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洛川会谈的回忆
李荫春
我追随张学良将军多年，在西安时，任张将军的机要秘书，参与过一些机密活动。曾随同张将军参加过与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在洛川的会谈；整理和保存张学良将军与周恩来副主席在肤施(延安)会谈的纪要；在事变的日子里，主管与各方往来的机要文电；在张将军被扣后，还作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代表的随员到奉化溪口去看望过张学良将军。在整个西安事变过程中，与张将军和其他有关人员经常接触，见闻较确。为了保存这次重大历史事件的史料，特就记忆所及，写此资料供作参考。
1936年2月下旬，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回到洛川。他被俘后，在中共教育下，迅速提高了认识和觉悟，自愿回东北军劝告张将军联共抗日，得到红军的同意，并带来周恩来副主席的信件。王以哲立即电告张将军，张即乘飞机到洛川亲自接见(因西安蒋介石的耳目众多)，命高福源持复信返回瓦窑堡去见周副主席，请派代表到洛川密谈。这是张将军联共抗日的开始。
在赴洛川会谈之前，张将军在西安召集西北“剿总”所属陕、甘、宁、青四省军政首长及独立团以上部队长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会场设在总部大礼堂，张将军是会议主席。在主席台上张将军左右陪坐的总部人员有参谋长晏道刚、办公厅副主任王玉科以及我和上校参谋胡锐。出席这次会议的蒋系人员有：朱绍良、邵力子、王均、胡宗南、黄杰、曾万钟、李家钰、董钊、刘戡、关麟徵、李默庵、毛炳文、李及兰等；东北军系有：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黄显声、缪澂流、刘多荃、沈克、贺奎、牟中珩、常恩多、常经武、郭希鹏、白凤翔、门炳岳、檀自新、刘佩苇、杜维纲等；西北军系有：杨虎城、孙蔚如、冯钦哉、赵寿山、高桂滋、邓宝珊、井岳秀、高双成等。青海有马步芳、马步青等，宁夏有马鸿逵、马麟等。
张将军在会议上讲话，仍然是重复拥护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那一套，不过这一次却是表面文章。他宣布为了加紧“剿共”，他将亲往洛川“督剿”。这是为去洛川与中共代表会谈打掩护。
王以哲接着发言，他说：“委员长叫我们‘剿匪’，可是积欠军饷一个多月，军心动摇，影响很坏，怎能打好仗呢?东北军许多军官眷属，背井离乡，住在西安等城市，房无一间，地无一垅，全靠军饷过活，不发饷就无法生活。现在东北军的军饷问题好不容易才由孔部长给解决了，我们希望今后不再发生欠饷问题。再是东北军在劳山、直罗镇几次战役得不到中央军的支援，以致损失很大，这和委员长在全国‘剿匪’会议上的军事部署不够适当有直接关系，东北军的实力消耗完了，还怎能抗击日寇，收复失地呢?”
沈克说：“委员长早已通令全国，规定凡因‘剿匪’损失兵力的，概不取消番号，而且立即给予补充，可是我们东北军‘剿匪’损失三个师，丝毫不给补充，一一○师连番号也不能恢复，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待遇怎不叫人寒心!”还有贺奎等人发言，也都大发牢骚。我见东北军将领发言似乎有些不得体，就给张将军递个条子：“请主席酌予制止。”他批道：“让他们发泄发泄。”原来他已事先示意叫他们这样说，好教蒋介石知道。
朱绍良、李及兰也在会上发言，积极主战，要求各军遵照蒋介石指示，限期消灭“共匪”。
在这次会上，东北军内部也出了问题，门炳岳对何柱国扣发草鞋费等问题提出质问，何柱国辩解说：北方不穿草鞋，所以不发草鞋费。门炳岳说：“草鞋费是中央统一规定，北方不穿草鞋，可以用草鞋费买布鞋或其他物品，军长不应该吃马干，喝兵血!”使何柱国下不来台，闹成僵局。张将军就命门炳岳的骑七师归总部直接指挥。这次会议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主要是为洛川会谈打掩护。
中共中央收到高福源带去的张将军的回信后，研究决定派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为代表前往洛川与张将军会谈。即由高福源陪同李克农局长于1936年2月25日到达洛川(随行的有秘书钱之光，译电员戴镜元及警卫员、饲养员各一人)，受到王以哲及其参谋长赵镇藩的殷勤接待。王以哲立即电告张将军，张复电说因事不能立即到洛川，嘱王以哲妥为招待，可先商谈六十七军与红军间的具体停战问题，重要问题留待他见面详谈。
洛川会谈是张将军与中共正式合作的开始，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张将军对此非常重视，作了周密的部署。为了避开蒋介石安插在西安的特务们的注意，他先在“西北剿总”会议上宣布了他要亲往洛川“督剿”的行动，接着就由总部抽调官佐士兵五六十人，先乘军用卡车去洛川组设洛川行辕，扬言作为“督剿”的临时指挥所。又指定几个亲信人员负责行辕工作：第一处处长徐方为行辕参谋处负责人，我是行辕秘书处负责人。此外有参谋胡锐、秦清宇、孟吉荣、科员王德生(王洽民)、侍从副官夏宝珠、刘海山等。张于3月3日率领我们几个人飞往洛川。王以哲率同六十七军官兵及当地官绅迎接进城，张将军稍憩听取王以哲简单汇报后，当日即偕王以哲、赵镇藩和我去同李克农会谈，我是负责作会谈纪录的。
