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变前后西安学生运动座谈会纪要
刘兰生 徐彬如 李连璧 曹冠群
时间：1979年2月2日下午
地点：政协礼堂第五会议室
参加人：刘兰生、徐彬如、李连璧、曹冠群、白莎
召集人：董一博(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田一明①在座。董一博讲话(略)
徐彬如：我第一次去西安是1932年“一·二八”以后，是通过金闽生的关系去的，是杨虎城找我们去的。金闽生北伐时代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下面当连长，是共产党员。我那时就认识他，大革命失败后，就不知道他的情况了。他大革命失败后，通过活动依靠杨虎城的关系到西安，在杨部当了宪兵营长。他写信给上海的中央军委汇报西北的情况，谈了杨虎城这个人的情况，说杨希望共产党派人到西安去。当时，我刚从东北回来，在宜兴。谢华也在宜兴王根僧那里帮助我工作。王根僧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部队当营长。金闽生来信让派人去，军委就派谢华去了。那时，我们的思想就是要搞军事暴动。谢华到西安以后，被安排在金闽生的宪兵营当掌旗官，进行士兵工作，一直工作到陕西省委因出了叛徒遭到了破坏。谢华的关系很秘密，同地方党组织没有关系。杨虎城知道谢华是共产党派来的人，由金闽生扯着这个线。但谢华的其他情况杨不清楚。陕西省委被破坏以后，杨虎城赶快把金闽生找去，让金闽生尽快把谢华送走。当时火车不通，金一直把谢送到潼关。谢华回到上海，我正在上海，谢华报告了西安的情况，提出还要派人去。
正在这个时候，闽变了。我们同金闽生联系了一下，金说杨虎城可以在西北响应，并说杨虎城欢迎我们党派人去。杨虎城与共产党有很多线，我们这条线只是一条。不久，我和王根僧被派去西安。我们到了西安，被安排在杨虎城的宪兵营住，不许出来，见不到杨本人。我们就晚上出来找杜斌丞先生进行工作。杨表了态，表示愿意起义。当时，王菊人已不参加机要，陈子坚也已不受杨虎城的信任，被送到南京学习去了。杨虎城主要依靠的是杜斌丞先生和金闽生两个人。特别是杜斌丞先生。杨虎城对我们介绍说，杜先生代表他，有什么事找杜先生就可以了，不要找他，与他不发生关系。杜先生搞一个大西北计划。杨虎城派了一些人同各方联系，派刘佛吾到新疆盛世才那里，派汪锋见徐海东，派阎红彦去刘志丹那儿，南汉宸被派到察哈尔。杨虎城计划起义之后，让刘志丹和徐海东在西安会师，南北两支红军会师。他撤到甘肃天水一带，与孙蔚如靠拢，那时他在军事上主要依靠孙蔚如。并向全国发通电，当时很时兴发通电。通电都起草好了，我们看了。正在这个期间，闽变失败了。闽变失败的消息传到西安，杨虎城着急了，进行各方面的安排。他安排王根僧留下，因为王根僧有国民党营长的身份。他说他让我从宪兵营搬出，去找陈子坚，说刚从上海来，然后利用陈子坚的关系回上海。我说可以，就按他的意思办了。我和陈子坚的关系很深，中学时代我们是同学，北伐时他是叶挺部队的党代表。大革命失败后，他到了上海，生活上就靠党组织送的每天四角钱来维持。后来他胡闹，事情是这样的，有些日子交通没有把钱送到，他经济紧张就很不满意。后来交通去了，他大发脾气，把交通大骂一顿，还把交通的金表带抢了去，拿到街上当了二十多块钱，把当票给了交通。当时交通为了紧急需要都带有金器，像金戒指、金表链一类的东西。交通回去一口咬定他叛变了，别人都不敢再和他接头了。这时，我在上海中央军委工作，陈子坚的关系由周恩来直接管。周说，你找陈子坚。我找到陈子坚对他说，人家说你叛变了，他当时哭了，一再声明他没有叛变。我说，你为什么对交通那个样子?他说，他实在没钱了。我对他说，你赶快离开上海，不要再回来了，不然就打你叛徒了。你先回家，你们家是地主有钱，可以从家里拿些钱去留学。当时上海也搞赤色恐怖，打了好多叛徒。他说，我走，我走，我实在没有叛变，但要走手头没有钱。当时，已是冬天了，那是1927年冬天，他还穿着夹衣。我说，我在上海有些关系，我帮助你。我不能说党给他钱。这样我以个人的名义给了他钱，把他送走了。以后，他到了杨虎城那里，我们一直再没有见面。这种关系他不能不接待我。我从宪兵营搬出以后，就到陈子坚的家里去找他。见面以后，他对我很热情，问我从哪里来，住什么地方。我说，刚到西安，还没有地方住。他安排我住到了西北饭店。那天，杜先生在那打牌，他还把我介绍给杜先生。我与杜先生早认识，这个关系他不知道。住下以后，他还把我介绍给宋绮云。陈子坚要回南京上陆大，同我一起离开西安，到南京后，他把我送走。临分手时，他送我300元钱。