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洛川会谈到延安谈判
戴镜元
洛川会谈前的形势1935年9月底到11月下旬，红军在陕北消灭东北军三个师。10月1日红十五军团在劳山消灭一一○师，击毙师长何立中①。10月22日又在甘泉东南的榆林桥消灭了东北军一○七师的六一九团团部和四个营，生俘团长高福源。中央红军到陕北后和十五军团会师，11月21日在富县西南直罗镇消灭一○九师。在黑水寺又消灭一○六师的一个团。这样，就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整个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政治上，党中央政治局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瓦窑堡会议结束后，毛主席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对于洛川会谈有着直接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
东北军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被俘后，根据中央优待俘虏的政策，给他治伤，生活上倍加照顾，经常给他讲红军北上抗日，打回东北去，收复失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理。在红军政治思想工作的影响下(程子华和彭德怀都先后做过高福源的思想工作)，高福源主动请求放他回去，宣传红军抗日的主张，说服东北军，包括张学良在内和红军联合抗日。他向红军保卫局局长(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谈了这个想法。李克农把高福源的想法和请求报告了毛主席、周副主席。毛、周都同意，周副主席指示，要高福源多住几天，多看看，多听听。回去之后多讲红军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
1936年1月初，高福源回到东北军，通过他的同学，六十七军参谋处长佟铁肩见到了王以哲和张学良，面报了他这几个月在苏区听到的、见到的情况和红军抗日救国的主张。张、王表示同意他的看法，要他赶回瓦窑堡，请红军派一位正式的代表来谈判。
1月16日，高回到瓦窑堡，向李克农汇报后，李将他带去见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中央决定派李克农为代表去会见张学良、王以哲。
我原在军委二局工作，临时抽出来随李克农一起去洛川。大约是2月10日左右，李克农和我去见了周副主席。周副主席说：“根据目前的政治形势和军事情况，这次出去和东北军张学良谈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问题，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也要考虑到有一定的困难和一定的危险，你们要有精神准备，力争谈成，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一定要谈和。谈判要按照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的中央决议来谈。”同时指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先商谈局部合作抗日的问题和经济通商问题。这次出去，任务很重，重大的问题要及时请示，电报中央。周副主席还指示：克农是正式代表，代表团总的负责人，镜元负责机要译电工作。并指定了密码，研究了密码携带隐蔽的方法。当时，我们的心情都很激动，精神振奋，深感任务艰巨，决心竭尽全力，克服一切困难，不怕任何危险，坚决完成中央给予我们的光荣任务。
我们出发前两天，周又以毛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的名义，致电张学良、王以哲：我方代表李克农等四人于2月21日由瓦窑堡启程，25日可抵洛川，望妥为接待，并保证安全。 洛川会谈
2月21日我们从瓦窑堡出发。李克农是正式代表，穿中山装，我负责机要译电，着学生服，钱之光是国民经济部贸易局局长，他负责采购物资和药品，当时戴礼帽、穿长衫。还有一位警卫员，负责保卫工作，穿便服，高福源带路，他是农民打扮，头包白毛巾。我们全都骑马，另外有几位护送人员和马夫，也都是农民打扮。
我们去洛川谈判是绝对秘密的，整个谈判工作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领导，恩来亲自布置的。毛主席于1936年1月上旬、周副主席2月下旬先后离开瓦窑堡东征，我们谈判的情况和请示报告都直接以密电发往前线——山西石楼。