王以哲把李克农局长安置在洛川城内离军部不远的一所整洁的小院内，派二名副官陪住，招待甚周。为了保密和安全，周围布有岗哨，保卫严密。我当时想：今天终于见到共产党，要开始合作抗日了，心情非常兴奋。张将军与李克农局长见面，稍事寒暄，即开始会谈，气氛是友好、诚挚、坦率的。首先由王以哲汇报他与李克农局长协商达成的关于六十七军与红军停战的协议，主要是：(一)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做好联合抗日准备；(二)在甘泉被围半年的六十七军两个营，红军同意解围；(三)六十七军驻甘泉、肤施两城部队所需粮柴等物可以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红军转知当地苏维埃发动群众运送粮柴进城；(四)恢复苏区和国统区的经济通商，交通运输。红军采办货物，可穿便衣自由出入洛川、鄜县等地，六十七军有保护之责；六十七军到苏区办货，红军也有保护之责。以上双方口头协议经李克农代表电报中共中央批准，约定3月5日双方秘密下达施行。张将军表示完全同意，还开玩笑地说：“我都是整销，不是零售。”
接着，张将军与李克农局长商谈东北军(包括十七路军)与红军之间的合作问题，决定双方全面秘密停战。并商定：(一)东北军撤离从西安到肤施公路两侧五里以外，保证红军使用该公路之安全；(二)东北军送给红军一些服装、弹药、通讯器材、医药用品等。
他们着重讨论了联合抗日问题，张将军说：“蒋介石现在掌握着全国的政治、经济命脉和陆海空军的大权，是全国最大的实力派，要抗日，就得联合他，否则很困难，不要蒋介石，是个很大的失计。你们共产党为什么要反蒋抗日，你们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为什么不包括蒋介石在内呢?”
李克农局长说：“蒋介石一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对日本侵略步步退让，不许抵抗；对主张抗日的红军却全力‘围剿’；我们现在号召一切反对日本侵略的力量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他仍然专打内战，死不抗日，他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公敌。我们又怎能把他列为团结的对象呢?所以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在内。”
张将军不同意这种说法，反复辩论，后来李虽然尽力解释，如果蒋介石愿意放弃反共政策，解除对人民的压迫，愿意团结全国人民抗日，我们对他的态度可以重新考虑。但没有能够说服张将军。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意见始终未能取得一致。
张将军问：共产党对国防问题怎样看法?中国与日本力量对比是敌强我弱，要抗日，应该怎样抗呢?李克农局长说：“抗日要依靠全国人民和争取国际的援助。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是人，不是武器，唯武器论是错误的。抗日战争的方法应该是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三者相结合。抗日战争是长期的，中国地大人多，有利于长期作战，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张将军同意他的说法。
张将军问：红军已于2月17日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可能会遇到阎锡山和蒋介石的有力阻击。宁夏接近察绥抗日前线，又与外蒙的国际路线毗连，阻力小，进展较易，为什么红军不去宁夏?李克农局长只说红军东渡，在军事上是有把握的，对不去宁夏问题未作解释，张也未再追问。
张将军提出红军与东北军分别派出代表与苏联接洽有关援助中国抗日问题，与李克农商定，由张负责与新疆盛世才联系，因当时盛世才与苏联关系较好。
张将军要求中共再派全权代表共商抗日救国大计，最好能在毛泽东主席或周恩来副主席等负责人中推出一位与张再作一次会谈，会谈地点定在肤施(延安)城，时间由中共方面决定。
此外，双方商定由中共派一位色彩不浓而又能负责的代表常驻西安，由张给以“灰色”名义作掩护，以便与各方联系，推动关于成立国防政府和组织抗日联军等活动。
李克农局长于3月7日离开洛川，去山西石楼向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报告洛川会谈情况及张将军的要求，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副主席为全权代表偕同李克农局长来肤施与张会晤。4月6日，毛主席和彭德怀将军联名给张将军和王以哲发来电报，内容如下：
“(衔略)甲、敝方代表周同志偕克农依约于8日赴肤施与张学良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7日由瓦窑堡启程，8日下午6时前到肤施城东20里之川口，以待张先生派人至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乙、双方会谈之问题，敝方拟定为：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迈进问题。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四、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五、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丙、张先生有何提议，祈预告为盼!”
