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钧谈西安事变
钱东亮
钱大钧是我的老上司。我是黄埔军校出身，从1926年起，就在他手下工作；北伐后曾一度离开，1930年，我又在他部下当团长。他和我无话不谈。1936年西安事变中，他在华清池负了伤，后回南京休养。1937年2月，我去探望，他的伤口尚未痊愈，他对我谈了一些西安事变的情况，颇为感慨。西安事变时，钱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是当事人之一，兹就记忆所及，追记如下：
蒋介石对抗日和“剿共”的估计
钱大钧说，西安事变发生的主要因素，不外乎是抗日与“剿共”之争。蒋介石一贯坚持不与共产党合作，认为一合作就要吃亏上当。这些大家都已经听得多了。蒋说，共产党带有极强的腐蚀性和极大的破坏性，所以不可能建成富强的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极权主义，不可能为中国人民所接受。要建设中国，只有实行三民主义。他始终扛着三民主义这块招牌不放的。要攘外必须安内，要安内必须“剿共”。这几句话，有人说，就是蒋介石主义。实际上，他的学问，也只有这一点点而已。1936年，蒋介石在西安召开“剿共”会议，决心以二三十万大军，杀奔陕西，彻底消灭共产党。12月8日，他乐观地说，希望年底解决共产党问题。
西安事变发生以前，蒋介石对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合作这一点，已略有所闻。怎样对付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蒋的心里自有一番腹稿：就是要设法将西北军队与两广的军队相互调防，使在人地生疏的环境中，不敢轻举妄动。这样，就易于监督、调动和指挥。1936年6月起，广东陈济棠和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先后企图发动政变。后来，蒋介石以巨款收买了他们的空军，致使他们的政变没有成为事实。从此，蒋早有南北军队对调的计划。蒋介石一到西安，马上对东北军、西北军训话说：“你们现在只有两条路好走：一条是到陕西去‘剿共’，中央军作你们的后援；一条路是调往闽、皖，听任中央调配。军队不服从调动，那还行吗?”张学良、杨虎城当时对这些话都极为反感。
对日本问题，蒋介石也曾经对钱大钧谈论过。他说：日本对中国的最大欲望是要使它占领东北四省合法化；至多还想在经济方面独抓中国的资源。对于这些问题，蒋自认是有办法应付的。共产党则不然。共产党是我们的心腹之患。我们肚子里生了疮，不彻底消除它，那是要死人的。共产党的打算，是利用抗日招牌，争取人民，尤其争取一般青年人的同情和支持。他们在我们军队中搞拉拢、搞分裂，瓦解我们的军事实力，从而扩大他们的军队，扩充他们的地盘。这点，必须密切注意。蒋说，共产党见到我们西南方面已经安定下来了，他们无法捣乱了，于是把视线转到西北方面。山西阎锡山是反共的；冯玉祥是个投机多变的人；杨虎城心壮气粗，容易被人说动而利用；张学良是一只失了窝的呆鸟，没有什么远见。钱大钧谈到这里，笑着说，蒋介石对张学良有个评语：张汉卿是个喜弄小聪明的人。碰到大事，却又糊涂起来，缺乏决断，容易被人所利用。
蒋介石由洛阳赴西安前夕
1936年10月底，蒋介石由西安飞回洛阳。钱大钧说，蒋在洛阳经常开秘密会议，或个别谈话。参加的有陈诚、蒋鼎文、卫立煌、万耀煌、钱大钧等人。商议结果，大家劝蒋介石不必亲赴西安，派个代表去和张学良、杨虎城商谈就可以了。因为当时大家都已知道张、杨两人心有异志，蒋介石若亲自出马，未免太担风险了。但蒋却认为非自己去西安不可，否则不可能解决西北的问题。他说：“我不去，能行吗?我去，总比别人去妥当些，可以向西安部队讲讲抗日和安内的道理。要抗日，一定先要安内。要安内，必须剿灭共产党。如果联共抗日，共军兵力不多，主要靠我们去抗日，我们的实力就大大被消耗，这就实际上支援了共产党。所以我们不能上共产党的当。我相信，向东北军、西北军讲讲这些问题，他们是会醒悟过来的。”蒋介石为什么这样自信?这与不久前两广问题之迅速和平解决有关。西南问题发生之初，形势极为严重。陈济棠、李宗仁等人调兵遣将，准备作战。但蒋介石一到广州，西南问题就迎刃而解。因此，他不免有些自满，得意忘形，认为西北问题总不会比西南问题更困难吧。不过，有共产党从中插手，蒋感到很恼火。但他又经常同接近的人员谈：“我相信我的威望可以克服一切困难。”
