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志刚所写《回忆杨虎城将军和他与蒋介石的关系》补充
陈子坚
上题文稿系李志刚先生所写，在整理该稿时，他采用了我所提供的若干意见。根据亲身经历的联想回忆，兹再补充如下：
困处皖北的情况
1928年5月初旬，我经杨军军部政治处处长郭乐三(徐州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毕业，当时是国民党左派)的介绍，并经过军部代参谋长孙蔚如的笔试和口试，委我任军部政治处宣传科科长。那时听说杨将军因受冯玉祥的逼迫，离开队伍，藉医病为名东渡日本。军部事务由第二师副师长孙蔚如兼代参谋长，主持一切。当时杨军的番号是第二集团军第十军。
我到政治处时，处内只有处长郭乐三和一个姓黄的司书。我问郭乐三，为何处内职员这样少?他说，原来人员很多，不久之前军里清过一次党，把军里共产党员都清走了。他又说，杨军长是国民党的左派，思想非常前进，过去用了很多共产党员，这次清党是因为发现军中的共产党员组织有举行暴动的计划，咱们这个军目前处境很难，怕给军惹乱子，才不得不把他们送走，虽说也叫清党，但与别处清党不同，一不押，二不杀，是开路条发路费把他们送走的，所以这样清法是因为说不定杨军长回来时还用他们。他还对我谈他自己的意见说，本来么，联共是总理的三大政策，真正革命的国民党员是不应违反总理三大政策的。
当时第十军之下辖两个师，第一师驻防鹿邑县和亳县一部地区，师长是冯钦哉；第二师驻防太和县和皖豫交界的界首集，师长是姬汇百，因病未在军中，由副师长孙蔚如代理师长。军部驻太和城内，参谋长原为马青苑，因去南京活动经费，故由孙蔚如兼代其职务。军部还在太和城内办了一个军事政治干部学校，调训各部队的下级军官，听说过去由共产党员南汉宸负责，以后由饔巨青主持。
我任职不久，孙蔚如派我到干部学校讲政治课。我向郭乐三请示讲题和范围，他说，课程表上订的是“党义”，你就简要地讲三民主义吧，你初来，讲别的怕出毛病，我就按照郭乐三的指示到校讲三民主义。
两个月后，我逐渐了解了这个军的情况，名义上虽属第二集团军，但冯玉详却一点也不接济，只有普遍的例行公文还发一份。军粮是由附近几县摊派供给，经费是截留附近数县的上交税款(包括向安徽省政府派交的烟亩捐)。虽然如此，作为一个军的经费开支来说，截留的税款，究属了了而无济于事，因此军队生活特别困难，不论官兵每天只发十个小铜元的菜钱。我任职两月之后，军中才发过一次维持费——上校十八元，中校十六元，少校十四元，上尉十二元，中尉十元，少尉八元，准尉六元，上士四元，中士三元，下士二元，兵一元。夏季服装也没有，各连官兵都是把旧棉衣拆掉棉花改为单军衣凑合着穿。风言风语地听说，冯钦哉师的情况稍好一些，因为他驻扎的鹿邑县属于河南省，他自己还有他的秘密名堂。
说也奇怪，部队生活这样苦，但逃兵很少，军纪也还不错，各连士兵都是跟连营长出来的，甚至是很近的同乡，因此连排长的控制力很强。至于军纪好的原因，据说是过去杨军长注重政治教育所打下的基础(听说杨军过去的政治处长是共产党员魏野畴，能力很强)。曾记得我初到杨军时，5月9日在太和城内行军民纪念五九国耻大会，会后由干部学校学生和县里的男女学生混合编成几十个宣传队去各乡村做宣传，其中有不少宣传队是由干部学校学生和太和女学生混合编成的。如果平素军纪不好，女学生是不会参加的。
太和县长李天午，是由军部委派的，为的是用自己人容易筹办军粮。但听说他自己也搞了些钱，在官兵生活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他从上海买了一辆三轮带跨斗的摩托车在太和乘用。官兵都对他印象不好，骂他贪污。以后杨军长回部后，再没有用他。
当时部队的经济生活是如此困难，更主要的困难是没有政治方向，因此全军官兵都殷切地盼望杨军长早日回来。似乎是8月间，孙蔚如冯钦哉和一些本军老人一致商定请杨回国主持，派代表曹润华去日本促杨回国。这一消息传出，似对全军官兵都打了一针精神上的强心剂。我到干部学校讲课后，有些学生就问我杨军长何时可回。
移防鲁西
1928年9月，军部接到冯玉祥的电令，让本军开往鲁西单县一带担任防务，听说冯玉祥允许开到鲁西后发给经费服装，还听说冯允许把本军留在陕西的后方部队也开出潼关合并到一起。经孙冯计议后，遵照冯玉祥令不几日后就开拔了。开到陇海线上砀山时，为了等候陕西开出的后方部队，在砀山驻了十几天。
我是徐州人，在砀山有不少中学的同学，我利用这种关系替本军在宣传联络和筹备给养等方面做了些对本军有利的工作。事为孙蔚如知道，他找我说，你的工作做得很好，第二师还没有政治处，我打算成立政治处，调你为处长。你在这里找几个同学赶快成立，就这样我就草草地成立了第二师政治处。
在砀山驻留期间，去南京活动经费几个月的马青苑也回来了，听说他带来几麻袋现款，军需处接收后却都是一角二角的毛票，合共不到一万元。据说，他在南京花用了几千元。他还从南京带来几个男女宣传员，都派在军政治处里工作，有一个叫张道村的派任组织科科长。听说马在南京是通过于右任邵力子介绍胡逸民活动的，他荐举胡逸民为本军驻京代表。
从陕西开出的后方部队黑子斌、赵寿山等部不久西进达砀山。十月初开往鲁西单县。
到达单县后，军部和一二两师师部都驻在单县城内，另以两部分别驻扎金乡和鱼台作犄角之势。其所以把兵力集中控制的原因，是听说鲁西有孙良诚的很多民团军，初入鲁境不能不加戒备，以防万一。这时干部学校也停办了，把学生都分配到各部队，教育长饔巨青调任第一师参谋长。第二师的参谋长是王一山。军部仍由马青苑任参谋长，孙蔚如回到第二师师部。
