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北骑兵军在西北陕甘时我的见闻
汪瑢
1935年春骑兵军在河南罗山驻防时，我是骑兵第六师参谋长。驻南阳时，骑兵五、六两师并为骑兵六师，我调为参谋处长。向西北开拔时又令我到南京骑兵学校学习。因为时间久远，没有日记，仅就我所记忆，当然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请有知其详者加以补充和指正。
当红军由江西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已经到达四川时，张学良将军在武昌。因为西北地区辽阔交通不便，蒋介石令张学良将军将东北骑兵成立一个骑兵军开往西北，堵截红军北上。当时任命五十七军军长何柱国为骑兵军军长，将东北骑兵改编为骑兵三师(师长郭希鹏)、骑兵四师(师长王奇峰)、骑兵六师(师长白凤翔)、骑兵十师(师长檀自新)、另有骑兵七师(师长门炳岳)，共计五个骑兵师，每师三个骑兵团。
1935年七八月间骑兵军进驻西北，军部驻甘肃西峰镇，骑兵三师驻长武一带，骑兵六师驻庆阳一带，骑兵十师驻邠州一带，骑兵四师第十团(团长王照堃)驻西峰镇军部附近，骑兵四师率两个团仍归五十三军万福麟指挥，驻河北省大名府一带，骑兵七师门炳岳部驻地不详，大约驻宝鸡一带。骑兵六师在九十月间曾向边区吴起镇一带挺进，被红军堵截，撤回移驻宁县一带(据郭希鹏谈：骑七师初驻固原，1936年秋开到武原驻防；骑三师先驻陇东合水县，后驻长武县只一冬，1936年春驻平凉，1937年春移驻邠县)。
1936年3月间，骑兵奉令驰往固原堵防红军向边区汇合，军部驻固原，骑三师仍驻长武一带未动，骑兵六师进驻三营、七营一带与甘肃马步芳部队联防，骑兵十师驻固原附近，骑兵七师驻凤翔一带。
骑兵六师与红军联系之由来
骑兵六师驻七营、三营一带时与红军仅隔一河，在5月间十六团一个连被红军夜袭，撤退时遗失机关枪一挺，次日由红军两个干部将所遗失的机关枪送到团部，当时团附亲自跑到师部报告此事，并说他们要求同参谋长谈点话，当时白凤翔师长令我前去谈话。我到团部时见两名红军干部也在院内迎接我，态度和蔼，非常亲热。到屋后，我问他们的来意，他们说是奉政治部主任朱瑞的命令，前来说明昨夜的战斗，实因该连驻村是我们联络的要道，实出不得已，希望你们原谅并将机关枪送还。又说我们红军是北上抗日，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希望日后常常联系等语。我说，我是东北人，要抗日打回老家去，我是非常赞成。可是日后常常联系一节，不得到长官的许可，实有困难。他又说，来时朱瑞主任说，他希望在最近期间，能和参谋长见面。我说此事必须得到长官的许可才能行。当时，白凤翔师长说，他们来的意思是很明确的，你与朱瑞见面也行，可是我们不能答应他们常常联系，也不告知他们军队的一切。我说这是当然的了。在两星期以后十六团团附说，夜间11时在第二连部同朱瑞(红军前方部队的政治部主任)见面。当即由该团附引导到一个小村庄连部，未到11时，朱瑞同两名干部到达连部。当时我认为朱瑞必是朱德总司令的弟弟，可是他说他是江苏省南宿州人，高高的个子，一口北方话。他先谈了一些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危机，希望能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帮助东北军收复失地，打回东北去。我说这当然是我们所赞成的了。我是东北人，我的父母兄弟均在东北，我怎能不希望收复东北，可是现在我们没有这种权力，军人只知服从长官命令，你们能否同高级统帅们联系研究。他说我们有联系，他又说九一八事变是蒋介石不让东北军抵抗的。