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曲军官训练团
林世权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和周恩来，在肤施①举行会谈后，思想上起了深刻的变化，诚心实意地接受了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从此迈开阔步走上联共抗日的大道。
为了整训东北军和所属部队的军官和陕西绥靖公署十七路军的军官，灌输抗日进步思想，革除“安内攘外”的亡国政策影响，张学良将军呈请蒋介石批准，于1936年6月末，成立了王曲军官训练团。在给蒋的请求报告上，成立王曲军官训练团的宗旨，表面是借用“剿共”名义，而实际上整训是为了抗日，训练团的团长是张学良将军，副团长是杨虎城将军。
训练团从1936年6月末开始，共办四期。为了首先培训好训练团的干部，所以第一期是培训骨干的干部连，其成员不是一般的师长、团长、营长和参谋长团附等，而是在军队中有抗日认识或思想比较进步的校级军官。经张学良将军与刘澜波等人审定，其中多数人是从特别人事档案里选择出来的，准备在干部连结业后，留作将来各期训练军官时的骨干。我是王曲军官训练团第一期学委，参加第一期的人员共108人(初选时有120人，因病事假未报到的12人)，有总部的处长、科长、参谋、秘书、科员，各部队中的师长、正副团长、营长。共编为12个班，班长大都是上校级军官，担任副班长的为中校级军官，其余为列兵。干部连的连长是军长王以哲，副连长是军长缪澂流。干部连的学员一律着灰布军服，不戴军阶。受训期为一个月，训练项目有政治、经济、国际形势、军事训练、东北军内部存在的问题、游击战术等等。每日晚饭后，有被指定的学员作专题讲话。每日听课后，以班为组，开小组讨论会，每班将讨论的结果作出总结，汇集起来加以整理，作为将来改革军队时的参考资料。
王曲军官训练团实质是为了抗日而创建的。可是在干部连训练初期，谈抗日问题，都在讨论其他问题时，用暗示的思想意识来谈论，不能明显地提出抗日问题，当然更不能谈论联共抗日停止内战的问题了。张学良将军在王曲军官训练团干部连成立时的讲话，虽然避免谈论“剿共”问题，但也不能公开讲解抗日的必要性，每次对干部连讲话都以整军加强训练为内容。当时的环境是不允许公开谈论抗日问题的，因为蒋介石那时认为抗日有罪，宣传抗日的人是触犯蒋介石的国法，应予严厉惩办的。
西安王曲军官训练团学员所住的地方，是利用土崖挖成一溜窑洞，每班住一个窑洞，每洞可容纳20人。入口处有门窗，纵深约有15米，挖掘时留出土炕台当做睡铺，炕宽2米，地宽l.5米。挨出口处，是班长、副班长，按阶顺序放置被褥，我是班里最后的列兵。窑洞尽头有交通洞互相联通，是风雨无阻的。在这种结实土崖边挖窑洞，是陕西省黄土高原所特有的建房方式，窑洞中确实是有冬暖夏凉的好处。
饭厅最为别致，可以说得上是全国独一无二的露天饭厅。建造时先挖好一条长30来米的长沟，留出土桌再挖座位。桌高一米二左右，土座按桌两边挖掘，都是长条的，可以两边对坐吃饭。像这样的饭桌有两条，中间是张学良将军和连长的席位，吃饭时学员分坐两边，大家吃的都是同样的一饭一菜。张学良将军这种与大家同甘共苦的精神，使参加受训的学员都很钦佩。
每次饭后，为了增进互相了解，大家可以坐在一起随意议论，这是交流思想，提高对抗日认识的极好机会。有一天晚饭后，谈到“九一八”日本侵略者侵占东北老家，东北军为内战流离南北，蒋介石卖国求荣采取不抵抗政策，抗日遥遥无期等问题时，大家的悲愤情绪十分激昂。突然营长黄冠南学员满面愤怒地站起来，大声疾呼：“请副司令领导我们走上抗日战场，打回老家去，拯救出东北父老兄弟姐妹们于水深火热之中，收复沦陷五年的东北老家!”接着学员们争先恐后地提出同样的请求。现场立即变得又热烈又悲壮，这时张学良将军非常感动，站起身来环顾一下四周，用慷慨激昂的语调说：“大家的心情和意见很好，请你们相信我，我张学良国仇家恨集于一身，和大家一样不会忘掉报仇雪恨收复东北的!大家不要急，要做好抗日打回老家的思想准备。我一定能够带领大家走上抗日收复失地的征途，披甲还乡，重返家园!”讲话时声泪俱下。
张学良将军的讲话，虽然很简短，但是语调是真诚的，是发自肺腑的，是有感染力的，所以在讲话后，学员报以雷动的欢呼声。这一生动活泼的政治课，对张学良将军本人和全体学员，都进一步增强了抗日的必要性和抗日必胜的信心。
在这以前，抗日问题未公开提到训练日程上来，往往是在附带问题上来浅显地谈谈，不能突出起来讲，因此营长黄冠南等抗日积极分子才有痛哭流涕的强烈请求。在全国群众普遍要求举国抗日、收复失地的形势下，摆在东北军面前的主要课题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当时如果只谈抗日，不谈停止内战联共抗日，那是脱离实际空谈抗日，是不能达到目的的。实际上那时谈抗日、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些问题，就联系起来了，也和“安内”的投降主义与“剿共”问题是紧密结合的一样。深入广泛地进行抗日思想教育，必然使人联想到联共停止内战的问题。为了传播抗日思想，各班都积极开展活动，抗日积极分子苗剑秋在训练团还作过抗日讲话，最突出的有时还无所顾忌地高唱联共抗日的革命歌曲。
总的来讲，王曲军官训练团在东北军、西北军中培养了一批抗日骨干，对东北军全军抗日思想打下了有力基础，影响是很大的，使东北军官兵对西安事变都有一定思想准备。
