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川前进指挥所
李传玺
1936年4月间，西北“剿总”为了便于指挥陕北方面的作战，副总司令张学良携参谋处长徐方、作战参谋秦靖宇、李传玺、随从参谋孙铭九、秘书王X X(过去当过县长)以及—些副官、译电人员等飞赴洛川，设置前进指挥所。
指挥所设在洛川的一个大院里，张学良住在院内的正房里，我们参谋人员住在西厢房，院外有当地驻军一二九师部队担任警卫。洛川设有飞机临时着陆场，经常有飞机来往于洛川、西安之间，担任联络。张学良的自用飞机波音机也停在那里，他差不多每天早饭后都要驾驶那架自用飞机，出去巡视一周，看看谷地情况有无变化。在有飞机能着陆的地方，如肤施、西峰等地，有时还降落下去，对当地驻军指示一番，或听他们的汇报。回来后有时还把新发现的情况告诉我们，叫我们把他标记在地图上，以便他随时查阅。当我们发现他的飞机有步枪射击的枪眼时，劝他不要经常出去，以免发生危险。他说“不怕，我的飞机快，打不着。”
大小劳山和直罗镇两次战役，东北军损失了两个师的兵力，蒋介石不但不给补充，反而要惩罚作战不利的主官，激起了广大官兵的不满。因此西北总部没有再计划大的作战行动，只是局部的调整一下兵力部署，把主要兵力放在洛川、西峰一带，以便俟机打通各线交通。所有部队，各在原地构筑工事，加强防守，红军方面亦未再次发动袭击，一时形成了彼此相安，互不侵犯的局面。就在此时，过去两次战役被俘的官兵，常有被释放回来的，如在榆林桥战役被俘的第一○七师团长高福源，被释后曾来洛川见张学良，报告他被俘及释放的经过。由于这些接触，对共产党的政策，有了一些了解，我初次听到共产党提出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对外，打回老家去”等口号，这对东北军来说，正是击中了要害，所以东北军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转变，认识到“剿共”是死路一条，是蒋介石消灭杂牌军“一箭双雕”的一种阴谋手段。
张学良在洛川时，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如王以哲、黄显声、何柱国、董英斌等都曾来洛川见他。他每次驾机外出巡视时，也时常着陆与部队领导谈话，所以张进驻洛川后，与部队的联系是比较密切了，他对部队的情况，也比较清楚了，另外还有些进步人士前来见他，这些对张学良的思想转变，也起到一定影响。所以他在洛川时，便决定按照过去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形式，在西安的王曲镇成立军官训练团，由此统一部队思想，加强团结，他召过去在北京讲武堂任总队长的王靖轩来洛川，当面请他负责筹备事宜，并派工兵司令杜维纲协助挖掘窑洞。洛川前进指挥所设立不久便撤消了，张学良回西安主持王曲军官训练团教育。为了统一思想，首先集训团的各级干部，他亲自从西北总部和东北军各部队，挑选了一百多人，编成一个连，由王以哲任连长，吴克仁、缪澂流、熊飞任排长，叫做干部连。我和秦靖宇、陶景奎、李遇春、孟吉荣、王化兴等编在第一班，班长陈昶新，副班长何世礼。张学良也住在王曲的太师洞(是一个小庙)里，亲自领导干部连的学习。
干部连学习的中心思想是反对内战，团结抗日。学习结束后，大部人员派充队职，我在团部战术组任教官，组长是董彦平，副组长齐家祯，教官还有秦靖宇、陶景奎、李遇春、孟吉荣、王化实、刘德裕、马振茂等。马就是直罗镇战役被俘的第一○九师团长，释放回来后，张把他安排在王曲军官训练团战术组任教官的。
洛川前进指挥所的人员很少，只能处理一些作战指挥问题和临时急需解决的事务。其他例行公事，则均由西安总部办理。但由于张学良本人住在洛川，各方面请示报告等文电还是不少的，因而指挥所的工作，就显得格外紧张，张学良本人也很忙碌，有时深夜还打着手电到参谋室来看地图，或问情况。我由于水土不服，加上工作紧张，到洛川不久便患病了，吃不下东西，张派他的飞机把我送回西安。
(1980年5月)
*作者当时为西北“剿总”参谋处作战参谋。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