我说那回事，谁都知道的。他接着又说，你是东北人，你对那回事如何看呢，我叹口气说，你说我应该怎样，他笑了，最后他说，总的说来，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应当避免冲突，我说在可能范围内是可以的。我们军人只知服从命令。接着我又说你们究竟打算做什么呢，他说我们为挽救国家危机才北上抗日，坦率的说就是要打日本侵略者。以后我们军队进驻七营时，我亲眼看见在村庄的墙壁上用石灰写的“帮助东北老乡打回老家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对外”等标语。
1936年5月间张副司令为训练一批抗日骨干分子成立王曲模范连，我奉令到西安王曲模范连受训。由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任连长，一—六师师长缪澂流任排长，又由东北军每师选拔三名校官，由总部、军部选拔若干名军官组成学员。副司令亲自主持一切，住在太师洞帐篷里，穿着同学员一样的服装与学员同住同餐，每天有三个学员轮流与副司令同桌吃饭。我与副司令同桌时曾说，军队进驻七营时，我亲眼看见红军在村庄墙头上写的标语，帮助东北老乡打回老家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等等，副司令笑而不答。我又说，东北军要是打日本人，如果死了也甘心愿意(当时我未敢说与朱瑞见面的事情)。副司令说我们一定要打日本的。在一次集会上，有的同学说，副司令，您不打算回东北啦?当时副司令惊慌地问道：“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同学说：“我看见您在绝龙岭上修筑一座小洋房子很好，必是不想回东北了。”副司令叹口气着重地说，我在太师洞的帐篷里办公又黑又湿，简直没法住，才修了一个办公室，你们就认为是我不想回东北的标志，把它拆了吧!因此引起了全体的激奋，有的说我们的敌人是日本人，不是红军；有的说使我们无家可归的人就是我们的敌人；有的同学痛哭流涕要求副司令抗日；当时会场空气非常紧张。王以哲军长起立大声疾呼说，同学们，我相信副司令和我们一样，决没有忘掉了东北的父老，只要我们团结起来跟着副司令走，一定能打回东北老家去，请大家放心，现在时间不早了，散会。
骑十六团董道泉部被红军俘虏后又释放
1936年10月间骑兵六师奉令协同骑兵第十师向海原一带堵截红军，骑兵第六师由七营出发，至张家湾与红军遭遇，当时我是骑兵六师十七团团长。骑兵师三个骑兵团均参加战斗，因战线太长，至下午4时许见红军部队继续增加，因骑兵有马匹顾虑不能持久，因之下令撤退，惟十六团在右翼高山之上撤退不及，被红军将全团包围，团长董道泉和全团官兵均被红军所俘。当时在骑兵六师后边只距有一二里处，即有中央军胡宗南部队，他们眼看骑兵失利，不为增援。当时东北军官兵非常愤恨，认为有意牺牲东北军，次日下午5时即有十六团官兵陆续回来，至夜半12时董团长回来了。据董团长说，他曾见到彭德怀司令员，彭说此次战斗是误会，不知道你们是东北军，枪马将来一定返还，并派二名红军护送他回来等情。但是在红军护送的归途中误入胡宗南部队的警戒线内，该部虽未扣留他，可是竟电告师长认为该团长有通敌嫌疑，师长仍令董收容十六团官兵，后而让董团长乘隙弃职离去。骑兵六师因之奉令调驻固原附近整顿补充。
西安事变后一些动态
