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到西北后在政治上的一些措施
张政枋
蒋介石于1935年10月在陕西省西安市组成西北“剿共”总司令部，把张学良将军由武昌行营主任调西北总司令部任副司令，把东北军绝大多数调集陕西省北部洛川、直罗镇、西峰镇一带准备进攻红军，特别是把于学忠由河北省主席调任甘肃省主席，而于学忠所带的东北军五十一军也随同前往甘肃。蒋介石这些具体措施很明显，不是维护东北军准备抗日，打回老家去，而是有他的阴谋算盘。他的阴谋算盘是实现“一箭三雕”的阴谋政策，利用东北军和西北军二股力量消灭红军，反转来利用红军来消灭东北军和西北军，计划—网打尽这三股力量，并制造阴谋诡计挑拨离间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间的感情，破坏东北军、西北军间的团结，不是宣传东北军要消灭西北军夺取根据地，就是宣传西北军要消灭东北军，借机煽风点火到处下蛆，企图在三虎相互斗争过程中，大者疲，中者伤，小者亡的时候坐收渔人之利，因此张学良将军针对蒋介石这种阴谋，而采取以下的政治措施以粉碎蒋介石“一箭三雕”的阴谋政策。
成立东北救国会群众组织联系西北广大军民
张学良将军到西北后首先请高崇民、车向忱、卢广绩等为首组织东北救国会，因东北救国会的成立而引起以杨明轩、杜斌丞、韩兆鹗等为首的西北救国会共同合作。虽系两个机构，实际上做的是一个工作。专做东北军、西北军和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间解释团结联系工作，以团结抗日救国为最高原则，以不上蒋介石“一箭三雕”的当为中心任务。遇到意见分歧的事务，本着互让互谅真诚团结的精神正确解决，在平等的基础上统一意见。例如东北军于学忠部先头部队所派的宿营人员于1936年2月间到西安市时，因乘坐汽车和西北军几个士兵在鼓楼附近闹出冲突伤亡事故，双方本着团结友爱的精神，公平合理地得到和平解决。又如该年9月间，特务在西安市南院门大街绑架东北大学毕业学生宋黎的时候，被西北军巡逻部队遇到，强制留下得免遇难等。因此东北军和西北军无论在防地安排上，在警备区分上，在巡逻放卡上，在军需采购上各个方面都是兄弟般的亲密合作，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故，不仅没有上蒋介石“一箭三雕”的当，相反的越来越合作。而张、杨两将军也是越处越厚，形同亲兄弟，而东北、西北各所属人士特别是上层人士更是日趋亲密，在“双十二”事变前夕结成联共反蒋阵营，实现“双十二”有名的事变，在革命历史上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些成就都和东北、西北救国会群众组织分不开的，也是和高崇民、杨明轩等进步人士努力工作分不开的。这就是张学良将军“复土还乡”、“团结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对外”的具体表现，也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的开始，而蒋介石“一箭三雕”的阴谋政策终被粉碎了。
励行“一禁”“二联”“三不”政策加强团结增进抗日力量
“一禁”即是禁烟，因为陕西地区久经军阀割据，民贫财尽，以穷陕西著称。蒋介石有意识地利用这样的恶劣环境，调动大军云集该地，企图使东北军和西北军争食争生存，制造冲突从中渔利，以达成“一箭三雕”的政策。因军队多、出产少、入不抵出的陕西，一般的地方部队都靠着大烟土过生活，素有种大烟的多、吃大烟的多、运贩大烟的多(三多)之名，军队中更为严重。我们初到西安时，深夜里经过大街小巷，都能看到门楼下墙角里，有如萤火虫大小的烟灯，星罗棋布，一般的劳苦群众卧地横吹，其他的地富和资本家更不必说了。