冯玉祥原允许开到鲁西后就发经费的，不意开到后冯只发了很少的维持费。更困难的是连每日收军粮都没有着落。单县县长是山东省政府主席孙良诚委派的，根子硬，对这个杂牌队伍不买账。部队初到这里，又不敢对孙良诚的县长使硬，因之在军粮不足的情况下部队只能喝糊涂(当地用高粱米和杂面煮的稀饭)。有一天我到第一师参谋长饔巨青处，他要留我吃饭，说今天有高粱面窝头，保我能吃饱。其情况的困难和严重，可见一斑。
单县城里有个大地主姓朱，城外有几千亩地，他城里的房子很多，占了城的一角，外号叫朱半城，是个有名的土豪劣绅，城内外其余的大地主也不少。我打听了这个情况，就向孙蔚如建议从土豪劣绅身上想军粮的办法。孙蔚如同意了我的意见，让我看着办，但不要闹出乱子。我就写了些“打倒土豪劣绅”“军民合作铲除封建势力“一类的标语贴在各街巷，第二天我去见单县县长，说明了军队缺粮的实况和严重情形，要求他召集各存粮大户先行借用，以济眉急，否则部队出了问题，他不得辞其咎，到处的官和绅是勾通一气的，昨日的标语贴出后朱半城就向县长报告了，县长一看我来的势头不对，就连连答应照办。这样就立即解决了大部分的军粮问题。军部又一再打电报与冯玉详请拨军粮，冯电孙良诚筹拨，才根本解决了军粮问题。
闹粮荒的同时，还发生过鲁西民团军包围攻击鱼台本军第一师驻军的冲突。孙良诚在菏泽区编组有民团军共派有民团总指挥，实力很强。在杨军初到达鲁西时，就听说民团军要解决杨军的谣传。因之本军集结主力控制到单县，仅在金乡鱼台各派一部。也是因军粮问题，惹起与民团军的冲突，民团军就调部队把鱼台的驻军包围起来并向城内打枪挑衅，幸鱼台驻军沉着，严守而未还击，始未酿成战争。后来孙良诚听信一面之词，下令本军撤掉鱼台驻军主官的职务。为了应付孙良诚，把第一师的旅长曹国华改名曹释文，复电孙良诚说把旅长曹国华撤职了。
11月初，第二师师长长姬汇百曾到单县来了一次，据说病仍未愈，不久又走了。
11月28日是坚守西安八个月开城的胜利纪念日，全军官兵在单县城外大操场上举行了纪念大会并公祭守城阵亡将士。对阵亡将士默哀时，官兵中真有哭者。呼口号时，对“拥护杨军长领导革命到底”的口号喊的声音特别高昂雄壮。以后每年是日，都举行纪念大会，无论官兵都似乎认为坚守西安是这个部队的光荣。
11月底，接到冯玉祥的命令，将第十军番号缩编为暂编第二十一师番号，并令改编后即出发鲁东剿匪。经马青苑、冯钦哉、孙蔚如开会商议，遵冯令改编。将全军两个师改编为三旅九团：计第一旅旅长冯钦哉，下辖第一、二、三团，第二旅旅长马青苑，下辖第四团团长韩世本，第五团团长张自强，第六团团长党振海，第三旅旅长孙蔚如，下辖第七团团长赵寿山，第八团团长段象武，第九团团长。师部参谋长为王一山。
改编为暂编第二十一师后，各旅不设政治处，又把我调到师部政治处任宣传科长，师政治处的处长仍是郭乐三。
这时最感困难和严重的是棉衣问题，时届严冬，除后方开来的部队还带有旧的棉衣外，原在皖北的部队棉衣早已于夏季改作单衣。虽一再电请冯玉祥请求发给，只从开封领到一部分，连后方带来的旧棉衣，也只勉强够一半人穿。据冯玉祥回电，其余棉衣和子弹俱由泰安孙良诚处具领。因之士兵只能暂时分到一件棉袄或一件棉裤，可怜部队就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向鲁东出发。时杨军长已由日本回国到南京，不久即可回部队，这个消息成为全军官兵艰苦奋斗的最大动力和热力。
鲁东剿匪
在全师向鲁东出发之前一周，孙蔚如和王一山找我，命我带一部分宣传人员和几个军需副官合组一个先遣队出发，任务是在预定行军路线沿途的县城和大镇做军民合作的宣传及预先筹办行军经过时所需要的给养和烧柴。孙当面指示说，我们是陕西军队，对鲁东人地皆生，务要做好这一重要工作使我们能得到老百姓的了解和帮助。我们一共有十四五个人，于12月10日出发。师部预定的行军路线是由单县经过江苏的汴县，由此渡过微山湖后即进入山东的夏镇，再经临城、枣庄、汴县、兰陵、向城，目的地是临沂(旧沂州府)。我们就沿此路线出发和工作。枣庄以西地面上平静无匪，我仍利用汴县、夏镇、临城有同学的关系，很顺利地做好宣传工作和筹办好给养。到了枣庄一打听，汴县以东几乎遍地皆匪，差不多路断人稀。预料我们这十几个穿军衣而无武器的人，不但完不成任务，恐怕要遭土匪的拦截杀害。我只好打听怎样才能安全通过，客店老板告诉我们可找青帮老头子李麟阁想办法。据客店老板说，李麟阁在鲁南一带徒弟多声名大，过去曾介绍陈调元上抱犊岗去收编临城劫车案的孙美瑶。我买了两盒点心去拜访李麟阁，请他派人同行照顾，他很慷慨地答应了，派一个徒弟跟我们同走。在汴县以西的情况还不严重，一过汴县往东，真是路少行人。一天因大雪难行，未赶到站口，在一个村庄住宿，夜间就来了两次土匪鸣枪射击，都由这位青帮徒弟出去联系，果然匪都走了。在汴县、兰陵、向城，他还帮助我们向地方交涉备办给养，因此顺利地完成先遣任务。
随后，部队陆续到达了临沂，杨虎城师长也于阳历年前来到临沂。在迎接他的时候，看见他穿着一身第二集团军式的灰布棉军装，是个中上等的魁伟身材，黑脸膛，双目奕奕有神，虽然满面笑容地同官兵握手和回忆，但眉宇气度间仍显露着威严机警的神色。
过了几天，杨找我单独谈话，很和气地对我说：“听蔚如说，你来本军后工作很不错。我问你一句话，希望你真实地告诉我，你是不是参加过共产党?”被他这诚恳而突然地一问，我临时意识他似无坏意，就回答说：“参加过，但到本军后与组织上已失去联系。”他说：“好，你就安心在这里干吧，我是拥护三大政策的，过去这里有不少共产党员。”他当时还指示我赶快筹办一个石印的小型报纸，定名为《临沂日报》，转载国内外重要新闻和宣传军民合作。他还叫我替他连夜起草一篇对官兵讲话的讲稿，他指示内容要说明“穷”是革命的动力和“苦”是革命的精神，并把“穷”和“苦”的情况说明不只是我军如此，中国的广大老百姓比我们还穷还苦，例如山东的百姓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它所掩护下的土匪的侵略和扰害的情况下，就是民不聊生。我们正是为全国绝大多穷苦百姓而奋斗而革命，现在本军的任务就是要先肃清土匪为穷苦的百姓除害云云。第二天他就集合官兵讲述上述内容的话，当时很引起官兵精神振奋和对“穷”“苦”看法的共鸣，以后还把讲稿印成《告官兵书》发给各部队。