在张将军赴洛川会谈期间，接上海李杜来电告知：前托他寻找“朋友”已找到，张将军立即派赵毅到上海将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介绍的刘鼎接到西安，为便于保密和安全起见，安排刘住在张将军的公馆内。后中共中央即派刘鼎为常驻张将军处的代表。
4月9日，张将军偕同刘鼎、王以哲、孙铭九(孙任警卫，来参加会谈)由洛川飞往肤施，于当晚8时在肤施天主堂举行了会谈，参加会谈的计有周副主席、李克农局长、刘鼎、张将军和王以哲。我没有参加这次会谈，但张将军于10日回到洛川后，立即命我根据他的口授，整理出一个会谈纪录，秘密保存。主要内容如下：
张将军首先提出对国家前途的看法，认为国民党已无希望，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共产党的路，一是法西斯的路。他说：“我从意大利回国后，认为法西斯可以救中国，就拥护蒋介石作领袖，实行法西斯独裁，领导全国抗日。可是经过实际观察，现已感到这种看法错了，不停止内战，就不能抗日，就无法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
周副主席说：“如果真想抗日，就必须实行民主，走人民群众的路线。搞法西斯独裁，不要民主，也不要人民群众，看不到人民群众的雄厚力量，就不可能树立起真正的抗日信心。只有实行民主，才能调动起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力量，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张将军说：“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遗嘱，对我们才很有教益。所以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衷心赞同的。统一战线应该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抗日，我认为蒋介石也应包括在内。他现在是最大的实力派，我们发动抗日战争，如果不把他争取过来，他势必要和我们作对，甚至会用中央政府的名义讨伐我们，像对冯焕章(冯玉祥的别号)将军的抗日同盟军那样。蒋介石卖国独裁是不惜孤注一掷的。”
周副主席说：“蒋介石在军事、政治、经济上还有很大的力量，若能争取过来，对抗日战争有好处，否则是个大损失。可是蒋介石对日帝屈膝投降，对爱国人士残酷镇压，高喊什么‘攘外必先安内’，专打内战不抗日，实际上充当了日帝侵华的忠实走狗。共产党在过去也不是不想争取他参加抗日，但是考虑到可能性太渺小了。为了搞团结，也必须经过斗争，只有经过斗争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
张将军说：“我们要用最大的力量争取他，想尽一切办法来争取，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争取过来。”周副主席表示同意。这样，就把中共反蒋抗日改变为逼蒋抗日了。
双方还讨论了国际、国内各方面许多问题。这次会谈协商的结果是：
一、关于组织国防政府和组织抗日联军问题，张将军同意这是当前中国的惟一出路，对于“八一宣言”中的十大政纲则表示俟加以充分研究后再提出意见。
二、关于红军的集中问题，张将军承诺赞助红军集中河北，他可通知万福麟部(驻保定一带)不加阻挠；红四方面军出甘肃，东北军可以让路。至于红二、六方面军北上路线问题，因经过国民党中央军防区，须得到他们的同意，张将军愿任斡旋之责。
三、东北军方面派赴苏联的代表，取道欧洲前往；中共方面的代表由张负责保护取道新疆前往。
四、关于停止内战的问题，张表示完全赞同，并说一旦红军与日军接触，则全国停战运动将更有力量。
五、在张未公开表明抗日以前，不能不接受蒋介石的命令进占苏区，为此张准备以王以哲军继续驻苏区，沿路筑堡，双方交通运输暂按上次与李克农代表协议办理，如此一个月后再看形势发展决定。
六、关于经济通商问题，红军所需物资，普通办货可由红军设店自购；军用品由张代办。
