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山战役
周祖尧
1935年八九月间，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率领所部，由陕南山阳、商县、蓝田等地，转进到陕北洛川及其附近地区。这个部队，当时自认为装备好，训练有术，人强马壮，为一般部队所不能比拟的精良部队。彼时虽然有杨虎城的警一旅、警二旅和肖之楚部队等先后被红军所消灭，但是他们认为被灭的部队，都是属于杂牌子地方部队，训练无术，装备差的结果。他们把红军看成是“乌合之众”，背土枪、持长矛，穿草鞋的流窜农民，看不到是政治上有一定觉悟，有相当认识的革命武装，是劳动人民的战斗力量。错误地认为战斗力不强，不敢和他们对战，见他们就跑的一般游击队，严重的存在着骄傲自满的情绪。师长以上的人员，虽然知道红军游击战术很高，不可忽视。但是，对团长以下的士官一些错误思想，无法扭转，形成上下不一致。官兵之间，也存在着比较突出的矛盾。
同年9月间，王以哲把他的一○七师刘翰东部，一一七师吴克仁部和一二九师周福成部的一个团，留在洛川和鄜县一带，准备把碉堡修建起来，保持所谓西(安)鄜(县)公路的交通安全。逐步向北推进，把延安(当时叫肤施)以南公路打通，保持和鄜县的联络。自认为这是稳扎稳打，万无一失的好办法。王以哲亲自率领一一○师何立中部和一二九师周福成部(欠一个团)解除延安的围困，沿着鄜(县)甘(泉)公路北进，很顺利地到达了延安。路经甘泉时，又把一二九师的刘效先营(大概是六八五团第一营)留驻城内，担任鄜县至延安间的联络。王以哲率部到延安后，驻了十余日，红军并未向他们进攻，王以哲也误认为当时在陕北的红军人数少，训练无术，是“土共”(陕北地方部队)，不敢打他们，已经远逃了。一般官长每日吃酒、嫖娼、赌博，尽量玩闹，腐化堕落。这样，就更增加了他们的骄傲自满的情绪。
陕北的9月天气，逐渐寒冷起来，部队尚无棉衣。延安又无这样多的军服，只好由西安北运。惟恐在中途被红军“劫”去，就由延安派一一○师六二九团第二营营长陈镇藩，率所部(欠步兵、机关枪各一个连，附该团一营步兵二个连，三营步兵一个连)共五个连，轻装到甘泉城接运棉服。另外还有一二九师参谋长张文清和两师的军需主任等人，随同陈营回洛川。不料到达甘泉城后，全部被红军围困起来。
红军方面在陕北活动时，开始是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两个军，围困延安。后来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由豫皖鄂边区到陕南，经陇东也到达了陕北。合编成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两部合一，七千余人，人精马壮，战斗能力更为强大。全军指战员都希望打个漂亮仗，打响合编后的第一炮。此时红军当面的敌人分两部分，在北部米脂、榆林一带的是景岳秀和高桂滋等师，红军想吃掉这两个师，是比较容易的，把握大些。但当时是大军压境，即使是消灭掉这两个师，对敌人打击不重，不如先打在南边延安以南气焰较高的东北军。如果把东北军的主力王以哲部搞垮一两个师，就会使陕北的战局，发生重大的变化。这样就决定先打东北军，具体是围攻甘泉城，调延安的敌人出来增援，拦路打它的埋伏。布它一个口袋阵，吃掉它增援部队，比硬攻它的驻地城堡，是损失小，收获大，有把握。决定这样干了，以争取在陕北的主动。事情就这样开始了。
同年9月28日，红军把甘泉围困起来了。驻在延安的王以哲感到鄜县至延安的交通中断，对他的部队有后顾之忧，倘若延安继续被围，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他若是北去米脂、榆林与景岳秀、高桂滋两部会合，是越钻越深，后退退不出，前进进不得，孤军深入，有后顾之虞。这样做，是死路一条，确走不得。只有南返洛川，退出苏区，比较安全。但是，红军已围困甘泉，交通中断，想这样，必须再度打通鄜(县)延(安)间的交通，与西安联络方便，进可攻，退可守，立于不败之地。不得已时，放弃延安，全部南去。于是，首先派何立中的一一○师，转回甘泉城。建碉筑寨，改为驻剿，一俟交通恢复，他本人再率前进指挥部，返回鄜县或者洛川，自己认为是十分有把握的办法。