这钱实际上是他把我来西安的事向杨虎城说以后，杨给的。回到上海以后，谢华也在上海，我们同杨虎城一直保持着联系。当时，杨虎城让我们给他提供一些上海的情况，他在经济上经常给我们一些支援。1935年“八一宣言”发表后，我又去西安，这是第二次，开始谢华没来。在来的路上，我同李木庵相遇，大革命时他是十七路军的，是党员，我在中央军委工作管他。这时他失掉关系，正在南京找关系。见面以后，他知道我去西安，表示愿意跟我到西安。我到西安之后，李木庵接着也来了。这次来西安，党给我的任务是作西北军的工作，做到能迎接红军到西安的程度。组织告诉我红军已到甘肃的什么地方。我到西安之后，我向上海写信汇报了西北的情况，党决定派谢华也来西安。谢华比我晚来一两个月，可能是9月份到的。这时李木奄已到了西安。上海军委曾派人到西北联系，联系地点是枣庄的一个中药铺，掌柜的姓唐。第一个人在半路上叛变了，第二个人没接上头回去了，这样西安就有几个人，李木庵、金闽生、宋绮云、谢华、王根僧和我，由谢华担任支部书记兼组织委员，我当宣传委员。还指示说；西北特别支部不是一般的党支部，不发展党员，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横的关系。因为西北情况复杂，叛徒多。10月份，谢华来之后，西北特别支部正式成立了。我们研究了如何进行活动的问题。首先，我们请杜老给我介绍关系。杜老说，我在文教界有一些老关系，这些人大部分在大革命时期都是党员，你们可以同这些人先认识，开展工作。但是，我不能带着你们跑，不方便。我给你们介绍一个人，这个人可以带你们跑，很可靠，让他带你们到哪儿，他就会带你们到哪儿。这个人就是韩卓儒。他当时担任三十八军驻西安留守处主任。韩卓儒这个人真不错，给我们很大的帮助。解放后，把人家打成右派，很不对。我为他打抱不平，闹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搞成，这次应当改正。在韩卓儒的帮助下，我们在教职员中先后找了刘仲哲、陈伯涛、郁达夫、高锐、李恂等，成立了教职员抗日救国会。在学生中，我们最早找了李连璧，接着又找了刘兰生、曹冠群、宋继昌等一批人，成立了学生抗日救国会。西北抗日救国会也在那个时候成立了。这样我们工作的范围逐渐扩大。西安商会也是韩卓儒带我们去的。商会会长是一个老头，山西人，叫王怡然。我们同他谈成立西安工商界救国会的问题，他说，邵主席(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说抗日救国会是为苏联搞的，抗日救亡是政府的事。我们让他在援绥抗战书上盖商会的章。他说要去问问邵主席再说。这样没有谈成，韩卓儒气得对他直发脾气。后来，杨明轩回到西安，工商界的抗日救国会才成立起来。接着妇女抗日救国会也成立起来。到1936年五六月间，西安的群众工作有一些基础。西安学生驱逐田杰生的斗争中，学生斗争很顽强，也得到张学良、杨虎城的支持，他俩明确表示支持学生；邵力子表示支持田杰生，压制学生，针锋相对。最后学生胜利了，把田杰生驱逐了。这个胜利了不得，是西安学运新高潮的起点。
1936年2月，苏区派交通到西安同我们联系，以前我们一直同上海联系，这是第一次同陕北中央建立联系。派来的交通叫杨明德，现还在。杨明德来了以后，我们把西北的情况写了一个报告，请杨带给毛主席。毛主席批了我们的报告，决定西北的工作，西北特别支部由周亲自管。四五月间，张说，毛主席的秘书交给他一封毛主席给杜斌丞先生的亲笔信，感谢杜先生对我党的帮助和支持。这封信我记得是交给常黎夫给了杜先生，要不就是通过当时杜先生的当差，后来去延安的高博转交的。反正是通过杜先生很信任的一个人交给的。杜先生看了信情绪更高，干劲更大。毛主席给我来信了，加紧干，努力干。从这以后，他对我们的帮助就更大了。他在家里找了徐永平、马文宪、马文彦、崔仲远等。这样西安有影响大家族崔家、马家的人全主动找我们来了。当时我们说西安的工作这么好做，我们没上门，他们倒自己找上门来了。这样在杜先生和韩卓儒的帮助下，我们同西安各方都建立了联系，工作开展得很顺利。韩卓儒以后担任长安县长仍然给我们很多帮助，我们经常在他家开会。西安群众运动中，学生运动是先锋，学联最早的负责人是李连璧，韩与李连璧他们也有联系。