张学良将军到西北后首先提倡禁烟，三令五申严禁东北军官兵吸大烟，不准种大烟，更不准运贩大烟，违者以军法从事。他说：“东北军有一定的粮饷，有收复失地的任务，必须克服一切困难抗日到底，打回鸭绿江边，不准任何人违犯烟禁。”他还说：“烟地多，相对的耕地少，而影响民食，吸烟者多有害身体健康，影响抗日力量，运贩者多，就要紊乱军纪，影响地方秩序，不能因着这些小事情和地方闹不团结，影响抗战。”因此在陕西这个时期内，除马占山几个高级将领因病仍然吸食外，其他人很少吸食，也没有贩者，更没有种者，对地方禁烟起了推动作用。
“二联”即是联合红军和西北军及盛世才，以便抵抗蒋介石“一箭三雕”的政策，因为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将军是当地土生土长，老于行伍，参加过靖国军和护法军的革命运动，领导十七路军和地方一些部队，是一支很好的强有力的抗日力量，与地方军民有深厚的感情。特别和邓宝珊、高桂滋、高双成等地方高级将领有着私人关系，他的集团内有不少进步人士，例如文职中有杜斌丞、杨明轩、南汉宸、申伯纯等，武职中有李兴中、孙蔚如、赵寿山等。这些进步力量是推动杨虎城将军和十七路军走向抗日救国光明的动力，也就是和红军及张学良将军并东北军有团结合作的可能性，而蒋介石看着这股进步抗日力量好像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地要拔掉它。
1935年在西安成立“剿共”总部，调东北军西上，即是消灭西北军的前奏，也是消灭东北军的开端，制造摩擦加深挑拨。早在陕西省党部和西北政训处及特务机关逐步进行中，使张、杨两将军互相猜疑，主客军互相戒备，这些阴谋诡计被张、杨两将军看得一清二楚，都提高了警惕。所以张必须联杨，而杨也必须联张，促使张、杨两将军结成难兄难弟，构成联共反蒋的联盟，坏事变成了好事，这些联系工作在东北方面高崇民是中心工作者，起的作用也比较大，真是张学良将军的良师益友。
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由江西瑞金到达陕北后，因为它提出来的“团结抗日”政治口号甚得人心，不仅提醒了全国人民的觉悟，更提醒了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和东北军、西北军的觉悟，因此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有了进一步明确认识，并通过一切事实教育了张学良将军，感动了张学良将军。特别是东北军六十七军的团长高福源被俘后，得到了优待，受到了教育，释放回来时对张学良将军说明的政策路线后，张学良将军更进一步认识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由此对红军逐渐靠拢，以至于会面晤谈合作，而构成了抗日统一战线，实现了有历史意义的“双十二”事变，在这些联系中高福源团长起了主要的作用，所以在“双十二”事变前夕，张学良将军命他到一○五师第一旅当旅长，可惜到职未及半月，就被师长刘多荃令团长葛晏春把他枪杀了。
新疆督办盛世才系辽宁省开原县人，过去在东北军中和张学良将军有部属关系，给张学良将军当过中校参谋。在1936年以前的时候，盛世才利用新疆地方特殊环境和苏联有些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联系，例如毛泽民(毛泽东弟弟)能在新疆当建设厅长，境内还有苏联的部队等等，都说明盛世才是亲苏的。张学良将军为团结进步抗日力量，曾派东北军一○五师旅长董彦平在“双十二”事变前夕去新疆和盛世才取得联系，因董彦平和盛世才在日本陆大同学，既同学又同乡，所以关系比较好。但在“双十二”事变后，张学良将军被押，德寇进攻苏联时期，投机分子盛世才也叛变而反苏，枪杀了毛泽民等一些进步人士而投靠了蒋介石，这是“双十二”事变后的事情。
