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之前的张学良将军
应德田
张学良将军的思想转变
(一)1934年归国后在武汉时的张将军
张学良将军于1934年1月从国外归来，2月就任豫鄂皖三省边区“剿匪”副总司令，驻武昌。7月，我到武汉见到张将军，这次见面与以往情形不同，以往无论在沈阳或北平，他会见一般客人，都是对面站着说几句话，很少坐下来交谈的。这次他和我坐在“总部”小会客室里，谈了两个来钟头，颇能使人讲出要讲的话，他的形体和精神面貌同以往完全判若两人了。我请张将军把他对于国家前途的看法向我指示。张将军说：“现在我们国家的确到了很危急的时候，外有强敌入侵，内有共产党捣乱，可以说是内忧外患，交至迭来，万分危险。我们要抗日复仇，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这当然是对的。但日寇是强大的，单凭20万东北军能够行吗?加上中央军也不见得有十分把握，何况内部还有捣乱的共产党。因此，必须全国真正统一，集中力量，再加上世界上同情我们的国家给予支援，才能谈到对日抗战取得胜利。这就是说，中国要真正抗日，必须先求中国真正统一，要求中国真正统一，就必须先消灭共产党才能实现。而要安定国内，消灭共产党，集中国力，抵抗外敌，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心和领袖是办不到的。为今之计，惟有拥护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先把国内搞好，然后再对外抗战。所以，蒋委员长的‘安内攘外’是正确的国策，现在我们惟有拥护委员长，贯彻‘安内攘外’的国策，使国家达成真正统一，然后全国一致，对日抗战，才能达到挽救国家危亡，收复东北，复兴国家的目的。”
回想1932年，张将军在欢迎我们十几个留学生归国宴会上的谈话，可以看出他的变化。那次他讲的是：“美国人对于我们对日本侵略不抵抗有怎样的看法?”他说：“李顿爵士率国联调查团到东北调查，溥仪可能说出一些对我们有利的真情实况。”又说：“国联既派李顿爵士率调查团前来调查，调查清楚后，国联可能采取措施，帮助中国，制止日本侵略，解决中日纠纷问题。”从这段谈话可以看出张当时对国事并无办法，只幻想从美国和国联得到帮助。而现在他对这种幻想已失望，转而寄希望于蒋介石，所以决心拥护蒋介石做中国的领袖，贯彻“安内攘外”的国策，认为这就是救国大道。这不能不说张将军有决心抗日，可惜向右转了，向错误的方向滑下去了。这有种种原因，主要是：他这次出国虽然到过英、法等国，而居住时间最长的是在意大利，他和墨索里尼的女儿及女婿齐亚诺都处得很好，深受法西斯思想的蛊惑，极崇拜墨索里尼；回国后，更看到蒋介石正在法西斯化。于是，他就任“豫鄂皖三省边区剿匪副司令”后，对于“安内攘外”实际上即只“剿共”不抗日的政策完全赞成，拥护“领袖”的呼声比别人喊得更高更响。因此，听蒋介石的命令，把东北军大部南调与共产党作战；他又召集在北平的东北救国会负责人王卓然、卢广绩、高崇民、阎宝航、王化一、杜超杰等去武汉，还有在武昌“剿总”任机要组长的黎天才，与复兴社分子丁炳权等，组织“四维学会”。这个会是模仿复兴社并与复兴社有联系的组织。这几件事证明他由不抵抗转向“安内攘外”的不抵抗。
我当时就感到他这种思想不对，向他表示了我的看法同副司令的看法有些不同。他说：“你可以谈，没关系。”我说：“我觉得中国不应内战——‘剿共’，而应对外抗日，抗日是中国的生路，不抗日而‘剿共’是中国的死路。因此，中国的出路是在于国策的转变，东北军的出路是抗日，而不是‘剿共’。‘中央军’人数多、力量厚、物力丰、配备好，尚且屡次‘围剿’而不能取胜，东北军如不警惕，前途将不堪设想。因此，在国策未转变前，东北军必须保存实力，勿作无益而有害的牺牲。”在我讲这段话时，张将军始终听着，但没有表示赞同或反对。可以看出：张将军当时的思想虽然是“安内攘外”，但尚未僵化。
1935年春在上海，张将军曾叫我代表他去探望因《闲话皇帝》案被法院判处14个月徒刑而住在虹桥疗养院的民主爱国人士杜重远。我自己也去探过。
1935年夏在武汉，张将军叫我组织东北大学校友会。校友会成立时，我被选为执委会主席。
(二)到西北后的张将军
由于日寇的要求，蒋介石、汪精卫要撤换并调离东北军的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河北省主席的职位。张将军原不同意，但蒋介石认为非调离河北不可，表示可让于改任河南或甘肃主席，张将军才同意调于到甘肃。这时，共产党红军已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西北，蒋提出调豫鄂皖三省的东北军到西北去“剿共”，张将军也同意了。于是东北军从豫鄂皖调往陕甘，“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了，张将军任西北“剿总”副司令代行总司令的职务。