陕西省出现陕北革命根据地，发生西安事变，绝不是偶然的。根据我在西北工作多年了解的情况，我觉得主要是革命基础好。陕西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基础就好。在辛亥革命中，革命搞得比较彻底，革命力量就比较雄厚。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陕西有杨明轩、杜斌丞这一批人，同时在1922年，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就有不少人从北京到了陕西。其中有李子洲、常汉三等。这些人先占了陕北，到了绥德、米脂一带。做了许多工作。绥德中学是他们创办起来的一所学校，李子洲当校长，杨明轩是训育主任，韩卓儒也在那里教过书。他们培养了一批骨干，如刘子丹、高岗等。凡是后来陕西出名的人物大多都是他们培养的。从北京来的不少人从陕北下到了陕南。大革命失败后，群众革命力量又没有像南方那样受到严重破坏。再加上杨虎城一直对革命的同情态度，掩护和保护了革命力量。这一点也很重要。总之，西北革命基础好。所以，革命时机一到，也就是抗日高潮一来，西北革命便起来得快、发展得快。我们第二次到西安以后，把党的八一宣言精神、把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向各方面的人士一讲、一宣传，他们很容易就接受了，特别是知识分子，中小学教职员，学生接受得特别快。因为他们本身就有一种革命的情绪和要求，党的政策和主张符合群众的要求和情绪，这样群众运动就比较顺利地发展进来。
过去我们党内一块工作的同志十多年相互都不了解。我在陕西省委，省委了解我嘛?不了解。我在西北这样搞，西北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团没有我。这不是很奇怪嘛!陕西省党内有派性，陕西省委破坏后，一部分人去了苏区，一部分人留在白区。留在白区的人总要找职业找饭吃，这就被苏区回来的人掌握住了。陕西省委是我主持成立的，是1936年12月25日，在谢华家里，博古传达的，罗瑞卿参加了，周恩来没有参加。后来省委的大权让从苏区回来的人掌握了，特别是贾拓夫。他们看不起留在白区工作的同志。张慕陶在西安认识的人很多，这同他是否有点关系。许权中曾听人说他与张慕陶有关系。他觉得很委曲，很冤枉。西安事变时，我在耀县和许权中在一块住过，他一再说他与张慕陶没有关系，谈到这个问题时都哭了。看来张慕陶的事牵连很多人。贾拓夫主持省委以后，对我们介绍的老人不重视不感兴趣。比如，杨晓初来西安正是把蒋介石抓起来乱的时候，他带有介绍信，交给我的。结果陕西省委不承认杨晓初的组织关系。后来我把这个情况对吴德峰说了，杨晓初与吴德峰有关系，吴德峰出面给杨晓初解决了。再有韩卓儒，这个人做很多工作，给我们很大帮助，他曾向我们提出入党。我们对他说，我们是西北特别支部不发展党员，以后有机会一定首先解决你的组织问题。后来陕西省委也没有解决。贾拓夫对我们介绍的老人不信任不重视。不过对我们介绍给他的这批年轻人还是用了，是重视的。他们这批人也不错，做了不少工作。如果贾拓夫把这批老人重视利用起来，他们会做不少工作。我估计由于没有重视利用这批老人，陕西工作是有损失的。关于陕西省委内有派性的问题，在延安吵过，林伯渠、吴德峰有感觉，曾说开个座谈会，找贾拓夫谈一谈，总结总结，这个会没有开成。
1937年三四月间，我们党的工作不恢复不行，需要把那些老人搞起来，我和欧阳钦商量说，咱们印个表把党员登记一下吧!以后开会讨论一下，决定进行登记，恢复一些人。这样就登记了一批人，欧阳钦说，有的人是党员大家都知道就不用登记了。像宋绮云都知道是党员承认就算了，这样有人就登记了，有的就没有登上。杨明轩当时也没有登记。后来，他送杨虎城回来，我对欧阳钦说，杨明轩的党籍要明确一下。于是，我就把杨明轩找到我家里，给他登记了。当时表都没有了，是我念表上的内容他填写的。这是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了。还有一些人也因为登记时间短没有登上，像韩卓儒就没有登上。解放后我为韩卓儒党籍的事找过安子文，正活动的时候，反右派时把韩卓儒打成右派，这个案应当翻。当时，我们从上海来，没有韩卓儒不行，没有他的帮助我们哪里那么容易结识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哪儿能那么容易开展工作。
西安群众运动搞得好，有各方面的有利条件。下面群众的基础较好，党内有一批老人，还有这批年轻的后起的人，再有就是还有杨虎城的支持。北平来的民先队这批人在西安群众运动中也发挥了很大作用。民先队大约是1936年到的西安，我记得最早的是继明。来以后首先找的我，我介绍他去找李连璧，以后来的还有李昌、宋黎、丁浩川等人。
