恢复起来，其中兵源问题、武器问题、经费问题，成为张学良迫切要求南京做出决定的。得不到解决或解决得不好，不仅是丧失的力量恢复不了，而且势必影响其他各军师，谁都对战事采取观望的态度，以被消灭得不到补充为前鉴，保存实力不肯再去效命了。这问题关系到东北军的存亡，关系张氏的统率威信。而张南京见蒋结果，钱大钧没被调动却派来个晏道刚，东北军两个师虽允许保存，但兵员的补充特别是武器装备，没有肯定的着落。南京见蒋主要两件大事，均没得到圆满解决，张氏是带着阴郁心情怏怏回陕的。
晏道刚是随张由南京一起来陕的，他认为自己是侍从室组长、蒋的亲信，这次外放来当参谋长，主要是代表蒋来监督指导西北方面的军事行动，傲然以蒋的化身自居。他初到西安时，对各将领是趾高气扬的，对“剿总”的各处长和一些高级人员，更是颐指气使毫不客气，时常向经理处、副官处作额外的要求和需索。张学良对晏的这种作风深致不满。一次在“剿总”的纪念周上，张讲话提到有些高级职员的行为，给大家的印象太坏。并举出他本人在某商店购物时，有店员报告说：“剿总”的汽车，不按规定随便停在这个商店门前，与交通警察发生冲突。张所指出的正是晏道刚坐的车，在纪念周上狠狠地给晏一个指名的批评。
晏道刚就职不久，在西安的各将领和一些高级军官们，联合在西安的西京招待所公宴他，出席的有东北军和西北方面杨虎城所部以及所谓中央军蒋嫡系的各高级军官。席间首由主持者致了欢迎晏参谋长来西北领导之意，晏讲话答谢了大家的盛情，愿在反共的军事上和大家共同努力。宾主间正在尽情酬酢，相互举杯畅饮之际，忽见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口中连吐了两口酒，把酒杯掷向身后边，身躯前抑后合，晃荡不止，手扶桌子勉强站起来要讲话，但唇舌有些发僵，声音已有些不甚清晰。大家看到王军长醉得很厉害，上前扶他离座，想送他坐车回去。王以哲却大声高喊：“不要拉扯我(怕酒上涌的更厉害)，让我讲几句话。”众人看他这种情况，一时都愣住了。他讲：“我们东北军，拥护委员长，是诚心诚意一点折扣都没有的。我们的老家被日本鬼子占了，我们认为只有蒋委员长才能领导我们打回老家去。我们从东北到华北、华中，这次又到了西北，转战千里，无非实现这一愿望。谁想损失得不到补充，牺牲的官兵家属，得不到抚恤。一○七、一○九两师的遗族，流落西安①，一点救济的办法都没有。尤其张副司令的处境，更使人痛心，他每月的特支费，中央仅给八万元。已经丢了老家的东北军政人员和同乡们，跑来西北求他，他毫没有办法，甚至送点路费，都相当困难。他是负军事全责的副司令，还赶不上胡宗南一个师长，每月的特支费却是12万元，真令人伤心……”说罢，嚎啕大哭。晏道刚坐在位置上，愣得不知所措，众人也感到大煞风景，只好拥扶着王以哲离座，盛会作了鸟兽散。陪王以哲同车走的是陈旭东②，车上王问陈：“你看我这出剧，做的怎样?”陈答：“好得很，不但代表我们东北军慷慨陈词，也代表张副司令倾吐出压抑的心情，好，好。”王随即嘱托陈说：“那么你可把刚才这幕经过，回去就报告给张副司令知道。”王以哲借酒作了一篇文章。从这件事中，也可以看出王的为人，是怎样巧用心机和手段，转弯抹角地向张学良表示忠心，以博得信任。
董英斌就“抗日军事委员会”参谋长
张学良所部东北军，开到西安后，在执行蒋介石的对内用兵对外不抵抗臭名昭著的“安内攘外”政策下，遭到北上抗日红军的有力打击。首先是1935年秋王以哲指挥的六十七军第一一○师(师长何立中)在陕北甘泉被歼灭，随着就是1935年11月董英斌指挥的五十七军第一○九师(师长牛元峰)在甘肃合水被歼灭。这里所要记述的是一○九师失败的时候，当时张学良去南京述职。他住在南京的国际招待所，重要随员中有“西北剿总”的参谋处长徐方。笔者当时是由“西北剿总”派往太湖参观笕桥航校和防空学校联合举行的高射炮演习，听到一○九师消息，曾亲赴国际招待所见徐方处长，打听情况。徐说当该师被围困战况紧急的时候，他把西安方面给张打来的火急电报中有关的重要语句，都用红色铅笔在译文中画道或圈点出来，送呈张阅，目的在引起张的注意，但张却很不经心地仅潦一过目就作罢。这可能是他有所察觉，认为该师的失败是无可幸免的，战斗结果早在意料中，也可能是朝朝暮暮和宋子文、刘瑞恒诸人玩得起劲，精神上顾不到此……徐方的话，值得注意的“这可能是他有所察觉，认为该师失败，是无可幸免的”一句。笔者觉得东北军前在武汉外围与红军开始一较量就露出他的战斗力并非理想的，张氏对于军事前途，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动摇，一一○师在甘泉的失败，更给他注射一针清醒剂。另方面看到南京对已损失的不加补充，在“安内攘外”的口号下，想削弱东北军实力的企图，是很明显的。在这种情况下，张氏对于与红军作战已尝到苦头，渐失去信心，不愿再干下去，是事所必至理所当然的了。