“三不”即是不在地方征购粮，不征雇民夫民畜，不派地方行政官吏。
1．不准在地方征购任何粮秣。张学良将军到陕西后，曾几次对粮秣处长张政枋谆谆地说：“陕西尚连年灾荒，民不聊生，当地产粮不够当地军民食用，我们东北军采购粮秣除了军马饲草就地购买外，其他粮秣均到外省运购。并指出大米到湖南，面粉到河南，杂粮到河北诸省采购，不准在陕西省境内采购一米粒。东北军于1935年冬入陕，1937年春出陕，一年多过程中，粮秣处坚决贯彻张学良将军的指示。因此在军粮采购上和西北军本着互助互让，互相支援的精神进行的，没有产生任何事故，这就是张学良将军在针对蒋介石“一箭三雕”的阴谋政策在粮秣上采取的措施，粉碎了蒋介石欲使东北军和西北军争食争生存互相火拚的如意算盘。
2．不征用地方民夫民畜。张学良将军指示东北军全军官兵不准在陕西境内征用民夫和民畜，特别指示粮秣处更要注意贯彻执行。因此粮秣处的军粮运输，除沿铁路线由火车运输外，陆路运输均靠自己本身运具来解决。例如在河北省购买小毛驴300头专跑山沟山坡小道运输；在察哈尔购买骆驼200峰，专门用于高原缺水远途运输；在上海购买汽车10辆专搞铁路附近运输；加上各部队的驼马和大车及辎重总队的全部车马官兵，达到了自运自给。又如修建咸阳渭河大浮桥和由西安市到王曲镇的公路等工程，均是东北军工兵团自己修建的，也未征用地方一夫一畜，这也是张学良将军针对蒋介石“一箭三雕”的阴谋政策，争取地方舆论和军民感情的具体表现，未上蒋介石挑拨离间的当。
3．不准介绍任何人到地方去做行政官吏。张学良将军指示说：“我们东北军到西北来，是为了将来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作准备，没有任何别的想法。但有人挑拨说我们到陕西来争政权，夺取西北军根据地，来离间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团结，今后凡在东北军范围内的军政人员不准派做地方行政官吏，也不准介绍任何人到地方去做官吏。因为我们有复土还乡的历史任务，有可爱的富饶家乡，不需要和地方争位置争政权，地方事务应由地方人自理。如果在工作上或业务上需要的时候，或地方要求的时候，再和地方商量，因事选人，也不能滥竽充数，因此张学良将军在陕西时期未介绍任何人去做地方官吏。仅在“双十二”事变后，因绥靖公署秘书长杜斌丞再三要求派十名县长，才由第四处提出李正阳、孙东垣、李光前、胡圣一四位名单。李正阳当武功县长，孙东垣任咸阳县长未到职，李光前任营业税局长，胡圣一任特税局长，这是为了权宜合作表示一体，并不是争地盘争政权，至于熊正平当大荔县专员，乃是国民党中央的指令和张学良将军无关。
迁移东北大学于西安澄清青年学生的混乱思想
东北大学校长由张学良将军兼任，秘书长周鲸文负责一切，因九一八事变该校由沈阳迁到北平，张学良将军到西北，又把该校由北平迁到西安，当时蒋介石趁着该校动摇不安的时候，为麻痹东北青年心理进行一系列的反动宣传教育。例如说：“没中央就没有东北，先要中央后要东北，可以暂时放弃不要东北。又说先行‘剿共’然后抗日，为了‘剿共’暂时可缓抗日或不抗日，中国地广人稀，到处是家，何必一定要回东北老家呢?”等等反动宣传，使这些青年学生忘掉可爱的东北家乡，忘掉对日本的仇恨，企图把他们的思想引向内战方面。张学良将军针对这种情况，把东北大学由北平迁到西安市，在西南城外建筑校舍，置于他自己直接指导教育下。以周鲸文秘书长负责进行抗日还乡教育，提出：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抗战到底的政治口号，并特别指出以鸭绿江为终点，派东北大学先期毕业的学生宋黎、马绍周进行宣传。