1936年12月7日奉张副司令电报：骑兵六师十八团团长刘桂五，即日来西安面授机宜，当时骑兵六师师长白凤翔也在西安。固原军部于12月11日夜，奉张副司令急电，令将固原飞机场的飞机一律扣留，不得起飞。所有中央军队一律解除武装听候处理，并令骑兵严加戒备，待令出发，不得有误。当时我到军部打听西安真相，据参谋长说，不知什么原因扣留飞机和解除中央军的武装，西安真实情况不明，又说令我急速回团严加戒备。至13日午，始知由张副司令的飞机送刘桂五、檀自新回到固原，始明西安事变真相。当即由刘桂五率骑兵六师，檀自新率骑兵十师星夜开赴蒲城高陵一带迎击国民党由潼关西进之敌。骑兵六师到达渭南田市镇以东与当时态度不明的冯钦哉部队相对峙，骑兵十师进驻蒲城。当时在田市镇一带听见渭河以南有激烈的枪炮声，后又将田市镇一带阵地交给五十七军缪澂流部队，骑兵六师推进至洛河西岸占领阵地。后奉总部电报，内称张副司令已送蒋委员长回南京，各部队均在原地待命。当时军心混乱，张副司令亲自送蒋回南京，尤出大家意料之外，心中有所不安。有的说红军不帮助我们打国民党军队，张不得不送蒋回南京，有的说国共合作了只得送蒋回南京。有的说红军决定叫张送蒋回南京好打日本等说法不一，后又奉令骑兵六师撤至高陵附近，师部驻交口，十七团驻雨金屯。我为打听西安消息，到交口师部见刘桂五师长，他首先对我说，蒲城骑十师檀自新倒戈了，昨日他派你的同学张霖轩(系东北讲武堂同学)来师部，持檀自新的信，劝咱们也倒戈呢，并许给我副军长兼师长。我说师长打算怎么办呢，师长说我拒绝了，咱们怎么能办那种事呢，我说怎么不把张霖轩扣住呢，他们真是东北团体的败类。过了数日后，我又到交口师部打听消息，师长对我说西安非常混乱，孙铭九将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参谋处长徐某、交通处长蒋斌都给打死了。我问原因，他又说现在还弄不清楚，谣言非常多，人心不安，叫我不要离开防地，早一点回去。
1937年2月间奉师部电话通知：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在高陵军部明天召集团长以上人员会议，次日我们三个团长同师长前往高陵，因我与缪澂流系小同乡，又是东北讲武堂五期同学，我自己先去见军长。到军部时只见哨兵林立，警戒森严如临大敌。缪军长见我说，按现在的情况，请团长们来，为的是征求好的办法和好的意见。我说不要说别的啦，我先问你，孙铭九因为什么打死王以哲呢?缪说他们主张和中央打，才能将副司令打回来。我说要打也行，可是红军怎么安排呀?杨虎城将军又怎么安排呀?缪用手拍案大声说道，孙铭九要懂得你所说的这些话，他们就不胡闹了。我又接着说现在东北军正是群龙无首，人心不安，希望军长们和于学忠主席能够主持一切，缪说这次会议就是解决这些事情。此时各师长有赵毅、常恩多、霍守义、刘桂五等人均已到达，我即退出。在会议时，由缪军长宣布中央政府给东北军的甲乙两案，甲案是东北军在西北沿西兰公路驻防，乙案是东北军开往河南周口、安徽蚌埠、江苏镇江一带驻防，听候整编。当时没有人发言，缪又接着说，现下最大的困难就是军粮问题，西北地瘠民贫、交通不便，决定采取乙案，各位有什么意见，几位师长表示服从命令。最后，缪又说现下王以哲被害，檀自新叛变，造成人心混乱，几天内于学忠主席来高陵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不要辜负副司令的心意，团结起来维持东北军团体，一切均服从于主席等语。嗣后于主席到高陵时，因我有事，未能前往，但是骑兵军仍留驻西北，军部驻咸阳，骑六师驻乾州永寿一带，骑三师未动仍驻长武，骑七师仍驻凤翔一带，骑十师檀自新已叛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全国抗日。马占山将军编挺进军，骑兵六师奉令归其指挥，当即开往晋北大同，后到绥远、伊克台盟一带抗日。骑兵军亦奉令率三、七两个骑兵师开赴晋北一带抗日，这是我所记忆的骑兵军在西北陕甘地区大概情形。
关于白凤翔、刘桂五到西安赴临潼的经过记述如下：