一○九师的覆灭，引起东北军内部的互相攻讦。特别是王以哲对董英斌的责难，比较更露骨。王以哲曾连电张学良，谓五十七军的失败。不能按计划东进，将使六十七军在肤施所处的困境无法打开，影响整个军事的成败很大，要求追查责任。总之一○九师的覆灭，特别是师长牛元峰的战死，当时很多人以为是由于董英斌的资望不符和指挥不力的关系，认为董一定会得到应有的处分，替董担心。就是董本人也明白这次的责任无可回避，他在合水战后的几天内，就忧虑得把乌黑的头发，变成了满头雪白。
因一○九师的失败，董英斌被解除了第五十七军军长的职务，人们看到他在张学良处，已失掉往日的信任，料他尔后的出路，是大成问题的。董交却后，赁屋在西安莲池书院附近，携家属住，很少同外界接触，态度相当消极。但时间不久，突然被任命为王曲军官训练团的教育长。这位丧师辱命的将军，为什么很快地东山再起，重又取得张氏的信任，成为当时人们谈论的一个话题。为明了事情的原委，有必要把王曲军官训练团成立的意图和它在西安事变的关系与所起的作用，顺便先介绍一下。
中国共产党号召“一致抗日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给东北军擦明了眼睛，指出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另方面蒋介石利用打内战以削弱东北军，阴谋已十分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的下一步棋该怎样走，已提到他的议事日程上来，而必须加以解决的。他在几次秘密赴陕北和中共代表协商之后，一个抗日反蒋的酝酿发展到新的阶段，只是在采取行动之前，东北军内部还有先做好思想准备工作的必要。因此决定在西安终南山下的王曲镇，设立军官训练团，分批调训在西北、华北、华中各防区的东北军军官(杨虎城的西北军一部分军官也参加)，集中进行思想教育，为尔后转换政治趋向打下基础。在报请南京批准时，说是为了统一所部精神意志，贯彻蒋总裁的“剿共”政治，仿效庐山军训的办法实施，瞒过蒋介石的注意和散在西安特务们的耳目。这个军训团的头一期教育长，张学良指派了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兼充，张自己也亲自深入下去和受训的军官生活在一起。并邀请一些进步人士来作报告，如杜重远、高崇民诸人都到此做过讲演，团内洋溢着反对内战，一致抗日，收复失地，打回东北去的气氛。以后“双十二”西安事变的一些激进分子，如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贾国辅等，在团内表现是很积极很突出的。军训团的第二期教育长，人们预料可能指派吴克仁(六十七军副军长兼一一七师师长)兼充，没想到任命了董英斌。我当时在西北总部当参谋，董英斌曾邀我兼任王曲军训团教育副官。我和董谈话中，曾询问过他：“张副司令是什么动机，请军长来主持军训团?”他讲：“说做官是没有我的份，但在贯彻张副司令的意图上，我自问是能达到他的要求的。”他微笑着含蓄着一种深意回答我的问题，当时我不甚理解董讲话的含义到底是什么，莫非他把一○九师指挥垮了，还算有功而合乎张学良的意图吗?以后我发现总部参谋处第二科陈旭东手里有张副司令交他保存的一封信，是当时中共的领导人在瓦窑堡写给董英斌的。信中大意(已回忆不清原信词语)说明红军北上了，是为了抗日救国，援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希望东北军将领认清形势，枪口一致对外，不要打内仗。据陈旭东说，这信是董英斌回西安见张学良时，当面交给张看的。张看到这封信后，对于董不但没再有什么责备，反而认为董明了大势做得正确，合乎张的意图。董的出任军官训练团的教育长，已说明张学良在洛川和中共负责同志密商后，他在用人行政上，已然表现出他的政治路线在逐渐转变。不久发生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率各将领组成“抗日军事委员会”，委员会的参谋长，张、杨指定了董英赋担任。事情的内幕，就是毛主席的一封信，董英斌赖以转败为荣，继续得到重视和信任。