同年10月1日的早晨，何立中率部(欠六二九团的一个连)，由延安南下了。经过三十里铺，把李东坡的六三○团留驻该地。由于前月去延安时，经过这里，对地形有些认识。知道前面九里山附近，山高路隘，连绵达九华里。公路两边，绝壁陡峭，不易攀登，林木茂密，很难搜索，公路窄长，非经过这里不能到达甘泉城。这段地形与他们十分不利，又知道红军惯于打埋伏仗，这里是设伏的绝好地势，倘遇伏兵，就把留驻三十里铺的李东坡团调来援助，可解其危。在通过这里以前，何立中是小心翼翼的，先派遣六二八团裴焕彩部，从公路两侧爬山越岭详细搜索，占据高山。确知无红军埋伏之后，才由后边通过此山，迅速进出山口，深怕中了红军之计，被装进口袋。出了九里山口后，前边就是劳山，虽然起伏的山岭把公路夹在中间，两旁草木丛生，但是比起九里山的险要，就相差得多了。错误地认为红军设伏肯定在九里山，而不会到这里来。狡猾的何立中对他的范参谋长说：“龙潭虎穴已过，不会再中红军的‘口袋阵’了。”看看时间，才是午后1时将过。这里距甘泉城不过30华里，大、小劳山，两个村庄居民不多，房屋稀少，物资缺乏。就把原定在这里宿营，次日再进驻甘泉城的计划改变，继续向甘泉城进发，准备夜宿甘泉城了。遂下令把原来的一路纵队，嫌其长径过长，行动缓慢。改令四路纵队，缩短长径，迅速前进，争取到甘泉城安全休息，免吃红军的苦头，受其袭击。对公路两旁的山岭，也不派兵搜索了。只是在部队先头，派遣少数的前卫，在尖兵前边，是全师的设营队。稍加戒备，飞快地前进，以期尽早的到达宿营地——甘泉城。
先头部队仍然是六二八团，团长裴焕彩长得很胖但胆子很小。他前面一些军官，骑在军马背上，兴高采烈，洋洋得意地想到甘泉城里玩玩。到达劳山村子的南侧公路上，发现了障碍物，欲进不得。接着后边的部队也赶上来了，欲退也退不回去，正踌躇间，想侦察个究竟，向左右山上搜索一下。陡然听到西山上“砰”的一声枪响，接着就是“轰”、“轰”的手榴弹、炮弹的爆炸声。稠密的枪声，约二华里长的行军长径上，全部响起来了，简直像把火药库点燃起来，听不出个数来。在枪炮声的同时，又夹杂着人们喊声——“杀啊!” “交枪不打!” “优待俘虏!”又有战马的嘶叫声，响成一片。一一○师这天的行军序列是六二八团为前卫，中间是何立中和他的师直属部，再后边是六二九团(欠五个连)。六二九团团长杨德新，绰号杨剥皮，是个十分顽固个性非常倔强的人。他给张学良当过高级副官，自认为是张学良的亲信。最后边是六二九团第一营(欠二个连)，我是这个营的营长，刚由少校团附调营长13天。先头部队停止了，后面的部队也全部停下来。我急从马背上跳下来，用望远镜向前面望去，部队像黄蜂窝挨了一棒一样，人们不知向哪里跑才好，乱成一团。因为公路靠近西山，所以大部人马，就拥向西面山上。军官们对士兵在骂、在打，甚而用“枪毙”来威胁，叫士兵向山上冲而士兵也无哪个怕他们和理睬他们。彼时，我也不例外地喊，叫下级向西山上爬。但是，伏在那里的红军冲下来了，另一部由山凹里冲出来的红军，把我旁边的驮着机枪的马都牵走了，几乎把我活捉去。我们不得不向前跑，拥到了团部附近去。把六二九团的部队也拥得向前跑，直到师部附近。师部的一窝人，连同何立中在内，冲上了西边的小山上，想凭借小山和山坡上的村庄顽强抵抗。但是被后面高山上的红军一个冲锋，就给压到下边小山包上来，在那里又抵抗了一会。在先头的六二八团，想突围冲向前去，红军短枪团在前面把路拦断了，想冲也冲不出去，又被前面的红军堵了回来，也退到师部附近来。整个师的指挥系统全被打乱，混成一团。红军从四面八方冲上来了，一次又一次冲锋。我们从西山撤下来了，想抢公路东面小山，被东山上的红军，一阵手榴弹和步机枪的猛烈射击，又把我们从东边挡回来，真像海边的浪水，被岩石一挡又折回头去。这时，人更乱了，死伤遍野，担架横地，马惊了，驮子滚了，行李担子，行军锅灶，背包连同土工器具，弹药箱子，故障的机枪，无弹的步兵炮，到处都是，路被堵塞了。不愿战斗的士兵，把步、机枪开始抛掉，纷纷向红军投诚。大部还在激战中，枪、炮、手榴弹，仍然猛烈响着。