刘兰生：西安学生运动是有历史的，可以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西安学生，特别是中山中学的学生打戴季陶、烧他的汽车说起。从那以后，学生运动被镇压了。一直到1935年末到1936年初，这个期间学生运动被压迫得抬不起头来。学校对学生完全是封建家长式的管制方法，管得很厉害，随便出入校门都不许可。1935年，国民党组织高中学生到开封接受军训。学生在开封闹了一下，打了大队长。从那儿回来，在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影响下，西安学生运动又开始发展起来。1936年春天，四五月间吧，我们学校有几个学生把标语贴在学校门口。反动派就到我们学校(西师)来抓人，抓了几个人，有陈远方、毕于仁、钱超、王宏谋等，我记得是六七个人，后来有人说抓了十二个同学。我们就开展营救被捕学生的活动。学生人身没有保障，我们就向学校当局提意见，要求学校要保障学生的人身安全。学校根本不理，怎么发动学生同反动当局进行斗争呢?我们就从学校建立中山室、盖大礼堂清算田杰生的贪污问题，还有西师学生伙食是公费，我们还查田杰生在学生伙食上的贪污，我们就抓住这件事，从这儿发起，向田杰生斗争，以达到释放被捕学生的目的。田杰生是西安教育界的反动统治的代表人物，是最坏的一个，CC分子。我们发动学生罢课，田杰生就请西安反动当局进行镇压。一天半夜西安警察局长马志超派警察包围了学校，强迫学生复课。他们要学生派代表同他们进行谈判，结果全校同学都集中起来，派出几个人同他们谈，警察要抓人，同学们一哄而散，没有抓成。学校被包围了，为了抗议反动当局镇压学生，我们搞了一个宣言，是王庆昌起草的，写得不错。那时各班都有一批积极分子，像何桂生、王西德、王庆昌、董学源、杨克、杨文秀、刘富鸿等。宣言写好以后，我们就翻出去向社会上广为散发，又到各个学校去活动。西安高中、一中、二中、女师、女中等学校都罢课支持我们。《工商日报》、《文化日报》也发表了我们的东西，一下子整个社会上都闹进来，声势很大。我们当时提的口号和要求是，反对法西斯统治，反对帝国主义，要求抗日救国自由。驱田运动中斗争很尖锐，省主席邵力子、省教育所长周学昌都到学校来同学生见面。周学昌很顽固，说什么如果把田杰生打倒了，我周学昌不要脑袋。由于我们的坚决斗争，社会舆论又都支持我们，我们终于把田杰生驱逐了，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几年的黑暗局面被冲破了，西安学生运动从这里开始高涨起来。
在驱逐田杰生的斗争中，各学校先后建立了抗日救国会。在这个基础上9月份西安学生联合会成立。在学校领导下，我们搞了追悼鲁迅大会。这是一次短兵相接的斗争。开会那天，西安反动当局不许学生开会，不许学生讲话。西安警察局长马志超带着许多警察占了主席台，学生和警察争夺主席台，夺过来夺过去。马志超在台上要讲话，他刚一说，你们纪念鲁先生。我们就在台下嚷，你连鲁先生姓什么都不知道，你还讲什么?哄他，使他没法讲话。西安学联的牌子这次打出来了。
这次大会后，学生运动又掀起一个高潮，就是援绥抗战。这次运动很广泛，不仅学生发动起来了，教育界、工商界，可以说西安各界都卷进去了，大街小巷都卷进去了。我们还派出慰问团携带慰劳品前往绥远前线慰问、宣传。
第三个高潮是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活动。这个活动搞得天翻地覆，把整个西安稍有爱国之心的人都动员起来，这次活动还是以学联为中心。总指挥是张文彬，指挥部在王根僧家里。公开的指挥是李连璧、苏一平、马X等人。组织工作搞得很好，比以前几次都严密。头一天在西师召开了一次会，研究了部署和策略等。原来决定游行队伍在革命公园集合，先开会后游行，结果事先敌人在那里部署了大批军警，层层设防，企图阻止学生队伍集中。半夜里指挥部通知把集合地点改在南院门，弄得敌人很被动。敌人除在我们集中地方安排了军警外，还封锁了各个城门，并派人包围了一些学校，不少学校的学生是冲了校门参加游行的，在冲出时一些学生被打伤。游行示威的队伍先到南院门，西北“剿总”出来一个人说了几句话，说张副司令不在，不能接见大家，你们的请愿书，我们一定转交上去。在这里没有发生冲突。接着到省政府，邵力子出来，对学生说什么抗日救亡是政府的事，学生读好书就是救国之类。大家对他的答复不满意，石头瓦块打上去了。邵力子一看形势不妙赶快退回去了。后来游行队伍到了西安绥靖公署。杨虎城没有出来，他的参谋长李兴中同学生队伍见了面，表示支持学生。大家对他的答复满意。这次运动中，我们的口号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对内和平，对外抗日；枪口一致对外等，把党的“八一宣言”的口号打出去了。离开绥靖公署，我们向火车站方向走去，准备出城以后坐火车到临潼向蒋介石请愿。去临潼的事，事先没有决定下来，决定去临潼。