因为这些措施都和蒋介石真内战假抗日的反动政策相抵触，因此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就把住在西北饭店的东北大学毕业生马绍周暗中逮捕，突然失踪。和他同住的同学宋黎，于翌日在南院门大街上正在东张西望寻找马绍周的时候，也被特务把他绑起来，用布蒙住双眼，企图捕去。后因宋黎大声疾呼救人，被西北军巡逻部队听到，强制留下，才得脱险。宋黎即向张学良将军报告经过情况，并断定马绍周一定是被陕西省党部捕去。张学良将军即派队伍到省党部，在禁闭室内把马绍周救出来，因当时邵力子是陕西省主席兼省党部主任委员，张学良将军即向邵主席电话质问，邵以不知道答之，这就是在“双十二”事变前夕轰动一时的张学良将军抄陕西省党部一案的内幕真实情况。“双十二”事变后，张学良将军被蒋介石扣押在南京，而东北大学也被反动派乘机派CC分子臧启芳(辽宁盖平人)强制接收，并借机迁到四川省三台县，由此可见蒋介石反动派腐蚀压迫东北青年学生，无所不用其极矣。
支持“竞存”“东望”“东北”三个小学校使东北儿童不失学不忘掉东北家乡
“竞存”小学校址在西安市小湘子庙街，校长车向忱。车向忱系东北人，虽是个穷念书的，但获得东北“甘地”的盛名(甘地是印度反对英国统治的创始人)，因为他一向反对蒋介石，反对国民党，反对“安内攘外”的反动政策，而向往同情共产党。他认为必须和帝国主义及反动派的统治进行不懈的斗争才能图存，故他的私立小学校起名“竞存小学”。在古北口抗日时期，他参加过东北救亡会和后援会，顶着炮火披星戴月向前线送物资。我(张政枋)那时任东北军一○七师师长，守古北口前沿阵地“黄土梁子”、“青石梁子”两道战线，得到他送来的物资不少。而蒋介石的中央军黄杰部第二师也同样的受到他的支援，因那时中央军表面上还是抗日的，张学良将军和东北军由武汉迁到西北后，他也随同前来，在张学良将军帮助支持下，才在小湘子庙街创办东北“竞存小学”。
张学良将军认识到车向忱是个爱祖国爱家乡的知识分子，对他个人特别尊重，对他的“竞存小学”格外支持和帮助，该校才得到建成和发展。在“双十二”以前，各个抗日救国、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一系列的爱国爱乡运动中，车向忱都站在最前线，并率领全体职教员和学生参加，以扩大宣传幅度。例如1936年12月9日(双“十二”前夕)，全体师生去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要求抗日到底打回老家去，一致对外不打内战，虽被蒋介石指使的警察堵击回来，打伤了几个学生。但车向忱的反蒋情绪更坚决，抗日决心更坚定，而张学良将军对他的反蒋勇气和人格更重视，认为他有男子汉大丈夫的骨气。“双十二”事变后，张学良将军被押，东北军东调，当时陕西省主席蒋鼎文诬蔑他为汉奸，将他逮捕起来，要消灭“东北甘地”。东北同乡会联名出保都不行，以后托人向黄杰说，才得到黄杰一封信。该信大意是说：车向忱是抗日爱国的东北人，在古北口抗日时期曾支援过中央军不少物资，如果说他是汉奸而黄杰我也得是汉奸了。因此，蒋鼎文才把他释放出来。出狱后在小湘子庙的“竞存小学”也干不成了，无奈迁到凤翔县继续筹办学校。以后拓展为“竞存中学”不仅在校内掩护了不少进步教职员，也把东北青少年和儿童培养成许多进步的革命后辈。
