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中共同杨虎城将军谈判的一些情况
汪锋
手里有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批材料，是由甘肃省委组织部转给我的。其中王菊人先生的一份材料中，这里只有一个情节需要更正，就是我与王菊人先生的谈话多次都是在菊人先生的客厅里，即南柳巷16号，而不全是在张依中先生的府学巷公馆里。这也许是菊人先生的记忆有误，也许是为了提供一个第三者证人而不愿说在自己的家中谈的，以说明材料的客观性。其余的情况全部是真实可靠的。现在把这个材料发表出来，一方面是提供一点历史情况细节，这对研究当时的历史会有裨益，更重要的是以此来纪念这位与党长期合作共事的老朋友，并证明王菊人先生为人正直的优良品质。
下面是王菊人先生签名盖章的谈话记录：
我从1933年秋冬由日本回西安后任杨虎城先生办公厅秘书，直到1936年“双十二”事变为止。
1935年冬，中共中央派汪锋来西安和杨虎城谈判，带着三封信(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的)，路经长武被杨虎城先生的长武县民团查获，由党伯弧县长派人押送西安(实为护送，因汪锋同党伯弧1927年就相识)交杨虎城军法处，由张依中(1927年末至1928年初，渭华暴动张任许权中副官，汪从那时起同他相识)报告杨虎城。杨同汪锋谈了两次(实为三次，都在新城大楼西侧杨的办公厅——汪注)，我没在场。(事后)杨虎城给我讲，解决了三个问题：(1)在抗战的前提下愿意建立双方的合作关系。(2)张汉民被杀，杨虎城原想不通，杨有敢不敢和共产党合作的顾虑，经汪锋解释，消除了顾虑。(3)红四方面军在汉中和十七路军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协议，但红四方面军包围过汉中，杨怀疑这是为什么?汪锋也将此事解释清楚了。杨虎城对我说这两件事都是出于误会。
后来，杨虎城叫我同汪锋再谈一下，问汪锋还有什么意见和要求。我即在张依中家约汪锋谈话。我记得汪锋提出以下问题：(1)在西安设立招待所，护送来往西安的红军干部；(2)开辟交通线，同杨虎城建立联系；(3)十七路军要向红军经常供给军事情报；(4)为红军输送物资。我将这些问题向杨虎城汇报后，杨虎城都答应，并提出要求陕北派代表常住西安。我第二次和汪锋仍在张依中家谈，回答了上述问题，提出了派代表问题。当时我和汪锋一致同意，但没有商量具体实施办法，汪锋就走了。我和汪锋的两次谈话，都在张依中家，只有我们两人，张在门外关照，防止外人进入，时间都在白天，都是汪锋先到张家等候。
据我知道，汪锋一直住在军法处，因我听杨虎城说他让张依中保护汪锋，一则方便，二则以免发生意外。
汪锋在西安，约一个月时间，我只知道和杜斌丞接触过。这是杜告诉我的。至于汪锋怎样从长武来的，怎样离开的，和杨虎城谈话的详情，我就不知道了。
我和汪锋谈话除上述内容外，汪锋再未谈过什么。
当时的看守所所长是李介人，长安人，(现在)不知下落。
庞志杰当时是军法处军法官，现在可能在中(央)公(安)部。
张依中早在1936年被冯钦哉活埋了。
我记得汪锋当时穿的一身便衣(棉衣、棉裤)。
陕西省西安市东木头市11号
1970年 3月24日
王菊人先生在材料中提到，杨虎城将军在谈判中，提出的问题和我的答复，但没有具体说明，不易看清。现把我1942年整理的《回忆争取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一段谈判经过》中关于这个问题的一段，摘录于后：
“一天晚上，张依中来说，杨先生约我谈话。张令人开来一辆小车。送我到新城。杨虎城先生在新城大楼门口等我，将我接入西客厅。我向杨先生问了个好，说明来意，谈了形势和红军联合抗日的事情。没有等我说完，杨先生就提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十七路军许多人认为红军不讲信用，他说，当我部孙蔚如驻防汉中的时候，曾一度和红四方面军有过来往。但是红四方面军，无故地攻击汉中地区，我部许多人迄今还有不满情绪。
第二个问题是：十七路军独立旅旅长张汉民，中央(指国民党)一再指责我说，张是共产党员，陈立夫对我也亲自谈过。我认为张有魄力、能干，没有理他们的指责。但是红军二十五军徐海东部在柞水九间房设伏袭击并把张杀害，这是我们很不满的。
第三个问题是：你们红军主力北上抗日，主张联合一切抗日部队，这个主张很好，但是如何帮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呢?
