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西安事变以前的西北“剿总”
刘多荃
西北“剿总”的建制和干部
(一)“剿总”的组织和主要负责人员
总司令 由张学良副总司令代
参谋长 晏道刚
秘书长 吴家象
办公厅主任 米春霖
办公厅副主任 王玉珂
第一处(参谋处)处长 徐 方
副处长 王连堂
第二处(经理处)处长 闵湘帆
副处长 高松山
第三处(副官处)处长 马兆琦
第四处(政务处)处长 周从政(先) 卢广绩(后)
副处长 王抚洲
交通处处长 蒋斌
粮秣处处长 张政枋
副处长 胡广和
军法处处长 赵鸿翥
军医处处长 任作楫
副处长 刘荣绂
总部直属单位：
政训处处长 曾扩情
副处长 黎天才
军警督察处处长 谢珂
副处长 马志超 杨震亚
(二)建制单位及其实力情况与主要负责官员姓名
东北军
东北军调到西北参加“剿共”的共计：步兵三个军(五十一军、五十七军、六十七军)共15个师，骑兵一个军计三个师，炮兵一个团，工兵一个团，辎重一个总队，通信一个大队，全部兵力约为22万人。
部队番号和主要军官姓名如下：
第五十一军军长 于学忠
六三七团 梁忠武
一一三师师长李振唐 六三八团 张儒彬
六三九团 李阴波
陈冠群(前) 六四○团 XXX
一一四师长 六四一团 李XX
牟中珩(后) 六四二团 沪先梅
六五○团 XXX
一一八师长周光烈 六五一团 XXX
六五二团 XXX
第五十七军军长 董英斌
六一六团 XXX
一○六师师长沈 克 六一七团 XXX
六一八团 XXX
六二五团 马镇夷
一○九师师长牛元峰 六二六团 石世安
六二七团 郑树藩
六三一团 刘启文
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 六三二团 王肇治
六三三团 于 凯
熊正平(前) 六四三团 李笑然
一一五师师长
刘启文(后) 六四四团 贺 奎
常经武(前) 六五六团 范玉书
一二○师师长 六五七团 马万珍
赵 毅(后) 六五八团 邱立亭
第六十七军军长 王以哲
六一九团 高福源
一○七师师长刘翰东 六二○团 朱子荣
六二一团 刘汗玉
六四七团 单 争
一一七师师长吴克仁 六四八团 赵振铎
六四九团 岳如升
六二八团 裴焕彩
一一○师师长何立中 六二九团 杨德新
六三○团 李亚藩
六八三团 赵绍宗
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 六八四团 赵振藩
六八五团 袁克征
一○五师师长 刘多荃(总部直辖)
第一团 尚炳垣
第一旅旅长董彦平 第二团 葛晏春
第三团 刘德裕
第四团 荣子恒
第二旅旅长唐君尧 第五团 窦宗林
第六团 王景烈
第七团 应鸿伦
第三旅旅长高鹏云 第八团 魏永和
第九团 张学文
师直辖高射炮大队队长张伟斌(27个高射炮连)
六三四团 XXX
第一一二师师长张廷枢(前) 六三五团 XXX
(总部直辖) 霍守义(后) 六三六团 XXX
六二二团 XXX
—○八师师长姜维仁① 六二三团 XXX
六二四团 XXX
骑兵第二军军长 何柱国(共辖五个骑兵师，调西北的只有三个师)
第七团 陈大章
骑兵第三师师长郭希鹏 第八团 徐常熙
第九团 张海清
第十六团 刘桂五
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 第十七团 王肇堃
第十八团 杜 珪
第二十八团 张星五
骑兵第十师师长檀自新 第二十九团 张庆第
第三十团 XXX
炮兵第十一团团长 刘佩苇
工兵团团长 杜维纲
辎重总队队长 唐述吉
通信大队队长何世礼
“西安绥靖”公署
绥靖主任杨虎城，所属十七路军，辖三十八军、四十二军二个军，三个警备旅，全部兵力约为10万人。
部队番号和主要军官姓名如下：
第三十八军军长 孙蔚如
四十九旅 杨子衡
第十七师师长孙蔚如(兼) 五十旅 段相式
五十一旅 赵寿山
第四十二军军长 冯钦哉(所属部队不详)
警备第一旅旅长 唐嗣桐
警备第二旅旅长 孔从周
警备第三旅旅长 XXX
“甘肃绥靖”公署
绥署主任朱绍良，指挥在甘肃境内的中央军和甘肃地方部队，其实力大小不详细，番号及主要军官姓名如下：
第三军军长 王 均
第十三军军长 毛炳文
第一师师长 胡宗南
暂编第一军军长 邓宝珊
暂编第十四师师长 鲁大昌
青海主席马步芳
辖青海地方部队，主要是马步芳、马步青各领骑兵一个师。
宁夏主席兼十五路军司令马鸿逵
辖宁夏地方部队。
陕北的八十四师高桂滋部
陕北的八十六师景岳秀(先)、高双成(后)部
总部直辖的还有蒋系宪兵第一团团长杨震亚及飞机一个中队。
以上这些都是1935年冬至1936年上半年情况。除东北军知道的比较多些外，对其他各单位的情况均不大清楚。
1936年下半年，尤其西安事变前有很多蒋系部队如樊崧甫、万耀煌等部调到西北，均未列入。
西北“剿总”对红军作战的主要企图
西北“剿总”对红军作战的主要企图，概可分成以下三个时期：
(一)红军长征北上抗日时期