“东望”小学校长韩启英是东北大学毕业的女生，校址在西安市建国路金家巷，张学良将军给盖的校舍，也是东北军到西北后的产物。因为蒋介石奉行的投降日本放弃东北专打内战的政策，对全国青少年和儿童进行一系列的反动教育，特别对东北流亡的儿童，更千方百计地麻痹他们的思想，使他们忘掉东北的家乡。而张学良将军要雪国耻报父仇、复土返乡、打回老家去，就必须使东北青少年和儿童时时刻刻怀念东北，不使他们忘掉可爱的家乡、忘掉日寇杀辱的仇恨，朝如斯、夕如斯，耳提面命，颠沛流离也如斯，因此才命名“东望小学”，即是人在西北，心在东北，身在西北，眼望东北，引领企望黑水白山、大豆高梁、三千万父老，困苦颠连之意。一切开支大部由张学良将军私人担负，一部由大家捐助。学生全是东北流亡的儿童，约三百多名。西安“双十二”事变后，张学良将军被押在南京，东北军东调两淮流域，该校也随同东北军由西安迁到蚌埠，再迁淮阴，后因东北军高级将领投降蒋介石，接受改编，该校因经费无着，无人过问，又迁回西安。虽由小学扩为中学，收入一部分学费暂维现状，终因经费不足不能支持下去，由吉林人韩奇逢用卖乌鸡白凤丸的盈余利润接办过来，改名韩氏中学而告终。“东望小学”就这样凄凉地寿终于西安市了。
“东北”小学校长马家兴也是东北人，系日本帝大毕业的女生，有深厚爱国爱乡的观念。校址在陕西省咸阳县，也是东北军到西北后的产物，在张学良将军支持帮助下开办起来的，经受艰辛困苦维持该校的生存。西安“双十二”事变后东北军东调，感到经费更为困难，乏人支持，才由咸阳迁到西安金家巷“东望”小学旧址南隔壁张学良将军自盖的卫队营的旧房所，不纳租赁金，各处呼吁求援而勉强存在。
健全东北同乡会和建设东北新村团结复土还乡的基本力量
自从九一八沈阳事变后蒋介石下不抵抗命令，东北逃难到关内去的随军家属和难民日渐增多。特别是东北军到西北后，这些家属和难民更猬集于西安市一隅，啼饥号寒的情况日甚一日，不仅地方当局无力无法无人来拯救，而所谓蒋介石中央也是熟视无睹置若罔闻，坐视老弱死于沟壕，少壮铤而走险，因为实际生活所迫，妇女流为明暗娼者有之，男子充当盗贼者也有之，稍有良心的人都发恻隐之意，蒋介石反有意识地利用东北人民这种穷困生活环境，来打击东北人民的抗日心理，削弱东北人民还乡的志气，使这些难民终日在饥寒交迫的环境中挣扎，无暇顾及收复可爱的家乡，令他们忘掉日本帝国主义杀戮亲人的仇恨，制造东北军民间的矛盾，瓦解东北军民间的团结。并利用他们的宣传机器在暗中有计划地向西北广大军民群众说：“东北是出土匪的地方，东北军民好于为非作歹，必须注意小心，免得扰乱地方。”因此东北军民到西北的初期，地方军民抱着忐忑不安的心理，恐怕喧宾夺主，对东北军民有些抵触情绪和反对心情，利用不租给东北军民住房以示抵抗。因而东北军各机关和家属需用的办公场所和私人住宅，均无处租赁。例如粮秣处仅住在东门外八仙巷三间破庙，军医处仅住在西大街城隍庙内二间破禅堂，张学良将军的卫队营住在东城门楼上，而随军家属和一部分难民均住在旅馆小店内，甚至蹲庙台睡在大街上。张学良将军目睹东北军官家属和难民食宿这种凄凉情况，为振奋东北军心，团结抗日力量，召集东北有关各部门和耆老宿将商讨解决办法，认为原在五味什字街的奉吉黑热冀五省会馆仅一间办公室，地方狭小不适于东北四省特殊情况的同乡会的要求，必须另找房所，因一时租不到房子，也无人敢于租给，才决定在金家巷张学良将军自买的地皮上新建会所。又因当前急需的除了会所外，最紧要的是东北军家属和难民住房问题，长期住在店内吃用花不起，一时又租不到房子，大家决定自建东北新村，张学良将军向杨虎城主任、邵力子主席说明原因，在西门外购拨官地皮一块，张学良将军付款，推高维岳、刘伟二乡长负责建设同乡会所和新村，建筑费用由东北军经费中支出一半，余一半由全军军官每月薪响下提成分期提供，于1936年4月间，东北同乡会会所建成，正式成立东北四省同乡会，并开始办公。由高维岳、刘伟任正副主任委员，任镇亚任秘书，做了全面登记调查工作，东北同乡才有个联系的中心地点，开展互助互勉互通有无的工作，因而进一步加强复土还乡抗日到底的决心。1936年六七月间，东北新村大部陆续落成，困难户开始逐次搬入，到10月中旬，共搬进约一百五十多户。当建筑伊始时，除技术工另行雇用外，一般小工都是东北难民充当，实行以工资赈的办法，因此速度快质量高，—气建成。