1936年12月13日午，我闻听刘桂五乘飞机由西安回到固原，我将十七团出发命令下达后，亲往固原师部见刘桂五(因刘当团长时我是团附，相处很好)，正置刘晚饭后休息，我即问西安情况，刘告知我西安事变情形。我首先问刘桂五：副司令因为什么选择你去临潼捉蒋介石?以下是刘桂五说的大概情况。他说：你不知道，在王曲受训时我就参加了抗日同志会，并在副司令面前宣誓，粉身碎骨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副司令常常用各种方法试探我是否有胆量，有一次我同副司令一起，他拿出一个小盒子，忽然盒内冒烟，他连声说：“不好，炸弹、炸弹。”我就拿起来急速扔到窗户外边，他到我身边说：“你怎么不跑?”并摸一摸我心口跳不跳。我说我要跑了，副司令就没有命了。他笑了说：“你真行，有胆量。”我说这可不是闹玩笑的。那个盒子并没爆炸，我问怎么未炸，他说弄错了。副司令说：“我也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只要能救国家不亡，就是叫我去死，我也甘心愿意。”又说咱们要抗日救国，准得没有内战，全国统一才行。我说那是自然的了。
刘对我接着说，就是这次我在8日到达西安后，晚7时我去见副司令，副官告知我说副司令叫你等候，直到11时半，始叫我进屋内。当时只他一个人，让我同他坐在一起，侧身双目注视很久。我说副司令电调我有什么事情，副司令着重地说：“这回可用着你了。”稍停片刻，仍注视着我。我又问有什么事情，副司令低声说：“叫你去刺杀杨虎城，你敢不敢?”我说：“叫我刺谁我都敢，就是我不认识他。”副司令一边说你害怕了吧，又要摸摸我的心跳不跳，并说：“你不认识，我先领你认识一下。”我说：“那倒都没有什么，就是感觉人单点。”副司令说：“谁可靠能行呢?”我说：“我们师长(指白凤翔)现在也在西安，他可忠心副司令啦。”副司令说：“这更好了，有事时找你们两个。”
刘桂五又说：12月9日早得到副司令电话，令我同白师长即刻到副司令处有事，及至我们两个见副司令时，正值客人很多。副司令只说：“你们来了，很好，先到副官处叫他们向临潼联络，明天你们两个去临潼晋见委员长请训。”次日(10日)8时我们乘坐汽车由副司令的副官陪同前往临潼，到达时即由副官让到客厅中，(见有许多人等候)并告知早已安排好了，这就引见。白同我一起进入华清宫客厅，稍坐片刻，只听一声委员长下来啦，蒋委员长从室内出现面前。我们行礼后，他前进几步坐在对面的沙发上，并连续举手让座，当即在桌上拿起纸单看罢，对我说：“你是刘团长?”我答应一声“是”，蒋又说白师长我认识(因为在庐山受训时曾见过几次)，当即询问前方驻军地点和情况。我们照例地颂扬了委员长的功德，最后蒋说：现下军队业已到达西北，消灭共匪就在眼前，务望大家努力完成任务。我们照例行礼后退出，当即到副司令处报告晋见委员长经过情形。副司令特别注意说你们将在西安的住址和电话号码留下，有事时好找你们，不要误事。这是副司令捉蒋的预备工作。
刘又说：1936年12月11日，我们得到副司令通知：下午6时叫我同白师长到副司令办公室，届时我同白师长到副司令办公室。只见副司令一个人，独自坐着，我同白进入时，他方站立起来在办公室内背着手低着头、面色沉重、心有所思地来回走了两趟，低声对我们二人说：我想了好久，才选择了你们两个人。他又来回走了两趟，才开始说：现在我给你们两个人一个重大任务，关系着东北军的存亡问题。言至此即停止在我们的面前，双目注视着我们二人的面孔，此时白师长说：只要副司令下命令，我白凤翔就是粉身碎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接着说：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副司令着重说：很好，现下我决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令你两个到临潼去，请蒋委员长进城来共商国家大事。