洛川前进指挥所——周张会谈
东北军六十七军一一七师六一九团，在陕北鄜县吃了一次败仗，团长高福源被俘，在红军里住了一段时间，释放回来。他到军部把经过和所接触到的事实，报告给军长王以哲，王又转报给张学良。张为了进一步明了红军内部情况和高团失败真相，特飞往洛川召见高福源。高将红军北上是为了抗日救亡和欢迎东北军枪口一致对外打回老家去的主张，详细地向张进行解释和说明。张听了后立即告诉高福源再去红军里联络，张并给中共领导写了信，赠些罐头、水果、食品等物，用两条毛驴驮运过去，要求中共方面派人过来商谈。高受领任务去后，约在1936年的春天，中共即派来了代表(据闻是当时中共的组织部长李克农，被接待在洛川军部后院，和王军长的住室比邻而居。王军长随即电报张，张又由西安飞来，和中共代表见面。双方诚恳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张有感于国难家仇集于一身，处境非常困难，鉴于中共这种真诚的同情与声援，被感动得流泪。当时为了保密，避免惹人注意，王军长曾采取了措施，举行野外战术演习，使军部的一些成员，除参谋长赵镇藩少数几个人以外，其他都使外出到现场勘察做出答案。会谈后张指示王军长和中共代表协定好密电码，经常保持联系。当张临飞返西安前，又面告高福源亲送中共代表过封锁线，并赠送礼品回去，从此就出现了双方停战对峙的局面。
张学良为了便于和中共的联系进一步取得合作，对南京做成了一个骗局。诡称为谋求“剿共”军事的进展，拟在洛川组成“剿总”的前进指挥所，决心自己亲自到前方督饬作战，以期早日完成“剿共”军事。电报南京后，蒋介石很高兴，认为是张肯出力的表现，几次来电嘉许。在1936年的春末夏初，在洛川就组成了前进指挥所。指挥所很简单，由六十七军军部院内腾出几间房子，为办公地点。带的人也很少，仅参谋处处长徐方，参谋秦靖宇、孟吉荣、李传玺，随从参谋孙铭九，秘书李仲颖，副官丁淑颖、孙洪远，随从副官夏宝珠等人。在这个时期里，张有时去六十七军所属各部队驻地看看，特别是他飞往延安(当时延安是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六八三团团长赵镇藩的驻地，中共驻在延安城以外)一幕，对他个人的历史，起了重要的转变作用，是很有意义的。这次是张派六八三团赵团长秘密进入红军区域，邀请中共当局来延安天主教堂会谈。据了解周恩来就是这次与张会面的。当时张的政治思想水平，虽然比其回国后在武汉时间比，已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理解到执行蒋介石的“安内攘外”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政策是自取民族灭亡的一条绝路。但他还没有放弃在国内形成核心领导那套法西斯的看法，仍想建议蒋介石停止内战，拥护他来领导抗日。经过周恩来明确而有力的说服和启示，张才认识到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反对内战，共同担负抗日的历史任务。周恩来、张学良会谈是使张学良全面正确地认识当时国内政治形势一个良好开端，也是揭开尔后西安事变一页历史的最初序幕。
(1964年2月)
①当时西安传诵这样一副对：“太息冷泪洒遍长安市，可怜热血难溅沈阳城。”说明东北军遗族流亡在西安和不能收复失土，许多东北健儿牺牲在无意义的内战中。
②陈旭东，是“剿总”参谋处第二科科长，负责办东北军内部的调查工作。
*作者时任东北军司令总部参谋。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