住的问题得到部分解决，但衣食问题又随之而产生，乃组织家庭妇女给东北军拆洗棉军衣，男子给军队运送粮秣，按日计件付工资，以增加收入来维持暂时最低生活，抗日情绪也随着恢复和提高，逐渐增强了打回老家去的信心。“双十二”事变后张学良将军被押，东北军东调，耆老宿将和中上层人士转回平津，而遗留下来的东北难民好像无娘的孩子无人过问了，死活靠天由命，仅靠着东北救国会高崇民、车向忱、卢广绩等人各方呼吁支持，在西安市西梆子市街租了一栋小房，由张政枋捐给的五张床铺三张桌子，继续成立东北救国会，安排老弱的生活及壮年的工作，把青年知识分子介绍给陕北工学院学习，继续和西北军及红军保持联系，争取张学良将军早日恢复自由，率领东北健儿打回老家去，实现抗日救国的目的。
创办东北军官训练班提高认识 统一思想 增强抗日信心
自从九一八事变东北军根据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由东北撤关内，把全部东北家乡在几个星期内让日本帝国主义者尽数占领，等于拱手让给日本人一样，而几十万的东北军官兵流落在关内各地，蒋介石就利用东北军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机会，任意宰割作弄，进行一系列的反动宣传，使东北军官兵的思想意识上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因而有些混乱现象。特别是到陕西后，经过陕北几次败仗，在严重的损失情况下更为混乱和动摇，有些中上级军官认为我们不能收复失地打回东北老家去的惟一障碍是红军，必须拥护蒋介石消灭红军，才有复土还乡的可能性。另外，有些人认为红军是抗日力量，是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朋友，必须反蒋联共才有复土还乡的希望，这两种人各占半数，还有少数人则既不反蒋也不联共，主张采取中间路线两面手法，以观大局的变化，东风硬随东风，西风硬随西风，抱着观望投机的态度。
张学良将军针对这种复杂动摇的思想状况，决心举办少校以上的东北军官轮训班，每两个月为一期，每期三队，每队120人，班址设在西安市南郊“王曲镇”城隍庙里。张学良亲自出马和各学员同吃同住同学习，以便观察学员的思想动态情况而教育之，但事先必须有蒋介石的许可才能开办，又必须符合蒋的“安内攘外”、“真剿共假抗日”的反动政策才能批准。因此，张学良将军不得不采取两面手法来向蒋介石作斗争，就必须披着“安内攘外”反动政策的外衣，挂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拥蒋”的招牌向蒋介石请示，才得到蒋的许可开办起来。实际是进行“联共反蒋，团结西北军共同抗日”的思想教育，举办第四期时，因“双十二”事变而告终，东北军少校以上的军官经过训练班轮训后，绝大多数在“剿共”和抗日这两条路线的区别上，在敌友界线的划分上，谁是抗日的障碍，谁是抗日的力量，谁是真抗日，谁是假抗日等问题上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转变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观点，确定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立场。所以到“双十二”事变前夕，能和西北军、红军形成三位一体的概念，实现“双十二”事变，转变了中国历史的方向，这是东北军官训练班成立的内幕和结果，也是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的一部分，这些成就和共产党的正确路线是分不开的。
成立东北陆军讲武堂毕业生同学会 团结抗日力量
