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会晤前后
李维
驻防在从北平到廊坊一带的六十七军王以哲部，于1934年3月间，奉张学良从武汉“剿匪”总部发来命令，开往河南信阳一带集结待命。军部于3月26日从廊坊登火车直抵信阳，其所部也先后集结在信阳以东地区。从此这个军就在大别山区同红军徐海东部较量了一年以上的时间。1935年6月间，徐海东为了迎接党中央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北上抗日，乃率所部离开大别山区向西转移，七八月间到达陕南仍继续向西转进。从大别山区起，尾随在后面的六十七军，一直跟到陕南才停止下来待命。军部驻在商县城内。不久该军又奉西北“剿匪”总部张学良的命令，由陕南向陕北开进，当这个部队经过西安的时候，在三原一带休整了十几天，这才开始了向陕北转进接防。
该军主要领导人是：军长王以哲、军参谋长赵镇藩、一○七师师长刘翰东、一一○师师长何立中、一一七师师长吴克仁、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这个师属于五十三军建制，到达西安后临时归王指挥)。
到达陕北初步部署概况
一一○师何立中部，一二九师周福成部，这两个师由西安以北直接挺进到延安，接了高双成部队的防务(属于西北军)，该部交防后开到陕北榆林。
一○七师刘翰东部担任洛川富县甘泉一线防务，另以一个加强团六一九团(四个营)高福源部驻防在榆林桥镇。
一一七师吴克仁部，为军的预备队，驻防在洛川附近。
六十七军军部及直属部队，驻在洛川城内。该军计有四个步兵师，全部部署在洛川至延安一线。这样却形成了以防为主，陷于被动挨打的不利形势，洛川至延安的交通也难以维持。
王以哲延安视察防务
六十七军到达陕北，按照计划于9月中旬部署完毕。为了明确具体情况，军长王以哲同杨虎城将军派来的杨参事决定去延安视察。于9月24日从洛川出发，由军特务营护送(当时我是该军特务营中校营长)。为了安全同时加派由一○七师六二一团临时抽调来的步兵营，营长为陈旭升。他的责任是协助特务营从洛川护送到甘泉为止。我们头一天在甘泉县城宿营，第二天到达延安。在行军途中，我是提心吊胆，幸而安全到达。
延安是陕北重镇，也是控制陕北的战略重地，城垣完全用石条砌成，城是按照地势修筑的，城墙整齐没有颓损，利于防守。城内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天主教堂，王以哲到延安就下榻在这里。王到后就急急忙忙地听取了师长们的汇报，又亲自视察了延安形势，接连召开了军事会议。从军事形势来看，当时延安是红军久困之城，物资奇缺，城内人民缺粮，军粮所存更是不多，预见到延安到洛川交通路线也是很难维持。根据形势分析，延安只可固守，不可再行深入，以免过大的分散兵力。这是王以哲到延安视察后的看法。
当时开到延安的部队，计有两个步兵师，若非再行深入，这样大的兵力防守延安是没有必要的，因而把到达的部队，相应地又作了新的部署。遂决定一一○师(欠一个团)准备开回洛川，一二九师另配属一一○师六三○团，归周福成指挥，负责驻守延安。新的部署，如果以防守为主，兵力还是庞大，而且军粮所存不多也是严重问题。
劳山战役一一○师被歼
根据会议决定，令一一○师由师长何立中率领，于10月1日，从延安经过甘泉、富县开回洛川待命。该部队以战备姿态到达大小劳山地区时，在毫无察觉之中，进入了红军预先准备好的包围圈内。只听一声炮响，号角齐鸣，伏军从四面八方奋勇冲击上来。在猛烈火力压制下，该部队惊慌失措乱作一团，只经过短时间战斗，两个步兵团和师直属队被一举歼灭。师长何立中、师部范参谋长当场阵亡，其六二八团团长裴焕彩，六二九团团长杨德馨等都被当场击毙。
经过了这个惊人战役，六十七军官兵在精神上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更增加了对红军的恐惧心情。
六十七军在心情未稳之际，继大小劳山战役之后，10月22日，榆林桥镇的守军，即一○七师的六一九团和四个营，又被吃掉，团长高福源当场被俘。这个军在连续遭到打击之下损失严重。
记得在榆林桥战役后，相隔不到一个月，即11月20日，一○九师及一○六师在直罗镇一战又被歼灭一部分，师长牛元峰被击毙。
东北军进入陕北以后，屡战皆遭惨败，在暂短时间里，实力受到很大的损失，所有损失蒋介石均置之不理。
东北军中凡有识的官兵，对“安内攘外”反动政策都有了怀疑，久困于内战也的确感到心灰意冷，同时在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感召影响下，思想上似处于转变过程中。
六十七军经过大小劳山、榆林桥镇两次战役损失惨重，士气颓丧，随之甘泉县被围，延安洛川间交通也被切断。王以哲来延安视察无法返回洛川，也只好被困在延安。后来经赶修一个小型飞机场，他才坐着军用飞机回到洛川军部。