七、双方互派代表常驻。
八、张认为红军去河北恐不利，在山西恐亦难立足，不如经营绥远较妥。
此外，在谈到双方各自训练抗日干部时决定：中共开办“红军大学”(后名抗日大学)，东北军创办军官训练团。在准备抗日战争需要的物资方面，周副主席请张将军帮助采购无线电器材、医药卫生器材等，张说此类物资在西安仓库有大批存货，可双方共用。张还表示他有一笔私人存款，愿拿出来作抗日公费(张回西安后，拿出现钞10万元交刘鼎转给中共中央)。临别时，张将军亲赠周副主席一本申报馆出版的中国地图，作为留念。
双方在融洽的气氛中谈了7个多小时，既对一些重大问题取得一致的意见，又在各个具体问题上达成了协议。这次会谈不但坚定了张将军逼蒋联共抗日的决心和信心，而且还促进了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三位一体”团结合作的形成。对于后来的西安事变和全国抗战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张将军与中共在洛川、肤施的两次会谈，事先都征求过杨虎城将军的意见，杨表示“一切听副司令的”，所以张将军也代表了十七路军。
洛川行辕名为“督剿”的指挥所，实际上是张将军进行与中共联系会谈的活动场所，因在西安蒋介石的耳目众多，做这些事诸多不便。行辕于3月3日成立，会谈任务完成后于4月19日撤销，存在了一个半月多一点。在这期间张将军因与中共会谈富有成果，抗日救国大有希望，心情愉快，每天早起晚睡，处理各种问题，精神特别振奋。我是秘书处负责人，因行辕人手较少，也非常忙碌，与张将军接触的时间也最多。张将军在这期间，多次飞往前线防地视察部队，告知各将领，今后不打内战，要保存实力，加强训练，准备抗日。没有飞机场的地方，如常经武师长驻地，他就叫我写一封给部队长的“亲启”信，告知此意，由他亲自签名封好。先由令该部队于某日某时集结，听候空中检阅，飞到部队上空时，即将信件投下去。
他每隔三五日就要飞返西安总部办公一次，两三天就回来。每次回来，总要带几个人来洛川小住谈话，先后来洛川谈话的有刘鼎、黄显声、牟中珩、王卓然、栗德斌(栗又文)、高崇民、车向忱、陈先舟、孙铭九、应德田等多人，谈的都是有关联共抗日，加强东北军内部团结，收复东北失地等问题，这里没有蒋系特务，谈话自由，大家畅所欲言，气氛十分活跃。这些人有时也来我这里闲谈，孙铭九还送我一本小册子——《活路》，内容是拥护张将军，反对内战，主张联共、联苏，抗日救国。语多中肯。
六十七军近在咫尺，除王以哲、赵镇藩时常来行辕外，该军军部各处长及部队的团，营长也分别来晋谒张将军，陈述他们要求抗日的意见，张将军无暇接见，就命我代见后向他汇报。这些人慷慨陈词，使人感动。我向张将军汇报，他也深为同情。这一时期来往文电也颇为频繁。我们一到洛川，先给蒋介石去电，报告已到洛川“督剿”，蒋复电嘉勉，催促从速完成“剿匪”任务；何应钦、孔祥熙、宋子文、陈诚、阎锡山、刘湘、李宗仁、白崇禧、宋哲元、韩复榘等也都来电祝愿“剿共”成功；陕、甘、宁、青四省‘军政首长、各军长、师长及西安总部处长以上的幕僚，各部队校级以上军官也纷纷向洛川来电来函，分别有所请示报告，都须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复；还要发出一些指示、询问的文电。还有张将军的友好、旧部，散居平、津、宁、沪各地的东北人士如张作相、莫德惠、马占山、鲍文樾、李杜、梅公任(国民党中委)、吴焕章(立法委员)、冯兆异(立法委员)、吴瀚涛(监察委员)等也都来信问候，也要一一复候。有些旧部和东北学生来信要求工作，要给以安置。还有一次，蒋介石来电借用飞机，须答复飞行备用。因此我的工作很忙，每天早晚两三次带着许多文电、稿件，去向张将军报告、请示，请他分别审阅、核判、签署。见他有暇时，也顺便和他谈谈。