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进出川康草地后，国民党军“军委”的作战方针，是阻止红军不得越过西兰公路以南地域。为此以嫡系——所谓中央军的胡宗南、王均两大主力兵团，沿红军北进路线跟踪尾击。另方面调动东北军进入陕甘，同时指示西北各地土著军队(鲁大昌、马步芳、马步青、邓宝珊等部)沿西兰公路一带迎面堵击，以求消灭红军主力，实现蒋介石的“安内攘外”的目的。
(二)红军进入陇东陕北时期
当红军已进出陇东，主力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刘志丹部)会合后，国民党军前一时期的作战计划已遭粉碎，在用兵上开始陷于被动状态，不得不变更其作战部署。西北“剿总”在执行南京“军委”的计划上，以东北军主力为进攻红军的主要兵团，第十七路军(西北，杨虎城部)机动使用，控制在关中地区，不使进出陕甘红军有喘息立足机会，迫近而消灭之。东北军六十七军(王以哲部)沿陕北公路(西安——肤施)，向肤施(延安)方向挺进，为主要进击兵团。
这一时期形势的特点是：作战的主动权，已开始转移至红军方面，“剿总”不得不改变以上的作战计划采取新的部署。
(三)大小劳山、直罗镇两次战役，到西安事变时期
1．大小劳山战役
东北军第六十七军进肤施后，国民党炫耀胜利，大肆宣传报道，南京方面满怀得意地派出重要大员，赴战地视察。军长王以哲为保持洛川、肤施间交通，防范意外，特遣该军第一一○师(师长何立中)由肤施回驻甘泉，担任警备。在何师行军路上，遭到红军十五军团预有准备的伏击，全师被消灭。
2．直罗镇战役
陕北公路何师被歼灭，六十七军主力在肤施形成被围困状态后，南京“军委”指示西北“剿总”以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以一○九师、一一一师、一二○师、一○六师和一一五师编成)，集中于甘肃合水以南地区，计划由合水东进，指向肤施，以解六十七军之围，并与六十七军协同击破当面红军主力。该军先头第一○九师，进出直罗镇被红军有力兵团消灭，师长牛元峰战死，五十七军后续各师未敢投入战斗。
经过以上两次战役后，东北军渐已丧失作战信心。特别由于以后东北军在共产党政治工作成功作用下，张学良逐渐改变其政治方向，隐蔽与红军取得妥协，双方形成互不侵犯的对峙局面。
蒋介石觉察到东北军难于完成其所赋予的“剿共”任务，被迫不得不将其嫡系军队(樊崧甫、王均、毛炳文、万耀煌等部)陆续投入西北战场。西安事变前夕，所谓中央军已有绝大兵力集中于陕甘，第一线可使用飞机约三十余架，以期一鼓解决陕北红军。
中央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的矛盾
(一)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矛盾及发展变化情况
在前一时期，东北军主力已调进豫鄂皖边区，担任所谓“剿共”任务，其余部分仍留驻华北平、津、保地区。南下的东北军，虽然仍由张学良指挥，但同时蒋的武昌行营对之也加以一定的过问和制约。在华北的部队，更受到以何应钦为主的北平军委分会的控制。张学良已感到他的统治权有旁落的危险，企图利用这次西上“剿共”之机，设法把东北军的全部力量，都集结到西北来，确实掌握在自己手中，以便在蒋的阵营中造成举足轻重之势，摆脱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因此东北军在进入陕甘之际，首先怀疑西北军(杨)可能排外，不给予借地立足休整的机会。西北方面杨虎城为首的地方人，掌握陕西军政实权历史很久，保持既成势力的观念很强，对于东北军的西进，具有害怕反客为主，抢地盘的顾虑。双方利害不一，各有打算，矛盾就由此发生和形成的。在军事行动上，到达陕北的东北部队和原驻在三原县各地的陕西警备旅不但没有发挥相互支援精神，相反还互相怀疑，在战地上彼此戒备颇严。在其他事件上，如东北军初入陕时，常因设置机构，部队占用房舍一类问题，往往发生摩擦。但这一阶段时间并不甚长，约在大小劳山、直罗镇战役后，随着局势的改变，双方感到都有被蒋牺牲的可能，又由于张，杨两人的私人关系越拉越近，彼此均已认识到处境相同命运一致，就逐渐把前一时期的矛盾，转化为一致，双方站到同一立场上，反对打内战，排除国民党军，坚决要求抗日救亡。
(二)中央军与东北军的矛盾
在蒋介石利用东北军、西北军以解决红军并借此削弱或消灭旁系军队的阴谋下，进入陕甘的国民党中央军，实质上是监视旁系军队在执行蒋的“剿共”意图上的表现如何，起一种督战作用，给予东北军、西北军的压力很大。在对国民党军的矛盾上，东北军、西北军共属矛盾的一方，国民党军为另一方，矛盾的具体表现有以下几种突出形式。
1．在用兵作战上，规定东北军为“剿共”的主要力量，位置设在主要突击方面；中央军胡宗南、王均等部，均使用于次要方面，起辅助作用。
2．在行政用人上，张学良的指挥机构——西北“剿总”参谋长和其他的重要干部，如经理处长、西北政训处长等，均由蒋直接派遣，对蒋直接负责任，张无法过问。陕西省，归蒋系省长掌握，张、杨均不能干预。
3．在部队供给、待遇上，东北军、西北军与中央军各有不同，差别很大。甚至在军粮供给上，也有所不同。张学良负军事指挥全责，每月中央给予的特支费仅10万元，而中央军胡宗南的一个师长的地位，却每月领特支费12万元。