杨回到部队后，除如李志刚先生还加紧军事训练和纪律教育外，还特注意联络民众工作。他亲自访问临沂县的国民党党部和各民众团体机关学校，那时山东的国民党部大多数都在当时所谓“左派”汪精卫系的王乐平的操纵领导之下，临沂县党部委员王鸣双也是“左派”，与杨很谈得来，表示对杨的部队尽力协助。杨即派我运用王鸣双的关系由临沂派出人员到莒县诸城沂水刘桂堂、顾震等匪军盘据的地方去与该地的国民党部联系，侦察匪军情况并暗中发动民众准备支援我军的剿匪工作。因此，在他积极整训练部队的时候，剿匪的准备工作已在暗中进行，对刘、顾等匪部的情况已了如指掌。也由于他对地方上的军民合作做得好，民众对军粮供应，十分踊跃，吃的问题完全解决。穿的方面，也由孙良诚处又领到了些棉军衣，又由地方上捐助了一批鞋袜，也真凑合着解决了穿的问题。只是经费还十分困难，冯玉祥只是口惠而实不至，对部队仅能发一点维持费。
杨在对部队训练整备认为差不多的时候，才于3月间突然对盘据莒县、日照的刘桂堂匪军攻击。他一夜之间用急行军的速度把部队开到莒县以南刘桂堂主力所在的大店附近，对敌行拂晓攻击，他亲自督战，因而士气旺盛，当日即将大店攻克。是役刘匪部被我毙伤极多，残部退往莒县县城。杨指挥部队跟踪追击，再战于莒县，敌又败溃，残部向铁路以北逃窜。杨又派孙旅段象武团往击日照匪部，莒、日两县之刘匪部遂告肃清。紧接着又击溃盘拟诸城安邱带的顾震匪军和沂水之匪。
在肃清辽济铁路以南各县军和股匪后，他密切注意胶济铁路线上的日本陆军第三师团的情况，以防万一。为了侦察日本军队的情况和动向，他派任过旅长的曹国华(山东安邱人)利用同乡关系，联络安邱、诸城一带的地方民团合作，以日军情况随时侦报。不久，并把这些地方武力收编为补充第一旅，委曹国华为旅长。
离冯附蒋之后
在冯军西撤并电杨随孙良诚部西撤时，杨虎城不随冯军西退。
在杨由南京归来，奉蒋介石命改编为陆军新编第十四师番号，仍是三旅九团编制，杨把第三、第五、第九团团长换了派郭仰汾、严汴霖、刘宗宽分别接任，蒋又派来了新十四师的政治训练处处长王惠(陕西人，黄埔军校四期政治科毕业)，并带来了几十个政工人员来接任杨师的政治训练工作。杨对我说：“南京来的人有南京的一套，你干不成了。”我要求离开，他不许，调我当中校参谋，把原来的政治处处长郭乐三调为参议。
当时南京政府与日本政府交涉撤退日军交还青岛和胶济铁路的协商就要告成，杨派我换便衣秘密到青岛做侦察联络工作。他指示我说，如日本陆军撤退，中国军队未到时，咱们乘机进占青岛。为了这个目的派我到青岛去，用他的名义找寻联络地下的国民党组织、共产党组织、工会组织以及秘密访问青岛市政和胶济铁路的负责人，同时侦察日军的动向。我由高密上火车到了青岛，住在新民饭店，找到了国民党青岛地下党部的负责人王深林和青岛工会组织，分别向他们说明了来意，他们都答应如杨军来接防，一定尽力支援。惟共产党组织未找到。又见到胶济督办赵兰田和胶济铁路局长赵祺，代表杨向他们表示，日军撤退后杨军即来接防，希望他们预做必要的支援准备，并要求他们对日军保密，他俩也都满口答应欢迎并尽力支援一切。我又到潍县、张店、济南诸地侦察了日军情况，看他们尚无什么撤退措施或移动模样。旋即回诸城向杨报告此次活动的情况。但当中日交涉成功后，蒋介石很鬼，他由海上运来两团宪兵接青岛防务，杨军只奉命接防胶济铁路博山淄川到张店支线一段。杨考虑强占青岛一定会引起与蒋介石的严重矛盾，故取消了强占青岛的企图，于是遵蒋令派孙蔚如旅的刘宗宽团前往接防并派我同行办理交接防务时对日军的交涉。去接防之前，杨对第九团官兵讲话，谆谆告诫接防后要严守军纪，要注重礼节，要加强责任心，完成守备和保护日侨的任务。他强调说，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敌人，但在和平时期我们仍要尽到保护日侨的责任，博淄一带日本居留民很多，这是我军第一次和外国人打交道，要替国家争体面，替全军争荣誉。接防后，日军见刘团服装不整，装备也不好，似乎不放心，故交防后仍未开走。日本居留民会会长某一再向我探询，这个队伍是否靠得住。我肯定地答复了他，要他放心。两三天后，这个团的良好精神表现出来了，官兵除服勤、公出和采买者外，街上看不见士兵游逛，固定岗位的值勤哨兵虽在炎热日光下或大雨淋漓下荷枪执行任务，不稍移动，流动巡查士兵机警肃静。有的日本妇女看见附近岗哨士兵在阳光下太热，送茶水与哨兵喝，被哨兵婉谢了。日军驻点开走。接防后不久，杨令第三旅旅部和第七团(团长赵寿山)第八团(团长段象武)也开驻这条支线上加强防务，旅部驻博山。以后我随杨到博淄视察防务，日本居留民会设宴欢迎杨，并称赞他的军队好。