蒋介石虽不听人劝，决心再去西安，但他知道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是联合一致的，而且他们同陕北方面早有来往，所以也存有戒心。他在出发前后，在各方面都作了保卫部署。这次，蒋介石去西安，并不住在西安，而住在离西安50里的临潼华清池。华清池由他侄子蒋孝先率领宪兵团担任内部警卫；机场由杨俊湘团担任警卫，临潼到华清池由东北军一○五师刘多荃担任，华清池外围由东北军警卫大队孙铭九营担任，蒋介石侍从室人员则随身保护。
西安事变片断
西安方面，早已准备策划兵变，所以把跟从蒋介石前去的官员，分为两部分安置：蒋的侍从室人员随蒋住华清池，钱大钧也住在那里；其余将领如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住在西安城里的西京招待所。
钱大钧说：“12月12日拂晓，大约5点多钟，我们就听见枪声，大家认为是士兵走火。这时，蒋介石也披衣而起，叫警卫搜查。但枪声不止，由远而近，由疏而密，甚至有轻机枪声，子弹在华清池上空呼啸而过。不久，东北军冲入了我们的住处，宪兵团在蒋孝先的指挥下死力抵抗。我赶忙跑进蒋介石的卧室，蒋已经跑掉了。我走在贵妃池外面的走廊时，突然中弹倒下，坐在地上。这时，东北军旅长唐君尧匆匆跑过，问我贵姓，我说：‘我是钱大钧。’唐对我连称对不起，对不起，赶忙招呼一个士兵把我扶起，用车子送我到西安城内医治。唐君尧对我说：‘我们不是叛变，只要求委座领导我们抗日，打回老家去。请主任安心休养。’”
钱大钧说：“以下情况，我是从汇报中得来的。这次事变，不仅我受了伤，蒋孝先也被打死；我们在华清池总共伤亡了17人，其余没有死伤的侍从室人员全被看守起来，蒋介石失踪。原来蒋早已在枪声大作中溜出住处，爬山逃命去了。因为天黑，摸不清路，蒋就跌在一个山凹里，他看到一个山洞，就在山洞里躲了起来，他的假牙跌掉了，身体也跌伤了，直到天亮，才被张学良的警卫营营长孙铭九率领士兵找了出来。接着，备车把蒋介石送到西安新城大楼，这是西安绥靖总署杨虎城的新居。张学良当天就去看蒋。蒋端坐着，张学良还是恭恭敬敬地称他为委员长。蒋介石怒气冲冲地说：‘我还是你们的委员长吗?’侍从副官去报告蒋，说蒋孝先被打死了，他愤怒而悲伤。接着，又告诉他钱大钧受伤。他只哼了一声。这一声哼表示了什么呢?我想想真伤心，死跟他大半辈子，只落得一声哼。不过，我们侍从人员没有保护好他的安全，也确实是负有责任的。”
后来，笔者在陆军大学进修时，遇到了侍从室的项传远和侍卫大队长楼秉国等人，大家谈起西安事变来了。他们说：“蒋介石对西安事变的处理是不明智的。刘多荃是很讲人道的。在西安时，他对蒋介石照顾得无微不至。蒋曾对刘许过愿，说事变结束后，将提拔他为宁夏省政府主席，结果，只是一张空头支票。”项传远也说：“蒋介石那天听到蒋孝先死讯，非常悲伤；听到钱大钧受伤，只在鼻子里哼了一声，连伤重伤轻也不问一句。原由很简单：蒋孝先是他侄子；钱大钧不过是个高级勤务兵；至于我呢，那更不用说了，只是一个小当差，长跑腿罢了。”
1942年，我在福建建阳担任警备司令。有一天，在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家里遇到了刘多荃，我也和他谈起西安事变。他只谈了一些众所周知的轮廓，说：“要求蒋介石领导抗日，本来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情，但中间发生了一些曲折，这是能理解的。”刘多荃是西安事变的局内人，但他说话面面俱到，对此次事变不敢透露内情，更不敢有什么意见和批评了。
(1980年9月)
*作者时在钱大钩部任团长。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