4．在补充装备增添力量上，蒋介石限制东北军，不能在陕西地方上征补新兵和雇佣民夫。关于新兵器的补充，中央军是源源而来，东北军、西北军从来领军火成为问题。特别是在大小劳山、直罗镇战役的损失，正适合蒋介石削弱旁系军队的阴谋，预定借此取消两师番号，经过张学良的迫切要求，虽然允许保留一○九师、一一○师的番号，但在人员、武器、经费上始终不予解决。
共产党对东北军、西北军政治工作情况
(一)东北军的企图及认识
东北军的首脑张学良，企图利用西上“剿共”机会，设法将东北军的整个力量，集结于西北方面，确实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国民党阵营中造成举足轻重之势。对于红军的长征，东北军一般干部最初只是错误地认为是在打通国际路线赤化中国，尔后才渐渐明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领导抗日救亡的主张。
(二)共产党的政策影响
共产党的俘虏政策效果显著，在大小劳山、榆林桥等战役中，东北军被俘官兵，受到俘虏政策的宽待和教育，开始明白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援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口号的真诚和现实的意义。在大小劳山、直罗镇两次战役中，东北军遭到很大损失，蒋介石不但不给以应有补充及抚恤，相反还要求继续搞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勾当，广大官兵痛切感到将被消灭于内战的战场上，而不能实现收复失地把力量使用于抗日战场上，因此，对共产党提出的援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抗日口号，东北军上上下下有深刻感受。
(三)共产党的工作影响
大小劳山、直罗镇战役后，中共中央派出李克农到六十七军工作相当长一段时间，这就打开了东北军的大门，使六十七军的广大干部思想认识上有了转变，又通过六十七军，开始影响到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各个方面。
1936年周恩来与张学良秘密在肤施天主教堂会谈，给予张在政治上很大的启发，奠定而后在政治上的转变，才有西安事变一幕的发生，从此东北军、西北军走上爱国抗日的道路。
劳山、直罗镇两战役对东北军、西北军的影响
一一○师在大小劳山和一○九师在直罗镇先后被红军消灭，给东北军最严厉的打击，由此导致东北军对蒋介石的背离趋势日渐高涨。对于两师的失败，蒋介石不但不加以应有的补充，相反还撤消番号惩办作战失利的指挥人员——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被免职)。这就引起东北军对蒋的极大愤慨，更看出蒋的一箭三雕的阴谋，普遍体会到这样下去只有自己被消灭。反蒋、反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成为当时东北军的一致要求。
认识到红军的不可战胜，对“剿共”丧失了信心。大小劳山、直罗镇两战役，是红军对东北军、西北军当头的一棒，官兵受到很大震动和教育。当时在部队上下之间，普遍地认为红军的游击战坚决、机动、顽强，是无敌的。在陕北这样一个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地区，感到难于应付。加以肤施、甘泉被围，补给困难，有进退维谷之苦，不但对“剿共”失掉信心，并且还有畏缩心情，两个战役后，往往小部队不敢单独行动。
减轻了敌对心情和恐惧心理。东北军前在豫鄂皖边区，曾遭红军二十五军的打击，当时对共产党的政策缺乏正确认识，有被俘被杀害的恐惧感。这两次战役被俘官兵，得到优待，释放教育，就转变了对红军的恐惧和敌对心情。 张学良直接受到两次战役的打击和共产党给予他的启示和影响，逐渐改变其政治方向。为了在广大东北军、西北军干部中打下反对“剿共”实现抗日的思想基础，特在西安王曲镇成立一个军官训练团，召集东北军、西北军各级军事干部，酝酿反蒋、联共，一致抗日的政治路线。在反蒋问题上表现得非常明确和激烈，西安事变前夕，为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和一些爱国人士，张曾派出军队查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对于当时爆发的西安学生反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运动，给予很大同情和支持。所有这些都是通过两大战役和在共产党的影响下的一些具体表现，也是而后发展成为“双十二”西安事变的前奏。 (1979年8月)
*作者时任国民党军第一○五师师长。
①《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为江淮仁。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