接防张博支线完毕后，杨派我到济南对新任山东省政府主席陈调元作礼节上的访问和联系。他指示我说，陈调元虽不是蒋的嫡系，但听说他在蒋的下面很会钻营，也能起相当的作用。在山东范围内对我们来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因此必须联系一下，说我把防务安置后，即亲来济南请教。我到济南见了陈，代表杨向他报告了鲁东南各县防务治安情况并说杨不久即亲来请教。陈调元对我说：“我与虎城兄虽未见过面，但神交已久了，他坚守西安八月，是全国都知道的，他在山东的剿匪成绩是有口皆碑的，鲁东南各县的治安维持和行政的推选完全仰仗他了，我稍事料理后一定去看他，请代转达我的意思。”他还设宴招待我。陈调元的言谈态度表现他是一个很熟练的交际家，怪不得被人称为“交际军人”。时任应岐的代表郭文萱、孙殿英的代表李之璞都常住济南，据郭、李说，陈调元是个只会说好听话而不办一点实事的人。嗣南就总司令部来电把杨部应领经费中的八万元拨由山东省政府就地支付，杨电我留济南具领，我向陈调元交涉，他一再喊财政困难拨不出来，7月份的八万元分四五次才算领到，8月份的除领了一部分现款外其余的陈调元滑头地拨到外县，给我一纸空文让我去外县索讨。陈调元只说好话不办实事的作风，于斯完全证明。
7月底或8月初，北平行营主任何成浚来电约杨将军去北平见面，杨经过济南时访晤陈调元，陈对杨像久别老友一样地欢迎，连日欢宴招待(陈本人，省政府各处长、陈的总参议阮肇昌等都对杨宴请)。杨当面向陈要求对经费事请陈赶快拨付，陈才叫财政处把向外县要不到的余额改付现款。
北伐后，蒋介石以北平行营主任名义派何成浚在华北周旋各实务派之间，大的方面拉阎(锡山)联张(学良)倒白(崇禧)，小的方面收编和笼络各小部杂军，时驻扎山东的刘珍年任应岐孙殿英等部都在何管辖之下。杨部是新迁离冯归蒋的，何成浚约杨见面也是笼络的目的。杨到北平见何，照例报告了防务和部队情况，并向何表示他的部队经整理后已可在任何方面使用。何对杨慰劳备至，表示对杨的一贯反对北洋军阀的革命历史深为佩服，愿与杨交为好朋友。何还表示，以后部队有什么困难或对蒋介石要转达什么意见和要求，他都当尽力帮忙办理。何还介绍了他的几位重要幕僚与杨认识，也是拉近乎的意思，对杨盛宴招待，这次是杨与何成浚认识和打交道的开始。
杨在北平时，适刘镇华、张钫因事来北平。(刘驻防津浦路北段杨柳青一带，张由河南来平)。刘要求张钫介绍与杨见面，张钫在西单某饭店设宴介绍杨刘见面。张钫首先说，你两位是打出来的朋友，可是还没有见过面，我与你俩介绍介绍。紧接着刘镇华就握着杨的手说，咱俩打了八个月，可始终没见过面，我常引为憾事，西安那回事是我错了，还是虎城兄看的远，因此我对虎城兄佩服极了，今天能见面真是幸事。杨是不善辞令的，听了刘镇华既认错又恭维的一席话，简直答不上来，只勉强说，我对雪亚兄是久仰了。刘镇华在交际应酬上是个老手，很会猜拳，有意在酒席间猜拳胜杨，杨亦不甘示弱，奉陪到底，几乎两个人都喝醉了(以上杨刘见面情形是张钫所谈)。
杨由北平回到济南时对我说：“想不到这次一行会到三雪(指何雪竹陈雪轩刘雪亚)，三雪的作风虽然都是一塌糊涂，但比较起来何雪竹还有几分真的，陈雪轩是天津片儿汤一点儿靠不住，刘雪亚始终是个投机取巧扒高枝的政客，怎样我也看不起他。
移防南阳
在奉到蒋介石命令移防老河口的时候，杨的想法是动摇不定的，也可以说倾向于不愿移动的多些。他认为他的部队在山东已受到民众拥护和有了很好声誉的基础，同时在实力上也有所增加，除陈调元部外其他杂军都不能与之抗衡，从发展上说在山东继续驻下去是比较有前途的，如果移防老河口，环境变化如何在未知之数，起码在地理上是介于蒋冯两大势力之间，应付是会较困难的，当时他对移防的得弊曾作过如上的分析，因之对鲁东南十余县机关团体学校的打电和请愿挽留等活动都采取放任的客观态度。后来蒋介石一再电催，他看无法挽回，才开动部队。
后来蒋总部在对冯作战部署上略有变更，命他改守南阳，他又对蒋介石当面说了只要有粮吃有子弹打，叫他守多久就能守多久的壮语，所以他一到南阳就以做好战备工作为最急要的措施。他除了布防部队、构筑工事、架设通信网和向陕西派遣谍报人员等军事部署外，他还认为既然要坚守南阳，首先要军政统一，他把原来韩复榘委派的南阳县长邓换了，派我接任南阳县长。他指示我做好关于协助战备工作的下列几事：(1)代军队大量购粮屯储(那时蒋介石批发了很多米面由汉口具领自运，因运输困难，为了济急把一部分现品改领粮价在南阳就地采购)；(2)组织好民间运输力量以备军用；(3)组织民众做好军民合作和团结地方上层人士；(4)做好宣传工作并办一个《宛南日报》。我因事忙，介绍宋绮云办报。我干了三个月县长，在西打刘汝明东打唐生智的战事中，在后勤方面南阳县出了不少力量，同时南阳的上层士绅为商会会长先梯升、财政局长郭介甫、差务局长张民孚等都对杨军供应方面很尽力帮忙，到了蒋冯阎中原战争结束后，刘镇华部曾一度驻防南阳，刘镇华打听到这些人都帮过杨军的忙，借故把所提升的郭介甫等多人都枪毙了。
在唐生智自称护党救国总司令通电讨蒋时，把杨的名字也冒列在通电上，杨很不高兴地说：“我干革命时，唐生智还跟赵恒锡当军阀，现在竟想领导起我来了。”但他并未打电报向蒋声明，也未打电对唐驳斥。唐生智主力南下到驻马店后，派李文卿(保定军官学校毕业，陕西三原人，与杨有旧)，刘卓如(陕西周至人，保定学生)来南阳联络并持唐委杨为第九军军长的委任状，说杨与唐合作讨蒋。杨率军袭唐东进途中，遇李文卿、刘卓如于春水，杨问清李刘来意，即把他俩安置在春水等候，仍向东急进。杨一举而奇袭驻马店成功。
打过唐生智后，杨调我任南阳守备司令部办公室主任。杨在南阳为了增强战备兵力，收编了附近各县地方武力编为补充第二旅和第三旅，又改编在襄樊一带脱离新编第五师的杨渠统(字子恒，甘肃人)部编为补充第四旅，又委任南阳人曾在民初当过河南巡防营右冀统领的马文德为副师长(时已改为陆军第十七师)兼补第五旅旅长。这些新收编的部队虽然人数不足枪械不齐，但在声势上和分防使用上在南阳地区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时杨的部队名义是陆军第十七师师长兼第七军军长，兵力是一师五个补充旅，人数约两万左右。南阳守备司令名义仍是杨自己兼任。打过唐生智后，杨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建立了可以信任的基础，因之蒋和他的下边人对杨部经费和自行收编补充队伍，也没加干阻，只是这些补充队伍的经费蒋还是不管的。杨的办法是内部调节使用。