城门口戒备森严，那个门叫中正门，游行队伍向前冲，西北军的士兵开了城门，让出一条路，队伍冲了出去。火车站的人都跑完了，于是决定徒步去临潼。下午四五点钟，队伍到了十里铺。这时张学良赶到了，把队伍截住。张对学生讲了话，讲话时感情激动。他说，同学们的要求就是我张学良的要求，你们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同学们的请愿书我代表大家转交蒋委员长，一定给同学们以圆满的答复，满足大家的要求；若不能满足大家的要求，一个礼拜之内我张学良用事实回答你们。大家被张的讲话感动了，对他的答复很满意。队伍喊出，拥护东北军抗日，拥护张副司令抗日的口号。大家第一次拥护张副司令，以前没有拥护过张学良。过去西安群众对东北军、对张学良的印象不好，觉得他们丢了东北，也不打回老家去，军纪也不好。从这以后，对东北军、对张学良的印象好了，对张学良有了信任感。张学良威信提高了。这次张学良立了一大功，要不是他把游行队伍截住，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哩!那天，我们回到学校已经半夜了。学生们的爱国精神教育了群众，感动了群众，提高了他们的觉悟。这一次把西安各界，教育界、工商界、政界、军界，甚至拉洋车的人都发动起来了，出来支持学生。这个运动大大超出了学生运动，变成广泛的各界都参加的群众运动。“一二·九”那天中午，游行的学生没有饭吃，很多人给我们送馒头、大饼、送水，情景动人，就连我们学校几个反动的家伙，像翟文风这伙人也都积极表示支持。这样，西安的学生运动从驱逐田杰生、追悼鲁迅、支援绥远抗战，直到纪念“一二·九”一周年，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发动得越来越深入越广泛。百分之九十五的学生站在我们一块，学联的威信很高。
西安学生运动的领导人，我们西师不出面的有董学源同志，出面的有蒲望文、郭玉龄、刘文华、郑德昌等。高中同学是杨连璧、宋继昌、杨春荣、马启清、郝继贤、郝玉林(罗明治)、刘文涛、曹冠群、何桂生、宋玉堂、赖若荣、马德、陈兰等。女中是薛德莲、岳文兰(陈方)等。女师有刘杰、杨镇芳。二中是马千、白仲信、聂学德、朱平、佩华等。一中有苏登辉、杨文远、张武、李向前等。东北大学有李云清(正风)、宋平等人。当时民立、民兴、培华、玫瑰、乐育中学等各学校都有代表。当时共有16个中学。小学也有领导人，有二三十个小学，领导人主要是教职员。我和李连璧从学联成立就在学联，始终在一块，党内我们也一直保持联系。
西安各个学校的党支部大约在1936年12月先后成立起来。我们西师党支部有董学源、江方威和我三个人。
西安群众运动中，先锋是学生联合会，支持学联的基本力量主要是西北抗日救国会和东北抗日救亡总会这两个，以后有教职员联合会。
我们当时和韩兆鹗(即韩卓儒)有联系，我和韩兆鹗的关系很好。为什么呢?他原来在我们县当县长，我们闹学潮，他同情我们，我们把教育局打了，他没有整我们。以后，他的态度一直是积极的，所以我们对他比较信任。
西安学生运动在追悼鲁迅、纪念“一二·九”一周年的活动中，直接接受了党的主张。从以前只是受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影响搞起来的。学生运动能搞起来，接受党的主张，同当时的形势分不开。日本帝国加紧侵略中国，国难当头，国民党还打内战，进行“剿匪”。群众对蒋介石的反动政策极为不满，坚决要求抗日救国。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是根据当时形势和人民群众的情绪提出的，因而很容易为群众所接受。西安的群众运动直接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发动。当然，西安事变中，我们党在上层也做了很多工作，像王炳南、申伯纯等。西安事变中，我同王炳南见过几面。当时省委通知我可以同王炳南接头，有困难有问题时可以去找他，我为几个问题去找过他。
西安事变发动，扣押了蒋介石以后，我们占了国民党省党部，去晚了，一些人没有抓住，抄了一些文件。学联就在这里办公了，以后西救也搬到这里。
西安学联成立后，北平的民先队总部也派人来到西安，最先去的是敖继明。这样西安民先队成立了。当时，我们抓了学联，没顾上民先队，也没有经验。民先队的领导权让范义明、侯景和这些家伙弄走了，这些人相当左。民先队当时有二三百人，很活跃，到处跑，到处宣传。不过总的来说，民先队还是接受我们的口号，行动上与学联合作的，后来一查民先队缺乏党的领导，决心改组民先队的领导。大约在1937年3月，进行了改选。何桂生、雷纪元、侯景和、范义明即被改选掉，杜西荣留下了。我、李连璧、朱平等被选了，我分工搞组织，领导权抓到我们手里了。