25日，天下着鹅毛大雪，路滑雪深，行走困难。中午我们到了富县，先在富县城外山下一个小村子休息。高福源先进城联系，山上守城部队东北军的一位团长立即出城迎接我们进城，东北军的一位师长宴请我们。中午饭后，护送我们的同志和马夫牵着马回瓦窑堡去了。我们骑东北军的马，是骑兵用的马，一色纯白，由东北军护送，当天下午5时左右到了洛川。
王以哲六十七军的军部在洛川，王和他的参谋长赵镇藩热情接待我们，让我们住在离军部很近的一座独院里，是四进的院子，我们住在最里面。我们于2月25日晚上，即电告党中央，李等四人已安抵洛川。我们没有带电台，是由东北军六十七军的电台，用自己的密码发出的。同时，王以哲亦于当晚电报张学良，汇报我们到达洛川的情况，张学良回了一个电报，说他因事要到南京去，暂时回不来，要王以哲、赵镇藩先同我们商谈六十七军和红军局部合作问题。重大的问题等他回来以后再谈。
这样洛川会谈，分为前后两段，前一段是从2月26日开始到28日，经过二三天的谈判达成以下口头协定：
1．为巩固红军与六十七军共同抗日，确定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包括六十七军在陕甘边区及关中区之防地)。
2．红军同意恢复六十七军在鄜县(即富县)、甘泉、延安马路上之交通运输及经济通商。
3．延安、甘泉两城现驻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秣、柴草、蔬菜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红军为便利延安、甘泉友军起见，准转告当地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运粮、柴等物送进城内，恢复正常通商关系。
4．红军同意在甘泉被围半年的东北军两个营换防。
5．恢复红白通商；红军采办货物前往洛川、富县等地，六十七军有保护之责；六十七军入苏区办货，红军有保护之责。但为暂时掩饰外人耳目，红军去白区办货，东北军入苏区办货均穿便衣。
2月28日上午8时，我们电报中央。28日23时中央回电同意商谈结果和协定。双方约定口头协定，于3月5日秘密下达到部队实行。
在谈判期间，王以哲掩护我们的采购人员两次到西安采购物资。并收集了北平、天津、南京、上海、西安各大城市的报纸。他们还送给我们河北、山西、绥远、察哈尔四省的军用地图。当时红军准备向这四省发展。
红军东征打了许多胜仗，中央经常电告我们，我们把电报内容稍加修改，把主要战果先后告诉王以哲、张学良。这对谈判顺利进展很有好处。我军2月20日20时开始，胜利渡过黄河。2月21日占领三交镇，歼灭守备敌军一个营。22日占领留誉镇，歼敌一个营，同时占领石楼，歼敌一个营。26日在关上村又歼敌独立第二旅一个团。3月初，我军越过吕梁山，进至总久峪，逼近同蒲线，并迫使原先进占陕北根据地，“围剿”红军的晋军四个旅全部撤退。我军威大振，政治影响极大。军事斗争和统一战线的工作是相辅相成的，我们越打胜仗，谈判就越谈得好，他们越热情接待我们。到洛川的第二天早上，王以哲来看望我们，在互相寒暄后，王以哲说，日常生活，接待方面有不周到地方，请随时转告副官长和参谋处长。在整个会谈期间，对我们招待得非常周到殷勤，生活供应也十分丰盛。当时经常陪我们的是两名副官，参谋处长佟铁屑和王以哲的副官长宋学礼也常来。每天吃过晚饭还经常一起娱乐，一起下围棋。我们到陕北后，在瓦窑堡磁窑烧了黑白围棋子，我略懂皮毛，其实以下棋为名，继续交换意见，互相了解，增进友谊。佟铁肩对我讲：三民主义主张世界大同，共产党讲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不也是世界大同?我说：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不完全一样。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是好的。可是他不承认有阶级，不主张阶级斗争，只认为中国有大贫小贫之分。共产党认为中国有阶级，有地主、有资产阶级，有工人和贫、雇农，我们要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制度。不消灭阶级，不消灭剥削制度，怎么能实行世界大同，实现共产主义。佟、宋二人表示赞同。
3月初的一个晚上，我同参谋处长在一个套间的外屋下围棋，陪同我们的一个副官在下棋的套间里屋对副官长说，军部特务营长今天下午向他报告，特务营一个连长打了士兵，因为在大街上这个士兵没有向连长敬礼，认为士兵看不起长官。但被打士兵说，正向营长敬礼，来不及同时向连长敬礼。如再责打，就跑到山北边去，山北那边的官长和气，不打骂士兵。副官长听后说，要转告特务营各级官佐，今后对士兵要讲道理，不要动辄打骂士兵，听到套间里屋的简短谈话，想到我军在直罗镇、榆林桥、劳山战役中，俘虏了数千名东北军官兵，经过我们优待俘虏政策和思想政治教育后，愿意留下的就留下参加红军，愿回原部队的都发给三元路费，释放归队。这些被俘归来的人，都成了红军的义务宣传员，在特务营的士兵中，就有不少人听到了“神奇红军”和“神圣抗日”的宣传教育。并且，在东北军各部队中都起到了义务宣传“神奇红军”和“神圣抗日”的作用。东北军上下发生了很大的思想变化，认识到红军是朋友，东北军应该联合红军共同打日本，打回东北去。在前线的东北军连队和红军连队，由互相对峙，变成了友好的芳邻。