在收编补充队伍的同时，为了培植新的下级干部，杨还办了军官教导队(当时称之为南阳教导队)。派李文卿(即唐生知派来联系杨的代表)为教育长，张汉民(共产党员)为大队长。赵萃任、王明(两人都是共产党员)、刘临唐为中队长，学员大部是由各部队优秀班长选送，一部是招收本地的学生。当时南阳第五中学的很多学生都投考参加了教导队。杨非常重视干部教育。他百忙中每周必抽出时间到教导队讲一两次话并亲看他们的术科教练。这批学生在入陕后都当了排连长。
1930年春杏花开时，我随杨游南阳城南的卧龙岗，他游兴很浓，边游边说：“当年刘备穷途无旧投依刘表驻军新野的时候，力量和范围怕还没咱们这样大吧，可是自从有了诸葛亮之后就能北拒曹而西入蜀地发展起来，可见人才的重要。咱们部队的人才太缺乏了，老的太落后跟不上时代，新的没有，真成问题。”言下不胜感慨。
在蒋冯阎中原大战中
1930年2月间，在蒋阎冯中原大战还在密云未雨之时，蒋介石的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到了襄樊，派飞机来接杨去见面。因来接的飞机是个战斗机，不能带随员，杨只好独身前往。何见面对杨谈：(1)阎冯合作反抗中央活动，日趋显著，中央准备讨伐；(2)准备把杨部在将来作战中仍使用在平汉铁路以西，担任对西防守对北进攻的重要任务；问杨有什么困难和有何意见。杨当面对何表示，拥护中央讨伐阎冯，在作战时听候驱策没有意见，平汉铁路以西地区广大，担任既守又攻的任务需要较多的兵力，希望向蒋转陈准予把现有部队加以扩编，以利作战。何答应向蒋转陈。正事谈完之后，何约杨打牌，杨不会赌，勉强奉陪，把自带的5000元钞票都输光了。杨回防后，分析时局说，这次蒋阎冯的战事如果真能打起来，不管谁讨伐谁和打的什么旗号，本质上仍是争权夺利的内战。从兵力上看，双方势均力敌，难估谁胜谁败，但从其他因素看阎冯方面缺点较多，一是阎冯的财力不够，不能持久；二是阎冯间互相猜忌，不能真正合作到底；三是阎冯对关外张学良的关系不如蒋介石与张的关系，张学良是现在的第三大实力派，举足轻重。从地理上看，咱们是避不开这次内战的，但咱们的力量小，不能左右这个内战的战局，只好在战争进行中尽量避免参加决战，以保持实力为主，最后俟机而行，求咱们自己的发展。1930年3月，蒋任命杨为讨逆军第十七路总指挥，命他除留一部兵力固守南阳外，率主力北进于舞阳南召间地区准备迎击南犯之敌。杨接蒋令后即以第七军军部为基础编成第十七路总指挥部。我被调任总指挥部的宣传处处长，随军出发。杨的部署是以孙蔚如指挥该旅及补充第四旅杨渠统部留守南阳，他亲率冯钦哉马青苑两旅及第一、二、三、五各补充旅北进，于3月末或4月初由南阳出发，部队主力开进集结于舞阳、保安驿、拐河街、旧南召间地区，总指挥部驻防城以北的独树镇，稍缓又进驻保安驿。这时侦知对面襄县、鲁山一带并无敌情，原奉令准备迎击来犯之敌，既无敌来犯，也就在此地区停留下来。直到五月间才又接蒋的第三团总指挥何成浚的命令着向前推进，于是杨把部队又向前推进到漯河南岸北舞渡、叶县、张良店间地区，依漯河之阻对北防守，总指挥部进驻舞阳，又进驻北舞渡。这一时期，许昌、襄城一带有阎冯方面的第八方面军，樊钟秀部驻守，襄县以西有河南土著杂军不时活动，但也并未向我进犯，因而双方成为无协议的互不侵犯状态。六七月间何成浚进驻漯河车站，电召所指挥的各部指挥军长以上将领到漯河举行会议，杨应召前往参加，我也随杨前往，我还记得何成浚招待各将领的场所并不在他的指挥部而是在漯河一个有名的陈家班(妓院)。这一次杨又输了不少钱。等到回到北舞渡，闲着无事时杨有时找米暂沉、慕哲夫(副官长)和我陪他练习打牌，他说：“我也得练练这玩艺，不然的话，陪他们玩老是输也不对劲。”说也奇怪，杨对军事指挥政治分析以及应人处事，确有机智果断应复灵活的独到天才，到了打牌上真是既迟钝又糊涂，13张牌拿到他的手中就像比13块砖头还重，怎样也搞不清楚，算账更是不会。
1930年由夏至秋几个月中，尽管陇海线上双方打得难解难分，而杨军与阎冯方面的部队始终未正式接触过，即有时候前方偶尔有点小情况，我们就渲染扩大，大做宣传性的战报。杨常说：“这样就很好。”但根据前在襄樊对何成浚所提出的扩大编制的要求，仍一再向何要求实现。在蒋介石正在利用杂牌和不得不应付杂牌的情况下，在秋季某月蒋终于来电准予除十七师番号外，增编四十二师和五十八师的番号。于是杨把各补充旅都分拨编入这三个正规师中，以孙蔚如升任十七师师长，以冯钦哉升任四十二师师长，以马青苑升任五十八师师长。
北平举行扩大会议时，北平报纸登有杨派代表参加的消息，杨对此并不电蒋否认也未声明否认。他说：“唐生智叛变通电中也曾冒列我的名字，我也未通电否认。”他还意味深长地说：“这种消息是对咱有利的，这种消息越多，蒋对咱们越看得重要。”
迨陇海线主战场阎冯方面失败，蒋令杨向洛阳挺进切断陇海线冯军西归之路，军行至临海镇的时候，蒋怕杨踟蹰不前，致冯军主力得以安全撤回陕西，派张钫乘飞机到临汝镇见杨，鼓励杨务从速前进完成这个重要任务，张还携带若干现款做劳军之用。张还示意为能进入潼关，蒋有意使杨主持陕政。这对杨的挥军迅速攻下龙门围攻洛阳及迅速打进潼关起了很大催动作用。张钫还把他在豫西收编的杂军赵冠英王凌云等几个师名义的土著队伍均拨归杨临时指挥，协助进攻龙门和洛阳。这在地理和声势上对杨军作战也起了有利的作用。在杨军攻下龙门山把葛运隆师围困在洛阳城内的第三天，徐源泉部也奉蒋介石命令赶到洛阳以东。蒋电杨把围攻洛阳的任务交给徐源泉，令杨率军向潼关急进。当晚杨派我到洛阳城东去找徐源泉并约他次日来西工商谈交接任务。我乘马由西工(杨总部驻西工)出发，接近城墙时，敌兵乱发枪射击，我只得弃马徒步绕城南洛河岸下东行，走了一半，天已昏黑，摸了一夜，直找到城东白马寺，才找到徐源泉的司令部。见徐后同徐绕道洛阳城北的北部山下午才到西工。