1935年9月，张将军飞西安，我随行，这是我第一次随张出门。同行的还有办公厅科长洪钫以及两个参谋和两个副官，还有张将军的女友赵媞。飞机是张自备的“波音”，驾驶员是美国人巴尔，工程员是美国人布鲁斯。到西安时，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将军和省主席邵力子等在机场迎接，下榻于绥靖公署的新城大楼。杨虎城将军当时表面上对张将军很尊敬，每天早晨一定来，有时还到我们住的屋里稍坐一会。
到西安后，张将军的思想和行动，有下面三项值得一述：
1．《绥寇纪略》
初到西安，住在绥署新城大楼的时候，张将军有一天拿来一部吴伟业著的《绥寇纪略》叫我看，这部书是木版印的线装书，共四本。张将军嘱咐我看后把书中要义讲给他听。这部书的内容是记载明朝末年的政治腐败、官逼民反、农民大起义及起义军与官军斗争过程以至明朝灭亡的历史。书中关于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牛金星和明朝将领孙承宗、洪承畴、杨鹤、何腾蛟等，以及两方面斗争、战争情况和胜负因果，都记述很详。看完后，我向张将军介绍了书中主要内容，并说：“这部书的名称实在名不副实，‘寇’没有绥得了，而是明朝被‘寇’亡了，怎么能叫《绥寇纪略》呢?”我想张将军所以要我看这部书，大概是他想从这部书中找到些什么历史经验，但这里边实在找不出来。我从书中倒看出“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的教训来。我顺便向张将军谈了我的意见，我说：“明朝末年，政治腐败，官逼民反，军事废弛，外敌纵横。崇桢皇帝和大臣们若能认清局势，彻底改革，刷新政治，整饬军旅，招抚‘寇’军，一致对外，坚决抗清，结果当不至败于‘寇’而亡于清。然而明朝却认为‘寇’是心腹之患，而清是癣疥之疾，于是采取了灭‘寇’第一，抗清第二的政策。因此，终致内则‘寇’不能绥而反为‘寇’破；外则敌乘其敝而入关亡明。现在，中国情形与明末相类似，但实际不同。共产党同李自成、张献忠则不可同日语，因为共产党是主张抗日的。为中国前途着想，如联共抗日，中国当不致蹈明末的覆辙。否则内战不已，正如鹬蚌相争，必贻渔人之利。”我说完之后，张将军没有责斥我，也没有赞同的表示。
2．对军队的讲话
到西安后的九十月间，东北军开到西北，路过西安的有沈克的一○六师、江惟仁的一○七师、常经武的一二○师，张将军都到城外给他们讲过话。这几次讲话内容大致是一样的。主要是：“我们的老家——东北已被日寇占领，日寇正阴谋积极向关内入侵，国家实处于危急存亡之际，我们应当举国同仇，抵抗日寇，这当然是不成问题的。但共产党偏偏捣乱，危害国家，我们要抗日，他们就在后边扰乱，使我们无法集中力量对日作战。必须晓得，日寇是强大的，我们必须集中全国力量，再联合友邦，才能把它打败。而要集中全国力量，就非把捣乱的共产党消灭不可，除此之外，又有什么办法呢?又说：“为国家民族前途，为东北军前途，希我全体官兵，同心同德，一齐努力，不畏艰险，奋勇直前，完成‘剿共’事业，建立统一功勋；然后出师抗日，集中全国力量，打败日寇，收复东北，返回老家。”
这几次张将军对部队讲话时，很用力气，每次都讲一两个小时之久。并且他命令我和苗剑秋把他的讲话作出记录。可见这时的张将军的思想还是以“安内攘外”为主流。到西安后，张将军对我更加亲切了，我已成了他的随从秘书。
3．席不暇暖
自到西安后，张将军与杨虎城主任、邵力子主席以及西安各方面人士交往频繁，且在三个月里，他曾先后飞往成都一次、平凉一次、兰州一次、宁夏一次，最后飞到南京和上海。每次我都随行。去成都是在9月间，因蒋介石当时住在成都，张将军去找他商量“西北剿总”的编制和经费问题。东北军的经费200万元中原有华北协饷70万元，宋哲元不愿再出，蒋要张与宋交涉，后由张将军与孔祥熙交涉才获解决。这次同去的有孙铭九、洪钫，住约三四天。到平凉是10月中，去视察东北军，住约十几天，同行有参谋一人，还有赵媞。到兰州、宁夏约在10月末，是巡视甘肃、宁夏一带驻军并与于学忠、朱绍良、马鸿逵、马鸿宾、邓宝珊等人见面，住约四五天，同行的有参谋一人，还有赵媞。到南京是在10月末至12月中旬，是参加国民党第四届六中全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一中全会。随张将军同机去的有邵力子和邵的女儿、参谋秦靖宇、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和我，之后还有些办公人员搭火车去的。到南京时，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率领军政部官员在飞机场迎接。飞上海是在12月中旬南京开会完了之后，住三四天即直接飞返西安。去上海随行人员只有侍卫副官刘令侠和我二人，其余在南京人员都乘火车回西安去了。去上海时在南京机场送行的有上海市长吴铁城等人，从上海回西安时在机场送行的有上海警备司令杨虎等人。
(三)张将军思想逐渐转变的迹象
在南京开会和会后到上海这一短短的时期内，我觉得有下列行动可以看出张将军思想逐渐转变的迹象。