我们的统战工作，在东北军的基层连队，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3月3日，张学良回到西安，3月4日，他自己驾机飞到洛川，一下飞机就到我们住地看望我们。他化了装，银灰色长袍、黑绒马褂、礼帽、墨镜、手提文明棍，颇似富商。他来到我们住的大院，是王以哲陪他来的。虽是第一次见面，但大家都很亲切，不感拘束。在会谈开始前，王以哲、赵镇藩把同我们商谈的情况，红军与六十七军合作抗日的口头局部协定内容，向张学良又作了汇报，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吃过午饭，下午3点开始谈判，这是洛川会谈的第二段。张学良首先说，完全同意关于红军与六十七军的局部口头协定。并说，我这次是整销，不是零售。李克农说：张将军解甲从商了。会谈气氛十分融洽，风趣盎然。接着，张学良提了几个问题：1．为什么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2．要抗日，如何抗法和共产党对国防问题的看法。3．共产党为什么不西去宁夏，反而东渡黄河去山西。(他认为宁夏靠近绥远前线，靠近苏联，担心我们吃阎锡山的亏)4．红军和东北军派代表到苏联请苏援助中国抗日。
李克农根据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精神和党的政策做了说明：
1．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专打内战，不抗日。九一八事变以来，蒋介石把东北三省送给了日本，华北也岌岌可危，内战一天没有停止过，还残酷镇压全国人民抗日救国救亡运动。所以我们不能把蒋介石列在抗日民族阵营中。如果蒋介石放弃反共反人民、不抵抗日本的反动政策，我们是可以考虑的。
2．抗日主要依靠全国人民的力量，同时争取国际的援助。战争真正的胜负不决定于武器，决定于人。发动全国民众，这个力量是伟大的，唯武器论是错误的，抗战是长期、持久的，不可能速胜，投降论和速胜论都是错误的，中国地广人众，利用长期作战，最后胜利是我们的。
3．红军东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为了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到山西、河北政治影响大，到宁夏对全国影响小。我们对东征胜利是有把握的。东渡黄河去山西，还可以适当解决我军军需和兵源问题。
会谈的气氛是融洽、坦率、诚恳的。有时为了一个问题，李克农和张学良会争得面红耳赤。张学良在其他几个问题完全同意李克农的看法。另外在几个问题上达成口头协议：
1．为了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张学良提出，中共派一位全权代表，最好在毛泽东、周恩来中推出一位，与张再一次商谈。地点定在肤施{延安)，时间由中共决定。
2．红军去苏联的代表由张学良负责和盛世才交涉。
3．中共派一位代表常驻西安，由张学良给以灰色名义掩护。
3月5日凌晨5时谈判结束。一结束我们马上将谈判结果电告党中央毛主席，并请示下一步的行动。 3月6日上午中央复电嘉勉，完全同意谈判的结果，并要我们到山西石楼汇报。
由洛川到石楼返回瓦窑堡
3月7日，克农和我，以及一位警卫员，离开洛川，北上走延长，到清涧的河口过黄河。钱之光已到西安，采购物资和药品。3月16日到达石楼，我们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张闻天、彭德怀等。李克农汇报了谈判的详细经过和张学良的要求。中央3月27日在石楼附近召开会议，认为张学良的态度是诚恳的，应与他做进一步的谈判，对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很重要，当时中央会议决定由周副主席为全权代表，立即偕李克农到延安谈判。
会后，周恩来、博古、邓发、李克农和我，还有电台机要人员和一个警卫排，离开石楼。于4月5日回到瓦窑堡。本来约定4月初到延安谈判，因张学良患喉疾，推迟到4月8日。
延安谈判
4月6日毛泽东、彭德怀给张学良发电报，内容如下：
甲、敝方代表周同志偕克农依约于8日赴肤施，与张学良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7日由瓦窑堡启程，8日下午6时前到达肤施城东北20里之川口，以待张学良先生派人到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学良先生妥为布置。
乙、双方会商之问题敝方拟定为：
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
2．全国红军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逼进问题。
3．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