徐见杨后，认为硬攻坚城不是办法，要求杨暂缓西进，利用过去与西北军的关系设法招降葛运隆。杨答应了徐的要求，打听城内原有的警备司令是赵守钰，是旧识，乃运用赵的关系劝葛和平开城，允许保证葛的部队存在。葛见大势已去，孤军守城终须失败，也就答应了。因之未战而占领洛阳。以后赵守玉到西安找杨，杨对赵很好，保他继李协之后为陕西省政府建设厅厅长。
入陕之后
(一)解决甄寿山部民军
杨率部入陕后奉蒋命主持陕政，冯玉祥部残余虽被肃清，但关中各县残留着不少陕籍土著队伍，如西路的杨万青部，渭北的李炳乾部，蓝田一带的张志原部等。这些土著队伍拥护甄寿山为陕西民军总指挥。甄寿山设陕西民军总指挥部于西安柏树林，发号施令，俨然与驻在西安新城内杨的第十七路总指挥部唱对台戏，甄外出的随带卫队百余人，戒备森严，招摇过市，纪律毫无。其驻外县的各民军部队随便派粮派款，干涉行政，使陕西行政无法推行和统一。
甄寿山之所以敢与杨对抗，盖恃有南京方面的关系，他为南京的于右任、焦易堂所支持，于、焦在蒋介石面前替甄说话。于右任之所以既支持杨又支持甄，其目的在利用杨、甄并存的互相矛盾，以便从中操纵，作为他在南京政治活动的资本。
杨默察情况，并不顾虑甄寿山为于的工具，最顾虑此为蒋介石进一步利用甄寿山与已作对，尤其是为了统一陕西的军权政权，不解决甄寿山部一切均无法推行。乃断然于1931年春某日把甄寿山诱杀于西安新城，并派李云溪收编其部队。这一下根本除掉了足为蒋介石所利用的陕西内部隐患。
杨杀甄寿山一举，深为于右任、焦易堂所不满，这也造成了于杨关系下降的另一原因。次年春，杨因事到南京。焦易堂曾暗中联络陕西旅京同乡表面上开会欢迎，准备当场对杨提出许多质问(包括杀甄寿山事)。于右任是否主动参与此事，不得而知，但于是知道他们的计划而不加制止的。杨明悉他们的计划后，即去上海看病而没出席他们的“欢迎会”。
杨在西北的军政设施，虽不愿受于右任所左右，但对于于右任焦易堂等陕西旅京同乡还是尽量对付，以减少他们的反对气氛。以后杨派三原人维克敬任驻京办事处处长，主要是为了对付于焦以及一般陕西旅京同乡。
(二)蒋介石限制杨部兵力
在中原战争期间，蒋为了对付杨的要求，除了原有的十七师之外准杨增编了四十二师和五十八师的正规军番号。但入陕不久，蒋即借整编全国军队为名，就令杨撤销一个正规师的番号，只准杨部缩成两个乙种师(每师的编制为两旅四团制)蒋并派军政部长何应钦以视察为名来陕，劝杨遵蒋令缩编为两个师，对杨讲了许多大道理。杨向何提出陕西两师兵力不够防务分配以及还要准备入甘替中央扫除甘肃的割据局面等问题，何均死咬着按中央统一命令办理的说法，决不通融。何还要了杨部军官出身的简历名册看，说杨部军官大多数是行伍出身，劝杨多用军官学校出身的军官，提高军队素质，要重质不要重量等等。何走后，杨不得已，把马青苑的五十八师改名为陕西警备师，自然该师以后的经费只得由陕西省财政支付。十七师和四十二师也遵蒋令缩编为两旅四团制。这样，马青苑自然是很不高兴，种下了以后叛杨的根子。
自这次缩编以后，蒋介石对杨部兵力限制的方针始终是严格的，迄西安事变为止，杨部的正规军番号还只是十七和四十二两个师。但杨为了反限制，在马青苑叛变后陆续成立了陕西警备旅三个旅及教导团。在兵力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上，是蒋杨间持续最久的斗争。
(三)朱培德来陕检阅
随着十七路军缩编部队的完成，蒋介石派参谋总长朱培德带着以各兵科专家组成的检阅人员于1931年秋来陕，对杨的部队来说还是第一次。杨军的成军历史，是在过去历年反对北洋军阀战争中逐渐成长扩大的，大部军官都是行伍出身，尽管在过去靖国军各战役坚守西安以及参加北伐后各战役中都表现有顽强的战斗力，但按照陆军典、范、令、教程、战术等书本教育所能做到的战斗演习战术演习以及各兵科的专门作业演习等都是很不够的，因而检阅的成绩不好。在检阅过程中，朱培德对杨还表现貌似忠厚的样子，不多吹求，但他随来的检阅人员却在分别校阅的讲评中表现出吹毛求疵。最后朱培德也还是传达蒋介石的意思希望杨在带兵练兵上要求精而不求多。朱的话与何应钦的话如出一辙。
(四)加强教育
杨在何应钦朱培德相继来陕之后，对部队的教育特别加强起来。他认为根本问题是军事人才和下级军官的培育和补充，他招致了一批陆军大学出身的军官傅立平、宋肯堂、黄师华等，任傅立平为西安绥署兼十七路总部的参谋处长，主持全军的教育，派宋肯堂、黄师华等负责办理步兵军官训练班。又为了教育全军的班长，成立了军士教导营。又为了加强炮兵的专门训练，任保定军官学校炮科出身的罗鹤亭为直属炮兵团的团长。他在百忙中，每周都抽出时间到步兵军官训练班和教导营讲话。
(五)对井岳秀的安排
井岳秀自民国三年到陕北榆林，以地区偏僻，逐渐形成一个小的独立封建军事势力。杨支持陕西靖国军旗号至最后民十失败后，以蒲城同乡关系率部退陕北德依井岳秀，从而建立了较好的关系。此次回陕主持军政，并派张赞元长住西安联络一切。杨为井的部队转请蒋介石发表八十六师的番号和经费，仍以陕北为井部防地。杨并保井的代表张赞元为陕西省政府委员以沟通陕西省对陕北井部防区的行政关系，从而统一了陕省行政。直至井岳秀死前，杨井之关系均属良好。
(六)收编西北地方杂军的情况