东北陆军讲武堂到九一八事变前夕共举办11期，共培养学员总数约一千一百名，包括辽、吉、黑、热四个省份，步、骑、炮、工、辎五个兵种，还有其他特种兵种，如飞机、坦克等，学员来自东北四省各地区各阶层，大部分在军队中服务，有的在警察和地方团队中服务，也有的是社会中各行各业的。因此在九一八事变后，大多数根据蒋介石不抵抗命令随军入关，一部分不听蒋介石的命令，留在东北坚决抗日保卫家乡，也有个别少数欲撤关内被日寇截击，不得不继续抵抗。这些留在东北的同学，因部队被打散后，改为义勇军，继续抗日，如李纯华、唐聚五等同学。其余的陆续逃到关内，找张学良将军请求安置，张学良将军到西北后，这一部分零散同学也随之找到西安，张学良将军为收容团结这一部分抗日力量，令张政枋、陈旭东负责成立讲武堂毕业生同学会，会址在端履门12号，收容团结这些由东北逃来的同学，安排他们的生活，加强他们的教育。一方面令他们把亲身经历的亲眼看到的日寇惨杀东北父老情况，向各地、各级同学和部队介绍讲演，鼓动东北军同仇敌忾的心理，另一方面向他们进行反蒋抗日、重整旗鼓复土还乡的教育。因为这些同学亲身受到日寇杀人放火三光政策的惨痛，千辛万苦跋山涉水由东北来到西北，流亡各地艰苦备尝，更深刻地体会到蒋介石对异己部队军官毒辣无情，对日本帝国主义都仇深似海，因此他们接受反蒋抗日复土还乡的教育比较深刻。例如第十期同学徐靖远(外号叫徐大头)，因到敌后搞义勇军并联络唐聚五同学，由陕西潼关风陵渡口过黄河被突发的洪水淹死。第九期同学华本清到华北联络吕正操同学，被日寇特务逮捕，关在同仁医院用药毒死。蒋介石欲借日本帝国主义的毒手来消灭东北军和离散的讲武堂同学，张学良将军要团结救济讲武堂同学，加强抗日力量，前后共收容五百多名，大部分分到东北军各部队按原级原薪安排，一部分送洛阳军官大队(东北军办的)受训，一部分派到华北、东北各地继续做地下工作和义勇军工作。“双十二”事变后张学良将军被押，东北军东凋，而讲武堂毕业生同学会也无形中告终，但绝大多数同学们参加了义勇军和革命队伍。
加强部队政治思想教育 使部队走向抗日救国光明大道
蒋介石“安内攘外”真内战假抗日的反动军事教育，混淆东北军复土还乡的思想观念，模糊了抗日救国的政治路线，因此东北军的官兵在政治上迷失了方向，在思想上丧失了灵魂。张学良将军为纠正转变这些官兵的错误思想和错误方向，除在王曲训练班轮训教育少校以上军官外，更特别注意部队里士兵的思想教育，因而在“双十二”前夕，吸收了三百多名进步知识青年在东城门楼上集训约两个来月，以陈再厉为政治科长，康宏泰为军事科长，由孙铭九领导训练。教育中心内容是“反蒋联共”“抗日救国”“复土还乡打回老家去。”又把这些训练成熟的政治指导干部分配到各部队去作政治思想工作，这批政治思想纯洁的青年知识分子到部队后，和在王曲训练班受训回来的军官互相配合，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因此对士兵思想教育取得了成就，澄清了过去一些混乱思想，进一步认清敌友界线，使部队走向抗日救国的光明大道。
在这些新兴的政治干部未到部队以前，东北军中早有一些特工干部归陈旭新领导，进行调查监督工作，专调查部队中各级干部贪污违法行为以定升降去留。例如一一五师师长熊正平(原名熊飞)，把给全师士兵买水壶和干粮袋的经费拿到家去，在西安市崇廉路西段盖一片大瓦房，因此撤掉了师长职务。因为张学良将军到西北后推行“一禁”“二联”“三不”政策，调查各部队特别是中上级干部是否贯彻执行，故令陈旭新秘密派人到各部队进行调查，以防贪污腐化风气侵袭东北军中，这是励精图治，鼓舞士气，振奋人心，加强抗日力量的有效措施。但在张学良将军被押，东北军被改编后，因各部队高级将领反对这种措施，而陈旭新也叛变了张学良将军的意图，加入了蒋介石军统特务行列中，进行出卖家乡出卖东北军出卖革命的勾当。
组织抗日先锋队和抗日同志会作为抗日的核心力量