“一二·一六”庆祝大会以后，学联的工作转了，转向扩大抗日宣传。组织农村宣传队，把工作深入到农村。工作搞得比较扎实，接近群众。接近农民了。差不多各县都去了。组织下乡的工作搞了有两三个月。当时还酝酿成立陕西省学联，各县都来了人，开过一次筹备会。另外，还组织慰问团慰劳红军。城市里也深入到工人中进行活动。李航，高中学生，到洋车工人中去，亲自拉洋车，同洋车夫一块混了一两个月，同洋车夫关系搞得很好，把洋车夫工会搞起来了，有两三千人，是一支重要的力量。这个人后来在东北当团长，牺牲了。在铁路工人中也开展工作，铁路工人也组织起来了。此外，学联还动员一批人去了陕北。
在上述工作过程中，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个工作很难作。首先，我们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思想就不通。为了解释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意义，周恩来开过一次会，我去了。博古也召开过一次会，去了十几个人，有杨明轩、谢华、李木庵、宋绮云，都是一些骨干。青年中就李连璧去了，王炳南也去了。博古讲了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那个会上有的提出，国民党顾祝同的队伍要把陇海路上让出来。博古说，他毕竟是中国人，中国人的队伍，如果日本人来占了陇海线，你们作何反映!现在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何应钦要勾结日本人打内战，我们就是要团结抗战。根据这个精神，我们在学生中做了很多工作，讲团结抗战的道理。关于释放蒋介石的事，群众不明确，我们也不明确。我们只知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要释放，但是哪一天放，是否欢迎傅作义那天放，我们不知道。那天，我们组织人欢迎傅作义，实际上那天傅作义根本没来，是欢送蒋介石走。蒋介石被送走了，群众很有意见，说学联欺骗他们，我们又做了许多解释工作。
1937年3月，我从南京、上海回来了。我是1月份出去的，放蒋后第三天走的。这时顾祝同的队伍要进城，党决定组织疏散，一批同志去了陕北，一些人去了渭北，下了乡。去陕北的人都进了抗大，我没有走。为了对付敌人，学联继续活动。顾祝同进城以后，4月份布置，5月份开始搞学生军训，当时名义是为了抗日，实际上是要控制学生。先训练男生，后来女生也训练。我们就搞反对军训的运动。我们在军训中成立党支部领导斗争。1937年暑假，国民党要学联改牌子，把学联改为西安学生抗敌后援委员会，企图把学联纳入他们的轨道。我们坚决不干，要保持学联的牌子。省委指示我们，硬干不行，名可以改，改名是次要的，主要是活动上要坚持独立自主。名虽然改了，我们的活动仍然是独立的，当时百分之九十五的学生跟我们走，国民党控制学生运动的阴谋破产了。
当时，西安学生运动中党组织的情况和领导关系是这样的。西安学委会是“双十二”以后成立的，有三人，学委书记是董学源，江方威和我是委员，我兼任学联党团书记。学委直接领导各个学校的党支部。我分工管女师、女中、一中、二中，这几个党支部。董学源担任学委书记的时间是1936年12月到1937年4月。他参加边区党代会时把工作交给了我，以后他到北平去了，我从1937年4月到9月这段时间担任学委书记。1937年9月，党派我去甘肃，我离开了西安。领导我们工作的是张德生，直接与我联系的是王俊，他是由冯文彬派的。我与冯文彬见过面，1936年12月在青年会见过一面。1937年6月，我们又接过一次头，西安各学校的党支部受学委领导。东北大学的党支部是1937年1月成立的，不属学委，受东北工委领导。东北大学党组织的负责人开始是李云清，以后有宋平，还有别的同志记不清了。我们与东救的宋黎有联系。东城门楼子与我们也有联系，那是一个宣传队，有党组织，党员不少。现任中共沈阳第一书记郭峰当过支部书记，现任交通部副部长王西平也当过支部书记，谷牧也在那里待过。西安学委除领导学联、各学校党支部外，民先队、西北青年文艺工作者协会办有刊物《沙河》。学联办的刊物《学生呼声》，全国发行，在当时很有影响，主编是刘文华。我们当时办刊物和搞活动都没有钱，杜斌丞先生在经济上给了我们很大支持，我们定期到他那去取钱。