1931年9月，蒋介石把潼关行营主任顾祝同调走，令杨接任。杨调我为潼关行营秘书主任掌管机要。为了办事便利，杨把潼关行营地址改设于西安。潼关行营仍依顾祝同为主任时所管辖的地区范围为陕甘青宁四省。杨就职后，首先着眼于甘肃问题，派参议杜斌丞等赴甘与地方杂军联络和调查。除自称甘肃保安司令的冯玉祥旧部雷中田盘据兰州附近各县以及在雷控制下的宁夏马鸿宾部抗不奉命外(时马的部队驻宁夏，马本人在兰州，雷给以甘主席名义)。其余杂军首领均派代表来陕向杨表示服从指挥和听候编制。驻陇东平凉一带的陈圭璋亲自来陕见杨，表示拥护最为积极。驻陇南天水一带的回军马延贤的代表马沛青，青海回军马步芳的代表郭从心，驻甘凉一带的回军马仲英代表赵福成几乎都常驻西安联络。陆续接洽成熟及逐渐了解情况后，杨电蒋介石给他们发表部队番号，计先后发表马步芳的新编第九师师长，陈圭璋为新编第十三师师长，鲁大昌为新编第十四师师长，马仲英为新编三十六师师长，石英秀为新编第九旅旅长，李贵清为新编第十旅旅长。惟马廷贤部因在陇南一带纪律太坏，地方人向南京控告，未给发表正式番号。马廷贤自称的陇南警备司令名义，杨仍默认而未加否认，惟屡责电马廷贤饬其严加整顿部队纪律和调整军民关系。
据我的记忆，杨请蒋给各杂军发表番号，除马步芳比较顺利外，其余都不是一帆风顺，而是经过文电反复争执后才陆续发表的。蒋不准杨收编杂军的总原因自然是怕杨的势力在西北的扩张，但蒋在复杨文电中表面所持的理由则不外：“某部人枪不足”、“某部纪律太坏”，甚至“某部分子复杂”(指马仲英部)等等。而杨向蒋反复申请收编的理由，除对具体问题上申明某部人枪数目经派员点验确足编制，某部军纪经饬严予整顿确有进步，某部驻地重要等等外，其向蒋争执对这些杂军不能不收编整顿的总理由为：(1)日寇入侵，东北沦陷，对广大西北地区应从速经营整理，应早日统一军权政权于中央，作将来对日作战之根据地；(2)冯玉祥残余势力雷中田部盘据兰州一带自封名号，实行割据，反抗中央，近且扩大军队编制(按当时雷中田部扩编为四个师)，野心存危虑。
在杨与蒋的明争暗斗中，蒋才勉勉强强地陆续发表了以上的番号。虽然表面上在这个斗争中，杨像是胜利了，但蒋介石还留着最后一手的杀手锏，那就是尽管给发表番号，却不发经费。在上述收编的杂军中，以马步芳、陈圭璋、鲁大昌三部人枪较多战力较强；至于对杨的关系来说，则以陈圭璋和马仲英对杨靠拢较紧。陈圭璋因驻军陇东，接壤决境，来陕见杨，杨对他劝勉有加并发给他很多子弹。马仲英则因受青海宁夏双方回军的压迫，局促于甘肃走廊西端，困无出路，急需找一有力靠山，为之支援，故对杨极表服从。若马步芳则持有其父叔辈马麒，马麟在青海过去的经营基础，又有完整的地盘，他一面对杨表示服从，另一面却暗中派人到南京直接走蒋介石的门路。鲁大昌因逼处兰州以南的狄道泯州一带，在雷中田势力的威胁下，且西有临河回军后顾之忧，故对杨之态度不敢表露积极。但杨认为鲁部地处重要，将来对甘用兵时，可附兰州雷中田之背，故特派杜斌丞到鲁部住了一个期间，联络运用，鲁大昌对杨关系，才渐趋密切。至于石英秀、李贵清两部，都僻处甘北固原海原一带，对杨虽表接近，但力量不大。杨对这些收编的部队中，很有意培植陈圭璋、鲁大昌、马仲英三部，以为尔后经略西北的汉回军骨干。惟一难解决的问题，是军费的问题。蒋介石是一文不给，陕省财政收入仅能勉强自给，杨于无法之中只有仍准各部在其防区内自行筹派给养和维持费，对他们的惟一帮助就是只能发给些子弹(当然对于这些部队说，子弹也是很需要的)。因此，杨对蒋的这个限制办法。深表不满，他曾对我说：“蒋与冯(玉祥)对杂牌部队的做法，虽有百步和五十步的不同，但是他俩的用心和性质是完全一样的。”
(七)解决陈圭璋部的真相
杨派孙蔚如率十七师入甘打垮雷中田的作战过程中，新编十三师陈圭璋部是杨在甘青收编杂军的惟一直接参加作战的部队。陈奉杨令亲带一个步兵旅和两个骑兵团由平凉随孙蔚如出发西进，担任右翼作战。如果没有陈部参加，孙蔚如只率其直属的四十九旅杨渠统部及五十旅段象武部在兵力运用和声势上都是显着单薄的，因此陈圭璋在平定甘乱作战中对杨来说是有功的。
陈圭璋是个行伍粗人，在打垮雷中田进入兰州后未免有些骄气，但孙蔚如对陈并未感到什么不满，他当时对杨发来的文电中从未对杨提到对陈圭璋有什么不满或需要对陈有需要戒备的看法。杨当时的打算，是预备等孙蔚如在兰州站稳脚步后，就把陈部兵力撤到定西以东，担任维持平凉兰州间的交通警戒任务。
十七师四十九旅旅长杨渠统是陇东平凉东南灵台县人，陈圭璋的陇东防区正是他的家乡。在打雷中田西进的过程中，杨旅经过平凉时，陈圭璋对他有些戒备，不准他的部队进城，种下了互相交恶之因。在作战中，杨旅担任中路主攻任务，陈部担任右翼，在互相联络和支援上也不甚协调，杨总对孙报告陈作战不力。在占领兰州后，杨渠统恃功而骄的程度比陈圭璋还厉害些，总表示说兰州是他攻进来的。杨渠统是陕军中惟一的甘肃籍高级军官，他很想在入甘后作较大的发展。陈圭璋虽是杂军，但在官阶上是师长名义，而且陈又占据着杨家乡的地盘，因此杨认为陈是他在甘肃发展中的障碍。在兰州，杨与陈相处一城，互存看不起的心理，惟陈在兰州与甘肃地方大绅往还较多，颇为活动，而杨则以隔着孙蔚如这一层对甘肃地方人来往较疏，因而对陈更为嫉视。
随孙蔚如入甘的行营参议王宗山(陕西人留美学生，在广东曾当过蒋介石的秘书)颇欲在甘肃占一政治地位，在孙和杨渠统面前极为活动，常常搜集甚至捏造些甘肃地方上的消息向孙报告并有所主张。