这个时候，延安城还驻有一二九师、一一○师的六三○团，以及军部的一个特务营，兵力还是比较充足的。为了确保延安，又作了新的部署，就是以一二九师的六八三团赵绍宗部为主力，另配属军部特务营(欠骑兵连)留在延安负责守城。其余六八四团张团长、六八五团袁团长，以及一一○师六三○团李团长，统归周福成师长率领，于11月上旬由延安突围，取路延长、宜川，沿黄河西岸回洛川集结待命。该师在行军中没有遇到红军大部队的迎击，只受到地方小部队的干扰，没有任何损失开回了洛川。
六八三团和军部特务营，为了确保延安的守城任务，以全力开始修建城防工事，如延河之滨的清凉山、宝塔山、凤凰山等均修了据点工事，打算长期防守。在未确定防守延安之前，当时有的传说：“东北军损失惨重，有放弃延安之意，只因顾虑面子，又怕舆论责备，方才没有放弃。”
张学良将军对于延安的防守问题，是很重视的。他惟恐士气低沉发生意外。时常坐着自备飞机来延安城上空，低飞盘旋，表达他对守城官兵关怀之意，藉以鼓舞士气。官兵们也在地面上向他挥手欢呼致意。延安在守城过程中，始终没有同红军打过仗，红军也没有攻过城。
周恩来张学良延安会晤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将军坐着自备飞机，由洛川飞来延安，我同赵绍宗等到机场把张将军迎到天主教堂内。陪同一起来的有王以哲和黄显声二位将军，其中还有工作人员孙铭九。带来的行李送到天主教堂后，我同他整理张将军住的床铺时看到床铺较薄，遂把我的一条毛毯铺在了床的下面(原来我就住在这个房间，为会谈而临时腾出来的)。室内整理完了，王以哲军长找我同赵绍宗团长开个小会，对有关护卫安全和保密诸问题，作了详细的安排指示。面示我们两人夜间在院内亲自站岗护卫。在接近黄昏的时候，负责由远途迎接的另一部分人，将周恩来护送到天主教堂门前。按照任务的分配，我迎上前去时，周恩来伸出手来同我握手并点头示意。我将周恩来从外院引导到内院时，张学良将军已站在院内迎候周恩来，见面后两位亲切的握了手，一起走向室内。当时周恩来留着墨黑的长胡须神态自若，给人的印象是平易近人，身体十分健康。同周恩来来的尚有两位青年，看上去都在25岁以内，表情十分持重，我们都进行了妥善安置。
张将军同周恩来略为休息后，便开始了交谈。谈话进行到夜里12点钟的时候，我们看到二位站起来在屋内走动，有时用手拍头，可见长谈至夜深而太疲劳了。会谈继续到半夜两点多钟时，张将军告诉我们随便做点吃的，因为周恩来忙于赶路，尚未吃晚饭。原本没做准备，所以只是匆忙熬了些小米粥送来。餐后听说周恩来还很满意。天将发亮的时候才结束了谈话，从表情上看，二位都很高兴。由专人护送周恩来返回了瓦窑堡。
天亮以后，黄显声将军问我说：“昨天夜里谁在同副司令谈话?”我考虑不能说出真话，遂答复可能是“总部”派出来的工作人员向副司令作报告来了，他未表示什么，就回到住的房间去了(他当旅长时我给他当过营长)。时间过了不久，王以哲将军也问我说：“黄显声问你什么没有?”我就把前一番话说了一遍，他也没说啥。他们二位的问话，一直到现在对我都是一个谜，不解其意。
在张将军同周恩来会谈的同时，另一个房间里王以哲同另一位红军也在会谈(有说是王某，有说是李克农)，谈些什么，无从了解。下午张学良将军同王以哲、黄显声视察了延安城防。归来后，王以哲告诉我说，“明天副司令传见你和赵绍宗”，并叫我准备一下。我听到这个消息，心情很激动，论关系既是师生，又是长官与部下，因为自己地位低，所以从未单独见过。为此我准备了一个谈话的腹案，包括国家现实情况，东北军现在处境，将来的任务等，总之，海阔天空的想了一番。11日早饭后，王以哲通知我去见副司令，进屋行礼后，副司令叫我坐在桌子旁边的座上。他手拿着一张卡片问我说：“你说说到延安有什么感想?”我仔细的考虑一下说：“我是东北人，是东北陆军教导队和东北陆军讲武堂毕业的学生，您是我的老师又是我的长官，到什么时候我都要听从您的命令，盼望在您领导下早早的收回东北家乡，所以还应该保存东北军实力。我就有这些个想法，不一定对。”他说：“你想的，说的都很好。”事后王以哲军长问我：“你说些什么?”我向他复诵了一遍，他看看我没吭声。当日，张学良将军同王以哲、黄显声等从延安飞回了洛川，完成了历史有名的张周延安会晤。
周恩来回到瓦窑堡后派来了泉白水，秘密地住在我的营部。我按王以哲的指示，同这位同志担任双方的联系工作。这个同志是陕西人，年龄只有二十五六岁，经过聊天式交谈，感到他的知识是很丰富的，相比之下，我自觉十分惭愧。相处时间虽不多，受到益处却不少。
张周延安会晤后，从整个形势上来看有了变化，死城变为活城，城外有了集市，城内外有了往来，延安至洛川交通运输线路也通顺无阻了。5月上旬，一一七师从洛川开到延安，军特务营也奉命由延安返回洛川。大好形势的发展，酝酿着光明的未来。
*作者时任东北军第六十七军特务营中校营长。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