4．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
5．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丙、张学良先生有何提议，即祈预告为盼。
4月7日周恩来和李克农带着电台、警卫部队从瓦窑堡出发，我也随行。
我们从瓦窑堡出发时，天就阴着，8日到了川口附近，先是下大雪，后下大雨。我们带的电台和东北军联系不上，中央的电台(在石楼)和东北军联系上了。9日晴空万里，上午张学良带着王以哲、刘鼎由洛川飞到延安。晚6点多钟，张学良派专人到川口来接。这时周恩来和李克农换上便衣，周是穿一身黑色的中山装。周、李随来人进城谈判，我们在川口等着。我们警卫部队控制了机场，在谈判没结束前任何飞机不得起飞。
会谈的地点是在城内的教堂里，这个教堂后被日本飞机炸毁，有些人就误以为谈判是在桥儿沟的教堂，在桥儿沟无法保证安全。参加谈判的共五个人，周恩来、李克农、张学良、王以哲，还有刘鼎，他是从上海到西安的，张学良知道刘鼎是共产党员。延安谈判后，他作为我方联络代表常驻西安。
谈判开始，张学良首先把他关于国家前途的看法坦率地说出来，请教恩来。张学良说他对国民党不抱什么希望了，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共产党的道路，一条法西斯的道路。两年前他从意大利回国，曾经相信法西斯可以救中国，现在开始有了怀疑。想听听周恩来先生的意见。
周恩来说：法西斯主义是独裁、专制，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最反动的产物，在中国是绝对行不通的，中国只能走共产党引导的道路。中国要抗日必须首先改变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要抗日还必须实行民主，要发动全国广大群众，全国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比伟大的，依靠全国人民的伟大力量，才能获得抗日的最后胜利。
张学良又问，假如我们能够联合抗日，应如何对待蒋介石。他认为蒋介石是现在中国实际的统治者，中国现有的主要地方都是他在统治着，全国主要军事力量都被他掌握着，其他如财政、金融和外交大权也都掌握在他手中。他根据回国两年的观察，蒋介石还有抗日的可能。张学良对于要抗日必须首先改变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表示完全同意。他说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设法把这个错误政策扭转过来。并说，他现在不能反蒋，如果蒋介石投降日本，他一定离开另作打算。他派人去新疆联络盛世才，就是为打通西北，自成抗日局面做准备。他主张他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内外夹攻，一定能把蒋介石的错误政策扭转过来。
周恩来说：在改变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的斗争中，对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问题，是可以考虑的，是有道理的。这是一个重要方针政策，他个人不能决定，愿意把张学良先生的意见带回去，提请党中央郑重考虑，再作最后答复。这是张学良对我们战略决策的一个帮助，他了解国民党的情况。周恩来对张提出的其他问题，也做了具体的答复。张学良对周恩来精辟的论述，科学的分析，高度的政治修养，政治家的风度，十分敬佩。他是心悦诚服。
另外还达成了口头协定：
1．我们赴莫斯科的代表由新疆到苏联，东北军的代表由欧洲去苏联。后中央派邓发同志去苏联。
2．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张学良完全同意。
3．张学良没有公开表示抗日之前，不能不接受蒋介石的命令，进占苏区，六十七军准备开到延安以北一带来。1936年6月，我们主动让出瓦窑堡，即是恪守延安谈判协议的一例。
4．双方互派代表常驻。
5．张学良认为红军主力在山西恐难立足，去河北太早。最好去绥远靠外蒙。如我坚决东进，他可通知东北军万福麟部不加阻挠。
6．互相通商。普通办货由我们设店自购，军用品由他们代购，子弹可供给。
张学良对谈判十分满意，他拿出二万块光洋，说是他私人的钱，支持抗日的，谈判后他又送给我们20万法币。
谈判10日早4点结束。4月10日周恩来和李克农、刘鼎一起回到川口，当天下雨，在川口住了一天一夜，马上给中央毛主席和张闻天、彭德怀发了一封电报，简单地报告谈判情况。 11日20时又发了一封长电，详细地汇报了谈判的情况。电报是周恩来起草的，并及时译成密码发出。
4月12日我们由川口动身，很快回到瓦窑堡，一路上天气很好。到瓦窑堡后我们各回原位，我回到军委二局工作。
(1985年3月)
*作者时任中共谈判代表团译电员。 ① 本书周祖尧《劳山战役》称：何立中于1935年10月7日早晨因伤重而毙命。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