陕西省委破坏以后，陕西党的领导就是徐彬如、谢华他们在1935年建立的西北特别支部。陕西省委是1936年夏天恢复的，我们在省委领导下。开始我对谢华、金闽生都有怀疑，后来才逐步了解。根据省委的指示，我和徐彬如、谢华、王炳南三个同志建立了工作关系。省委还告诉我，正式说的，王以哲是特别党员。还有宋绮云、李一清是党员，张性初不是。人民协社是进步组织，是由许永平等积极组织的，杨明轩是名誉会长。人民协社主张抗日，支持我们。
李连璧：关于西安学生运动的情况，我在1960年写过一个叫《西安学生运动回忆》的书，刚才大家谈的比我写的要详细，大家讲过的不再重复了，补充一点情况，谈几点感觉。
首先，西安学生运动是党领导的。西安学生运动开始的时候，学生们搞起来，像西师驱逐田杰生运动，因为党组织破坏了没有党的组织在领导，但是有一些失掉关系的党员在进行活动。以后，从1935年冬到1938年、1939年这一段，我们大家都先后离开西安，这期间学生运动都是党组织有计划有组织的在领导。
再一个是，西安学生运动开展得好，损失小，这一点是与党在西安的整修的统战工作有很大关系。党在长征途中，发表了“八一宣言”到达陕北以后提出统一战线的政策，此后在西安广泛开展统战工作，在各界进行了许多工作，使学生运动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在某些关键时刻起了保护作用。这样就为学生运动的顺利发展创造了条件。我一想到西安的学生运动、群众运动，就自然联系到党的三大法宝。当时我们年青、敢干、不怕死，但是怎么搞好学生运动，没有经验，当时能把学生运动搞好，关键是党的领导，是党的统战工作搞得好，学生运动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例如说，追悼鲁迅大会，国民党不许我们搞。党组织决定搞，坚持搞，做了周密的布置，当时打出的口号是追悼大文豪鲁迅，团结抗日等，这些口号符合当时的群众情绪，敌人无隙可击。那天开会时，国民党西安警察局长马志超带警察到会场进行镇压。会还没有开，敌人就把主席台子给占了。我们就对士兵进行抗日宣传，趁士兵有一点听我们讲道理的空子，我们就冲上台去讲话。敌人又把我们搞下台来，互相争夺主席台，斗争很激烈。我们当时根据党的指示，矛头不是针对国民党士兵和军官，而是对他们进行工作，争取他们。矛头主要对准马志超，对准法西斯头子。由于党的策略正确，学生得到国民党士兵的同情，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所以虽然有一些学生挨了打，但是大会主席团没有挨打，损失不大。再有纪念“一二·九”一周年的活动。那天国民党是准备镇压的。虽然我党在东北军、西北军中统战工作搞得好，而且在事前对东北军中的党员、杨虎城的宪兵营打了招呼。东北军、西北军不会镇压学生。但是，西安还有杨振亚的宪兵二团、好几个别动大队，军统和中统特务组织当时这些家伙都动员进来了。12月9日那天，事先准备在革命公园集合，因为走漏了消息，党组织决定改在南院门集合，那里是东北军守卫的。但是，游行队伍集合的过程中，宪兵队很快就开到了，开来几汽车。当时，东北军和宪兵团名义上是管学生，控制学生不许闹事。实际上东北军是保护东北大学、竞存中学、东望小学的东北军子弟。这里面有不少东北军高级军官的子女。游行的时候，我们有意把竞存中学、东望小学的童子军安排在队伍的前面。国民党在南院门是要动手的。宪兵团和东北军都是驳壳枪出套。如果宪兵抓人，首当其冲是东北子弟组成的童子军、童子军就会用棍子和宪兵打起来，这样宪兵就会向学生开枪，东北军就会对宪兵开火。双方就会打起来，所以宪兵没敢下手。在杨虎城那里就比较安全。李兴中在新城广场上对学生讲话，杨的宪兵营在周围警戒、保护。杨虎城的宪兵营有不少党员。游行队伍到了中正门，现在叫解放门，国民党又派来许多宪兵阻挡学生队伍，不许出城，我们当时是要冲出城门去临潼找蒋介石请愿。中正门是杨虎城的部队看守的，但是有不少宪兵，而且蒋介石下了死命令，不许放学生出城门。游行队伍冲了几次都被枪托棍子打下来。我们主席团的几个人到前面看到这种情况，就组织大家一方面对国民党士兵做工作，一面让大家向前挤，把宪兵挤到一块。我们当时手里没东西撬不开城门，是杨虎城的部队帮助我们打开了城门，才出了城。在十里铺国民党蒋介石是决心要开枪镇压的，机关枪都架好了，还派出马队。那时我们动员了二十多辆自行车作为交通，国民党把交通员和自行车全扣了。现场指挥国民党军队的是国民党的一个少将。他对我说，他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还对我说，到前面出了事，他不负责任。这个人个子不高，比我低，面膛不小，方圆脸，好像戴个眼镜，可能是蒋孝先。