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安事变前后部分参考材料
王菊人
1931年2月后，我任十七路军总指挥部少校秘书。同年内任总指挥部办公厅中校机要科长。1933年春，我去日本上学，秋间杨虎城命令回国。任总指挥部中校秘书。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兼任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副处长。西安事变解决后，1937年4月间，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撤销，我即闲住西安。
1935年12月间，汪锋带着毛主席给杨虎城、杜斌丞的信各一封，路经长武县时为民团破获，县长党伯弧派兵名为押解，实为护送到十七路军军法处，处长张依中介绍与杨虎城谈话两次。杨虎城将毛主席的信交我，主要内容为：中国共产党，不论任何团体、任何派别、任何武装部队、任何个人，只要愿意抗日反蒋，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并概括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杨虎城合作。给杜斌丞的信，内容大体相同，需求杜斌丞赞助协作(此事已经34年之久，记忆有错误之处，由我负责)。杨虎城又派我与汪锋谈了两次(在西安三学街张依中家)，关于双方合作共同抗日反蒋问题。杨虎城在毛主席抗日主张的感召下，取得原则上一致意见，双方交谈约经两周时间，汪锋离去，再未见面，这事便搁置了一段时间。
1936年春，蒋介石以30万军队“围剿”陕北计划已决定，当时杨虎城与红军具体合作办法，须与党中央商量。为了保密可靠，须请地下党去陕北请示，可是杨虎城与当时陕西地下党无关系，乃派崔孟博到天津托南汉宸联系地下党去陕北。经一周时间，崔孟博同王尧英、梁明德回到西安，即回到我家(西安与柳巷二号)介绍与我见面后，约至第三日起身去韩城县与杨虎城见面。根据王尧英的意见，为陕北买了些干电池、文具等物，共装四个皮箱。第三日由我家乘汽车起身(除我和王尧英、梁明德外，带武装士兵四名)，当天因雨住合阳县，次日上午到韩城县见了杨虎城。他们谈话时，我不在座，谈的内容不详。在韩城住了一日，第三天为王尧英、梁明德雇驮骡经宜川县进入苏区，我以密电通知宜川县驻军杨虎城部四十二师武勉云旅长护送，这时间在1936年春末。过了一个多月，王尧英到我家找我(王尧英怎样出苏区，他未告诉我)，我立即同他去九府街止园见杨虎城，他们谈话，我不在座，不知其详。谈后，我送王尧英出杨宅，我告诉他：对他的保护和招待，都交崔孟博负责。王尧英说，我在西安很熟，你不必操心。从此，我并末见王尧英的面。杨虎城告诉我：中共中央将派张文彬为代表，令我负责接洽。
1936年夏，张文彬即来我家找我，谈一些合作方面的具体事情。有些问题在西安事变前和张文彬需要解决的：(1)交通线三条。阎揆要的特务第二团在淳化、永寿县防区；十七师四十九旅王劲哉洛川县防区；四十二师武勉云旅宜川县防区；(2)招待护送出入苏区的人。以阎揆要团西安留守处名义设招待所(在西安四府街)，由副官原润泉负责；(3)输运物资。由原润泉负责，我不了解具体情形；(4)电报通讯。当时商定，由陕北派报务、译电人员，西安方面负责通讯设备，当时买到德国造新式无线电机三架。至西安事变时，陕北未派人来，不能通讯，这三个电机，于西安事变时，由宋文梅送给红军；(5)提供蒋军军事情报。因电讯未通，只能面告张文彬；(6)前线停战问题。事实上，双方从1936年夏天起，已无形停战。有时以小规模作战态势，对蒋军起一些烟幕作用。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应张学良、杨虎城电请，由周恩来率代表团于17日到西安。杨虎城征得代表团同意，任张文彬为十七路总指挥部政治处秘书主任，负责部分的抗日宣传工作。该处处长由交际处处长申伯纯兼任，副处长由我兼任。秘书主任下设三个科：总务科长姓名今已记不起，组织科长崔崇原、宣传科长江隆基，我于1937年二三月间去北平，照料杨虎城家属，张文彬以后情形，我便不了解。
(1970年11月)
*作者时为杨虎城部办公厅秘书兼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副处长。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