在南京开会期间，11月下旬，从西安“总部”来电知道一○九师在鄜县直罗镇被红军歼灭，师长牛元峰阵亡；一○六师一个团被歼于黑水寺。这个消息使张将军异常震动，态度上表现很苦恼而愤慨的样子，思想感情上受到很大折磨。本来在9月，一一○师劳山被歼，师长何立中阵亡；10月一○七师六一九团在榆林桥遭受严重损失，团长高福源被俘后，张将军对与红军作战已告诫部下将领要小心谨慎，不曾想到在他不在西安的时候，参谋长晏道刚和军长董英斌竟擅作主张，又遭到这一次重大损失。于是我以沉重的心情向张将军说：“副司令!三个月损失了我们差不多三个师，阵亡了两个师长；副司令是存心抗日的，但‘共’永远‘剿’不完，‘日’便永远不能抗。东北军与中央军不同，他们牺牲了可以补充，可以扩大；东北军损失了便不予补充。到抗日时候，我们连一点本钱都没有了，我们还拿什么披甲还乡，收复失地呢?”张将军也很沉重地说；“你说的有一部分道理，我要仔细考虑考虑。”停了一会，他接着说：“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的意见也就有错误的成分。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反对蒋委员长的‘剿共’政策，这就等于说，我们要联合共产党，团结一切抗日力量，而单单不团结委员长。这是不行的，这就不能团结全国的抗日力量。抗日救国不能凭意气用事，必须想得周全，实事求是。委员长是握有全国军政大权，是最有实力的。他要‘剿共’，你就没法停止内战；他要不抗日，中国就没法抗日。我想为了团结抗日，应该设法说服他，不应该反对他。共产党主张团结抗战是对的，但为什么一定要反蒋呢?也许因为蒋委员长要‘剿共’，因此，他们也就不能不反蒋，也许他们对中国实际情况还了解得不够清楚，我一定要好好研究研究。”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张将军这时已经有了初步的拥蒋联共抗日的思想。
11月下旬，在南京开会期间，日本特务土肥原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北平、天津两市常有汉奸、流氓组成的队伍，夹杂着日本浪人，打着各色旗号，在街头叫嚣，甚至袭击国民党政府机关；同时，日寇军队也加紧在平津近郊演习，坦克车纵横街衢，形势异常险恶，颇有要发生事变的样子。张将军得到报告之后，非常愤慨，他亲笔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叫参谋王殿禾即时乘火车去北平，把信面交在北平军分会的东北军卫队第一营营长王玉瓒和宪兵司令邱文凯，命令他们，如日寇在北平发动事变，一定要誓死抵抗，不许退却。后来由于南京政府屈从日寇的要求，撤销了北平军分会，改设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汉奸殷汝耕在通县又挂起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招牌，日寇没有在北平即时发动事变，张将军这道手令自然也就没有实现。但可以看出张将军对日寇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态度，这是否与一一○师和一○九师的损失有关呢?我想不能说没有。也是当时，日寇无止境地疯狂入侵，中国共产党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对于东北军军官思想的变化，对于张将军的思想也有很大影响。
12月初，在南京开会完了之后，张将军曾飞到上海住了几天。在此期间，原武昌“剿总”总务处长汤国桢、原辽宁省教育厅长也做过几天财政厅长而被刘海泉等排斥掉的祁公亮、原在辽宁时做过张将军秘书的宁梦岩(即宁武)都来看过张将军。张将军曾同李杜会过面，问李出国准备情况，并向他提出找共产党负责人联系的问题。李说可以设法。张将军曾到虹桥疗养院看杜重远一次，表示慰问。杜重远谈了些上海抗日救国运动的具体情况，并劝张将军改变方向，改“剿共”为抗日。张将军回西安时，我留在上海准备和李杜一同出国。等了一个多月，李杜还是没有一定行期，而春节到了，我就回到北平我的家里去了。春节过后，于1936年2月初，我又回到西安。
张将军与共产党秘密联系
1936年4月初，张将军到洛川视察，住约十天左右。六十七军军部和一○五师师部都在这里。这次随行的有栗又文，孙铭九和我，此外还有一些参谋和函电工作人员。
在洛川看见了一位新人，后来回到西安，这位新人便住在金家巷张将军公馆里，这时我才知道他就是刘鼎。也就是这时，才约略知道张将军与共产党已经有了秘密的联系。刘鼎是由江西出来先到上海想进入陕北的，因为李杜代张将军找党联系，上海地下党组织便把刘鼎介绍出来。当时李杜快要出国，张将军已经不让我跟李杜出国而改让赵毅去了。赵毅到上海后，李杜就让他偕刘鼎来西安见张将军，刘鼎见张将军后，谈得非常融洽。4月初，张将军到洛川也偕刘鼎一起去的，从洛川回来，刘鼎便长住张将军公馆里了。
*作者系张学良秘书、政治处处长及抗日同志会书记。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