双方正在对峙的时候，张学良去了，立了一大功，为什么张学良那个时间赶到，这与党统战工作是分不开的，那天虽然也被打伤了些学生，但损失不大。总之，西安学生运动搞得好，搞得顺利，损失小，一个原因是党的领导，这是关键。像“一二·九”那次，事先党组织做了周密的研究安排，确定了口号，集合地方，游行路线，规定了大学校帮助小学校，男校帮助女校，工作好的学校帮助工作落后的学校等。再一个原因是统战工作搞得好，群众工作搞得充分扎实，学生运动得到各方面的帮助和支持。张学良、杨虎城对学生运动起了保护作用，是有功的。西安的进步人士，包括张学良、杨虎城部队中的进步人士，给学生运动很大支持，也是有功的。像杜斌丞先生，以后入党了，有人讲他是党员。当时西安的进步人士有一大批，他们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就是进步的，在新民主义革命中，一直支持我们党、支持党领导的群众运动，他们的功劳是应当肯定的。
那一阵子学生运动中的活跃人物，以后多半是好的，也有当时满积极以后变坏了，叛变了的。
此外，国民党对付学生运动，除去镇压以外，还用别的手段进行破坏。开始是要把进步的学生组织搞垮，以后用特务学生搞反动学生组织，以组织对组织。那时，还要打学生运动的骨干，要打我们几个人，女学生中要打曹冠群，还有一些别的人，当时反面人物有史开明等。
曹冠群：谈西安的学生运动，我觉得不能离开当时的抗日战争，抗日战争这个形势。没有这个形势，当时学生运动是搞不起来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国难当头，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继续打内战。全国人民坚决要求抗日救国，反对国民党的投降卖国政策，反对剿匪继续打内战。有了这个形势，学生运动才能搞起来，搞起来以后才能获得群众的支持。当时西安各界都站在学生抗日救国这一边。我们学校的教职员积极支持我们，游行请愿时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参加了。所以，无论写戏也好，写电影也好，写什么也好，都不能离开这个形势，不能离开这个形势谈学生运动。当然，当时的学生运动同党的领导分不开，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分不开。但是党的领导不能逆潮流而动，不能违背人民的意志和要求，而要从根本上代表人民，体现人民的利益、人民的要求，否则是不行的。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根据什么提出来的呢?正是根据当时的形势，人民的要求提出来的，所以人民能够接受党的主张和政策。
谈西安事变前后的学生运动，我觉得还要谈西安的爱国进步人士给学生支持，给群众运动的帮助。杜斌丞先生、杨明轩先生，当然他是老党员了，还有韩卓儒先生。他们对我们的帮助确实很大，给我们提供了政治条件，提供了经费，从人身上给予了保护。杜斌丞先生不仅帮助学生，对妇女运动的帮助和支持也是很大的。妇女救国会时杜先生就给钱，七七事变后的妇女委员会杜先生也给钱，每月100元。每次见到杜先生时，他都勉励我们，鼓励我们，在思想上给我们的帮助也不小。
评价西安事变中各个方面的作用、功劳，像东北军、西北军、学生运动等等，我觉得不好说谁是主要的，谁为辅。我认为，各个方面都是运动的组成部分，各有各的作用，各有各的特色，比如说学生运动也只是一部分作用。如果在某个方面、某个问题上说谁为主、谁为辅，我看还可以说。比如在群众运动中学生运动的作用比较明显，可以说在群众运动中学生运动为主，但是学生运动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当时形势，没有张学良、杨虎城军队的保护和支持也不行。比如说在抓蒋介石问题上，张学良、杨虎城上层是主要的，但是这一点同当时的形势、党的领导、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也分不开。同时，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蒋介石也是群众运动、学生运动的直接推动下进行的。我觉得这中间也有一个问题，这就是抓蒋介石以后，都是在上层活动，群众运动就配合不上了，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
①田一明又名田益民，西安事变时任西安绥靖公署政治处少校处员。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