张学良将军为加强抗日力量，早日实现复土还乡打回老家去的神圣任务，把自己的卫队营在“双十二”事变前夕吸收一部分进步青年扩大为团，在这个基础上又扩大为抗日先锋队，由卫队团团长孙铭九任队长，何镜华为副队长，赵龙韬为参谋长，孙巨魁、郑树功、关恩钟、邹邑贤等人为各处处长。第一团团长乌庆霖(蒙古族)、第二团团长贾陶，李珍、王永适为团附，在东城门楼上受过政治训练的青年知识分子充当政治指导员，这是生机勃勃斗志昂扬新型的一支抗日的生力军。张学良将军被押后，孙铭九又犯错误离开了队伍，把这支有生命力的抗日军队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以后公推军法处处长邹邑贤到粮秣处，要求我来领导这支抗日先锋队。经总部参谋长董英斌的许可改为一一○师正规队号(该师原属六十七军，因甘泉战役师长何立中阵亡，队号取消)，令张政枋当师长，于1937年4月间由陕西省咸阳站登车，开到平汉路宿县站下车，到安徽省蒙城县驻防。6月间蒋介石召集东北军师长以上官长讲话，在开封开改编会议(未叫我参加)，把一一○师并归于学忠部队内，把我编为一一八师副师长(师长周光烈，于的嫡系)。于并吓唬我说，你要不干，把你送到蒋委员长那儿去，因蒋委员长指名要你，被我保下来的。我硬着头皮始终未就职，由上海转道去西安见林老(伯渠)，持介绍信到太原见周恩来，参加游击战术的学习，后到第十八集团军第一游击纵队任副司令员(司令员张廷枢)。乌庆霖、贾陶两团长编为副旅长，赵龙韬为旅部参谋长，其余部队以连为单位，插入于学忠部队内。
抗日同志会是张学良将军为扩大抗日力量，树立抗日核心，是第四处处长卢广绩组织起来的，吸收反蒋抗日最坚决的军政人员和青年知识分子，作为抗日核心组织，由二位同志介绍就可入会，入会仪式高举右手当面宣誓，誓词大意是：
1．拥护张学良将军复土还乡打回老家去；
2．反蒋联共抗日救国；
3．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对外。
当时入会的约二百来人，例如第四处处长卢广绩、粮秣处处长张政枋、辎重总队队长唐述吉、工兵团团长杜维纲、炮兵团团长刘允钢、卫队团团长孙铭九、参谋处科长邓玉琢、秘书科科长应德田等。张学良将军被押后，抗日同志会也随之而散。
东北军到西北的部队番号
东北军约估2／3都调到西北来，蒋介石的阴谋是借西北军和红军之手一网打尽东北军，而张学良将军欲借机把东北军集结起来，准备转道陕北、晋、绥、察、热复土还乡打回老家去，这是两种不同思想的斗争，也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其部队番号如下：
于学忠所部的五十一军三个步兵师
一一四师牟中珩(于嫡)，一一八师周光烈(于嫡)，一一三师李振唐(张嫡)
王以哲所部的六十七军五个步兵师
一○七师刘翰东(王嫡)，一一七师吴克仁(张嫡)，一一○师何立中(张嫡)，一一六师缪澂流(张嫡)，一三○师周福成(万嫡)
董英斌所部的五十七军五个步兵师
一一一师常恩多(张嫡)，一○九师牛元峰(张嫡)，一一五师张廉夫(张嫡)，一○八师姜志仁(张嫡)，一○六师沈克(外系)
何柱国所部的骑兵第二军三个骑兵师
第四师徐梁(张嫡)，第六师白凤翔(张嫡)，第十师檀自新(外系)
张学良将军直接指挥的部队
一○五师刘多荃(步兵三个旅)
一一二师张廷枢(张作相的儿子)
骑兵郭希鹏部，炮兵第六团刘允纲部，工兵团杜维纲部，辎重总部唐述吉部
以上我所写的张学良将军到西北后针对蒋介石反动派“一箭三雕”的阴谋政策而作出的一些政治措施，仅是个轮廓，其中有许多不详不尽甚至有错误的地方，请核稿同志多加指正以求真实为荷。
(1963年1月)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军西北“剿总”总司令部粮秣处处长。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