我对这些问题作了详细的回答，我说，贵部孙蔚如先生同我红四方面军有来往，我们是知道的。贵部派的张含辉先生，到过通、南、巴苏区，我红四方面军，保证了安全，取得了谅解，而且贵我两军在两年中，没有大的摩擦，孙部得以安驻汉中，兵员有了很大发展，说明红四方面军是信守了协议的。后来国民党中央第一师胡宗南部，依靠天水地区积极向南扩张，势力伸张四川西部，不仅我军侧面受到威胁，同时孙部也受到威胁，而孙部对胡宗南部不加抗拒，任其发展，特别是当中央红军到达川西时胡部已伸入到嘉陵江西岸一带，阻碍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为了顺利地同中央红军到川西会师，必须安全地渡过嘉陵江，要安全渡江，必须设法调离沿江驻守的胡宗南军队。所以才决定采取声东击西的方法。明攻汉中，威胁天水(胡军后方)，调动胡军返回天水，胡部果然以为我军攻打汉中、天水，撤回了川西部队，集中天水防我进攻，给我红四方面军回师西进的良好时机，安全的暗渡嘉陵江，完成了与中央红军会师的任务。这种军事行动，说清楚了，先生是会谅解的。杨先生知道，汉中是个盆地，红四方面军如果决心消灭孙部，就可以依靠川北苏区，三路出击，东路依万源城口进攻镇巴、西乡；中路依通、南、巴翻越巴山进攻南郑；西路依广元进攻宁羌(编者按：今宁强)、沔县(编者按：今勉县)。东、南、西合围，南郑汉中地区腹背受攻，不是更容易得手吗?何必单从西路一线进攻呢?这点也正充分说明了我军攻击汉中地区只是为了调动胡匪军之手段，并不是以歼灭孙部为目的。
红军二十五军，从鄂、豫、皖突围后，长期行动得不到补充和休整，当然有一定困难的。该部到达陕豫边区后，是准备趁机休整的，可是贵部柳彦彪旅，天天尾追，逼得红二十五军不得不自卫，山阳一战该旅溃败，而贵部独立旅张汉民部又接踵而至，并且张部尾随比柳旅更为接近，张虽派秘密党员马子超、张明远和红二十五军联络，但红二十五军的不相信，误认该部再寻机攻击，遂于柞水之九间房接火战斗。在战斗中，张旅长被虏。由于红二十五军自从突围后，和上级失掉联络，不了解张汉民同志的情况所以被误杀了，这首先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沉痛损失，因为张汉民确是我党党员，他1924年到陕北安边参加杨虎城将军的部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现在我党中央已追认张汉民同志为革命烈士。这个事件，对于十七路军说来，当然也是一个沉痛损失，但却可以用来作为同国民党进行斗争的有力材料。以为十七路军并没有什么共产党，打消蒋介石削弱十七路的借口。
至于红军的态度，我党在“八一宣言”中，有明确说明，毛主席给杨先生也写了信，想必杨先生是清楚的。今后贵我双方如果不相互攻击，就会互不伤害，这对十七路军之发展壮大，对抗日救国事业都是极为有利的。我认为东北军、西北军都是抗日的，这些军队的扩大就是抗日救国力量之发展，也就是蒋介石卖国势力的削弱，所以我们只有帮助成长，防止损失，这就是我们对东北军、西北军的明确态度。”
(1980年) *作者西安事变前曾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军特派员等职。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