我曾数次向他进言，我说：“副司令与中共联合，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真是大得人心。准备抗日，就要整军经武，将领要有勇有谋，士兵须能冲锋陷阵，不怕死。强将手下无弱兵，兵弱弱一个，将弱弱一窝，这就要慎选将材。十九路军上海抗战，二十九军长城抗日，马占山、李杜、苏炳文在东北抗日，也给日寇打击很大，都很有名。副司令当军长时所指挥的胡毓坤、戢翼翘、荣臻等也是能征惯战的将领。可是现在身为军、师长的竟有在日寇进攻沈阳、山海关、热河时，将领不在军中，不战而退的(我这是暗指王以哲、何柱国和万福麟等)，败军之将，在抗日战场上能否打好仗，是个问题。请副司令注意。”我又建议向红军学习，我说：“红军人数不多，装备很差，却能顶住委员长那大‘围剿”，打不烂，拖不垮，至今生气勃勃，愈战愈强，这其中必有原因。我们应该研究红军的战略战术以及他们训练干部、教育士兵的方法，作为借鉴。”我又说：“听说东北伪满的‘国兵’训练也很得法，那些将领都是副司令的旧部，将来我们打到东北时，他们都会反正来归，里应外合，内外夹攻，打击日寇，也不要忘记预先做些工作。”张将军对我竭诚进言表示嘉许。谈到用人，他说：“马秀芳(马占山字秀芳)这些人是抗日名将，我们抗日的时候，不能缺了他们。”又说：“热河失守，我下野时，曾想：崇祯说过，君非亡国之君，臣尽亡国之臣。像汤玉麟这样的人，违抗命令，不战而逃，以致热河失陷，太可恨了。”我说：“崇祯对文武大臣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不能任人惟贤，尽用些误国之人，以致国破家亡，身败名裂，悔之晚矣。”
在洛川期间，约在行辕成立一个星期之后，张将军召集六十七军驻在洛川的全体官兵讲了一次话，这是他第一次公开提出反内战，要抗日的重要讲话。讲话地点在洛川东门外宽阔的大操场(也是飞机场)上，王以哲、赵镇藩和我都在场，听讲的官兵数千人。讲话大意如下：
东北沦陷了，华北正在“特殊化”，外患是非常严重的。年年“剿共”，兵连祸结，内忧也没完没了。内忧外患一齐来，国危民困到了极点。蒋委员长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可是内未能安，外患却越来为越厉害。国家民族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不能再打内战了。
日寇占领东北，利用汉奸，成立伪满洲国，想把中国的东北领土分割出去，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允许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东北军人身受国破家亡的痛苦，更要负起抗日救国、收复失地的重任!
蒋委员长领导下的国军，由中央编定番号，已经一元化，没有冠以地区字样的。只有我们东北军还要有别于广义的中央军，一者保存“东北”二字，正像我办的东北大学，搬到西安来还叫东北大学一样，表明我们是东北的军队，时时不忘失去的家乡，人人都有收复东北的决心；二者东北军有其特殊的使命，就是必须驱逐日寇，收复东北，必须做到这一点，才真完成了我们东北军的光荣任务。
我们向来是反对内战的，我在先大元帅(指其父张作霖)在世的时候，就反对参与内战，主张班师关外，保境安民；中原大战时，我们武装调停，也是为了制止内战，化干戈为玉帛，免伤国家元气。现在同室操戈，两败俱伤，怎能抵御外侮呢?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才是救亡的上策!
我有国难家仇，与日寇不共戴天。你们背井离乡也有好几年了，想想你们的父母妻子兄弟姐妹，在日寇铁蹄蹂躏之下，受尽不堪言状的痛苦，你们的内心一定和我同样悲痛。但是悲痛又有什么用!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保存实力，不作无谓的消耗，积蓄力量，加紧锻炼，充实杀敌本领，不久的将来，我就要率领大家抗日，打回老家去!我们都要抱着大无畏的精神，奋勇杀敌，收复失地，雪国耻，报家仇，成功成仁，愿共勉之!
张将军的讲话，慷慨激昂，具有极大的感染力，全体官兵情绪异常激动，随后是一片欢欣鼓舞，我觉得东北军的士气忽然高涨起来了。
(万永光整理，1982年7月)
*作者现名李宗颖，在张学良身边工作多年，西安事变时任张学良的机要秘书。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