我问副司令红军和杨虎城都怎么办呢?副司令说：“都安排好了，就是你们去临潼的汽车和卫队也准备好了。”又发给我们两个人的随从人员手枪12支。副司令最后说：“千万注意不要伤害委员长。”白着重地说：“反正就是要活的不要死的。”副司令微笑地说；“你们可特别注意不要伤害他。”接着又说：“你们如果有事可以回家，12时集合出发，要是没有什么事情就在这休息也行。”后来，我和白凤翔都回家了。至夜12时由师长和我率领副司令的卫队乘坐汽车(大卡车几辆我忘记了)向临潼出发，至灞桥东边在路旁有预先准备的卫队营听师长和我指挥，当时白讲话说：使我们东北军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都是蒋介石，是他一手造成的。现下他又利用红军来消灭我们，今天是大家报仇雪耻的时候了。白又接着说：副司令告诉我们千万不要打死蒋委员长，要活的。白又着重说大家能不能完成任务，当时官兵愤怒的齐声说：能。白说很好，我们按照命令即时出发。3时许到距华清池那里约有二百多米处，有蒋的守卫哨兵高声喊叫口令，并令汽车停止，当时我们所乘汽车猛冲至哨兵面前，未及开枪一拥即将哨兵捕获。可是因为汽车一停，人声喊叫，致使后边有所准备，再进时即有依据墙院的卫兵开枪射击、堵击进路，一时战斗激烈(蒋即乘此时机越墙逃避山上)。当即由我们率领卫队猛攻，直冲蒋的卧室，到达时，不见蒋，只见蒋卧床上的被褥仍然铺在床上，被窝里用手一摸尚温暖，大氅皮靴均在室内，桌上碗中尚有蒋的假牙一口，此时是4点30分。白在院中看见钱大钧的胸部负伤，他们原来相识，白询问钱，昨夜晚间蒋是否出走，钱答说昨夜9点钟时他曾与蒋共进晚餐，现下在何处实在不知道。此时钱因与白相识，寸步不离白之左右，白当时认为蒋决未出走。又因附近院中蒋的守卫宪兵依据墙垣，顽强抵抗，战斗甚激烈，一时又无法搜寻。当时我们都非常着急，白令我指挥卫队迅速消灭抗拒之敌，至6时许，一○五师师长刘多荃，亦由西安到达现场，当即用电话与副司令取得联系，并向副司令报告情况。等待副司令指示详细搜查。此时由刘多荃搜集蒋的笔记和作战计划，至7时许始将顽抗之敌肃清。当时指挥在外围的一○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也到达，据唐说，外围封锁严密，绝无逃跑的可能。经刘、白、唐三人研究后，决定排队搜山，到8时30分，山上卫兵大声喊叫说：老蒋在这里呢!唐君尧闻声急速跑至山上，卫兵已捉到蒋介石。唐向蒋敬礼后说，报告委员长，张副司令请委员长进城，蒋呆立良久，始说我不去，叫他来，此时白、刘亦到达。白说副司令请委员长进城商议国家大事，蒋仍说我不去。此时见蒋的形态狼狈不堪，身穿瘦小棉袍，赤脚穿着布鞋，头戴一顶小睡帽，脚上被乱石挫破数处，当由唐君尧扶其右臂，两个副官扶其左臂，卫兵连推带拉的，一跛一点走至山下。到华清官时，他仍想进院，经白、刘、唐劝其进城，他仍站立不动，白向副官们使一个眼色，副官们即将他强架在汽车之中。此时有人高呼停止内战，拥护张、杨两将军八项主张，打倒蒋介石等等口号。在山上山下的官兵们也都随之高呼口号。当由刘桂五、唐君尧等驱汽车至城内到新城办公室。刘桂五特别对我说：他看见蒋孝先也在汽车之上，在开车之前已不知被谁将他拉下汽车，推至墙角下用枪打死。有人说是刘桂五使人打死的，现在刘已抗日阵亡，只待别人证明。
13日，白、刘一起去见副司令，当时副司令面谕骑兵六师师长交给刘桂五，白师长另有任用，暂留西安随我办公。又说：飞机业已准备好了，刘桂五、檀自新等人可以回固原部队听候命令。
(1964年2月)
*作者系东北军骑兵第六师第十七团团长、师参谋长。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