在王曲军官训练期间，为了提高学员的抗日情绪，坚定抗日信心，还有一个很好的做法，就是每次饭后讲话完了时，大家就齐唱抗日歌曲。有一次张学良将军和大家一起唱完歌时，他愉快地对刘澜波和应德田说：“这些歌对抗日教育很大，胜过讲课，大家都会唱了，影响也就大了。”
教唱抗日歌曲，是利用从西安市带到王曲军官训练团的留声机唱片来进行的，那时主要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开路先锋》、《大路歌》，及电影《桃李劫》插曲《毕业歌》等，教唱时间是利用午间或晚间饭后休息时，教员、学员们一齐唱。起初，因为那时的军官尤其是东北军的军官，是不习惯唱歌的，所以学唱的劲头不很足。但是后来越唱越有劲，参加的人员也越来越多起来了，因为张学良将军对学员唱歌曲非常重视，鼓励大家要坚持唱下去，做到个个会唱。他说：“《毕业歇》、《大路歌》、《开路先锋》，这些歌曲都很好，但要在短时期内全部学会，是比较难的。最好大家都能熟练地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因为这个歌意义明确，曲调慷慨激昂，鼓动性强，较易普及。”在干部连结业大会上，全连合唱了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
王曲军官训练团前两期教育长由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将军担任，后两期改任东北军骑兵军副军长黄显声将军为教育长。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和其他西北部队的军官，在王曲军官训练团第三期和第四期参加了训练。黄显声将军对抗日工作积极负责，意志坚决，因而很得张学良将军的信任。从这以后，张学良将军就不常到军官训练团了。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飞来西安，为了向东北军将士灌输他那顽固不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剿共”政策，于10月26日，会同张杨两将军和有关人员，来到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他到王曲军官训练团讲话时先说些陈词滥调，什么明礼义，知廉耻，在家应当孝敬父母，为国应当尽忠，不成功，也要成仁等等。接着大讲特讲日本是外患，共产党是内患，内患不除不可能抗击外敌，这种简单的宣传，是妇孺皆知的。把他的“安内攘外”亡国政策，又翻腾了一遍。最后又责骂一通不努力“剿共”而主张抗日的人，是内外不分，缓急不当，是非不清，是对国不忠，对家不孝的人，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一定要法办……
蒋介石的拍山镇虎的谬论讲话，使全体学员气愤极了，因此黄显声将军和孙铭九商议，拟请苗剑秋来王曲军官训练团讲一次话，以扭转学员中不利于抗日的情绪。
当时在西安市流传出这样一个捕风捉影的谣言，猜测张学良将军要联共抗日了。这种情况，张学良将军是十分注意的，并因此处置了总部几个人，苗剑秋也总在外边大喊大叫地主张联共抗日，大骂卖国贼蒋介石。张学良将军为了避免蒋介石找到借口节外生枝，才命令孙铭九把苗剑秋在卫队二营暂时看管起来。
苗剑秋被看管起来后，心中气愤，时时吵闹。得悉黄显声军长和孙铭九请他到王曲军官训练团讲话用意后，苗剑秋慨然应允。他在王曲军官训练团讲话时，奋臂高呼，激昂慷慨地说：“团结抗日，停止内战是救国政策，是绝对正确的。‘剿共’内战，是亡国政策，是绝对荒谬的。昨天竟有人在这里说，日本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内患之害甚于外敌，要我们不去抗日，不去收复东北，要我们做亡国奴，为他们专门打内战，打共产党，自己杀自己。他这是放屁!现在我们东北已被占领好多年了，我们东北人流亡在关内，变成了亡国亡家之人。我们东北人稍有血气的，就不该让他站着走出去，而应当让他爬着滚出去!”
苗剑秋的这个讲话可捅了马蜂窝了。军统特务立即将情况报告给总部参谋长晏道刚，晏道刚要求张学良将军，将苗剑秋逮捕起来，交给他法办。张学良将军为了不刺激他与蒋介石因抗日问题而弄成的僵局，表示他要枪毙苗剑秋，严惩孙铭九。当黄显声军长知道这一消息后，立刻去见张学良将军，说明发生事故的原委，表示一切责任应由他来负，要惩办应惩办他，与苗剑秋、孙铭九无关，更不能枪毙苗剑秋。张学良将军本不是真意要枪毙苗剑秋，也不是要真的惩罚孙铭九，仅是应付晏道刚而已，因此只好秘密将苗剑秋送到北平，转赴日本去了。所以西安事变之时，苗剑秋未在西安。
王曲军官训练团的创建，是因为周恩来建议对部队加强抗日救国思想教育。因为东北军干部多为东北人，东北沦陷后年年在关内南征北战的打内战，大家对抗日的要求迫切。张学良将军对军官训练团的领导是认真的。这个军官训练团对东北军军官的抗日思想打下了坚固的基础，也是对联共抗日停止内战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
*作者当时系东北军参秘室人员。
①肤施1936年改称延安，以下不另注。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