第一次我侥幸脱逃了，未当俘虏，又继续战斗着。部队走出九里山口时，就有一些着便衣的人们，背着些破烂毛皮、草席等物，跟在队伍的后边。队伍走，他们也走，队伍停，他们也停。我们误认为他们是怕红军拦阻随部队去甘泉城的老百姓。此时我们觉得这部分人怪讨厌的，把他们驱逐了，不久他们又跟上来，总是离我们不远，偎着队伍跟进。不料前边一开火，这些着便衣的人们，也掏出手枪，投起手榴弹来了。在我身边的一连连长于凤翥，急忙指挥他的第一连，疾跑想占领附近的房屋时，被后面着便衣的红军一枪就击毙了。他这个连立时跑散，已不成队伍。当我指挥附近的士兵，快些抢占公路西侧的山包时，从公路右侧的山沟里，又冲出一部红军。先头的人，扛着一面大红旗，边喊“交枪不打!”、“优待俘虏!”。边向前冲，很快冲到我的附近。另一部向山上冲的士兵被在山顶上的红军一阵炸弹和冲杀，又把他们压迫到西南的一片灌木丛中，我这样被打垮了。剩下我营部的几人和光杆营长的我，在向各方呆望想脱逃的办法时，一部着便衣的红军数十人，各持短枪向我冲来，又冲近我身边，张营附大喊一声：“快跑!”我回头一望，见他已被红军捉住了。我疾逃的同时把手枪向后扣了两响，跳过围墙，逃到村子里边，又侥幸摆脱了后边的红军，继续逃到山坡上的东北军部队的乱兵中来。这时候我见到何立中和范参谋长，他们是被山上的红军冲击下来的，连话都说不出地向山下跑，并且有人牵着胳臂搀扶着跑。在何、范的后边是裴焕彩、杨德新以及师部的一群参谋、副官、军需、军医和一些小喽啰们。这些人像败狗一样，一面回头看，一面不停地跑。杨德新对我说：“要死守在这里，若真守不住时，就奔甘泉城……”红军见东北军最后的据点也已动摇，又向下一冲，就整个地冲垮了。士兵们又向东山里逃遁，经过下边小河时，东山上的红军，又是一阵手榴弹和猛烈射击，同时也迎着冲杀过来，截住了他们的去路。这就更乱成一团，谁也顾不了谁，猬集一处。何立中颈部中了一弹躺在草丛中，范参谋长被击毙，裴焕彩被生擒，杨德新自杀了。其余的人死伤惨重，有约三四百人，都高举双手，丢下武器，当了俘虏。一一○师除六三○团在二十铺，六二九团的五个轻装连在甘泉城以外，其余约七千人马，全部被红军第十五军团歼灭了。时已黄昏，夜幕降临，红军继续在扫清战场，全部战斗不到6个小时。
三天后，何立中被六二九团一营中尉副官郭绍宗搀扶到了甘泉城。10月7日早晨4时许，因伤重而毙命。
笔者钻到灌木丛中隐藏起来成漏网之鱼，乘夜暗混乱，也钻进了甘泉城。
在战斗期间，何立中想挽回战局，解除自己之危，曾电调留驻在三十里铺的六三○团疾驰劳山，前来救他。该团团长李东坡，素常就很滑头，接到电报后，李认为去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为自己免死，一再拖延出发的时间。到第二次电报催促时，李东坡知道何立中大势已去。挨到薄暮时，动了一下，实际也不想真去，又退回三十里铺。这个团侥幸未被歼灭，而苟延下去了。
这一仗是红二十五军从豫皖鄂边区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三个军合编成第十五军团后第一次的胜仗。可谓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打响了第一炮。从此陕北的红军，就立于主动的地位，挫败了东北军的锐气。东北军自此以后，再不敢妄动了。
(1962年2月)
*作者时任国民党军第六二九团营长。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