1932年2月某日夜间，行营电台接兰州孙部电台报说兰州城内有战事，情况不甚明了，旋兰州电台又来报说杨旅解决陈圭璋部。这是电台与电台间的消息，孙蔚如并未来正式电报。次晨我把上项电台消息向杨报告，杨表情很焦急，立发电与孙，询问情况。等了一天之后才接孙电报，大致说陈圭璋部异动，已被杨旅解决，陈于乱中毙命等情，说得含含糊糊，很不具体。杨当时判断说，事情不是这样简单，内中有问题，并表示对解决陈部很不愿意。但现已成为事实，而孙又把此事担当起来，一时也无别法，也只好依样画葫芦，转报与蒋介石。当时蒋介石对这些杂军根本无所谓，少一个更好，也未多深究。三月间，杨因事派我飞兰州，顺便也调查此事，才知此事完全是由杨渠统主动发动，事后孙蔚如不得不把责任代他负起来。以上所写是我对解决陈圭璋部事回忆的印象，但又怕我的印象不正确，于前月写信询问孙蔚如先生，孙复信称：“关于解决陈圭璋部事，写当时情况一段供参考。”其附件照抄如下：
“第十七师入甘，以四十九旅为前部，先到平凉，陈圭璋不许部队入城，几至冲突，后来进攻会宁定西两役，令陈部之孙志远旅协同杨子恒(即杨渠统)旅作战，均未能达成任务。到兰州已经数月，陈把持陇东各县政权使省政不得统一。凡此种种，致使西部情感日恶，渐至互相猜忌。”
“农历年以来，甘人治甘驱逐十七师出境的谣言甚嚣尘上。事发前数日，陈圭璋调步兵一团入驻城内(陈带兵一营驻城内)。调动前未报请宣慰使署，遂使浮言日炽，大有山雨欲来之势。”
“农历正月十五日将暮，杨子恒、王宗山诸人先后来报称，的确消息陈部今晚要发动事变。势急迫促，在此突然严重形势之下，我为防万一先做警戒布置。警戒区分，令杨子恒担任城内警戒，段象武担任城外警戒(段是五十旅长)并命令他们：‘若陈部无变动，我各部不得妄动，尽做警戒即可。’”
“子恒即藉此发动事变，城内已发生枪声。子恒始由电话报告我说：‘陈部四处骚动，已派兵镇压等情。’此时枪声已趋激烈，已成不可挽回之局势。我即由电话告杨子恒绝对要保护陈圭璋的安全，不能使陈难堪。事后子恒先报我说‘陈失踪’，继又报称：‘陈在当场受伤毙命。’事已至此，我只好替部下负起责任，报告上级，情势急迫未能先电请示等语。杨虎城主任了已成事实，也做事掩护。在反动统治时期为争权夺利代部下负责的做法是屡见不鲜的。”
根据以上我的回忆和孙蔚如的来信所说，证明《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杨子恒所写的《杨虎城派陕军入甘亲历记》中所记关于解决陈圭璋部事(37页)是不尽合事实的，形式上虽大体如此，而把此事发动的真原因和真目的却完全的模糊了。
由于解决了陈圭璋部，对杨对西北的经营发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第一，各杂军对杨由接近而变为疏远，各奔前程；第二，使甘肃人尤其是上层人士更加深了陕甘之分。杨当时对此事是非常气愤的，说：“这是不识大体的做法。”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形成了杨军以后退出甘肃的另一主要原因。
(八)击退邓锡侯的侵入天水
吴佩孚于1931年七八月间由川入甘，原得到驻四川西北地区邓锡侯的同意和支持。迨吴到兰州得到雷中田的拥护，自称兴国军总司令，企图东山再起兴风作浪，蒋介石才不得不同意杨派军入甘平乱的要求。月间孙蔚如率军西进与雷中田激战于会宁、定西等处，雷部不支，请吴电邓锡侯派军入甘威胁孙蔚如军，以解雷部被攻之危。吴也为了自己计，屡电邓锡侯出兵入甘。所以说，邓部侵甘是为了支援吴佩孚为其第一目的是比较可靠的。
11月中旬，杨接天水马廷贤的电报谓川军邓锡侯派黄隐师及驻文县的杨无权部向我澧县、成县防地进犯，我驻军被迫后撤。旋又续接马廷贤对川军屡战失利并请援助的电报，杨才决定派陕西警备师马青苑部前往应援。马青苑原兼任西安警备司令，其部队散驻在西安附近各县，集结和徒步西进需时较长，因而未待马师到达，马廷贤部又被川军击败撤离天水向北逃走。马师到达清水附近后，联络不上马廷贤的部队，经侦察获悉川军已完全占领天水，这就形成反主为客的形势，需要重新侦察准备对天水川军做统一有效的攻击部署。旋马青苑派小部队对天水之敌先予扰袭，而川军忽然全部向南撤退，遂未费大力收复了天水及附近各县。杨当时判断，系因孙蔚如部已打败雷中田，吴佩孚也已北逃，邓已失支援目标，故邓锡侯自动把占领天水的部队撤走。马廷贤部自逃离天水北逃后，残部进入宁夏，杨部命马青苑师驻防于天水，造成了以后马判杨投蒋的地理条件。如马师仍驻防西安附近，在杨的直接控制下，即马有判杨之心，也不敢真干。因马部的旅，团长均为杨的多年旧属，决不会听马的叛杨命令的。
(九)由甘退陕后十七路军的实力
杨经营西北的计划，自受到蒋介石各种破坏和压迫，已无法进行。最后蒋介石藉防堵红四方面军为借口，令杨把孙蔚如部全部由甘肃撤回陕西，孙在甘肃原系甘肃宣慰使名义，这个名义自然不能带回陕西，于是蒋介石给孙蔚如发表了一个三十八军军长的名义。于此同时，也给冯钦哉发表了第七军军长的名义(第七军军长原由杨自兼)。冯孙两师长虽然都升为军长，可是第七军之下仍只有一个四十二师，三十八军之下也只有一个十七师，他俩升为军长是蒋介石与他俩戴上个军长的帽子而已，因此四十二师师长也由孙自兼，升柳彦彪为副师长，十七师师长也由孙自兼，升段象武为副师长。十七师的两个旅长为王劲哉和赵寿山，四十二师的两个旅长为武士敏和郭仰汾。自马青苑叛变后，杨撤销了陕西警备师的名义，先后编成了陕西警备第一、二、三旅。十七路部指挥之下，直属部队有特务团、教导团、炮兵团、骑兵团。其总兵力约在三万五千人以上。
另外，在关中区各县杨以由部队中退伍下来的官兵骨干成立了常备民团，三五县设有一民团指挥官员训练指挥之责。这些常备民团装备有步枪、轻机枪，都有相当的战斗力。总数计在五千人以上。
*作者时任杨虎城军部宣传科长、处长等职。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